从警署被捕到612占领，一个“伞后一代”抗争者的四个夜晚

一个黑衫男生，遮住面，捡起一块砖头，对著一群人喊：“刚有大好机会，两年前是这样，两年后又是这样，你看看你们，反省一下吧。”砖头被他扔在地上，碎成几块。没有人回应这个男生，但大家知道，他在指责大家面对警察时没有更加勇武。

人群中，Daniel （化名）有些不满，他小声对朋友说：“从来未试过冲击，第一次来，都去到这个位，难道不是应该颁奖状了吗？”

这一幕发生在6月10日凌晨1时，刚刚过去的白天，Daniel参加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百万人游行。龙尾走到立法会大楼时，政府宣布提交草案恢复二读的时间不变，一群年轻人被激怒了，在立法会停车场静坐。警察开始清场后，更多的人加入了冲击立法会的队伍，Daniel也在冲击的人群中。警察一路追赶他们来到旧湾仔警署门前，300多个年轻人被围困到天光时分。

就在旧湾仔警署的门前，我认识了Daniel，他今年22岁，大学尚未毕业，说话时温柔而有礼貌。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们多次见面。我们都没想到，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的情势一日一变，自称“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Daniel 在13天之内亲身经历了许多“惊奇”时刻——在香港地铁站外躲避警察，占领政府总部附近的主干道，警察开枪清场，朋友被捕，200万人上街游行，包围警察总部......

他习惯了整日戴著口罩，“就算你不打算作激烈行为 也要避免被秋后算帐 ”。

在短短时间内，示威者经历高低潮，政府也由强硬到道歉，我们前一日的谈话内容，会在后一天的现实中遭受考验。就在这样急遽变幻的现实中，Daniel和我回忆雨伞运动对他个人生命经验的改变，分析华人社会对暴力的接受程度，他对香港人的乐观和期望，以及，每一个示威者都要回答的问题：“警察是我们的敌人吗？”

第一夜：游行、静坐、冲击、被捕

Daniel说，6月10日凌晨，香港金钟，他第一次有“逃亡”的感觉。从上空鸟瞰，Daniel混迹在一群白衫年轻人中，几千人在告士打道上疾走，身后是一队又一队的速龙小队，手持警棍和长盾在追赶他们。

“不想就这样散了。”Daniel心有不甘。6月9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百万人游行到尾声的时候，政府发出回应，修例草案将会如期，在6月12日恢复二读。强硬的态度激怒了Daniel：“你大可以无反应，大可以明天再回应。我们留下来是希望向政府表达我们的怒气。”

他认为留守不散，是保持“香港人尊严”一种方式。

当夜，在添美道和立法会停车场内，都有数百名抗议人士在静坐，Daniel观察，大部分人都是中学生和大学生。

12时之后，警方出动“速龙小队”，从内向外推进，强行清理立法会停车场。Daniel和同伴本来在立法会门前观望，看状立即随著人群一起前冲，支援场内人士。

警方围起的铁马被推倒，人群往立法会停车场内涌进，警察从不同方向冲过来，挥舞警棍驱赶示威者。警力不断加码，示威者最终被警察驱赶到立法会道上。

在立法会道，示威者搬来铁马和“速龙小队”进行拉锯，但节节败退，一群人被赶到添美道，Daniel和另一群人则被赶到龙和道，此后和速龙小队开始了两小时的逃亡与追击，直到最后，在告士打道旧湾仔警署被成功围堵。

“其实我们一直是‘和理非’的一帮人，但这次希望 go as far as you can（尽己所能）。”Daniel说，“我知道没结果的。”他说这一天，自己没有心存奢望，百万港人游行都换不来政府的犹豫，剩下数千人和警察追逐，也不会换来任何好结果。他只不过不甘心就这样结束。

在告士打道上，有司机特地买了一箱水抛给他们，有路过的小巴司机停下车，打开车门向他们呼喊“加油”。Daniel觉得，过往并不喜欢年轻人“搞政治”的大人们在这次运动也开始提供支援，这让他很感动。

在旧湾仔警署门前，被警察包围而坐在人行道上时，Daniel看见身旁坐著一个女生，戴著口罩，双手抱著腿，埋著头，整个人逐渐蜷缩成一团。后来回想起这一幕，Daniel很感慨：“我当时很想告诉她，你不丢人，你只是比其他人勇敢。”

第一夜，数千人的游击式抗争在午夜3时，以300多人被围捕、所有人被登记信息和拍照、后当场释放而收场。

第二夜：“被时代选中的细路”

在被追捕的第二天，6月10日夜晚，Daniel对我说，从游行到冲击，到被围捕，其实是全无准备的一件事情。

“我们想著把铁马筑成三角形，但在场没有人会。”Daniel 自嘲，后来被警方描述为“暴徒”的这帮人，其实只是一帮菜鸟。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Daniel还是中学生，在占领现场帮忙派送物资，5年后，跟他一起在马路上和速龙小队对抗的同伴，很多也还只是中学生，连雨伞运动都不曾经历过。

不过，当晚以为自己会被带回警局，Daniel的心情却比自己想像的要平静。他传信息把事态告诉朋友，请他们帮忙联络律师。唯一忐忑的是家人的反应，家人对政治十分避忌，他从来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参与，这次如果被捕，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家庭危机，“但也没办法了”。

这一刻似乎迟早是要来的。Daniel说：“自己的个人生命历程，跟社会的命运紧紧扣连在一起。”

雨伞运动发生时香港流传著一种论述——这是一帮“被时代选中的细路”。当时Daniel17岁，正深陷于意义命题的思索，他觉得没有东西是有意义的，人生十分虚无。雨伞运动对他来说是人生第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

2014年9月28日，戴耀廷宣布“和平占中”正式启动，Daniel也在占领的人群之中。那天黄昏，他派完物资，爬到高处休息，看著雨伞运动第一颗催泪弹在眼前爆炸。“所有疑虑都扫走了，高墙和鸡蛋的感觉，你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时代。”

雨伞失败之后，Daniel一直处于内疚之中，他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多。“无力感”是谈话过程中Daniel反复提及的词，雨伞期间在占领地听过岭南大学教授许宝强的课程，受他启发，他在伞后选择攻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尝试以分析性的语言——譬如“后雨伞时代”——去理解同时代的年轻人和自己。

“经历过雨伞运动的大学生，可能是无力感最强的一群人。”Daniel回忆雨伞让他看到香港美好的一面，“（当时）觉得整个社会都会改变，在占领区你有一种乌托邦的感受，不认识的人互相之间都愿意为你付出、会关心你，大家会搭自修室给当年要考试的学生温书，提供食物给他们。是很美丽的一段时间。”

Daniel分析，而当改变社会的美好愿景破灭时，还要面对投身社会的压力，大学生就成了香港无力感最强的一个群体。

五年之后，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以声势浩大的人群、百花齐放的运动，慢慢驱散了这种无力感。雨伞运动的时候，Daniel没有在前线冲击，这次偶然地站到前面，让他感受到反抗绝望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种反抗不仅仅是面向外在世界的，也是一个向内索求的过程。

“经历集体的事情，其实是发现自己的过程，并不是只有一个集体意义，其实这个过程可以见到自己是什么样，见到自己的内容，自己的忧虑、自私、顾虑。”Daniel说，“个人的觉悟、反省，会汇集成历史河流中的一片记忆。”

在那一刻，Daniel看不清历史会走向何方，不过他充满信心，觉得有很多事情想做。“如果是一个有组织的社运，产生的威力会很大，会有希望做很多事情。”当时他觉得，抗争的手段、创意都还远远没有爆发出来。他当时在计划做一个程序，能够让无人机在空中识别警察的制服，这样在游行过程就可以监测警察的人数和动向。

第二夜，在Daniel对未来的乐观中结束。

第三夜：占领前夜，焦虑和绝望的守夜人

第二次“逃亡”是6月11日下午，第二天，修例草案就要提交立法会恢复二读。

Daniel做完兼职，和朋友前往旺角。他感觉到，全城都有如紧绷著的一根弦，人人知道山雨欲来，但会发生什么，在哪个时间点爆发，无人知晓。近千间香港店舖宣布次日罢市，7间大专学院学生会和100多间中学均有学生发起罢课，“去政总野餐”等罢工号召也在网络上引起连环响应。

“金钟站有黑警查身分证。”“太子站也有。”反修例Telegram群组不断跳出关于警察侦查信息。群组有上万成员，信息由不同的陌生人发布，却很少有虚假消息，一旦出现即刻会被其他知情人士辟谣。

收到消息的时候，Daniel和朋友在旺角一带采购“可能会用上”的物资：眼罩、劳保手套、保鲜纸、生理盐水——应对辣椒水和催泪弹；头盔、护膝——应对警棍、橡胶子弹。这些物资在第二天都如数用上。警察在搜查“可疑人士”，学生则躲著他们在采购“战备物资”，在Daniel的认知中，这一幕像是发生在1967年的香港。

“即便被起诉，入狱几个月，我都不后悔，不觉得是很大代价。”经过6月9日晚上的冲击立法会一役，Daniel已经做好了再次冲击的心理准备。

警察没有给他们留机会。6月11日晚上，Daniel带著物资去到添美道，警察已经排成人墙把立法会大楼围住，人墙之外还架了一圈铁马，戒备森严。添美道、中信天桥和添马公园，有大批或坐或躺的年轻人，肢体放松、神情严肃。有十来个基督教徒，对著警察不断高唱圣歌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Daniel一夜未眠，4点多，快到天光时分，他看见立法会大楼外驻守的警察开始换班，情绪紧绷到极点，因为“雨伞的时候添马也被清场了”。社会记忆带来的情感体验不仅没有因为时间冲淡，反而在关键时刻加深了负面情绪。

如果你6月12日早上10点从金钟站出来，看见立法会和政府总部周围的道路尽数被占领，或许能清楚感受到人山人海中飘散的乐观。

如果你6月16日，参加200万人的黑衣游行走到金钟，由于人数空前，且特首前一天已经在记者会宣布“暂缓修例”，在人群的愤怒和哀伤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坚定的自信——许多市民终于“赢”回一次。

不过把时间拉回6月12日的清晨，在添马公园聚集的人群，更多的情绪是焦虑和绝望。雨伞运动“失败”之后，没有人自信凭借游行、集会就能迫使政府让步。Daniel后来对我说，他当天认为，《逃犯条例》修订在6月12日就会通过二读了，“Last Fight（最后的战斗）是不会赢的。”

清晨6时多，Daniel在人群中，他们最早是占领了添华道。

“这绝非偶然，是‘大台’看到情况觉得可以，到了时机，把人从添马公园往添华道上引导。”6月12日的占领，被普遍认为是无大台的，Daniel同意没有中心化的组织在领导运动，“但是有很多自发的Telegram群组在传递消息”，其中人数最多的群组，被他成为“大台”。

他形容这是一场“数码革命”，有数万成员的Telegram群组作为总台，之下又有研究战术的“战术群组”，有统筹物资的“物资群组”，有负责侦查的“哨兵群组”，还有按区域分、按大学分的群组。

这些自发建成的群组互相之间并无从属关系，却在运动中维系起独立的抗争者，让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占领得以发生。

“无力感驱散了很多，释怀很多。朋友当时在夏壳道，他两行泪流下来，心结大开。雨伞清场的时候我们说we will be back，这次真的back了。雨伞是一次学习，这次展示了我们的灵活性，即场应变的能力。”

当天下午约3时40分过后，警察开始用催泪弹、布袋弹和橡胶子弹攻击占领人群。Daniel说，他当时不在场。更早的时候，他看见现场一片和平，放心之下便决定回家补眠。在回去的地铁上，一个阿姨看见Daniel困得不成样子，把座位让给他：“后生仔，辛苦你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8时，Daniel说，他被变故之迅速惊吓到了。因为手机没电，朋友找不到他，以为他被警察抓了，打了很多个电话到警察局问人。

他的一个朋友在占领现场做急救工作，被警察的催泪弹和布袋弹打中。大学同一专业的同学则受伤在医院就医，因为告诉了医生自己在金钟受伤，随后被警察在医院逮捕。

“这很无耻，是香港警察的丑闻，而我朋友是丑闻的受害者。”Daniel为香港警察的暴力感到震惊，他承认自己前两日对香港警察的一些看法过于乐观了。

回想起来，11日的夜晚无比漫长，或根本没有结束。Daniel和其他年轻人，在添马公园守夜，直到天亮后占领金钟，再遭遇警察的暴力清场，运动就这样进到高潮时刻，并延绵至今日。

第四夜：警察是敌人吗？

关于香港警察，Daniel和我谈过两次。第一次是6月10日晚上，他被警察在告士打道上追捕过后的夜晚。

坐在吿士打道人行道上的时候，Daniel偷偷拿手机拍围著他们的警察。“要记住警察不是你的敌人。”他告诉我，尽管当晚被警察围困住，但是有一个警察温声叫他坐下休息，另一个警察则劝住了一个面露凶相的同事。

比起雨伞运动，他认为6月9日晚上到6月10日凌晨他遇到的警察，“虽然更凶，但实则没有杀气”。

Daniel当时觉得，香港仍然处在一种“警察是黑警、是狗”的阴霾之中，一种互相的仇恨之中。他期待香港有一天会有一种默契：“抗争犹如人民做给统治者的一场Show（演出）。你挥动警棍，我知道你不会搏我，我扔东西，其实你知道我不是扔你。抗争者和警察有个默契，大家知道尺度在哪。”

两天之后，这一畅想被警棍和催泪弹打破。

我们第二次谈论香港警察是6月18日。前一天，香港警务处长卢伟聪表示大部分人示威者是和平示威，但他们拘捕的5个人与暴动罪有关。而在更早之前，卢伟聪将612冲击定性为“暴动”，并公布在6月12日当天，警察使用了150颗催泪弹、数发橡胶子弹，20枚布袋弹。

5个人暴动与150颗催泪弹的对比实在太过荒诞，指责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批评一日比一日增多，不少抗争者和传媒用图片和视频还原警察当日围殴无还手之力的路人，攻击记者，左右发射催泪弹夹攻人群以致人群在中信大厦附近无处可逃等“恶行”。

“我都深切反省。”Daniel说，6月9日的时候，警察只是轰走他们，但没有袭击。而在他看来，6月12日那天，警察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他的反省走得更深：“警队内部对警员的身体、思想控制得很紧，在不断强化他们对示威者的仇恨。”Daniel以流传甚广的“自由西”（在一个视频片段里，警员隔著商场玻璃向示威者咆哮：“出来啦，自由西！”）为例，他认为这种仇恨的灌输是成系统的，去到有一个语言去命名（name）示威者的地步，意味著背后有一个脉络（context），在脉络中示威者是这样的一个符号（symbol），“已经培养起整个仇恨的论述。”

比起上一次对警察的观感，Daniel承认，不能忽略警察显示出来的仇恨情绪，但要做的仍然不是去把他们当成敌人，而是去化解，“始终都需要化解”。感性上，Daniel承认他亦无法原谅开枪的警察，但是理性上，他说如果相互仇恨，受伤的始终是市民。他认为可以从人权的角度帮助警察立法，保障警员个人能够在关键时刻遵守自己的意志，“从结构上瓦解他们仇恨的形成”。

“现在警察的声音是虚假的主流，”Daniel说，他认识一个“黄丝”警察，很同情抗争者，却无法发声。他相信只要把警察的个人意志“从法律上、规则上、整体行动上分离”，总会有警察在接到开枪命令的时候选择除下装备。

权力归花儿（Flower power），Daniel自述很认同艾伦·金斯堡的说法，唯一的武器是和理非和幽默。此时是6月18日的傍晚，两百万人游行之后，特首林郑月娥正式向市民道歉，虽然对于市民要求撤回修例、取消暴动定性等五大要求，林郑月娥一概没有回应，但身心疲惫但Daniel 仍然在这天晚上感觉到小胜一步，心情轻松。

要勇武抗争吗？要戴耀廷还是马尔科姆·X？

Daniel 不能忘记我们开头提到的把砖头扔在地上的黑衫男生。

黑衫男生所说的“两年前”，指的是2016年农历新年的“旺角骚乱”，当时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后来梁天琦、卢健民等多人因暴动罪被判监禁，后者被判七年，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暴动罪最重的判刑。而香港抗争者内部同时亦因理念不同、撕裂严重。

“他的意思是，你们走到这里，有这么多我们当年没有的资源，又经历过当时的失败，难道不应该更加去提升冲击的力度？”Daniel认为黑衫男生太过苛责，“我同我朋友说，从来未试过冲击，第一次来，都去到这个位，难道不是应该颁奖状了吗？”

但是同时，Daniel也在反思华人社会长期以来对暴力的恐惧、避忌。他向我讲述对欧美国家社会运动的理解：愤怒的人可以非常愤怒，可以燃烧汽油弹，然后他们的公民社会是接受他们的愤怒的。而如果同一个行动搬到香港，可能很多人不会认同。

“无论是五四还是六四，那些人做的是绝食运动、自焚、以牺牲自己为己任，用甘地式的精神去感动其他人。但我觉得，戴耀廷这样和平的人有，勇武的人也要有。”Daniel认为，马丁·路德·金要有，马尔科姆·X（Malcolm X）也要有，前者倡导非暴力抗争，而后者是激进且暴力的，二人在民运时期合作，“里应外合，非常成功”。

“只要不忘记目的和动机，necessary evil（必要的恶）是可以接受的。”他觉得有一天，只要勇武的运动成功过一次，带来好结果，功利和现实的香港人是可以接受这种东西的。

6月18日，我们再度谈论“勇武抗争”的问题。Daniel承认自己从这次运动中学习到很多，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之前我觉得‘和理非’在那个时刻是没有跟勇武的人接轨的。”Daniel说，6月12日的占领是他想要见到的场面，和理非的人要支持勇武的人，要成为他们的后盾。

让Daniel感到惊喜的是“耶青”（耶稣青年，指称有虔诚基督教信仰的青年）的行动。在他看来，以往牧师和教徒群体在社会运动中大体都是“蓝丝”，而这次在整个占领行动中，教徒却冲得很前，有牧师和教徒挡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唱圣歌，实际上保护了示威者。

“兄弟爬山，各自修行”，香港社运群体中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另有一句是“各有各做”。Daniel进一步阐释他对暴力的看法：“我们尊重会用激进暴力的人，我们不会否定你的努力。但是在单个场景下，如果你掟砖会让形势更糟糕，你会被其他人按住。”在6月12日的占领中，我的确看到很多想要激怒警察的人被身边的人劝住，但示威者之中，互相的指责和谩骂却几乎没有出现。

“香港未必需要去到马尔科姆·X的地步。”Daniel觉得，香港的社运经验可以在国际上成为重要的参照。

尾声：关于死亡

我们最后谈论的，是6月15日身著黄雨衣在太古广场堕楼身亡的梁凌杰。

Daniel几次欲言又止。“不值得这样做。”他想表达对生命逝去的惋惜，和对一个罔顾民意的政府的鄙夷，可是说“不值得”，又似乎否定了梁凌杰的意志和努力。

“抽离来看，（死亡）使得整个运动进入了再深一层的道德觉醒，感召力很强。”第二天，200万人的游行队伍里，不少人带著鲜花、白丝带或纸鹤前来悼念。

但是如果说值得，Daniel想起梁先生的家人：“他的家人会有一个创伤需要去治疗。”他不希望引发连锁性的自杀行为。

“大家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记住他，但不要再讲太多。”Daniel自己深受感动，“政权给你的最大恐惧是杀你，连这个都克服了，你就无所畏惧了。”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Daniel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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