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戰的理由：長榮工會從無到有，她們為何而戰？如何迎戰？

編者按：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昨天（7日）公布罷工投票結果，全體會員同意罷工比率為68%，已達法定全體過半數門檻，其中，長榮航空會員同意比率更高達9成，符合勞資爭議處理法罷工投票門檻。短短3年，長榮空服員打破長年的「零工會」紀錄，摘下口罩，站上街頭。開票日前，工會創始成員們和我們分享了當初秘密組織工會、招收成員的歷程、與資方衝突的過程，以及種種飛行時數以外的艱辛。

37歲長榮空服員廖以勤的雙腳幾乎已經失去知覺，直到遊行隊伍歸來。人群中許多空服員姊妹也流下淚來，頻頻抹著臉。

這是台灣史上首次以空服員為主體的遊行。6月4日凌晨4時起，廖以勤與長榮空服員工會代表曲佳雲、黃君婷在脖子掛著代表空服員過勞航班的牌子，於張榮發基金會外，歷經黑夜至黎明、風雨到天晴，一同「苦站」抗議過勞航班，這一站，就是12小時。

「就如同其他工時瀕臨12小時的來回航班，空服員天未亮就出門上班，再回到家時，天又黑了。」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廖以勤回想過去13年來在紅眼航班上值勤時所付出的體力勞動，便覺得這樣站著，似乎沒什麼了。

「這是空服員的日常，」她說，「只是大家長期在這樣的班表安排之下，似乎忘記了這樣的循環，是惡性操勞。」

另一頭，超過500名空服員與前來聲援的數百人勞工團體組成遊行隊伍，午後浩浩蕩蕩自長榮國際公司出發，一路上高喊「台灣工人爭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直到張榮發基金會門口。

與空服員遊行隊伍會合的那一刻，三名「苦站代表」不禁相擁而泣。「從成立工會以來，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和資方的惡意，可是你們現在站出來的團結，就可以對抗所有的惡意！」站到鐵腿的廖以勤奮力登上指揮車，向參與遊行隊伍喊話：「我希望全台灣的工人要記得，我們要終結過勞的台灣！」

此時，距離長榮空服員罷工投票開票的日子，剩下兩天。工會宣布，參與投票的人數已突破3000大關，長榮空服員就要取得合法罷工權。

打破「零工會」神話

工會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2016年6月24日，台灣航空史上第一場罷工——華航空服員歷經21小時的罷工後，最終資方接受工會訴求，空服員權益取得重大突破。

「我們能不能也有自己的工會？」這是許多長榮空服員得知華航罷工後的心聲。成立工會？她們曾經連想都不敢想。畢竟，當年她們都通過了那場考試，尤其答了那道題——加入長榮之前，應試者皆須回答：「如果公司內部有暢通的溝通管道，你覺得還需要工會嗎？」廖以勤說：「這樣的必考題…，這間公司很明顯是抗拒工會的。」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工會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在那時候，根本沒有人會想到『工會』這兩個字，甚至，我可以說在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之前，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工會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在長榮已有21年年資的黃蔓鈴是眾人的大學姊，她回憶，早在21年前考進長榮時，就被問過「贊不贊成組工會」？「如果當初選擇贊成的話，之後大概就不會出現在面試名單裡面。工會組成後，這道萬年考古題才消失。」

不過，華航空服員罷工成功後爭取到的多項改善訴求，著實羨煞了許多長榮空服員，進而想採取後續行動。廖以勤就是其中一人。

自有記憶以來，廖以勤的父母經常帶著她上街頭參與遊行。她的父親廖永來曾任立委與台中縣長，1980年代時也曾積極從事黨外運動、環保運動與農民運動。1990年野百合學運期間，還是小學生的廖以勤就在現場。家人積極參與社運的經驗，讓她從小耳濡目染，「小時候對於抗爭、運動跟不平等的事情，我會很自然而然地覺得就是要講出來，也許是因為這個背景的關係，我會比別人更有勇氣一點。」

帶著比別人多一點的勇氣，廖以勤在得知華航罷工成功後，決定身先士卒，與夥伴共商籌組工會事宜。在毫無工會經驗的情況下，她聯絡了當年華航罷工的重要推手、時任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的林佳瑋，由她協助長榮空服員組織工會。

「記得最開始只有十幾個人，我們偷偷與佳瑋約在同事的一間小工作室，一起討論籌組工會的條件、將來如何應對資方的打壓。」廖以勤回憶，「其實一開始我們真的滿害怕的，畢竟長榮對工會是非常抗拒的。」

不到三週，回收千份的「秘密表單」

時值2016年7月盛夏，長榮空服員的手機上秘密流傳著入會意願調查的表單連結。「我們當時透過手機群組，按照每個班級、期數這樣把問卷傳出去。」廖以勤說，不到3個禮拜的時間，超過1000份問卷回傳表示願意加入，這樣的結果為一開始就投入籌組工會的人奠定信心，「因為我們覺得人數要有一定的量，才去做這件事情，比較不會那麼危險。」此後，長榮分會湧現大規模入會潮。

工會創始成員開始密集辦理說明會。黃蔓鈴回想起她在參加完第一場說明會後，因為支持工會的理念，毅然決然遞出入會申請，成為秘密收取報名表的「樁腳」之一。「從第一場（說明會）我去聽時大概十幾個人的場子，到後來場地慢慢不夠用，其中有一場是辦在我家社區樓下的會議室，當天早上警察還來關切，問說：『能不能讓警察旁聽？』不過還好後來被社區主任拒絕了。」她回憶：「那場說明會還請了華航組員分享籌組工會的心路歷程。後來，場地逐漸不敷使用、愈來愈多人去聽說明會、考慮入會。」

工會成立初期，似乎沒有遭遇太多的困難，「那時候雖然公司沒有打壓，但並不表示我們心裡不會害怕公司來關切、來打壓。」黃蔓鈴說，當時收報名表的過程，是用非常秘密的方式進行的，「像我是其中一個收報名表的人，我請她們直接把報名表放進我公司的locker裡面，而不是公開的信箱，因為大家都會害怕，怕自己的資料被公司看到。那時，工會以私密的、用安全鎖的方式去保管這個報名表，之後統整，再交給以勤。」

「其中有一場說明會是辦在我家社區樓下的會議室，當天早上警察還來關切，問說：『能不能讓警察旁聽？』」

從工會成立到今天，長榮內部不乏站在資方立場的空服員，質疑工會成立的正當性。另一名長榮分會代表林昱嘉遇過同事當面反對籌組工會，「她們覺得公司已經給了很好的福利跟待遇了，我們不應該忘恩負義。」「她們覺得組織工會或是加入工會的人很不知足、很叛逆。這些人通常是比較資深的人。」

事實證明，資深的空服員也有不同的想法。例如，在幾位資深學姊的遊說下，黃蔓鈴誤打誤撞選上了會員代表，漸漸成為工會核心，平衡工會幹部年資之餘，也更能代替資深組員發聲。

在許多已服役2、30年的空服員心中，對加入工會總有些猶疑，擔心加入工會可能影響日後退休規劃、甚至丟了飯碗而不敢貿然行動。當然，黃蔓鈴不是沒有想過這些後果，不過，「我已經是一個義無反顧要去走這條路的狀態了，」她說。

曾面臨長榮無預警裁員、減薪，「至今仍莫名恐懼」

1998年，黃蔓鈴同時考上長榮和華航，家人考量飛安等因素，建議她選擇長榮。事實上，剛加入長榮的頭幾年，黃蔓鈴非常羨慕華航能有工會，「雖然那個工會也許也不是我想的那樣，可是那時候會覺得華航工會好好，華航空服員還有三節獎金跟額外的福利。」盼了20年，如今長榮終於也把工會組織起來，她期許工會讓空服員的生活和薪資更有保障。

2001年，911恐攻後使得全球航空業受到很大的打擊，長榮無預警裁員，黃蔓鈴雖幸運留下，卻面臨公司減薪的威脅，「他（長榮）在我們信箱裡放一張紙條，讓我們選擇同意減薪或不同意減薪，選擇同意者留下、不同意者被迫資遣。」她說，當時年紀小，因為對失去工作充滿恐懼感而同意減薪，雖然公司後來將薪水調回，「但事後回想自己的好朋友、好同事曾遭受的這一切，心裡還是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海嘯，長榮找上資深空服員，給了她們兩個選擇：優退或下地勤，「許多熱愛飛行的資深學姐被迫離開這個舞台，沒有第三個選擇，」黃蔓鈴回憶，當時，她的恐懼感再度襲來，「因為我不知道，當我到了這個年資時，公司是不是也會逼迫我做出選擇？公司不需要妳時就一腳把妳踢開的陰影，到現在都還存在。」

長榮的威權管理早已行之有年，颱風天「硬飛」的紀錄也並非2016年梅姬颱風獨有。而談到颱風天，空服員總有講不完的委屈。空職工長榮分會理事李瀅回憶，她第一次遇到颱風時，乖乖按照公司規定「全副武裝」去上班，結果公司門口淹大水，她在風雨裡和準時報到的同事們一起站在公司門口脫掉全溼的絲襪，「重點是好不容易進去公司，身體濕了、頭髮也亂掉，公司卻說『可是妳們的飛機還沒有來』，就叫我在公司一直等。」

「颱風天因航班大亂，公司也不確定飛機回來了沒，有哪些人可以用，公司也未必知道，因為那時候非常亂。基本上我們去到公司應該要先sign in（報到），但公司為了要防止工時已經開始，就會叫我們先不要sign in。」黃蔓鈴補充說明，長榮是一間大公司，不會公然違法，但可能會遊走在法律邊緣，或是想方設法規避掉「超時」的問題。2001年的納莉颱風期間，黃蔓鈴甚至耳聞，有同事乘坐橡皮艇到公司報到。

「當我到了這個年資時，公司是不是也會逼迫我做出選擇？公司不需要妳時就一腳把妳踢開的陰影，到現在都還存在。」

一說到威權管理，每位受訪的空服員都有各自的荒謬故事：「以前我們請病假，是生病當天必須要去醫院看醫生，然後親自拿著醫生證明到公司繳交，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腳斷掉出車禍、打著石膏還要一跛一跛進公司繳證明的例子。」李瀅說，空服員因生理痛請生理假，長榮會要求空服員「找醫生照超音波證明真的生理期來」，才能請假。生理假尚如此，事假更難請。有一回，李瀅的同事因表姊結婚典禮需請一天事假，結果主管說「表姊又不是親姊姊」、「沒有很親、沒有很重要」，結果不准假。

黃蔓鈴補充，長榮空服員若非待命的狀態，公司調動班表應經過當事人同意。不過，在8年前，曾有一個主管直接告訴她：「就算妳今天放假，我也有權力動妳的班。」

被強行抽走的會刊、差點被撤走的櫃子

2016年7月，空服員職業工會長榮分會開始成立。在2016年9月的梅姬颱風襲台、長榮硬飛導致飛安隱憂後，工會向公司爭取「天災假」，才讓機組人員免於在颱風天時必須「跋山涉水」、甚至賭上生命出勤。

工會成立不到半年，加入會員數早已超長榮空服員的一半，依《團體協約法》可取得與長榮的團體協約的協商權。自2016年年底，工會開始向長榮提出協商的要求，卻屢遭長榮技術性拖延，工會於隔年1月23日號召約50名空服員，在長榮航空一樓大廳舉牌抗議，批評公司先前承諾的勞資協商跳票。此時，願意挺身而出的空服員，多數仍戴著口罩。

「後來，公司繼續刁難工會，說要查大家的名冊、匯款資料、入會申請書，很多會員開始擔心自己的資料會不會被公司查到。」李瀅說，公司當時強調一定要查到名冊，才願承認工會會員數過半。工會則建議循華航工會模式，找第三方代表做認證，公司不願接受。

為了繼續招收空服員加入，工會在2017年3月印製了一份會刊，投到公司每個人的專屬信箱裡，卻遭公司派人取走刊物，工會繼續放、公司又派人抽，雙方你來我往，場面火爆。桃園空職工秘書長鄭雅菱說，當時不但希望藉此鼓勵會員站出來，也期望繼續增加會員數，「因為我們不確定資方會不會用各種名目、手段讓我們的會員數沒有過半，公司有外籍員工、正在訓練的新進組員，他們可以『掛母數』來讓我們瀕臨無法過半。」

另一方面，工會成員發現，資方為了不讓工會達到宣傳目的，指稱工會的文宣是「外部的東西」，所以不能放在公司信箱。對此，鄭雅菱說，因空服員工作特性，公司早已默許大家以信箱交流，甚至醫美、絲襪的廣告單都能放，「只針對工會文宣，完全就是在打壓、針對工會嘛。」

鄭雅菱說，後來，工會跑去公司的管理部理論，卻得到高層威脅要把所有櫃子撤走。「那時大家也怕會員會不會反過來針對工會，說我們害他們沒櫃子可以用，」鄭雅菱回憶。但幾經思量，工會依然認為他們的宣傳權利至關重要，甚至有工會成員故意在會刊裡面放錢、台胞證，藉以凸顯公司沒收會刊，並無正當性。

同一時間，桃園市政府出面承諾可以替工會人數做見證，並邀請工會到政府進行工會名冊查核。「當時公司還要求要查到金流，確認會員有繳錢給工會才算加入。」李瀅說，那時，工會幹部打開網路銀行一個一個查帳戶後五碼，花了整整三天的時間才完成。

2017年3月27日，經桃園市勞動局確定，共計2596名長榮空服員加入工會，工會正式取得與長榮的團體協約資格。自四月起，工會每月一次與資方代表召開團體協約會議，平時也協助會員解決勞資爭議、申請勞檢，不定期針對重大議題召開記者會。

「罵我是賤人」

「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一下飛機，手機訊息500個起跳，尤其是最近（罷工），真的真的，不誇張。」黃蔓鈴說。繁雜的工會會務，幾乎佔去了工會幹部大部分的休息時間，特殊的工作型態加上額外的工會會務，對體力和精神都是長期消耗。

李瀅曾因為要兼顧工作與工會事務，連上10天的班後又趕去顧工會會員代表投票棚、協助開票，連續20小時沒有闔眼。廖以勤記得，有次要在勞工局前開記者會，在那之前她飛了一趟長班，又飛了一趟曼谷回來，「那趟飛行中又有客人休克，隔天早上9點我又得趕去記者會。我當下就想，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班表型態，剛好遇上突發狀況，然後這又是一個有時差、日夜顛倒的工作，對我們這種類型的人來說，要做工會組織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除了同事和工會成員彼此的激勵，來自家人的支持，成了工會幹部繼續堅持下去的重要動力。李瀅的先生在華航擔任地勤，因為深知航空業勞動條件不甚佳，對她參與工會非常支持，也曾陪她一起絕食抗議。

林昱嘉則說，加入工會的初期，母親看著她頻頻上電視，感到憂心，「媽媽跟我說：『妳要參加工會我不反對，可是妳可不可以不要站在前面？』『記者為什麼要把妳的全名寫出來？妳會不會被主管視為眼中釘？會不會影響升遷？』」經過理性溝通後，媽媽也漸漸能夠體諒，如今，只希望自己的女兒不要受傷。林昱嘉的丈夫看著她老是晚歸，憂心她的健康：「老公跟我說：『妳除了上班很忙之外，還要花很多時間，都沒有好好休息，如果（工會）真正需要妳的時候妳倒下了，不就瞎忙一場？』」

「我爸媽在工會開始成立的時候，都覺得我們能夠站出來幫自己爭取福利很棒，但到了最近這幾個月，我覺得他們開始流露一種擔心的口氣，他們會怕我們直接質問公司、開記者會，公司後面會不會針對我、讓我沒工作？」黃蔓鈴說：「雖然表面上他們覺得我是女兒、應該要支持我，其實我看得出來他們很擔心。現在他們真的會擔心我會丟了飯碗。」

抗爭時總是站在最前面的廖以勤，也曾因為父親的政治背景，遭到網友攻擊。甚至，有網友說她將來會走回父親的從政路，然而事實剛好相反，「如果我會走政治這條路，就不會去考空服員，而很可能就去走爸爸幫我鋪好的路，」廖以勤無奈地解釋。

廖以勤更曾收過匿名攻擊信。「之前我們集體請了天災假，有一封信署名『廖以勤』的信直接寄到工會辦公室，打開裡面滿是手寫的字跡，直接罵三字經、罵我是垃圾、是賤人。」廖以勤說：「當時我有嚇到，之前即便客人再多客訴，也不會用這種辱罵、污辱性的字眼，但這個民眾的信讓我感受到，走在這條抗爭的路上只會更加艱難，不支持我、罵我的人會很多。」回想起這件事時，廖以勤語氣平淡，她想著，不能因為被罵就退縮，「我覺得有些事情就是堅持久了，這個社會才漸漸可能有一些些改變。」

乘客的「關切」也給工會成員帶來壓力。林昱嘉曾在執勤時遇過一位客人抓著她問「你們什麼時候要罷工？」「你們罷工那我怎麼辦？我沒有飛機可以搭。」林昱嘉建議對方，要不要考慮提早改行程，或考慮其他的航空？對方很生氣地指著她說：「怎麼有你這種員工啊？」

空地對立，弱弱相殘

比起外人的不諒解，廖以勤其實更在意公司內部員工的想法。身兼長榮企業工會理事長的她，在工會成立近3年之中，也曾透過勞資會議替公司其他同仁爭取了不少福利，例如地勤男女分開的更衣室，絲襪、工作鞋和大衣的補助。「我覺得不同的行業的人不能理解我們的心情，這我還能理解，但如果是被我們自己的地勤人員或內部員工罵，這會讓我更難過，因為我們是在一個比較相似的環境工作，會有一種被自己人的攻擊的感覺，這讓我更心痛。」廖以勤說，她非常在意同事們在網路上的留言，「我會很希望跟他們（地勤）解釋，為什麼空服員現在要走到這一步？」

她說，如果有一天，空服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她們也可以協助到其他部門，「但公司還是一直操作『空地對立』，這個狀況是非常激烈、惡化的。」廖以勤舉例，空服員常常被地勤指責是「養尊處優的一群公主」，「空服員的特性是，我們一個航班回來，就會有一台交通車來接我們，像這種其實是公司制度，有些地勤就會說：『這是公主的車，只有公主能搭。』」她聽在耳裡，感到非常難過。

但廖以勤知道這是結構造成的問題。「最近『空地對立』情形很明顯，我想他們是被公司的公告影響，因為公司威脅說可能不發年終（編者按：長榮航空5月間公告，若罷工導致公司獲利大幅下滑、甚至虧損，將暫停年終獎金與年度調薪，且於罷工首日起3年，暫停所有員工與眷屬優惠機票；但空、地勤員工如果於罷工期間支援出勤，不受此限），因為空服員罷工會影響地勤的收入等等，這些東西的確有影響到他們（地勤）。」「他們會覺得，我們（空服員）一群人去罷工，到底關地勤什麼事情？而他們還要協助簽轉客人，所以在跟我們接觸的時候，地勤人員比較會有這種反應。」她說。

「這次不可否認的，大家情緒不是很好，」在罷工投票期間，廖以勤除了自身感受，近日也透過學姊、同學得知，地勤面對空服員時，幾乎是「面無表情」的，想必公司內「空地對立」的情形又更加明顯。

一位不願具名的長榮地勤對《端傳媒》指出，關於這次罷工訴求她並非完全不認同，單位主管也再三告知不要形成「空地對立」，「但我們心裡不免認為，為什麼我們一樣每天來上班，卻要遭受這樣的對待？沒有年終？被客人指著鼻子咒罵？甚至可能超時加班來紓解旅客的行程？」

她說，地勤是公司的第一線，也是遭受旅客情緒、語言、抱怨、辱罵的第一線，她覺得與「飛安」無關的罷工訴求，實在不需要用這種方式來變相強迫公司妥協。對於「空服員公主說」，她很不想認同，但卻也部分認同。「從這次罷工訴求來看，看得出她們想要得其實更多，不免讓人認為她們不夠知足。」

這名不願具名的長榮地勤說得直接，認為地勤人員為因應罷工早已籌備多時，從軟體到硬體，都開過無數次的會議，2017年的妮莎颱風的集體天災假事件，已在地勤心裡造成巨大的恐懼，不過大部分的地勤都能諒解空服員請天災假。

不願具名的長榮地勤說：「為什麼我們一樣每天來上班，卻要遭受這樣的對待？沒有年終？被客人指著鼻子咒罵？甚至可能超時加班來紓解旅客的行程？」

鄭雅菱分析，這樣的現象是公司不公平制度造成的「勞勞互相仇視」，讓空服地勤都產生相對剝奪感，強化了空地之間不必要的仇視。再加上長榮有名的高壓管理文化，當大家都不希望被公司懲處時，就容易在種種環節中產生種種的環節產生弱弱相殘、相互怪罪的結果。

林昱嘉說，工會成立後，公司增設由下往上的溝通管道「我有話要說」申訴信箱，並由專人受理並統一公開回覆。她推測，這是公司因應工會成立而來的應變措施，為的是不讓工會成為唯一的申訴方式。不過，她觀察到這種匿名投訴的設計，漸漸變成打小報告或同事間互相抱怨的平台，呼籲公司應該積極制止，不應讓申訴信箱淪為造成內部員工對立的禍首。

長榮工會成立至今，公司政策已有不少改變，卻也意外成為工會招收新成員時的瓶頸。
「這兩年新進的學妹會覺得公司環境也沒有多壞，但她們不知道以前外站是兩人住一間房、沒有天災假、生理假要繳交證明、不能戴牙套和眼鏡上班，現在她們覺得長榮很人性化，腳不舒服時還能穿平底鞋上班。」廖以勤想說服學妹，這些改變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靠著工會的力量逼迫公司進步、改善；同時，公司也想藉此讓組員感受到誠意。也因此，工會剛開始很難打動新進組員，直到自己或同學遇到問題、跟公司發生衝突時，尋求工會幫忙之後，才漸漸扭轉了她們的觀念。

撕不掉的尊嚴

工會歷經一年半與公司團體協約20次未果之後，在2018年11月決定終止協約會議，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三次調解皆破局後，工會宣布進入罷工程序，於5月13日至6月6日進行罷工投票。

2019年6月7日，罷工投票結果出爐，工會以全體會員數過六成、長榮分會過九成之姿，取得罷工雙門檻，工會罷工幾乎到了箭在弦上的地步。而在當日記者會現場，廖以勤父母更低調現身，表示對工會罷工的支持。

對於工會幹部來說，即將走上抗爭的路，心裡不免也有許多壓力。黃蔓鈴就說，資深組員對於罷工的不安和恐懼，她算是能夠理解，但是要怎麼帶領她們、說服她們走這條路，對她來說是一個頗大的挑戰。面對身邊朋友的疑問，她都會一一耐心面對、溝通，「雖然我不是覺得這個公司很好，可是也有很多人是覺得他『也沒那麼不好』，那我們這樣我們還要跟他打這場硬仗嗎？」

未來，若工會真的發動罷工，工會幹部不擔心公司秋後算帳嗎？廖以勤認為：「我覺得一定會，公司要惡整空服員是很容易的。」不過比起這些擔憂，她們更在意的，是長榮全體空服員的福祉。

6月4日空服員遊行結束之前，空服員手持「尊嚴」標語，蜂擁貼往張榮發基金會外的鐵欄杆上。

待到遊行人潮散去後，張榮發基金會才派了幾名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欲撕去空服員的「尊嚴」，領班的甚至朝著即將離去的幾名抗爭代表喊叫：「製造垃圾！你們貼了就要帶走。」

鄭雅菱淡淡地回了一句：「你們可以繼續黏在那啊。」幾名空服員附和：「對啊，就繼續貼著（尊嚴貼紙）啊。」或許在目前的制度下，資方不管想要撕掉勞方的什麼，都是太容易的事了；這回，她們只想讓空服員的尊嚴，貼好貼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