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抵台後，陸委會於26日指出，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規定，香港居民若擬來台灣工作或居留，可向相關機關提出申請，政府會依照既有機制處理。林榮基若欲在台從事工作，可由雇主向勞動部申請核發聘僱許可後，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規定，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出居留申請，經許可者，每次居留期間為一至三年，於居留期間屆滿前，如居留原因仍存在，得申請延期居留。

「我看起來還可以啊，還可以做啊。剛剛那年輕人送啤酒過來，我也可以送啊。」這是自由的第一天，63歲的林榮基盼著一份工，不管是給書店投資人打工，或以其他工作名義留在台灣生活，都好。

以下為《端傳媒》與林榮基的訪談記要，以第一人稱表述：

孩子

有人說我逃亡台灣。我不是出逃，我是離開。今年二月，香港新修訂引渡條例的時候，我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有好多專業的人發表好多疑問。我問了好多人，還查了別人寫的文章，比較了解之後，就覺得這個條例如果通過，我一定會被引渡回中國大陸、受折磨（編者按：林榮基目前被中國通緝，罪名是「違法經營書籍銷售」）。當時美國、德國、加拿大的朋友看見新聞，打電話給我，說可以幫我離開香港，我開始考慮，在條例生效前，一定要離開香港。

台灣也有一個朋友打給我，說可以協助我，但我過來台灣的消息要保密，我跟台灣這邊朋友談好了，如果先公開，我不知道後果會怎樣。我對台灣也很喜歡，我90年代已經台灣來來去去，挑書、買書、搞書，那些搞書的同業，我都認識。所以我就想提出，可不可以在台灣打工？以申請打工名義，留在這邊生活。

我只跟幾個親密朋友見面而已。我跟我以前的老婆沒有離婚，但是分居了。以前（銅鑼灣）書店還在的時候，她住家裡，我住在書店，她那時只會跟我說：「家裡燈壞了，你回來換。」我回家換完燈之後，她又說：「有飯啊，吃完再回去。」後來書店沒了，她睡房間、我睡客廳，我們平常都沒有講話，就是沒往來了。這次我要走，也沒跟她說我要去台灣。

我有兩個兒子，一個比較親，一個比較不親，我也都沒跟他們說拜拜。有什麼好說的？平常就很少談話，有什麼事情他可以之後打電話來說。本來就拜拜了嘛。

跟我比較親的那個兒子，他心裡也有底。我作為一個香港人，為自己做點事、為香港做點事。至於他身為一個香港人，要不要為香港做點事？那是他的自由。他是獨立的。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要不要離開香港？他們自己決定。如果兒子要來台灣，我當然歡迎啊，我也喜歡和他們一起生活。

我的行李只有一個箱子裝衣物，另外帶了一箱書。有什麼好帶的？我本身就一無所有。我的感情是在香港的。你可以帶走感情嗎？我最後有跟兒子說，我好多書帶不過來台灣，過年你來台灣，幫我帶點書。如果你不來，就幫我寄過來。

你問我在飛機上的時候在想什麼？當然是好啊。我從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來一個有自由的地方。我不回去了嘛，不能回去啊。你還相信香港政府嗎？我出來的時候，他可以不讓我出來，我很擔心，如果他不讓我出來，那我怎麼辦啊。

我不相信香港政府。他們可以不讓我離開香港，而且不需要任何解釋。通關的時候，門打開，我走過去，按手指的時後，我的眼睛都在看（閘門）有沒有打開。我等（自動通關）的證件彈出來，門打開，我才放心。

寧波的飯

我一來台灣第一天，就想吃香港的餐蛋麵（公仔麵）。但找不到，沒所謂，以後我就去吃炒麵。我吃得很簡單。

我昨天（25日）晚上到台灣，肚子好餓，第一餐是在西門町附近吃便當，真貴，一個便當要台幣250元，神經病。我上次來西門町，附近吃一頓飯15元港幣（約60元台幣），吃很飽。我真的好餓，只好花250塊錢買難吃的便當，真的好慘。

最糟糕的是，我在台灣的第一餐，竟然是吃到寧波的飯（編者按：林榮基2015年從香港前往深圳時候，被中國安全人員攔下，遭人蒙上眼睛，帶上火車，運到寧波市關押數個月）。那個飯好難吃，我一邊吃，一直想起關在寧波的時候，那就是我吃的飯。米飯很大、很軟、但完全沒有味道。

我懷疑在台北吃到的難吃便當，米飯會不會是從寧波賣過來的？不管他，都過去了，但是那時很慘。我吃這個難吃的便當，就想起我那時的慘。每天七點半起床，八點吃飯，吃完飯等十二點吃飯，然後下午六點吃飯。吃的就是這種飯。

配那個飯的，我記得有菜、有雞蛋、有瓜果、有豆腐、魚很小，魚裡面不能有骨頭，硬的東西都不給我，怕我自殺。我的眼鏡被收起來，他們怕我拿玻璃割腕，很小心。我知道好多人關到發瘋的。發瘋最後結果是給他關起來，幾年就自殺。一個人長期在這情況下，只能自殺解決痛苦，他們很有經驗，很多東西都用布包起來。

吃那個飯的時候，我又想到被關的時候。沒有止盡的審問，很慘，嚇你，跟我說「可能要關起來」、「關一輩子」、「外面沒人知道你在這裡」、「你的罪名就是反革命」。這不可怕嗎？你一個人不能說話、也不能表達思想，腦袋會出問題。精神折磨很慘的，會神經病耶。

他們其實想幫我洗腦。他最後要求我放出去之後要說「中國政府對我很好」，要我將來以後要為中國大陸國家服務，因為我是中國人，出去之後要彌補我以前的錯誤，就算要離開香港的話，還是要為中國服務。他們拚命幫我洗腦。他說中國好，你可以說不好嗎？他說中國強大，你可以說不強大嗎？就算他說「中國很壞」，你也要說：中國好。

他們審問完我，我就求他們給我書看，後來真的找給我（書）。我說我想看《紅樓夢》，剛開始他們給我一個很可笑的兒童版，兒童版我也看。後來也給我《資治通鑑》，我也看。他們叫我寫悔過書、認罪書的時候，我拿到紙和筆，我就寫蘇東坡的《定風波》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我讀書，精神上要有寄託，沒有寄託的話，腦袋會瘋的。所以我就拚命念。

惡夢

我從來不做夢的。只做過最近這一次。

來台灣的幾個月前，我夢見在寧波的時候，有兩個主要審判我的人，姓名我忘記了，還有另外一個處長，姓陳。我夢見他們三個一起出現，好像在我附近做什麼事情，很可怕。搞不清楚，但是很可怕的，他們就在我身邊。

更慘的是，那是在香港。他們三個一起出現了。我是嚇醒的。就發過這次夢。

人家問我有沒有「銅鑼灣後遺症」？其實我平常不擔心。有什麼好擔心的？我又沒做什麼違法的事，心安理得。賣兩本書都說我犯罪，這個社會不正常啊。

我長期在香港就是過這種生活，早上起來、出去，都要擔心有人在外面，跟蹤我。手機來電如果不知道是誰打來，我是不想接的。我老是擔心。我吃東西的時候，就會有一個人跑到對面，每次都是不一樣的人。那人就是什麼都不講，他是這樣插腰、坐在我對面、看著我，我可以做什麼？

要我怎麼樣？我在香港就是這樣的生活。今天（26日）早上起來，我的心情是不一樣的。

犀牛

我現在只是有點擔心，他們會找我身邊的人（香港的朋友）麻煩。

香港人有點像《犀牛》（編者按：20世紀劇作家尤金・尤涅斯科（Eugène Ionesco）的作品，描述城裡的人逐漸變成犀牛的荒誕故事）裏面的人。

這個故事是在講，有一個村莊裡，出現一隻犀牛，樣子不好看的，但是犀牛留在那村中裡，有一天大家覺得這犀牛愈看愈漂亮。這觀點會傳染出去，一個人相信「犀牛好漂亮」，大家接連著就有這種思想，後來村裡的人慢慢變成犀牛，最後全部村莊裡都變成犀牛。有一天，有人不相信「犀牛是漂亮的」，結果這個人就被趕出這村莊。

香港人，開始有一些人慢慢在變成犀牛，台灣也是一樣。你看你們去年那個選舉（編者按：2018年底，台灣舉辦九合一選舉），跟這個故事有什麼關係？香港發生的事，也可以在台灣發生。我們先搞清楚為什麼會發生。我就是不想看到台灣變得跟香港一樣。

西門町

投資移民？我沒錢啊。我在20天以內，要辦好簽證延期，書店要規劃。我想開在西門町，其實開書店不難，最難的是維持書店。所以重點就是要讓書店生存下去，要熱鬧、要年輕人多、要遊客多，尤其香港遊客多。所以我想要把書店開在西門町。我覺得西門町像旺角、銅鑼灣。我看看，這裏比銅鑼灣還熱鬧。台灣讀書的人是比較多的。但很可惜，那麼熱鬧的地方，裏面沒有一家書店。

名字還是要用「銅鑼灣書店」，這是一個名牌，為什麼要放棄？放棄是笨蛋。台灣是一個有民主自由的地方，我想要在這邊開書店，鼓勵大家要去對抗中國大陸。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國人，我對中國的了解，讓我跟中國是切開的。我可能無法改變它。但我還是希望改善中國的人權問題。

前兩年就想來台灣開書店，我沒有成功。那時，我的投資人在香港，他在大陸的家人被調查，他自己也被調查。後來我還發現，幫我們做事的人有問題，把一些資料公佈給媒體。我知道是誰做的。這個人出賣我們。我們搞一個商業的牌照，結果出資老闆的資料被公開，還是公開給親中共的媒體。這個是可以公開的嗎？有一些人很壞。

昨天（25日）才到台灣，今天（26日）早上我就跟台灣的老闆（投資人）談了，他是搞房地產的，他也不是很有錢，但是他有理念，談得還可以。他有他的打算，都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是從搞書店的理念來做。他跟我說：「書店沒錢賺，沒關係。但你不要賠本。」這個要求是很低的。

台灣的老闆先搞一家公司，我幫他打工。本來我也是幫我老闆打工啊，打了幾十年，還是一樣。我可以規劃書店，還能就我對書本的了解，請一些學者和作者來談話、座談。理想的話，最快今年可以開在西門町。我先搞好我在台灣的居留。台灣政府對我還不錯，沒有台灣官員聯絡我，他（台灣政府）不管我最好，因為不管我的話，等於是認同我過來（台灣）了。

我不回香港啦，其實我也去不了了。我不哭的，也不難過。它（指香港情勢變化）不單單是沒有自由，還影響我的生命。我從沒有自由的地方，跑到有自由的地方，為什麼要難過？不可能嘛。

可以的話，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

（陳倩兒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