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战的理由：长荣工会从无到有，她们为何而战？如何迎战？

编者按：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昨天（7日）公布罢工投票结果，全体会员同意罢工比率为68%，已达法定全体过半数门槛，其中，长荣航空会员同意比率更高达9成，符合劳资争议处理法罢工投票门槛。短短3年，长荣空服员打破长年的“零工会”纪录，摘下口罩，站上街头。开票日前，工会创始成员们和我们分享了当初秘密组织工会、招收成员的历程、与资方冲突的过程，以及种种飞行时数以外的艰辛。

37岁长荣空服员廖以勤的双脚几乎已经失去知觉，直到游行队伍归来。人群中许多空服员姊妹也流下泪来，频频抹著脸。

这是台湾史上首次以空服员为主体的游行。6月4日凌晨4时起，廖以勤与长荣空服员工会代表曲佳云、黄君婷在脖子挂著代表空服员过劳航班的牌子，于张荣发基金会外，历经黑夜至黎明、风雨到天晴，一同“苦站”抗议过劳航班，这一站，就是12小时。

“就如同其他工时濒临12小时的来回航班，空服员天未亮就出门上班，再回到家时，天又黑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廖以勤回想过去13年来在红眼航班上值勤时所付出的体力劳动，便觉得这样站著，似乎没什么了。

“这是空服员的日常，”她说，“只是大家长期在这样的班表安排之下，似乎忘记了这样的循环，是恶性操劳。”

另一头，超过500名空服员与前来声援的数百人劳工团体组成游行队伍，午后浩浩荡荡自长荣国际公司出发，一路上高喊“台湾工人争民主、长荣空服争尊严”，直到张荣发基金会门口。

与空服员游行队伍会合的那一刻，三名“苦站代表”不禁相拥而泣。“从成立工会以来，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资方的恶意，可是你们现在站出来的团结，就可以对抗所有的恶意！”站到铁腿的廖以勤奋力登上指挥车，向参与游行队伍喊话：“我希望全台湾的工人要记得，我们要终结过劳的台湾！”

此时，距离长荣空服员罢工投票开票的日子，剩下两天。工会宣布，参与投票的人数已突破3000大关，长荣空服员就要取得合法罢工权。

打破“零工会”神话

工会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2016年6月24日，台湾航空史上第一场罢工——华航空服员历经21小时的罢工后，最终资方接受工会诉求，空服员权益取得重大突破。

“我们能不能也有自己的工会？”这是许多长荣空服员得知华航罢工后的心声。成立工会？她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毕竟，当年她们都通过了那场考试，尤其答了那道题——加入长荣之前，应试者皆须回答：“如果公司内部有畅通的沟通管道，你觉得还需要工会吗？”廖以勤说：“这样的必考题...，这间公司很明显是抗拒工会的。”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工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工会’这两个字，甚至，我可以说在2016年华航空服员罢工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工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长荣已有21年年资的黄蔓铃是众人的大学姊，她回忆，早在21年前考进长荣时，就被问过“赞不赞成组工会”？“如果当初选择赞成的话，之后大概就不会出现在面试名单里面。工会组成后，这道万年考古题才消失。”

即便2015年以华航空服员为主体的“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改组成功，开始有零星长荣空服员悄悄入会，但长荣高层对工会的态度未变，使得长荣空服员组工会一事尚无法成气候。

不过，华航空服员罢工成功后争取到的多项改善诉求，著实羡煞了许多长荣空服员，进而想采取后续行动。廖以勤就是其中一人。

自有记忆以来，廖以勤的父母经常带著她上街头参与游行。她的父亲廖永来曾任立委与台中县长，1980年代时也曾积极从事党外运动、环保运动与农民运动。1990年野百合学运期间，还是小学生的廖以勤就在现场。家人积极参与社运的经验，让她从小耳濡目染，“小时候对于抗争、运动跟不平等的事情，我会很自然而然地觉得就是要讲出来，也许是因为这个背景的关系，我会比别人更有勇气一点。”

带著比别人多一点的勇气，廖以勤在得知华航罢工成功后，决定身先士卒，与伙伴共商筹组工会事宜。在毫无工会经验的情况下，她联络了当年华航罢工的重要推手、时任桃园空服员职业工会秘书长的林佳玮，由她协助长荣空服员组织工会。

“记得最开始只有十几个人，我们偷偷与佳玮约在同事的一间小工作室，一起讨论筹组工会的条件、将来如何应对资方的打压。”廖以勤回忆，“其实一开始我们真的满害怕的，毕竟长荣对工会是非常抗拒的。”

不到三周，回收千份的“秘密表单”

时值2016年7月盛夏，长荣空服员的手机上秘密流传著入会意愿调查的表单连结。“我们当时透过手机群组，按照每个班级、期数这样把问卷传出去。”廖以勤说，不到3个礼拜的时间，超过1000份问卷回传表示愿意加入，这样的结果为一开始就投入筹组工会的人奠定信心，“因为我们觉得人数要有一定的量，才去做这件事情，比较不会那么危险。”此后，长荣分会涌现大规模入会潮。

工会创始成员开始密集办理说明会。黄蔓铃回想起她在参加完第一场说明会后，因为支持工会的理念，毅然决然递出入会申请，成为秘密收取报名表的“桩脚”之一。“从第一场（说明会）我去听时大概十几个人的场子，到后来场地慢慢不够用，其中有一场是办在我家社区楼下的会议室，当天早上警察还来关切，问说：‘能不能让警察旁听？’不过还好后来被社区主任拒绝了。”她回忆：“那场说明会还请了华航组员分享筹组工会的心路历程。后来，场地逐渐不敷使用、愈来愈多人去听说明会、考虑入会。”

工会成立初期，似乎没有遭遇太多的困难，“那时候虽然公司没有打压，但并不表示我们心里不会害怕公司来关切、来打压。”黄蔓铃说，当时收报名表的过程，是用非常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像我是其中一个收报名表的人，我请她们直接把报名表放进我公司的locker里面，而不是公开的信箱，因为大家都会害怕，怕自己的资料被公司看到。那时，工会以私密的、用安全锁的方式去保管这个报名表，之后统整，再交给以勤。”

“其中有一场说明会是办在我家社区楼下的会议室，当天早上警察还来关切，问说：‘能不能让警察旁听？’”

从工会成立到今天，长荣内部不乏站在资方立场的空服员，质疑工会成立的正当性。另一名长荣分会代表林昱嘉遇过同事当面反对筹组工会，“她们觉得公司已经给了很好的福利跟待遇了，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她们觉得组织工会或是加入工会的人很不知足、很叛逆。这些人通常是比较资深的人。”

事实证明，资深的空服员也有不同的想法。例如，在几位资深学姊的游说下，黄蔓铃误打误撞选上了会员代表，渐渐成为工会核心，平衡工会干部年资之余，也更能代替资深组员发声。

在许多已服役2、30年的空服员心中，对加入工会总有些犹疑，担心加入工会可能影响日后退休规划、甚至丢了饭碗而不敢贸然行动。当然，黄蔓铃不是没有想过这些后果，不过，“我已经是一个义无反顾要去走这条路的状态了，”她说。

曾面临长荣无预警裁员、减薪，“至今仍莫名恐惧”

1998年，黄蔓铃同时考上长荣和华航，家人考量飞安等因素，建议她选择长荣。事实上，刚加入长荣的头几年，黄蔓铃非常羡慕华航能有工会，“虽然那个工会也许也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是那时候会觉得华航工会好好，华航空服员还有三节奖金跟额外的福利。”盼了20年，如今长荣终于也把工会组织起来，她期许工会让空服员的生活和薪资更有保障。

2001年，911恐攻后使得全球航空业受到很大的打击，长荣无预警裁员，黄蔓铃虽幸运留下，却面临公司减薪的威胁，“他（长荣）在我们信箱里放一张纸条，让我们选择同意减薪或不同意减薪，选择同意者留下、不同意者被迫资遣。”她说，当时年纪小，因为对失去工作充满恐惧感而同意减薪，虽然公司后来将薪水调回，“但事后回想自己的好朋友、好同事曾遭受的这一切，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海啸，长荣找上资深空服员，给了她们两个选择：优退或下地勤，“许多热爱飞行的资深学姐被迫离开这个舞台，没有第三个选择，”黄蔓铃回忆，当时，她的恐惧感再度袭来，“因为我不知道，当我到了这个年资时，公司是不是也会逼迫我做出选择？公司不需要妳时就一脚把妳踢开的阴影，到现在都还存在。”

长荣的威权管理早已行之有年，台风天“硬飞”的纪录也并非2016年梅姬台风独有。而谈到台风天，空服员总有讲不完的委屈。空职工长荣分会理事李滢回忆，她第一次遇到台风时，乖乖按照公司规定“全副武装”去上班，结果公司门口淹大水，她在风雨里和准时报到的同事们一起站在公司门口脱掉全湿的丝袜，“重点是好不容易进去公司，身体湿了、头发也乱掉，公司却说‘可是妳们的飞机还没有来’，就叫我在公司一直等。”

“台风天因航班大乱，公司也不确定飞机回来了没，有哪些人可以用，公司也未必知道，因为那时候非常乱。基本上我们去到公司应该要先sign in（报到），但公司为了要防止工时已经开始，就会叫我们先不要sign in。”黄蔓铃补充说明，长荣是一间大公司，不会公然违法，但可能会游走在法律边缘，或是想方设法规避掉“超时”的问题。2001年的纳莉台风期间，黄蔓铃甚至耳闻，有同事乘坐橡皮艇到公司报到。

“当我到了这个年资时，公司是不是也会逼迫我做出选择？公司不需要妳时就一脚把妳踢开的阴影，到现在都还存在。”

一说到威权管理，每位受访的空服员都有各自的荒谬故事：“以前我们请病假，是生病当天必须要去医院看医生，然后亲自拿著医生证明到公司缴交，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脚断掉出车祸、打著石膏还要一跛一跛进公司缴证明的例子。”李滢说，空服员因生理痛请生理假，长荣会要求空服员“找医生照超音波证明真的生理期来”，才能请假。生理假尚如此，事假更难请。有一回，李滢的同事因表姊结婚典礼需请一天事假，结果主管说“表姊又不是亲姊姊”、“没有很亲、没有很重要”，结果不准假。

黄蔓铃补充，长荣空服员若非待命的状态，公司调动班表应经过当事人同意。不过，在8年前，曾有一个主管直接告诉她：“就算妳今天放假，我也有权力动妳的班。”

被强行抽走的会刊、差点被撤走的柜子

2016年7月，空服员职业工会长荣分会开始成立。在2016年9月的梅姬台风袭台、长荣硬飞导致飞安隐忧后，工会向公司争取“天灾假”，才让机组人员免于在台风天时必须“跋山涉水”、甚至赌上生命出勤。

工会成立不到半年，加入会员数早已超长荣空服员的一半，依《团体协约法》可取得与长荣的团体协约的协商权。自2016年年底，工会开始向长荣提出协商的要求，却屡遭长荣技术性拖延，工会于隔年1月23日号召约50名空服员，在长荣航空一楼大厅举牌抗议，批评公司先前承诺的劳资协商跳票。此时，愿意挺身而出的空服员，多数仍戴著口罩。

“后来，公司继续刁难工会，说要查大家的名册、汇款资料、入会申请书，很多会员开始担心自己的资料会不会被公司查到。”李滢说，公司当时强调一定要查到名册，才愿承认工会会员数过半。工会则建议循华航工会模式，找第三方代表做认证，公司不愿接受。

为了继续招收空服员加入，工会在2017年3月印制了一份会刊，投到公司每个人的专属信箱里，却遭公司派人取走刊物，工会继续放、公司又派人抽，双方你来我往，场面火爆。桃园空职工秘书长郑雅菱说，当时不但希望借此鼓励会员站出来，也期望继续增加会员数，“因为我们不确定资方会不会用各种名目、手段让我们的会员数没有过半，公司有外籍员工、正在训练的新进组员，他们可以‘挂母数’来让我们濒临无法过半。”

另一方面，工会成员发现，资方为了不让工会达到宣传目的，指称工会的文宣是“外部的东西”，所以不能放在公司信箱。对此，郑雅菱说，因空服员工作特性，公司早已默许大家以信箱交流，甚至医美、丝袜的广告单都能放，“只针对工会文宣，完全就是在打压、针对工会嘛。”

郑雅菱说，后来，工会跑去公司的管理部理论，却得到高层威胁要把所有柜子撤走。“那时大家也怕会员会不会反过来针对工会，说我们害他们没柜子可以用，”郑雅菱回忆。但几经思量，工会依然认为他们的宣传权利至关重要，甚至有工会成员故意在会刊里面放钱、台胞证，借以凸显公司没收会刊，并无正当性。

同一时间，桃园市政府出面承诺可以替工会人数做见证，并邀请工会到政府进行工会名册查核。“当时公司还要求要查到金流，确认会员有缴钱给工会才算加入。”李滢说，那时，工会干部打开网路银行一个一个查帐户后五码，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才完成。

2017年3月27日，经桃园市劳动局确定，共计2596名长荣空服员加入工会，工会正式取得与长荣的团体协约资格。自四月起，工会每月一次与资方代表召开团体协约会议，平时也协助会员解决劳资争议、申请劳检，不定期针对重大议题召开记者会。

“骂我是贱人”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一下飞机，手机信息500个起跳，尤其是最近（罢工），真的真的，不夸张。”黄蔓铃说。繁杂的工会会务，几乎占去了工会干部大部分的休息时间，特殊的工作型态加上额外的工会会务，对体力和精神都是长期消耗。

李滢曾因为要兼顾工作与工会事务，连上10天的班后又赶去顾工会会员代表投票棚、协助开票，连续20小时没有阖眼。廖以勤记得，有次要在劳工局前开记者会，在那之前她飞了一趟长班，又飞了一趟曼谷回来，“那趟飞行中又有客人休克，隔天早上9点我又得赶去记者会。我当下就想，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班表型态，刚好遇上突发状况，然后这又是一个有时差、日夜颠倒的工作，对我们这种类型的人来说，要做工会组织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除了同事和工会成员彼此的激励，来自家人的支持，成了工会干部继续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李滢的先生在华航担任地勤，因为深知航空业劳动条件不甚佳，对她参与工会非常支持，也曾陪她一起绝食抗议。

林昱嘉则说，加入工会的初期，母亲看著她频频上电视，感到忧心，“妈妈跟我说：‘妳要参加工会我不反对，可是妳可不可以不要站在前面？’‘记者为什么要把妳的全名写出来？妳会不会被主管视为眼中钉？会不会影响升迁？’”经过理性沟通后，妈妈也渐渐能够体谅，如今，只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受伤。林昱嘉的丈夫看著她老是晚归，忧心她的健康：“老公跟我说：‘妳除了上班很忙之外，还要花很多时间，都没有好好休息，如果（工会）真正需要妳的时候妳倒下了，不就瞎忙一场？’”

“我爸妈在工会开始成立的时候，都觉得我们能够站出来帮自己争取福利很棒，但到了最近这几个月，我觉得他们开始流露一种担心的口气，他们会怕我们直接质问公司、开记者会，公司后面会不会针对我、让我没工作？”黄蔓铃说：“虽然表面上他们觉得我是女儿、应该要支持我，其实我看得出来他们很担心。现在他们真的会担心我会丢了饭碗。”

抗争时总是站在最前面的廖以勤，也曾因为父亲的政治背景，遭到网友攻击。甚至，有网友说她将来会走回父亲的从政路，然而事实刚好相反，“如果我会走政治这条路，就不会去考空服员，而很可能就去走爸爸帮我铺好的路，”廖以勤无奈地解释。

廖以勤更曾收过匿名攻击信。“之前我们集体请了天灾假，有一封信署名‘廖以勤’的信直接寄到工会办公室，打开里面满是手写的字迹，直接骂三字经、骂我是垃圾、是贱人。”廖以勤说：“当时我有吓到，之前即便客人再多客诉，也不会用这种辱骂、污辱性的字眼，但这个民众的信让我感受到，走在这条抗争的路上只会更加艰难，不支持我、骂我的人会很多。”回想起这件事时，廖以勤语气平淡，她想著，不能因为被骂就退缩，“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坚持久了，这个社会才渐渐可能有一些些改变。”

乘客的“关切”也给工会成员带来压力。林昱嘉曾在执勤时遇过一位客人抓著她问“你们什么时候要罢工？”“你们罢工那我怎么办？我没有飞机可以搭。”林昱嘉建议对方，要不要考虑提早改行程，或考虑其他的航空？对方很生气地指著她说：“怎么有你这种员工啊？”

空地对立，弱弱相残

比起外人的不谅解，廖以勤其实更在意公司内部员工的想法。身兼长荣企业工会理事长的她，在工会成立近3年之中，也曾透过劳资会议替公司其他同仁争取了不少福利，例如地勤男女分开的更衣室，丝袜、工作鞋和大衣的补助。“我觉得不同的行业的人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这我还能理解，但如果是被我们自己的地勤人员或内部员工骂，这会让我更难过，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比较相似的环境工作，会有一种被自己人的攻击的感觉，这让我更心痛。”廖以勤说，她非常在意同事们在网路上的留言，“我会很希望跟他们（地勤）解释，为什么空服员现在要走到这一步？”

她说，如果有一天，空服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她们也可以协助到其他部门，“但公司还是一直操作‘空地对立’，这个状况是非常激烈、恶化的。”廖以勤举例，空服员常常被地勤指责是“养尊处优的一群公主”，“空服员的特性是，我们一个航班回来，就会有一台交通车来接我们，像这种其实是公司制度，有些地勤就会说：‘这是公主的车，只有公主能搭。’”她听在耳里，感到非常难过。

但廖以勤知道这是结构造成的问题。“最近‘空地对立’情形很明显，我想他们是被公司的公告影响，因为公司威胁说可能不发年终（编者按：长荣航空5月间公告，若罢工导致公司获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将暂停年终奖金与年度调薪，且于罢工首日起3年，暂停所有员工与眷属优惠机票；但空、地勤员工如果于罢工期间支援出勤，不受此限），因为空服员罢工会影响地勤的收入等等，这些东西的确有影响到他们（地勤）。”“他们会觉得，我们（空服员）一群人去罢工，到底关地勤什么事情？而他们还要协助签转客人，所以在跟我们接触的时候，地勤人员比较会有这种反应。”她说。

“这次不可否认的，大家情绪不是很好，”在罢工投票期间，廖以勤除了自身感受，近日也透过学姊、同学得知，地勤面对空服员时，几乎是“面无表情”的，想必公司内“空地对立”的情形又更加明显。

一位不愿具名的长荣地勤对《端传媒》指出，关于这次罢工诉求她并非完全不认同，单位主管也再三告知不要形成“空地对立”，“但我们心里不免认为，为什么我们一样每天来上班，却要遭受这样的对待？没有年终？被客人指著鼻子咒骂？甚至可能超时加班来纾解旅客的行程？”

她说，地勤是公司的第一线，也是遭受旅客情绪、语言、抱怨、辱骂的第一线，她觉得与“飞安”无关的罢工诉求，实在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变相强迫公司妥协。对于“空服员公主说”，她很不想认同，但却也部分认同。“从这次罢工诉求来看，看得出她们想要得其实更多，不免让人认为她们不够知足。”

这名不愿具名的长荣地勤说得直接，认为地勤人员为因应罢工早已筹备多时，从软体到硬体，都开过无数次的会议，2017年的妮莎台风的集体天灾假事件，已在地勤心里造成巨大的恐惧，不过大部分的地勤都能谅解空服员请天灾假。

不愿具名的长荣地勤说：“为什么我们一样每天来上班，却要遭受这样的对待？没有年终？被客人指著鼻子咒骂？甚至可能超时加班来纾解旅客的行程？”

郑雅菱分析，这样的现象是公司不公平制度造成的“劳劳互相仇视”，让空服地勤都产生相对剥夺感，强化了空地之间不必要的仇视。再加上长荣有名的高压管理文化，当大家都不希望被公司惩处时，就容易在种种环节中产生种种的环节产生弱弱相残、相互怪罪的结果。

林昱嘉说，工会成立后，公司增设由下往上的沟通管道“我有话要说”申诉信箱，并由专人受理并统一公开回复。她推测，这是公司因应工会成立而来的应变措施，为的是不让工会成为唯一的申诉方式。不过，她观察到这种匿名投诉的设计，渐渐变成打小报告或同事间互相抱怨的平台，呼吁公司应该积极制止，不应让申诉信箱沦为造成内部员工对立的祸首。

长荣工会成立至今，公司政策已有不少改变，却也意外成为工会招收新成员时的瓶颈。
“这两年新进的学妹会觉得公司环境也没有多坏，但她们不知道以前外站是两人住一间房、没有天灾假、生理假要缴交证明、不能戴牙套和眼镜上班，现在她们觉得长荣很人性化，脚不舒服时还能穿平底鞋上班。”廖以勤想说服学妹，这些改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著工会的力量逼迫公司进步、改善；同时，公司也想借此让组员感受到诚意。也因此，工会刚开始很难打动新进组员，直到自己或同学遇到问题、跟公司发生冲突时，寻求工会帮忙之后，才渐渐扭转了她们的观念。

撕不掉的尊严

工会历经一年半与公司团体协约20次未果之后，在2018年11月决定终止协约会议，向桃园市政府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三次调解皆破局后，工会宣布进入罢工程序，于5月13日至6月6日进行罢工投票。

2019年6月7日，罢工投票结果出炉，工会以全体会员数过六成、长荣分会过九成之姿，取得罢工双门槛，工会罢工几乎到了箭在弦上的地步。而在当日记者会现场，廖以勤父母更低调现身，表示对工会罢工的支持。

对于工会干部来说，即将走上抗争的路，心里不免也有许多压力。黄蔓铃就说，资深组员对于罢工的不安和恐惧，她算是能够理解，但是要怎么带领她们、说服她们走这条路，对她来说是一个颇大的挑战。面对身边朋友的疑问，她都会一一耐心面对、沟通，“虽然我不是觉得这个公司很好，可是也有很多人是觉得他‘也没那么不好’，那我们这样我们还要跟他打这场硬仗吗？”

未来，若工会真的发动罢工，工会干部不担心公司秋后算帐吗？廖以勤认为：“我觉得一定会，公司要恶整空服员是很容易的。”不过比起这些担忧，她们更在意的，是长荣全体空服员的福祉。

6月4日空服员游行结束之前，空服员手持“尊严”标语，蜂拥贴往张荣发基金会外的铁栏杆上。

待到游行人潮散去后，张荣发基金会才派了几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欲撕去空服员的“尊严”，领班的甚至朝著即将离去的几名抗争代表喊叫：“制造垃圾！你们贴了就要带走。”

郑雅菱淡淡地回了一句：“你们可以继续黏在那啊。”几名空服员附和：“对啊，就继续贴著（尊严贴纸）啊。”或许在目前的制度下，资方不管想要撕掉劳方的什么，都是太容易的事了；这回，她们只想让空服员的尊严，贴好贴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