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舞台莊梅岩：我們不能不做，香港人不會習慣那種沒自由的生活方式

5月31日晚上，由編劇莊梅岩及導演李鎮洲拍擋操刀、講述八九六四的舞台劇《5月35日》正式公演。經歷干擾、恐嚇、觀眾反應越來越冷淡，主辦單位「六四舞台」在六四三十週年重振聲勢，門票開售三小時已售罄，劇團成立十年以來，首次加場。

演員謝幕後，掌聲一度長達半分鐘，幾乎沒人離座，留下參與演後座談會。有人問莊梅岩，演出前曾受到干預是什麼回事，她沒有說來龍去脈，但說了另一件事——首演當天早上，她在微信收到曾訪問的難屬傳來一張花束照片，她想，花束該是對晚上演出的祝福，於是以一個微笑表情符號回應了。「這種交流很隱晦，我其實並不習慣。我們香港，仍有自由，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我們現在是方寸必爭，勢力是有如坦克車般來。我們日常工作的確很忙，但這些事我們不能不做。我們香港人，是不會習慣那種沒自由的生活方式。」

2014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政治氣候急轉，遊行人數銳減，六四燭光晚會在出現「行禮如儀」的批評、學生團體如學聯及八大學生會表明不參與之下，越來越冷清。但這一晚，在劇院裏面看，香港人對六四的熱熾，似乎從來沒有冷卻過——座談會之後，場外水泄不通，排隊購買劇本和紀念品的人龍，擠滿大堂與樓梯；「你們捐多少？」一個中年女人拿著500港元紙幣，問身邊兩個同樣拿著500元的朋友，一個是婆婆、一個雙手撐住拐仗。

看著十年來反應最熱烈的場面，受到鼓舞的監製列明慧，整晚在舞台前後打點，充滿幹勁。但她沒有就此忘記了這年頭的風高浪急，在台上致謝時，一貫的沉穩冷靜：「我是前線醫護，目睹過有病人在臨死前的確會好像康復一樣。今日的六四舞台這樣精神奕奕，我也不知道這是否迴光反照，每一年，我們都當是最後一年演出，全力去做。」

十年前，有參與過燭光晚會義工的列明慧，與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六四舞台」，開始以藝術的形式傳承歷史。第一年的《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票房九成；翌年，舞台收到打壓電話，更是一夜成名，劇場一票難求。其後，除了每年的公開演出，舞台還主動舉辦學校巡迴表演，劇目包括講述黃雀行動的《讓黃雀飛》和劉曉波夫婦的《大海落霞》。不過，舞台近年同樣受到社會氣氛影響，反應轉淡。

至前年，莊梅岩主動向「六四舞台」提出，想為六四寫劇本。「如果這個社會沒有人說應該忘記六四，我或者無咁激動，覺得要講囉。這事情，就是不應該忘記。你覺得可以忘記，是因為你沒從中拿到經驗。」 那一年，佔中九子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被落案起訴、林鄭月娥當選第五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四個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裁定宣誓無效失去議席；那一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第三年缺席燭光晚會，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論壇，主題為「香港中國，漸行漸遠；六四意義，從何說起」。

由構思到正式公演，莊梅岩花了2年時間完成劇本，當中大部分時間用在資料搜集。執筆寫《5月35日》前，她看了不少關於六四的書籍、文章、影像紀錄，也訪問了不少人，甚至到過北京尋找靈感。

「我坐在幾個難屬當中，努力看進她們的眼睛，三十年，要說的都說了，但我想從她們眼中找出檔案裏沒有的，結果人的溫度真的可以傳遞，思念會感染，我得到遠超越劇本所需的資料搜集；我坐在流亡者當中，眼前受訪者穿著西化也時髦，然而一開口就是濃厚的北方口音，在異鄉流行曲襯托下訴說著當日落荒而逃的悲滄和不忿，一輩子都回不去的家國、一輩子都無法彌補的遺憾；還有幾個香港記者，讓我看到烙在目擊者心上的印記，時代見證有時是個沉重的包袱，尤其當你看到當日出生入死、義憤填膺的同袍一個華麗轉身，拋下專業操守與良知去指鹿為馬、助紂為虐。」莊梅岩把種種感受，寫進了《5月35日》場刊中。

莊梅岩2001年從演藝學院畢業，做編劇十八年，曾五次獲得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劇本獎。她的劇本寫實細膩，思辯式的對白字字珠機，當中不少直接探討社會議題，包括寫無國界醫生的《留守太平間》、以牧師性騷擾案為題的《法吻》、詰問教育制度的《教授》。

在寫《5月35日》之前，六四早觸動莊梅岩的創作靈感，所以才有了被譽為其最偉大劇本的 《野豬》——2010年，「六四舞台」被傳媒阻撓宣傳有關六四的話劇，莊梅岩當時想到香港的新聞自由，於是透過《野豬》探討傳媒問題、操控審查。

在《野豬》正式公演時，她在場刊中曾寫到：「看著一個荒誕劇慢慢變成一個寫實劇，我的難過和憤怒不比當事人少。」

「那時只覺得六四舞台威脅事件只是個別事件，所以並沒多擔心。」但社會變質的速度超越她想像，她沒想到，自己終究也被捲進「審查」漩渦之中。

在六四舞台公布三十週年的劇本由莊梅岩執筆以後，有人曾聯絡她，要求她不要做和六四相關的創作。「你問我收到這樣的聯絡有沒有震驚？我當時是立刻打了一個很長的信息給李鎮洲，傳送之後，立刻就把信息刪除了。然後我打電話給一個朋友，想告訴他這件事，但我不想在電話裏說，於是直接上他的家，當面地說。我好驚。」

《5月35日》還是如期推進了，莊梅岩如常曝光，接受媒體採訪，講六四，講六四舞台。

訪問的日子，正值《5月35日》密鑼緊鼓排戲之時。春夏之交，傍晚時分，在何文田民居的天台，香港的天空由黃金泛紅，逐漸走進暗黑一片。莊梅岩亮起一盞燈，看著李鎮洲，「在提出合作的時候，我已告訴監製，我想找李鎮洲導這劇」。莊梅岩從演藝學院畢業後不久，因為《聖荷西謀殺案》認識李鎮洲。她一直很欣賞李鎮洲，說他總能在文本之中發揮想像力，突破文字的局限，讓劇本表達更多。

「我這個劇本傾向寫實，發揮不多，很需要他的幫助。」為了劇本，莊梅岩堅持花長時間搜集資料、閱讀大量資料，為的是要尋找觸動自己的人與事，然後把被觸動的情緒好好記住、消化，再轉化為劇本的養分。18年來，在寫作的過程中，她試過被自己寫的劇本牽動情緒感覺抖不過氣，但會邊寫對白邊眼泛淚光，還是第一次。

「有幾場獨白，寫爸爸憶述屠城之後，未有兒子音訊，他媽媽心裏還是有過希望。但我作為編劇，知道這媽媽將會接到兒子死訊，等待、幻滅，寫到這裏，情緒比較波動。我從未試過寫這樣沉重的劇本。」故事之所以沉重，不止是因為它是個悲劇，還因為它在歷史之中真實發生過。

「我們去『六四博物館』做資料搜集，看見有父母捐出了一皮箱兒子的遺物，裏頭有這個青年向父母道歉的遺書，這個我還是想像到的。但令我動容的，是一本筆記本，封面寫上『宇宙銀河系太陽系地球亞洲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巿西城區一五四中學初三五班吳向東』，若是我兒子，他也許只會寫『小三丙班』。」

「這看上去是很微小的事，但我覺得，這正是人與人之間的分別，我好像看到這青年寫的時候是怎樣的模樣，然後有一種與不相識的人突然有了連繫的感覺。又有另一本筆記本，貼上很多從報章剪下來的logo，令我想起自己由小至大的成長過程中放棄過多少興趣。人人都是這樣走過來，他走到那裏，就在那個位置中止了。」

錐心的故事，不止在一個人身上發生，而是在數以千百計的家庭重複。莊梅岩一而再請記者、請觀眾看《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名單》，「你們去看看，裏面的故事比我寫的劇更戲劇性。我們未必能立刻做些什麼，但我們可以把看到的記在腦裏，帶給自己的孩子、自己身邊的人。當暴政來臨的時候，你就會首先發覺得到」。

莊梅岩以自己的人生代入歷史中的人與事，額外痛心。九年前，她生下現在讀小三的兒子；近年父母患病，她開始體諒年老父母的想法。但她想像，即使自己沒有孩子、沒有看見父母年老，單就這些年的社會氣氛，也足夠造就《5月35日》。

《5月35日》講述在六四失去兒子的一對年老夫婦，臨死前決定要為兒子做一件事。莊梅岩說，劇中的人，並不是「天安門母親」。「天安門母親，是選擇了抗爭的一群人，但我寫的夫婦，當年沒有選擇抗爭，他們一直有個鬱結，現在想去填補。」「劇本的風格是寫實的，故事不是很虛冚（大場面）那種。年老夫婦為兒子做一件事，整個劇，就是這樣簡單。」

2018年初，接到莊梅岩電話後一口答應當導演的李鎮洲，收到劇本的半完成品時，就覺得自己的決定沒錯。李鎮洲說話平靜溫文不徐不疾，與快語連珠的莊梅岩形成強烈對比，但他們都因為喜歡簡樸平實成為了好拍檔。「我喜歡這種簡單的起點，不花巧、不耀眼，反而令整個戲劇有更多空間發展，讓戲劇的張力出現。我很想令劇本成形，把文字變為聲音、變成舞台上的movement。」

一年過後，今年4月，在導演與演員正式開位排練前、圍坐讀順劇本的圍讀當天，莊梅岩終於把完整的劇本交到監製手上。

第四場戲，故事說到三十年前在天安門失去兒子的一對老夫婦，聲嘶力竭把冤屈都咆吼出來：「係你叫阿大否認佢係死難者、你唔畀我哋去追究，你驚件事牽連到你，你叫阿大求其影幾張相向我交代就處理咗捷捷——軍隊濫殺無辜啊你知唔知？佢哋殺咗我個仔......」

「那種歇斯底里、鬧出來的說話，其實是我們放在心裏好長時間的想法。它或許會令你也想鬧埋一份，或許覺得『哇，鬧得很爽！』，還有的是，它其實勾起我們這一代對六四的回憶。」

八十年代，李鎮洲開始演舞台劇，中英談判的年頭，戲劇界掀起過一系列追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劇目，當中1985年李鎮洲參演的《我係香港人》至今已成一個時代的標記。1989年，30歲的李鎮洲身在香港，與所有香港人一樣從新聞片段中看到血腥畫面。「北京人民如何湧出街道阻擋軍隊入城，最後有軍隊在街上驅散、開槍，當晚發生的事、種種畫面、後來香港人的反應......全部記憶回來了。」

李鎮洲的六四烙印是深刻的 ，三十年來，悲憤過、熱血過，也曾經放下過。「起初的一年，當然沉重，但始終不能不放下，實在太辛苦，但這不代表我們會忘記。」六四翌年，李鎮洲刻意尋歡作樂，故意放低，想自己暫時忘記不去想。李鎮洲與莊梅岩，這些年都少到維園悼念，但他們都沒有忘記過當年自己目睹的事。

「那時候我六年級，事件醞釀時，經歷過文革的父母常從內地親戚聽到消息，然後在家議論紛紛、經常鬧政府。發生翌日，年輕的班主任在講台上哭起來，然後帶我們做壁報。小時候，老師都是神聖的，她哭起來對我來說很震撼，記憶很深。」莊梅岩說，如今她雖然沒去燭光晚會，但如果新聞沒大篇幅報導，她會覺得很怪。「根本未追討完，為何突然不值一提了？」

「或許因為我是做創作的人，這十年社會的變化，讓我越來越尋根究柢地問，什麼才是重要。」莊梅岩創作《5月35日》，說到底不是因為覺得編劇有社會使命云云，而是六四在她人生中本來就是一件大事，就像愛情、家庭一樣。

「為了這劇，我訪問了一些內地人，雖然我覺得很重要，但其實沒有內地創作人會訪問他們，因為他們明知不能寫，又何必要訪問。但你明知這件事重要，而你又不可以去認識、不可以去寫，創作人不能回應社會，這種狀態對我來說是很扭曲。」

六四三十週年紀念之際，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也燒得火紅火熱，社會人士擔心這是當局打壓異見的又一重大舉措。端傳媒記者問李鎮洲，有沒有想過自己會因為《5月35日》，而與自己扯上關係？ 「也有這樣想過。」

說到這裏，莊梅岩仍然無法想像，不同意政府的說話就等於與國家為敵。「我從來沒想過。」壓在腦海深處的事，一直沒刻意提起，而他們也沒想到，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越來越扭曲。

「如果沒有人刻意在模糊焦點、企圖洗走記憶，也沒那麼容易勾起我們反抗的情緒。你哪會想到，如今的學校要老師不要提六四，社會的影響之下，年輕人對六四的看法開始扭曲，這類事情是排山倒海的來。我們和年輕演員談六四，感覺是六四離他們很遠，無論是如何重要的大事、如何無法磨滅的歷史，只要你不刻意守住，當一代一代過去，原來真的可以被磨滅......」李鎮洲一口氣說完，未及感嘆，莊梅岩就斬釘截鐵：「歷史就是要一代一代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