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舞台庄梅岩：我们不能不做，香港人不会习惯那种没自由的生活方式

5月31日晚上，由编剧庄梅岩及导演李镇洲拍挡操刀、讲述八九六四的舞台剧《5月35日》正式公演。经历干扰、恐吓、观众反应越来越冷淡，主办单位“六四舞台”在六四三十周年重振声势，门票开售三小时已售罄，剧团成立十年以来，首次加场。

演员谢幕后，掌声一度长达半分钟，几乎没人离座，留下参与演后座谈会。有人问庄梅岩，演出前曾受到干预是什么回事，她没有说来龙去脉，但说了另一件事——首演当天早上，她在微信收到曾访问的难属传来一张花束照片，她想，花束该是对晚上演出的祝福，于是以一个微笑表情符号回应了。“这种交流很隐晦，我其实并不习惯。我们香港，仍有自由，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是方寸必争，势力是有如坦克车般来。我们日常工作的确很忙，但这些事我们不能不做。我们香港人，是不会习惯那种没自由的生活方式。”

2014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政治气候急转，游行人数锐减，六四烛光晚会在出现“行礼如仪”的批评、学生团体如学联及八大学生会表明不参与之下，越来越冷清。但这一晚，在剧院里面看，香港人对六四的热炽，似乎从来没有冷却过——座谈会之后，场外水泄不通，排队购买剧本和纪念品的人龙，挤满大堂与楼梯；“你们捐多少？”一个中年女人拿著500港元纸币，问身边两个同样拿著500元的朋友，一个是婆婆、一个双手撑住拐仗。

看著十年来反应最热烈的场面，受到鼓舞的监制列明慧，整晚在舞台前后打点，充满干劲。但她没有就此忘记了这年头的风高浪急，在台上致谢时，一贯的沉稳冷静：“我是前线医护，目睹过有病人在临死前的确会好像康复一样。今日的六四舞台这样精神奕奕，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回光反照，每一年，我们都当是最后一年演出，全力去做。”

十年前，有参与过烛光晚会义工的列明慧，与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六四舞台”，开始以艺术的形式传承历史。第一年的《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票房九成；翌年，舞台收到打压电话，更是一夜成名，剧场一票难求。其后，除了每年的公开演出，舞台还主动举办学校巡回表演，剧目包括讲述黄雀行动的《让黄雀飞》和刘晓波夫妇的《大海落霞》。不过，舞台近年同样受到社会气氛影响，反应转淡。

至前年，庄梅岩主动向“六四舞台”提出，想为六四写剧本。“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人说应该忘记六四，我或者无咁激动，觉得要讲啰。这事情，就是不应该忘记。你觉得可以忘记，是因为你没从中拿到经验。” 那一年，占中九子包括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被落案起诉、林郑月娥当选第五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四个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失去议席；那一年，香港大学学生会第三年缺席烛光晚会，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论坛，主题为“香港中国，渐行渐远；六四意义，从何说起”。

由构思到正式公演，庄梅岩花了2年时间完成剧本，当中大部分时间用在资料搜集。执笔写《5月35日》前，她看了不少关于六四的书籍、文章、影像纪录，也访问了不少人，甚至到过北京寻找灵感。

“我坐在几个难属当中，努力看进她们的眼睛，三十年，要说的都说了，但我想从她们眼中找出档案里没有的，结果人的温度真的可以传递，思念会感染，我得到远超越剧本所需的资料搜集；我坐在流亡者当中，眼前受访者穿著西化也时髦，然而一开口就是浓厚的北方口音，在异乡流行曲衬托下诉说著当日落荒而逃的悲沧和不忿，一辈子都回不去的家国、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还有几个香港记者，让我看到烙在目击者心上的印记，时代见证有时是个沉重的包袱，尤其当你看到当日出生入死、义愤填膺的同袍一个华丽转身，抛下专业操守与良知去指鹿为马、助纣为虐。”庄梅岩把种种感受，写进了《5月35日》场刊中。

庄梅岩2001年从演艺学院毕业，做编剧十八年，曾五次获得香港舞台剧奖的最佳剧本奖。她的剧本写实细腻，思辩式的对白字字珠机，当中不少直接探讨社会议题，包括写无国界医生的《留守太平间》、以牧师性骚扰案为题的《法吻》、诘问教育制度的《教授》。

在写《5月35日》之前，六四早触动庄梅岩的创作灵感，所以才有了被誉为其最伟大剧本的 《野猪》——2010年，“六四舞台”被传媒阻挠宣传有关六四的话剧，庄梅岩当时想到香港的新闻自由，于是透过《野猪》探讨传媒问题、操控审查。

在《野猪》正式公演时，她在场刊中曾写到：“看著一个荒诞剧慢慢变成一个写实剧，我的难过和愤怒不比当事人少。”

“那时只觉得六四舞台威胁事件只是个别事件，所以并没多担心。”但社会变质的速度超越她想像，她没想到，自己终究也被卷进“审查”漩涡之中。

在六四舞台公布三十周年的剧本由庄梅岩执笔以后，有人曾联络她，要求她不要做和六四相关的创作。“你问我收到这样的联络有没有震惊？我当时是立刻打了一个很长的信息给李镇洲，传送之后，立刻就把信息删除了。然后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想告诉他这件事，但我不想在电话里说，于是直接上他的家，当面地说。我好惊。”

《5月35日》还是如期推进了，庄梅岩如常曝光，接受媒体采访，讲六四，讲六四舞台。

访问的日子，正值《5月35日》密锣紧鼓排戏之时。春夏之交，傍晚时分，在何文田民居的天台，香港的天空由黄金泛红，逐渐走进暗黑一片。庄梅岩亮起一盏灯，看著李镇洲，“在提出合作的时候，我已告诉监制，我想找李镇洲导这剧”。庄梅岩从演艺学院毕业后不久，因为《圣荷西谋杀案》认识李镇洲。她一直很欣赏李镇洲，说他总能在文本之中发挥想像力，突破文字的局限，让剧本表达更多。

“我这个剧本倾向写实，发挥不多，很需要他的帮助。”为了剧本，庄梅岩坚持花长时间搜集资料、阅读大量资料，为的是要寻找触动自己的人与事，然后把被触动的情绪好好记住、消化，再转化为剧本的养分。18年来，在写作的过程中，她试过被自己写的剧本牵动情绪感觉抖不过气，但会边写对白边眼泛泪光，还是第一次。

“有几场独白，写爸爸忆述屠城之后，未有儿子音讯，他妈妈心里还是有过希望。但我作为编剧，知道这妈妈将会接到儿子死讯，等待、幻灭，写到这里，情绪比较波动。我从未试过写这样沉重的剧本。”故事之所以沉重，不止是因为它是个悲剧，还因为它在历史之中真实发生过。

“我们去‘六四博物馆’做资料搜集，看见有父母捐出了一皮箱儿子的遗物，里头有这个青年向父母道歉的遗书，这个我还是想像到的。但令我动容的，是一本笔记本，封面写上‘宇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亚洲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巿西城区一五四中学初三五班吴向东’，若是我儿子，他也许只会写‘小三丙班’。”

“这看上去是很微小的事，但我觉得，这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我好像看到这青年写的时候是怎样的模样，然后有一种与不相识的人突然有了连系的感觉。又有另一本笔记本，贴上很多从报章剪下来的logo，令我想起自己由小至大的成长过程中放弃过多少兴趣。人人都是这样走过来，他走到那里，就在那个位置中止了。”

锥心的故事，不止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而是在数以千百计的家庭重复。庄梅岩一而再请记者、请观众看《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名单》，“你们去看看，里面的故事比我写的剧更戏剧性。我们未必能立刻做些什么，但我们可以把看到的记在脑里，带给自己的孩子、自己身边的人。当暴政来临的时候，你就会首先发觉得到”。

庄梅岩以自己的人生代入历史中的人与事，额外痛心。九年前，她生下现在读小三的儿子；近年父母患病，她开始体谅年老父母的想法。但她想像，即使自己没有孩子、没有看见父母年老，单就这些年的社会气氛，也足够造就《5月35日》。

《5月35日》讲述在六四失去儿子的一对年老夫妇，临死前决定要为儿子做一件事。庄梅岩说，剧中的人，并不是“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是选择了抗争的一群人，但我写的夫妇，当年没有选择抗争，他们一直有个郁结，现在想去填补。”“剧本的风格是写实的，故事不是很虚冚（大场面）那种。年老夫妇为儿子做一件事，整个剧，就是这样简单。”

2018年初，接到庄梅岩电话后一口答应当导演的李镇洲，收到剧本的半完成品时，就觉得自己的决定没错。李镇洲说话平静温文不徐不疾，与快语连珠的庄梅岩形成强烈对比，但他们都因为喜欢简朴平实成为了好拍档。“我喜欢这种简单的起点，不花巧、不耀眼，反而令整个戏剧有更多空间发展，让戏剧的张力出现。我很想令剧本成形，把文字变为声音、变成舞台上的movement。”

一年过后，今年4月，在导演与演员正式开位排练前、围坐读顺剧本的围读当天，庄梅岩终于把完整的剧本交到监制手上。

第四场戏，故事说到三十年前在天安门失去儿子的一对老夫妇，声嘶力竭把冤屈都咆吼出来：“系你叫阿大否认佢系死难者、你唔畀我哋去追究，你惊件事牵连到你，你叫阿大求其影几张相向我交代就处理咗捷捷——军队滥杀无辜啊你知唔知？佢哋杀咗我个仔......”

“那种歇斯底里、闹出来的说话，其实是我们放在心里好长时间的想法。它或许会令你也想闹埋一份，或许觉得‘哇，闹得很爽！’，还有的是，它其实勾起我们这一代对六四的回忆。”

八十年代，李镇洲开始演舞台剧，中英谈判的年头，戏剧界掀起过一系列追寻香港人身分认同的剧目，当中1985年李镇洲参演的《我系香港人》至今已成一个时代的标记。1989年，30岁的李镇洲身在香港，与所有香港人一样从新闻片段中看到血腥画面。“北京人民如何涌出街道阻挡军队入城，最后有军队在街上驱散、开枪，当晚发生的事、种种画面、后来香港人的反应......全部记忆回来了。”

李镇洲的六四烙印是深刻的 ，三十年来，悲愤过、热血过，也曾经放下过。“起初的一年，当然沉重，但始终不能不放下，实在太辛苦，但这不代表我们会忘记。”六四翌年，李镇洲刻意寻欢作乐，故意放低，想自己暂时忘记不去想。李镇洲与庄梅岩，这些年都少到维园悼念，但他们都没有忘记过当年自己目睹的事。

“那时候我六年级，事件酝酿时，经历过文革的父母常从内地亲戚听到消息，然后在家议论纷纷、经常闹政府。发生翌日，年轻的班主任在讲台上哭起来，然后带我们做壁报。小时候，老师都是神圣的，她哭起来对我来说很震撼，记忆很深。”庄梅岩说，如今她虽然没去烛光晚会，但如果新闻没大篇幅报导，她会觉得很怪。“根本未追讨完，为何突然不值一提了？”

“或许因为我是做创作的人，这十年社会的变化，让我越来越寻根究柢地问，什么才是重要。”庄梅岩创作《5月35日》，说到底不是因为觉得编剧有社会使命云云，而是六四在她人生中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就像爱情、家庭一样。

“为了这剧，我访问了一些内地人，虽然我觉得很重要，但其实没有内地创作人会访问他们，因为他们明知不能写，又何必要访问。但你明知这件事重要，而你又不可以去认识、不可以去写，创作人不能回应社会，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很扭曲。”

六四三十周年纪念之际，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也烧得火红火热，社会人士担心这是当局打压异见的又一重大举措。端传媒记者问李镇洲，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因为《5月35日》，而与自己扯上关系？ “也有这样想过。”

说到这里，庄梅岩仍然无法想像，不同意政府的说话就等于与国家为敌。“我从来没想过。”压在脑海深处的事，一直没刻意提起，而他们也没想到，直至来到第三十年，才终于觉得是时候要做点事——并不只是因为事情经过长年的沉淀、人生经历多了、心态转变了等，而是因为社会也变了，变得越来越扭曲。

“如果没有人刻意在模糊焦点、企图洗走记忆，也没那么容易勾起我们反抗的情绪。你哪会想到，如今的学校要老师不要提六四，社会的影响之下，年轻人对六四的看法开始扭曲，这类事情是排山倒海的来。我们和年轻演员谈六四，感觉是六四离他们很远，无论是如何重要的大事、如何无法磨灭的历史，只要你不刻意守住，当一代一代过去，原来真的可以被磨灭......”李镇洲一口气说完，未及感叹，庄梅岩就斩钉截铁：“历史就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