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苦戰的理由:長榮工會從無到有,她們為何而戰?如何迎戰?

長榮空服員取得合法罷工權,多數的人3年前卻不敢奢望組工會。她們這樣記得來時路:「最開始只有十幾個人,我們偷偷約在同事的一間小工作室,一起討論籌組工會的條件、將來如何應對資方的打壓。」「其實一開始我們真的滿害怕的,畢竟長榮對工會是非常抗拒的。」


2019年6月4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舉行「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6月4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舉行「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者按: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昨天(7日)公布罷工投票結果,全體會員同意罷工比率為68%,已達法定全體過半數門檻,其中,長榮航空會員同意比率更高達9成,符合勞資爭議處理法罷工投票門檻。短短3年,長榮空服員打破長年的「零工會」紀錄,摘下口罩,站上街頭。開票日前,工會創始成員們和我們分享了當初秘密組織工會、招收成員的歷程、與資方衝突的過程,以及種種飛行時數以外的艱辛。

37歲長榮空服員廖以勤的雙腳幾乎已經失去知覺,直到遊行隊伍歸來。人群中許多空服員姊妹也流下淚來,頻頻抹著臉。

這是台灣史上首次以空服員為主體的遊行。6月4日凌晨4時起,廖以勤與長榮空服員工會代表曲佳雲、黃君婷在脖子掛著代表空服員過勞航班的牌子,於張榮發基金會外,歷經黑夜至黎明、風雨到天晴,一同「苦站」抗議過勞航班,這一站,就是12小時。

「就如同其他工時瀕臨12小時的來回航班,空服員天未亮就出門上班,再回到家時,天又黑了。」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廖以勤回想過去13年來在紅眼航班上值勤時所付出的體力勞動,便覺得這樣站著,似乎沒什麼了。

「這是空服員的日常,」她說,「只是大家長期在這樣的班表安排之下,似乎忘記了這樣的循環,是惡性操勞。」

另一頭,超過500名空服員與前來聲援的數百人勞工團體組成遊行隊伍,午後浩浩蕩蕩自長榮國際公司出發,一路上高喊「台灣工人爭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直到張榮發基金會門口。

與空服員遊行隊伍會合的那一刻,三名「苦站代表」不禁相擁而泣。「從成立工會以來,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和資方的惡意,可是你們現在站出來的團結,就可以對抗所有的惡意!」站到鐵腿的廖以勤奮力登上指揮車,向參與遊行隊伍喊話:「我希望全台灣的工人要記得,我們要終結過勞的台灣!」

此時,距離長榮空服員罷工投票開票的日子,剩下兩天。工會宣布,參與投票的人數已突破3000大關,長榮空服員就要取得合法罷工權。

2019年6月4日凌晨4時起,廖以勤與長榮空服員工會代表曲佳雲、黃君婷在脖子掛著代表空服員過勞航班的牌子,於張榮發基金會外站立。

2019年6月4日凌晨4時起,廖以勤與長榮空服員工會代表曲佳雲、黃君婷在脖子掛著代表空服員過勞航班的牌子,於張榮發基金會外站立。攝:陳焯煇/端傳媒

打破「零工會」神話

工會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2016年6月24日,台灣航空史上第一場罷工——華航空服員歷經21小時的罷工後,最終資方接受工會訴求,空服員權益取得重大突破。

「我們能不能也有自己的工會?」這是許多長榮空服員得知華航罷工後的心聲。成立工會?她們曾經連想都不敢想。畢竟,當年她們都通過了那場考試,尤其答了那道題——加入長榮之前,應試者皆須回答:「如果公司內部有暢通的溝通管道,你覺得還需要工會嗎?」廖以勤說:「這樣的必考題...,這間公司很明顯是抗拒工會的。」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工會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在那時候,根本沒有人會想到『工會』這兩個字,甚至,我可以說在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之前,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工會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在長榮已有21年年資的黃蔓鈴是眾人的大學姊,她回憶,早在21年前考進長榮時,就被問過「贊不贊成組工會」?「如果當初選擇贊成的話,之後大概就不會出現在面試名單裡面。工會組成後,這道萬年考古題才消失。」

圖:端傳媒設計部

不過,華航空服員罷工成功後爭取到的多項改善訴求,著實羨煞了許多長榮空服員,進而想採取後續行動。廖以勤就是其中一人。

自有記憶以來,廖以勤的父母經常帶著她上街頭參與遊行。她的父親廖永來曾任立委與台中縣長,1980年代時也曾積極從事黨外運動、環保運動與農民運動。1990年野百合學運期間,還是小學生的廖以勤就在現場。家人積極參與社運的經驗,讓她從小耳濡目染,「小時候對於抗爭、運動跟不平等的事情,我會很自然而然地覺得就是要講出來,也許是因為這個背景的關係,我會比別人更有勇氣一點。」

帶著比別人多一點的勇氣,廖以勤在得知華航罷工成功後,決定身先士卒,與夥伴共商籌組工會事宜。在毫無工會經驗的情況下,她聯絡了當年華航罷工的重要推手、時任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的林佳瑋,由她協助長榮空服員組織工會。

「記得最開始只有十幾個人,我們偷偷與佳瑋約在同事的一間小工作室,一起討論籌組工會的條件、將來如何應對資方的打壓。」廖以勤回憶,「其實一開始我們真的滿害怕的,畢竟長榮對工會是非常抗拒的。」

廖以勤。

廖以勤。攝:陳焯煇/端傳媒

不到三週,回收千份的「秘密表單」

時值2016年7月盛夏,長榮空服員的手機上秘密流傳著入會意願調查的表單連結。「我們當時透過手機群組,按照每個班級、期數這樣把問卷傳出去。」廖以勤說,不到3個禮拜的時間,超過1000份問卷回傳表示願意加入,這樣的結果為一開始就投入籌組工會的人奠定信心,「因為我們覺得人數要有一定的量,才去做這件事情,比較不會那麼危險。」此後,長榮分會湧現大規模入會潮。

工會創始成員開始密集辦理說明會。黃蔓鈴回想起她在參加完第一場說明會後,因為支持工會的理念,毅然決然遞出入會申請,成為秘密收取報名表的「樁腳」之一。「從第一場(說明會)我去聽時大概十幾個人的場子,到後來場地慢慢不夠用,其中有一場是辦在我家社區樓下的會議室,當天早上警察還來關切,問說:『能不能讓警察旁聽?』不過還好後來被社區主任拒絕了。」她回憶:「那場說明會還請了華航組員分享籌組工會的心路歷程。後來,場地逐漸不敷使用、愈來愈多人去聽說明會、考慮入會。」

工會成立初期,似乎沒有遭遇太多的困難,「那時候雖然公司沒有打壓,但並不表示我們心裡不會害怕公司來關切、來打壓。」黃蔓鈴說,當時收報名表的過程,是用非常秘密的方式進行的,「像我是其中一個收報名表的人,我請她們直接把報名表放進我公司的locker裡面,而不是公開的信箱,因為大家都會害怕,怕自己的資料被公司看到。那時,工會以私密的、用安全鎖的方式去保管這個報名表,之後統整,再交給以勤。」

「其中有一場說明會是辦在我家社區樓下的會議室,當天早上警察還來關切,問說:『能不能讓警察旁聽?』」

從工會成立到今天,長榮內部不乏站在資方立場的空服員,質疑工會成立的正當性。另一名長榮分會代表林昱嘉遇過同事當面反對籌組工會,「她們覺得公司已經給了很好的福利跟待遇了,我們不應該忘恩負義。」「她們覺得組織工會或是加入工會的人很不知足、很叛逆。這些人通常是比較資深的人。」

事實證明,資深的空服員也有不同的想法。例如,在幾位資深學姊的遊說下,黃蔓鈴誤打誤撞選上了會員代表,漸漸成為工會核心,平衡工會幹部年資之餘,也更能代替資深組員發聲。

在許多已服役2、30年的空服員心中,對加入工會總有些猶疑,擔心加入工會可能影響日後退休規劃、甚至丟了飯碗而不敢貿然行動。當然,黃蔓鈴不是沒有想過這些後果,不過,「我已經是一個義無反顧要去走這條路的狀態了,」她說。

黃蔓鈴。

黃蔓鈴。攝:陳焯煇/端傳媒

曾面臨長榮無預警裁員、減薪,「至今仍莫名恐懼」

1998年,黃蔓鈴同時考上長榮和華航,家人考量飛安等因素,建議她選擇長榮。事實上,剛加入長榮的頭幾年,黃蔓鈴非常羨慕華航能有工會,「雖然那個工會也許也不是我想的那樣,可是那時候會覺得華航工會好好,華航空服員還有三節獎金跟額外的福利。」盼了20年,如今長榮終於也把工會組織起來,她期許工會讓空服員的生活和薪資更有保障。

2001年,911恐攻後使得全球航空業受到很大的打擊,長榮無預警裁員,黃蔓鈴雖幸運留下,卻面臨公司減薪的威脅,「他(長榮)在我們信箱裡放一張紙條,讓我們選擇同意減薪或不同意減薪,選擇同意者留下、不同意者被迫資遣。」她說,當時年紀小,因為對失去工作充滿恐懼感而同意減薪,雖然公司後來將薪水調回,「但事後回想自己的好朋友、好同事曾遭受的這一切,心裡還是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海嘯,長榮找上資深空服員,給了她們兩個選擇:優退或下地勤,「許多熱愛飛行的資深學姐被迫離開這個舞台,沒有第三個選擇,」黃蔓鈴回憶,當時,她的恐懼感再度襲來,「因為我不知道,當我到了這個年資時,公司是不是也會逼迫我做出選擇?公司不需要妳時就一腳把妳踢開的陰影,到現在都還存在。」

長榮的威權管理早已行之有年,颱風天「硬飛」的紀錄也並非2016年梅姬颱風獨有。而談到颱風天,空服員總有講不完的委屈。空職工長榮分會理事李瀅回憶,她第一次遇到颱風時,乖乖按照公司規定「全副武裝」去上班,結果公司門口淹大水,她在風雨裡和準時報到的同事們一起站在公司門口脫掉全溼的絲襪,「重點是好不容易進去公司,身體濕了、頭髮也亂掉,公司卻說『可是妳們的飛機還沒有來』,就叫我在公司一直等。」

「颱風天因航班大亂,公司也不確定飛機回來了沒,有哪些人可以用,公司也未必知道,因為那時候非常亂。基本上我們去到公司應該要先sign in(報到),但公司為了要防止工時已經開始,就會叫我們先不要sign in。」黃蔓鈴補充說明,長榮是一間大公司,不會公然違法,但可能會遊走在法律邊緣,或是想方設法規避掉「超時」的問題。2001年的納莉颱風期間,黃蔓鈴甚至耳聞,有同事乘坐橡皮艇到公司報到。

「當我到了這個年資時,公司是不是也會逼迫我做出選擇?公司不需要妳時就一腳把妳踢開的陰影,到現在都還存在。」

一說到威權管理,每位受訪的空服員都有各自的荒謬故事:「以前我們請病假,是生病當天必須要去醫院看醫生,然後親自拿著醫生證明到公司繳交,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腳斷掉出車禍、打著石膏還要一跛一跛進公司繳證明的例子。」李瀅說,空服員因生理痛請生理假,長榮會要求空服員「找醫生照超音波證明真的生理期來」,才能請假。生理假尚如此,事假更難請。有一回,李瀅的同事因表姊結婚典禮需請一天事假,結果主管說「表姊又不是親姊姊」、「沒有很親、沒有很重要」,結果不准假。

黃蔓鈴補充,長榮空服員若非待命的狀態,公司調動班表應經過當事人同意。不過,在8年前,曾有一個主管直接告訴她:「就算妳今天放假,我也有權力動妳的班。」

被強行抽走的會刊、差點被撤走的櫃子

2016年7月,空服員職業工會長榮分會開始成立。在2016年9月的梅姬颱風襲台、長榮硬飛導致飛安隱憂後,工會向公司爭取「天災假」,才讓機組人員免於在颱風天時必須「跋山涉水」、甚至賭上生命出勤。

工會成立不到半年,加入會員數早已超長榮空服員的一半,依《團體協約法》可取得與長榮的團體協約的協商權。自2016年年底,工會開始向長榮提出協商的要求,卻屢遭長榮技術性拖延,工會於隔年1月23日號召約50名空服員,在長榮航空一樓大廳舉牌抗議,批評公司先前承諾的勞資協商跳票。此時,願意挺身而出的空服員,多數仍戴著口罩。

「後來,公司繼續刁難工會,說要查大家的名冊、匯款資料、入會申請書,很多會員開始擔心自己的資料會不會被公司查到。」李瀅說,公司當時強調一定要查到名冊,才願承認工會會員數過半。工會則建議循華航工會模式,找第三方代表做認證,公司不願接受。

桃園空職工秘書長鄭雅菱。

桃園空職工秘書長鄭雅菱。攝:陳焯煇/端傳媒

為了繼續招收空服員加入,工會在2017年3月印製了一份會刊,投到公司每個人的專屬信箱裡,卻遭公司派人取走刊物,工會繼續放、公司又派人抽,雙方你來我往,場面火爆。桃園空職工秘書長鄭雅菱說,當時不但希望藉此鼓勵會員站出來,也期望繼續增加會員數,「因為我們不確定資方會不會用各種名目、手段讓我們的會員數沒有過半,公司有外籍員工、正在訓練的新進組員,他們可以『掛母數』來讓我們瀕臨無法過半。」

另一方面,工會成員發現,資方為了不讓工會達到宣傳目的,指稱工會的文宣是「外部的東西」,所以不能放在公司信箱。對此,鄭雅菱說,因空服員工作特性,公司早已默許大家以信箱交流,甚至醫美、絲襪的廣告單都能放,「只針對工會文宣,完全就是在打壓、針對工會嘛。」

鄭雅菱說,後來,工會跑去公司的管理部理論,卻得到高層威脅要把所有櫃子撤走。「那時大家也怕會員會不會反過來針對工會,說我們害他們沒櫃子可以用,」鄭雅菱回憶。但幾經思量,工會依然認為他們的宣傳權利至關重要,甚至有工會成員故意在會刊裡面放錢、台胞證,藉以凸顯公司沒收會刊,並無正當性。

同一時間,桃園市政府出面承諾可以替工會人數做見證,並邀請工會到政府進行工會名冊查核。「當時公司還要求要查到金流,確認會員有繳錢給工會才算加入。」李瀅說,那時,工會幹部打開網路銀行一個一個查帳戶後五碼,花了整整三天的時間才完成。

2017年3月27日,經桃園市勞動局確定,共計2596名長榮空服員加入工會,工會正式取得與長榮的團體協約資格。自四月起,工會每月一次與資方代表召開團體協約會議,平時也協助會員解決勞資爭議、申請勞檢,不定期針對重大議題召開記者會。

李瀅。

李瀅。攝:陳焯煇/端傳媒

「罵我是賤人」

「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一下飛機,手機訊息500個起跳,尤其是最近(罷工),真的真的,不誇張。」黃蔓鈴說。繁雜的工會會務,幾乎佔去了工會幹部大部分的休息時間,特殊的工作型態加上額外的工會會務,對體力和精神都是長期消耗。

李瀅曾因為要兼顧工作與工會事務,連上10天的班後又趕去顧工會會員代表投票棚、協助開票,連續20小時沒有闔眼。廖以勤記得,有次要在勞工局前開記者會,在那之前她飛了一趟長班,又飛了一趟曼谷回來,「那趟飛行中又有客人休克,隔天早上9點我又得趕去記者會。我當下就想,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班表型態,剛好遇上突發狀況,然後這又是一個有時差、日夜顛倒的工作,對我們這種類型的人來說,要做工會組織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除了同事和工會成員彼此的激勵,來自家人的支持,成了工會幹部繼續堅持下去的重要動力。李瀅的先生在華航擔任地勤,因為深知航空業勞動條件不甚佳,對她參與工會非常支持,也曾陪她一起絕食抗議。

林昱嘉。

林昱嘉。攝:陳焯煇/端傳媒

林昱嘉則說,加入工會的初期,母親看著她頻頻上電視,感到憂心,「媽媽跟我說:『妳要參加工會我不反對,可是妳可不可以不要站在前面?』『記者為什麼要把妳的全名寫出來?妳會不會被主管視為眼中釘?會不會影響升遷?』」經過理性溝通後,媽媽也漸漸能夠體諒,如今,只希望自己的女兒不要受傷。林昱嘉的丈夫看著她老是晚歸,憂心她的健康:「老公跟我說:『妳除了上班很忙之外,還要花很多時間,都沒有好好休息,如果(工會)真正需要妳的時候妳倒下了,不就瞎忙一場?』」

「我爸媽在工會開始成立的時候,都覺得我們能夠站出來幫自己爭取福利很棒,但到了最近這幾個月,我覺得他們開始流露一種擔心的口氣,他們會怕我們直接質問公司、開記者會,公司後面會不會針對我、讓我沒工作?」黃蔓鈴說:「雖然表面上他們覺得我是女兒、應該要支持我,其實我看得出來他們很擔心。現在他們真的會擔心我會丟了飯碗。」

抗爭時總是站在最前面的廖以勤,也曾因為父親的政治背景,遭到網友攻擊。甚至,有網友說她將來會走回父親的從政路,然而事實剛好相反,「如果我會走政治這條路,就不會去考空服員,而很可能就去走爸爸幫我鋪好的路,」廖以勤無奈地解釋。

廖以勤更曾收過匿名攻擊信。「之前我們集體請了天災假,有一封信署名『廖以勤』的信直接寄到工會辦公室,打開裡面滿是手寫的字跡,直接罵三字經、罵我是垃圾、是賤人。」廖以勤說:「當時我有嚇到,之前即便客人再多客訴,也不會用這種辱罵、污辱性的字眼,但這個民眾的信讓我感受到,走在這條抗爭的路上只會更加艱難,不支持我、罵我的人會很多。」回想起這件事時,廖以勤語氣平淡,她想著,不能因為被罵就退縮,「我覺得有些事情就是堅持久了,這個社會才漸漸可能有一些些改變。」

乘客的「關切」也給工會成員帶來壓力。林昱嘉曾在執勤時遇過一位客人抓著她問「你們什麼時候要罷工?」「你們罷工那我怎麼辦?我沒有飛機可以搭。」林昱嘉建議對方,要不要考慮提早改行程,或考慮其他的航空?對方很生氣地指著她說:「怎麼有你這種員工啊?」

2019年6月4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舉行「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

2019年6月4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舉行「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攝:陳焯煇/端傳媒

空地對立,弱弱相殘

比起外人的不諒解,廖以勤其實更在意公司內部員工的想法。身兼長榮企業工會理事長的她,在工會成立近3年之中,也曾透過勞資會議替公司其他同仁爭取了不少福利,例如地勤男女分開的更衣室,絲襪、工作鞋和大衣的補助。「我覺得不同的行業的人不能理解我們的心情,這我還能理解,但如果是被我們自己的地勤人員或內部員工罵,這會讓我更難過,因為我們是在一個比較相似的環境工作,會有一種被自己人的攻擊的感覺,這讓我更心痛。」廖以勤說,她非常在意同事們在網路上的留言,「我會很希望跟他們(地勤)解釋,為什麼空服員現在要走到這一步?」

她說,如果有一天,空服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她們也可以協助到其他部門,「但公司還是一直操作『空地對立』,這個狀況是非常激烈、惡化的。」廖以勤舉例,空服員常常被地勤指責是「養尊處優的一群公主」,「空服員的特性是,我們一個航班回來,就會有一台交通車來接我們,像這種其實是公司制度,有些地勤就會說:『這是公主的車,只有公主能搭。』」她聽在耳裡,感到非常難過。

但廖以勤知道這是結構造成的問題。「最近『空地對立』情形很明顯,我想他們是被公司的公告影響,因為公司威脅說可能不發年終(編者按:長榮航空5月間公告,若罷工導致公司獲利大幅下滑、甚至虧損,將暫停年終獎金與年度調薪,且於罷工首日起3年,暫停所有員工與眷屬優惠機票;但空、地勤員工如果於罷工期間支援出勤,不受此限),因為空服員罷工會影響地勤的收入等等,這些東西的確有影響到他們(地勤)。」「他們會覺得,我們(空服員)一群人去罷工,到底關地勤什麼事情?而他們還要協助簽轉客人,所以在跟我們接觸的時候,地勤人員比較會有這種反應。」她說。

「這次不可否認的,大家情緒不是很好,」在罷工投票期間,廖以勤除了自身感受,近日也透過學姊、同學得知,地勤面對空服員時,幾乎是「面無表情」的,想必公司內「空地對立」的情形又更加明顯。

2019年6月4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舉行「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

2019年6月4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舉行「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攝:陳焯煇/端傳媒

一位不願具名的長榮地勤對《端傳媒》指出,關於這次罷工訴求她並非完全不認同,單位主管也再三告知不要形成「空地對立」,「但我們心裡不免認為,為什麼我們一樣每天來上班,卻要遭受這樣的對待?沒有年終?被客人指著鼻子咒罵?甚至可能超時加班來紓解旅客的行程?」

她說,地勤是公司的第一線,也是遭受旅客情緒、語言、抱怨、辱罵的第一線,她覺得與「飛安」無關的罷工訴求,實在不需要用這種方式來變相強迫公司妥協。對於「空服員公主說」,她很不想認同,但卻也部分認同。「從這次罷工訴求來看,看得出她們想要得其實更多,不免讓人認為她們不夠知足。」

這名不願具名的長榮地勤說得直接,認為地勤人員為因應罷工早已籌備多時,從軟體到硬體,都開過無數次的會議,2017年的妮莎颱風的集體天災假事件,已在地勤心裡造成巨大的恐懼,不過大部分的地勤都能諒解空服員請天災假。

不願具名的長榮地勤說:「為什麼我們一樣每天來上班,卻要遭受這樣的對待?沒有年終?被客人指著鼻子咒罵?甚至可能超時加班來紓解旅客的行程?」

鄭雅菱分析,這樣的現象是公司不公平制度造成的「勞勞互相仇視」,讓空服地勤都產生相對剝奪感,強化了空地之間不必要的仇視。再加上長榮有名的高壓管理文化,當大家都不希望被公司懲處時,就容易在種種環節中產生種種的環節產生弱弱相殘、相互怪罪的結果。

林昱嘉說,工會成立後,公司增設由下往上的溝通管道「我有話要說」申訴信箱,並由專人受理並統一公開回覆。她推測,這是公司因應工會成立而來的應變措施,為的是不讓工會成為唯一的申訴方式。不過,她觀察到這種匿名投訴的設計,漸漸變成打小報告或同事間互相抱怨的平台,呼籲公司應該積極制止,不應讓申訴信箱淪為造成內部員工對立的禍首。

長榮工會成立至今,公司政策已有不少改變,卻也意外成為工會招收新成員時的瓶頸。 「這兩年新進的學妹會覺得公司環境也沒有多壞,但她們不知道以前外站是兩人住一間房、沒有天災假、生理假要繳交證明、不能戴牙套和眼鏡上班,現在她們覺得長榮很人性化,腳不舒服時還能穿平底鞋上班。」廖以勤想說服學妹,這些改變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靠著工會的力量逼迫公司進步、改善;同時,公司也想藉此讓組員感受到誠意。也因此,工會剛開始很難打動新進組員,直到自己或同學遇到問題、跟公司發生衝突時,尋求工會幫忙之後,才漸漸扭轉了她們的觀念。

2019年6月4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舉行「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

2019年6月4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舉行「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攝:陳焯煇/端傳媒

撕不掉的尊嚴

工會歷經一年半與公司團體協約20次未果之後,在2018年11月決定終止協約會議,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三次調解皆破局後,工會宣布進入罷工程序,於5月13日至6月6日進行罷工投票。

2019年6月7日,罷工投票結果出爐,工會以全體會員數過六成、長榮分會過九成之姿,取得罷工雙門檻,工會罷工幾乎到了箭在弦上的地步。而在當日記者會現場,廖以勤父母更低調現身,表示對工會罷工的支持。

對於工會幹部來說,即將走上抗爭的路,心裡不免也有許多壓力。黃蔓鈴就說,資深組員對於罷工的不安和恐懼,她算是能夠理解,但是要怎麼帶領她們、說服她們走這條路,對她來說是一個頗大的挑戰。面對身邊朋友的疑問,她都會一一耐心面對、溝通,「雖然我不是覺得這個公司很好,可是也有很多人是覺得他『也沒那麼不好』,那我們這樣我們還要跟他打這場硬仗嗎?」

未來,若工會真的發動罷工,工會幹部不擔心公司秋後算帳嗎?廖以勤認為:「我覺得一定會,公司要惡整空服員是很容易的。」不過比起這些擔憂,她們更在意的,是長榮全體空服員的福祉。

6月4日空服員遊行結束之前,空服員手持「尊嚴」標語,蜂擁貼往張榮發基金會外的鐵欄杆上。

待到遊行人潮散去後,張榮發基金會才派了幾名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欲撕去空服員的「尊嚴」,領班的甚至朝著即將離去的幾名抗爭代表喊叫:「製造垃圾!你們貼了就要帶走。」

鄭雅菱淡淡地回了一句:「你們可以繼續黏在那啊。」幾名空服員附和:「對啊,就繼續貼著(尊嚴貼紙)啊。」或許在目前的制度下,資方不管想要撕掉勞方的什麼,都是太容易的事了;這回,她們只想讓空服員的尊嚴,貼好貼滿。

6月4日空服員遊行結束之前,空服員手持「尊嚴」標語,蜂擁貼往張榮發基金會外的鐵欄杆上。

6月4日空服員遊行結束之前,空服員手持「尊嚴」標語,蜂擁貼往張榮發基金會外的鐵欄杆上。 攝:陳焯煇/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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