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音樂故事在台灣：為愛情與寂寞購買一首歌；為光明與鼓舞組一支樂團

自小熱愛歌唱的純真瑪莉亞（Maria Chullun）在2020年，第一次擁有一首屬於自己的歌曲，這首歌描述一段夭折的愛情。那是她自己的親身經歷。

這位生於蘇門達臘楠榜省（Lampung）的女子，到台灣工作已有數年。孤獨且渴望愛情的她，在網路上結識一名印尼男子後，便墮入情網。在純真馬莉亞的記憶裏，這名男子溫柔體貼，即使多年後的現在，想起那段曖昧戀情，仍會雙頰泛紅，遮臉說道：「他對我真的甜呼呼的（so sweet）。」

就在她決定要託付愛情的前一刻，社群網站下的一則留言戳破她的粉紅夢境：「原來他有老婆。」

如雷轟頂的純真瑪莉亞，不僅與男子斷絕聯絡，還在Facebook上寫了詩（puisi）：

人在印尼萬隆的音樂人吉多（Gito Shantiong）讀到這首詩後，探問純真瑪莉亞：「想不想讓它變成一首歌曲？」他願意為這些詩句譜上旋律。

純真瑪麗亞：「我的歌一定是真實的故事」

即使從小熱愛唱歌，參加各種比賽，純真瑪莉亞也未曾想過有一天能演出自己的作品。就算到了台灣擔任照護工，一個月只有一次可以自由做自己的事，也不放棄爭取上台表演的機會，她特別偏愛印尼自有的音樂當嘟（Dangdut），偶爾也會唱流行歌曲。

但那終究是別人的歌，她渴望擁有自己的單曲，能唱出自己的心情。吉多的詢問，正是時機。純真瑪莉亞「愛錯人」的糗事，因此成為一首名為〈別人的情郎〉（Bojone Uwong）的歌曲。

不只如此，純真瑪莉亞還在台北租借了個錄音室，與人在印尼的吉多合作，錄製歌曲，上傳平台。

這個合作模式，一直延續。直至今日，在音樂串流平台上，共有九首由純真瑪莉亞演唱的歌曲，有些是她自己作詞，吉多作曲，有些歌是吉多詞曲包辦。她也會將印尼的當嘟另外作詞改編成歌。

「我的歌一定是真實的故事。」在移工聚集的台北車站裏，穿著藍色洋裝的純真瑪莉亞，拿出手機點著歌曲跟我說，這些故事不一定都是她自己的經歷，像是〈兩個孩子的失婚婦女〉（Janda Anak Dua）就是別人的遭遇，只是由她唱出來而已。

「他不讓我唱歌。」純真瑪莉亞不斷重述這句話，每說一次，語氣就更沮喪一點。

《兩個孩子的失婚婦女》描述一位離婚女性長期忍受社會異樣的眼光和批評的處境，直言自己遇到男人時也會因失魂身份被輕視，無法覓得真情。而她所追求的僅僅是幸福而已。

純真瑪莉亞自身也是個「失婚婦女」，且育有一個兒子。2014年她隻身到台灣中部擔任家護工，就是為了擺脫離婚的陰霾，試圖透過環境轉換，好讓自己不要多想。

這段婚姻，令她難過也難忘——她和在家鄉的前夫，從中學時代就認識交往，順勢走入婚姻之路；婚後，前夫時常發脾氣，甚至會動手打她。但令純真瑪莉亞尤其無法忍受的，是前夫會阻止她去出外演出。

「他不讓我唱歌。」純真瑪莉亞不斷重述這句話，每說一次，語氣就更沮喪一點。

因此，離婚來台，對她還說，是種解放——純真瑪莉亞在台灣的工作是「照顧阿公」，雖與僱主同住，但可以利用一個月一次的自由，參與移工活動，並且上台唱歌。如今想起那段從少年積累的愛情果實破裂，她仍感到遺憾不捨，但也慶幸透過到台灣工作的機會，站上自己熱愛的舞台。

而促使這位愛唱歌的印尼女子擁有自己歌曲的吉多，也隨著合作次數增多，與她情感逐漸加溫，兩人終於2023年結婚。這段相知相戀的過程，同樣也被做成歌曲：〈互相喜歡〉（Suka Sama Suka）是他們曖昧階段的心情，〈萬隆與台中之間〉（Antara Bandung dan Taichung）則強調了這段遠距離愛情的篤定。

金塔：「親愛的，命運已轉變」

寫歌當下，內心浮現離婚後獨留異鄉的悲慼，只剩「沒有朋友，一個人難過」的感受。

來自東爪哇外南夢（Kabupaten Banyuwangi）的金塔（Cinta Dita Abadi），不僅是純真瑪莉亞在台灣的移工前輩，也是她和吉多的「紅娘」。而同時，金塔也是音樂人吉多的客戶，很早就向他「買歌」，錄製個人單曲。之後，也是她為純真瑪莉亞和吉多牽線，協助這位同在異鄉的姐妹，能夠享受音樂。

所謂的「買歌」，是一種客製化服務。

「喜歡唱歌的移工找會寫歌的人，為他們量身訂做歌曲。」印尼移工文化研究者吳庭寬表示，很多在台移工找吉多寫歌的緣起，是有人向吉多買歌送給在移工社群中擁有極高人氣的主持人譚雲福（Tony Thamsir）。「吉多可以幫忙寫歌」的風聲，由此傳開。

在台灣，也有委託寫歌的服務，但與台灣的價格相比，印尼寫歌服務價格便宜很多，多落在台幣一千到兩千元（約250至500元港幣）。吳庭寬解釋，這個價格在印尼，可能是一般人一兩個月的薪水，但就在台印尼移工而言，不過是假日出門吃一頓好料的花費罷了，「況且，這些寫歌的人還會提供套裝服務，例如一次寫三首，並且協助歌曲錄音、後製和上架等後續。」

「買歌的人，都想要有自己的歌曲，同時，也都有個人的故事想說。」吳庭寬補充，愛唱歌的移工會以這種方式，讓自己圓夢，「她們有自己歌曲，就更有條件爭取表演的機會，不管只是喜歡錶演，或是賺外快，都是替自己加值的方法。」

活躍於在台移工表演舞台的金塔，就是如此。她和吉多合作的程序，與純真馬莉亞相反，是吉多先寫了樂曲給她，讓她自己填進歌詞。此時，金塔想起了前夫――兩人早早結婚，婚後開了公司，卻因經營不善公司倒閉，只好先後到台灣當移工。然而，丈夫因故非法逃逸，拖累金塔，最後丈夫被捕，兩人回到故鄉的隔年（翌年），決定離婚。

十多年前的往事，仍歷歷在目，金塔敘事中，充滿細節，聽來折騰，結果令人遺憾。但她說，這不算是壞的結局，因為，「我的老公會打人」。

「離婚時，我的老公有給我祝福。」金塔於是再度來到台灣工作，非但再也沒有離開，也在這裏找到屬於自己的表演舞台，以及新的歸宿。

儘管另嫁他人，金塔還是不忘舊情。她說，寫歌當下，內心浮現離婚後獨留異鄉的悲慼，只剩「沒有朋友，一個人難過」的感受。金塔的第一首歌曲〈孤單〉（Kesepian），由此而生：

但這首歌不足以承載她對這段婚姻的所有感受，於是，金塔再買了第二首歌：〈我們的愛情故事〉（Kisah Cintaku）。

愛文和米拉：成為有故事的人

「我們遇到什麼，想聽什麼歌，就寫下來；不喜歡跟別人說、也不想讓別人聽的事，也會寫下來。」

無論純真馬莉亞或金塔，都經歷一次失敗的婚姻，在台灣工作時，重拾愛情，透過寄託心情。而類似的案例並不少。

 「很多印尼人（移工）都這樣，因為失去愛情來到這裏，然後感到孤獨。」陪著純真馬莉亞受訪的愛文（Evin Puspita Sari）在旁補充。

愛文是純真瑪莉亞和吉多旗下的「歌手」。出生在東爪哇小漁村的她，從小就熱愛唱歌，而她前來台灣當家護工的原因，也與純真瑪莉亞相同：離婚，想轉換環境。

但她不像純真瑪莉亞一樣，會寫詩，說故事，只喜歡透過歌聲，傳遞心情。因此，2023年到台灣擔任照護工的她，會帶著自己照顧的阿嬤一起唱歌，也不時在臉書放上自己在房間內唱歌的影片。

僅管愛文不會書寫，卻說：絕大多數的印尼人都會記錄自己的感受，「我們遇到什麼，想聽什麼歌，就寫下來；不喜歡跟別人說、也不想讓別人聽的事，也會寫下來。」

「我們這些來當移工之前，過得都不算太好的生活，但也因為這樣，成為有故事的人。」純真馬莉亞認為每個移工身上都是故事，每個人身上也都有故事。

她還在印尼的時候，因為受到家暴而心理諮商，認識了一群同樣受傷的女性，並且互相支持，進而組成了一個名叫「鳳凰世代」的團體，以浴火重生之寓，宣示他們正面迎向未來的決心。

「有時候我們講話，男人都不認真聽，或是不理，我只是想叫他聽我說說話。」

「鳳凰世代」也有一首屬於自己的歌曲〈我們的旅程〉（Our Journey）：

然而，不是每個愛寫故事的印尼移工，都有灰暗的經歷或難受的故事。同樣向吉多買了一首歌的米拉（Mila Armidya Sari），小時候就是個活潑開朗圓胖的小黑妞，長大後從大學護理系輟學，到醫院工作，不到一年，就因為工作勞累薪水低，以及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到了台灣當工廠工人。雖說如此，她只覺得這是一段旅行，一個冒險而已。

比起音樂，從小就愛寫作的米拉對說故事更有興趣。她會將自己的台灣的生活經歷，寫成詩文，參加文學獎，也透過寫作投寄對家人的思念。

例如，她會將自己無法見到丈夫的孤獨，以及難受想哭的心情，化成詩詞，做成歌曲；但也會將對丈夫的抱怨，讓吉多譜上音符，自己高唱出聲，「有時候我們講話，男人都不認真聽，或是不理，我只是想叫他聽我說說話。」米拉的單曲〈我不能嗎〉（Tak Bisakah），是她的怒氣：「你可不可以不要這個樣子？！」

米拉表示，丈夫不搭理自己，心裏會很悶很難受，「但不可以一直憋著讓自己難受啊，很不舒服，所以，我要講出來，唱出來。」

擁有一個孩子的米拉，與丈夫長期分居兩地，感情依然甜蜜，在台灣，時常向旁人展示自己的家人與生活。對於錄歌、寫作，也只當成一個閒暇活動，一份記憶，不是成就，也沒有幻想，「我只希望，以後給我的孩子跟孫子看，讓他們知道我在台灣的生活，知道我過得很精彩。」

很期待愛情

「有一次我被罵，我就去洗衣服，我在哭，我大哭，但哭的時候，靈感就這樣跑進來。」

新婚不到兩年的純真瑪莉亞對於過去幾段失敗的愛情與婚姻，已經不再感到難受，更別說，新婚丈夫不僅支持她追逐夢想，更成為音樂生意夥伴。只是，獨在異鄉，難免孤獨寂寞，她認為，僱主就是她在台灣的家人，如果僱主不開心，罵了她，她就會寫歌，好轉換心情。

「有一次我被罵，我就去洗衣服，我在哭，我大哭，但哭的時候，靈感就這樣跑進來。」純真瑪莉亞笑說這實在很荒謬，她這麼難過，哭成這樣，腦袋卻只有歌詞和旋律：「雖然今天雨下得這麼大，但我們必須相信，明天會有彩虹。」

純真瑪莉亞會記錄移工受苦的故事，也會寫下生活點滴，但她更喜歡的是愛情，「因為我很期待愛情。」

「女性移工，尤其是照護工，會透過音樂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且非常直白。」吳庭寬以另一位女性移工艾尼（Eny Moresta）的創作〈獨自打拼心好累〉（Kesel Berjuang Dewean）為例指出，女移工會抱怨丈夫不事生產，感嘆只有自己辛苦工作。

不只如此，吳庭寬進一步展示移工歌曲創作的赤裸程度，像是：透過歌曲吐露心情，說自己寧願和愛人分隔兩地，才會確定自己最喜歡的是誰――只要在夢裏喜歡就好。尤有甚者，將性愛的幻想和出軌的愉悅，寄託在歌曲裏。這些創作都展現移工情慾流動的一面。

純真瑪莉亞喜歡當嘟歌曲，也時常翻唱當嘟歌曲，並拍成MV上傳YOUTUBE。例如〈與我偷情吧〉（Selingkuh denganku），就是一首跟花心男訴說的情話。

在台中工作多年的純真瑪莉亞以台中公園和車站為背景，找來素人演員，演了灑狗血的劇情，展示移工感情的脆弱面。

印尼龐克：光明並非永恆

女性移工如此，男性移工呢？

在吳庭寬的觀察裏，僅管男性移工樂團比較有「直男」視角，闊談移工心聲或權利，不過，有些男性樂團，也會唱些「小情小愛」。例如，由四個分處台灣中南部的印尼移工組成的龐克樂團――披光樂團（FakeSHINE），便時常藉著歌曲呈現移工感情世界。

吉洋進一步表示：他很喜歡這種有印尼人、菲律賓人、台灣人的場合，不分國界，一起享受音樂。

「Pop Punk 這種類型的音樂很受印尼年輕人的歡迎，因為有令人愉悅的點，會讓聽者感到快樂，雖然我們的歌，有的是分手，有的講焦慮。」披光樂團主唱吉洋（Krisna）表示，在移工的生活中，「分離」是一再重複發生的，所以他們的創作有談分手的〈消失〉（Sirna），也有自我宣示對感情忠誠的〈癡情第一名〉（Juara Satu Setia），「因為我們團員發現，周遭有太多出軌或不忠的事情，如果要追女生，都被當成花花公子。」吉洋稱他們唱出外籍移工的心聲，拒絕渣男這種刻板印象。

生於2000年的吉洋，是團員裏年紀最小的一位。他在蘇門達臘楠榜省一個名為Rejo Binangun的小村莊成長，但承襲峇釐島的血液與文化傳統。自小就喜歡音樂，學習彈吉的他認為，在鄉下很難找到體面的工作，才決定到台灣。

來到台灣的吉洋，想要組個樂團，在Facebook上找到同樣在台灣工作，也擅長樂器的同胞，於2022年11月組成樂團。他解釋，樂團命名為FakeSHINE有很多含義，重要的只是提醒自己：光明並非永恆的，「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一定會在某個時刻黯淡下來，因為永恆的光明只屬於宇宙的創造者。」

「組樂團，只是希望工作累了，還能夠享受音樂，自娛娛人，如此而已。」吉洋想要唱給所有的在台移工，還有年輕人聽，因此，他的創作靈感也都來自在台移工的生活，「對我來說，音樂表演非常重要，我們可以透過讓那些在工作中心情不好的人開心起來。音樂可以讓那些疲憊、有壓力、想要放棄以及其他很多事情的人振作起來。」

樂團命名為FakeSHINE有很多含義，重要的只是提醒自己：光明並非永恆的，「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一定會在某個時刻黯淡下來，因為永恆的光明只屬於宇宙的創造者。」

和女性照護工這樣的「個體戶」，只在印尼移工活動場域演出相比，移工樂團的演出機會則比較多元，除了在pub演唱、在台灣多元文化活動表演，也能登上音樂祭等場合。例如，南部鬧事團（SOUTHERN RIOT）在大港開唱登台，「黑袍樂隊」（Jubah Hitam）則在2025年元旦於總統府升旗典禮上開唱。

即使為了自娛娛人而組團的披光樂團，也能打進台灣地方活動的演出名單之列，或是在東南亞歌手到台灣演出時，擔任暖場嘉賓。只是更多時候，他們是在移工聚集的場合出現，提供慰藉。

例如2024年夏天，在高雄旗津一個為爭取漁工權利而唱的活動中，他們也登台揮汗演出，吉洋在演唱新歌〈不要停在這裏〉（Jangan Berhenti di Sini），躲在帳篷下避陽的移工們，忍不住擠湊到舞台前，跟著旋律舞動。

「這首歌是要告訴大家，眼前就算有很多障礙和困難，也不要放棄。就算承受很多謾罵，也要堅持做自己，繼續前進，永不止步。」吉洋進一步表示：他很喜歡這種有印尼人、菲律賓人、台灣人的場合，不分國界，一起享受音樂。

八月正是印尼獨立紀念的月份，披光樂團除了演唱正向積極的歌曲，也不忘帶來印尼的愛國歌曲，與同胞一起歡慶。演唱完畢，吉洋有感而發說了一段話：「無論我們身在何處，都要保護我們國家的良好聲譽，不要通過犯罪行為或其他愚蠢的事情來玷污我們國家的良好聲譽。」

在台上嘶吼巴勒斯坦和反戰

古納迪說：金屬樂在印尼很受歡迎。據聞，亞洲最多金屬樂隊的國家，就是印尼。

大多數移工樂團或個人演唱的創作目的，都是為了「說故事」，只是有人著重個人情愛，也有人為了倡導移工權益。然而，由印尼移工所組成的金屬樂隊Dream of Death ，幾乎不碰觸真實故事，他們在台上狂野嘶吼的是巴勒斯坦和反戰，鼓吹正義革命，但下了台、退了妝，成員都是過著普通日子――白天上班，閒餘時間聽音樂、練團。

如同披光樂團的組成，Dream of Death的五名團員也是透過臉書找到彼此，進而組團――而且是金屬樂團。

「主唱古納迪（Gunadi）喜歡金屬樂。」各有音樂喜好的團員們異口同聲，將原因歸於主唱的決定，古納迪本人也不否認，他說：金屬樂在印尼很受歡迎。據聞，亞洲最多金屬樂隊的國家，就是印尼。

Dream of Death的團員雖來自四面八方，但都是偏鄉農村，來台工作原因也如出一轍：故鄉沒有工作機會，只有出國工作之途。但不論是主唱古納迪、吉他手阿迪（Adi）、貝斯手米昆（Mikun ）或是鼓手Nono，幾乎都從高中時接觸樂器，在拮据的條件下參加音樂社團，有才華，但困於資源，無以為繼。到台灣工作多年，不僅存了點錢買樂器，也有了站上舞台的餘裕。

貝斯手米昆來台灣時才29歲，如今已邁進38，十年光陰豐富了他的生命。能夠自行作曲編曲的他，除了中學時期學會吉他外，貝斯、電腦編曲製作、MV影音後製，都是來台灣工作才學的。他稱自己用在台灣賺的錢，買了自己的樂器，甚至學會用電腦。

「在我的國家，大部分成功的人都出自富裕階級，窮人只能苦苦求生（Struggle）。」僅管外界認為移工在台灣備受委屈，但米昆卻認為，因為來台灣，他才有能力擁有人生第一台電腦，「在台灣，我有工作，可以保有興趣，有樂團有朋友，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類似的敘事，也在其他團員口中重述，例如鼓手Nono在高中社團學的是鋼琴，但看到朋友打鼓，覺得很有趣，便看著youtube自己學鼓。成員們多才多藝，中學時就有相當程度的表現，卻受限於資源和環境，直到在台灣成為人們口中的「外勞」，自小就懷有的音樂夢，才有足夠的生活條件可以支撐。

「在我的國家，大部分成功的人都出自富裕階級，窮人只能苦苦求生（Struggle）。」

「很多印尼人都很有才華天賦，但在自己的家鄉，都是無用之人（useless），只能在自己的村莊打零工，什麼也做不了，也沒有發揮才華的機會。」Dream of Death經紀人傅翰森（Hasan Firmansyah）在聽完每一個團員的訪談後，都會對我下這麼個註腳。

傅翰森是高雄科技大學的博士生，他演出的紀錄片《公園》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獲得許多大獎，因此感受到文化推介的重要，便於2024年五月志願接下Dream of Death 經紀人的工作，設法增加樂團的演出與曝光機會。他說，Dream of Death不只為移工而唱，也不只唱給台灣人聽，還想要面對世界。

儘管Dream of Death部分團員――如貝斯手Mikun、吉他手阿迪在印尼時，曾自費出版專輯，但主題多是愛情，「都不是真實故事」，加入金屬樂團後，都必須面對不同的樂風主題。Dream of Death的音樂反映時事，充滿批判。

主唱古納迪是歌詞的創作者，雖也是出身偏鄉，但他到台灣工作的理由和其他人不同，「我的父親要我在上大學，跟從軍之間做選擇，我都不想要。我想要看看這個世界。」古納迪從2015年到台灣後，就再也沒有回印尼。

自小就以作家為志的古納迪，對寫詩充滿熱情，儘管學生時期因社團活動擔任樂團主唱，卻未曾想過組個樂團。Dream of Death於他是個意外，而他的加入條件是：「一定要是金屬樂團。」

「因為，我在金屬音樂中，找到了我自己。」古納迪進一步補充。

「我的父親要我在上大學，跟從軍之間做選擇，我都不想要。我想要看看這個世界。」

〈停止戰爭〉（Stop the War）、〈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哭泣的國王〉（The Crying King）都是Dream of Death回應世界情勢、具有人道關懷的作品，但沒有真實事物為創作基礎，也無故事性。

〈3D2Y〉是Dream of Death目前創作中，唯一一首有真實故事背景，古納迪解釋：「這是我朋友的故事，他在弟弟死亡後的情緒，很觸動我。」

也有精彩生活

「在台灣發展的移工樂團、或是獨立歌手，很少能夠進入大衆的視野、被媒體報導，黑袍樂團是比較特別的例子。」吳庭寬表示，再有才華的移工，被看的機會都很少，然而，跟在印尼相比，在台灣，這些移工樂人能夠競爭的對象算少，群體比較小，因此，可以好好發展。

就吳庭寬長期觀察，愛唱歌的移工離開台灣回印尼後，就再也不做這些事了，因為再努力都不一定會有成績或進展，儘管還是有人嘗試經營演藝團體，但自己創作自己唱的案例，就比較少見。。

因此，既然在台灣工作可以有自己的舞台，移工們便利用這個機會，享受「演出」。他們不只投入歌曲創作、錄製歌曲、上傳串流平台而已，還善用網路平台和影音功能，頻繁發布自己的音樂、表演，並註記心情。

特別是女性移工們，幾乎每天都會在自己的社群網站上發布自己唱歌、表演，MV短影音，就算只是在台北街頭走路，或只是一張照片，都可以配上自己的歌曲和歌詞。而比較願意砸重本的移工，還會找朋友協助拍攝音樂錄影帶，背景自然是台灣的風景。

「印尼歌手、明星會使用短影音、或網路媒介宣傳，移工也會複製自己國家音樂產業的宣傳方式，只是比較簡約而已。」吳庭寬補充：當然，這也是移工建立、維持社群的方式。

傅翰森則認為，短影音、影像或貼文，是移工呈現自己異鄉生活的方式，同時也能讓故鄉的親友看見他們在異鄉的活躍與安好。他進一步指出，移工透過網路維持自己和故鄉的關係，建立人脈，有時候也讓親友知道：「我們甚至有台灣人朋友。」

「除了給家人看，也是給其他人看，我們雖然是外勞，但我們不是隻有工作而已，還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米拉認為，很多人會對移工有刻板印象，覺得他們只是賺錢而已，但就像台灣人有自己的生活和交友圈一樣，移工也有自己的興趣和網絡，同樣會想將自己的生活記錄下來，留給子孫，讓他們知道父母的人生有多精彩。

因此，金塔積極參加移工活動，擔任主持人，並連結各方網絡；純真瑪莉亞和愛文擔任照護工，一個月雖僅有一天休假，也會利用這個時間表演或者交遊。米拉甚至時常和台灣移工團體、政府公務員往來，並抽空開班授課，拓展各種經驗。對這些移工來說，無論東協廣場、台北火車站，或各個縣市的印尼街、印尼店，都是工作之餘的人生舞台。

不過，金塔稱她想法比較簡單：「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我在國外工作，獨自養大兩個孩子，現在一個是軍人，一個在銀行上班，我每天都在跟自己說，跟大家說，我是個成功的媽媽，我可以，你也一定可以。你我都一樣，沒有分別。」

「歌曲是你的愛，歌曲是我的生活。」金塔說，「我們的僱主可能不好，每天工作很辛苦，會有一點難過，如果可以唱唱歌、聽聽歌，也許會快樂一點。」

注：本文中的歌詞，由吳庭寬翻譯，＜萬隆與台中之間＞歌詞取《歌從遠方來》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