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逃離《逃犯條例》第一天,林榮基抵台:「不回香港了」

「有什麼好帶的?我本身就一無所有。我的感情是在香港的。你可以帶走感情嗎?」「我從沒有自由的地方,跑到有自由的地方,為什麼要難過?」


2019年4月26日,林榮基在台北西門。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4月26日,林榮基在台北西門。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者按:港府《逃犯條例》近日通過二讀,表示將修訂《逃犯條例》,建議「特別移交安排」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前香港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擔心不能再保障港人安全,於25日離開香港,抵達台灣,成為因為《逃犯條例》逃離香港、公開且受矚目的第一人。林榮基以商務事由,申請來台與雇主商談工作事宜,依法可在台停留一個月。不過,林榮基因較晚拿到簽證,留台只剩20天效期,希望快點打一份工,留在台灣。我們在他抵台後的26個小時,和他聊聊過去、未來,到達台灣的這一天,以及這時想起的:在寧波被監視居住的日子。

林榮基終於把鴨舌帽拿下來了。

「你看這帽子,很貴的,上面印著聯合國的logo,結果很糟糕的是打開之後裏面寫:Made in China。」其實,在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之前,他上街不常戴帽子,「台灣這邊,不是也有什麼愛國同心會嗎?有一些人亂搞的,我也要小心啊。」他很快又把帽子戴回去,帽簷壓得低低。

他又從口袋掏出皺巴巴的口罩,捏在手心猛搓。銅鑼灣書店事件後,回到香港的林榮基,出門習慣遮掩自己的面孔,25日離港時亦把自己裹緊。林榮基很忙,來台灣希望「打一份工」、重開銅鑼灣書店的他,忙著與朋友、投資人見面,手機被媒體打爆,打開螢幕,滿滿一排未接來電。《端傳媒》和他約在露天酒吧碰面,他挑了個最暗的角落,酒吧人員示意往人潮較多、燈光微亮的方向移動,他把包包往地上一放:「不要再過去了。」

《逃犯條例》修例後,林榮基會被引渡回內地受審嗎?
《逃犯條例》修例後,林榮基會被引渡回內地受審嗎?圖:端傳媒設計部

包包很重,裡面裝著菸和書,他掏出一本快被翻爛的《中午的黑暗》,描寫談蘇共1930的黨內大清洗,另一本是剛在台北購入的《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跟著他到台灣的,還有《中國金融史3000年》、《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中國土地制度史》、《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中國文化冷風景》、《興盛與危機》等書冊,都是舊書。他到訪台北好多次了,酒單都不用翻,開口就要喝台灣啤酒,一邊抽菸,一邊問,「如果在這旁邊的高樓開家書店,你們會來嗎?」他又駐足西門町廣場,拿出手機,對著夜裡翻筋斗的街舞少年錄影,「他們是為了興趣做表演嗎?還是為了賺錢?我擔心,會不會有人不讓他搞(跳舞)。」

林榮基抵台後,陸委會於26日指出,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規定,香港居民若擬來台灣工作或居留,可向相關機關提出申請,政府會依照既有機制處理。林榮基若欲在台從事工作,可由雇主向勞動部申請核發聘僱許可後,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規定,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出居留申請,經許可者,每次居留期間為一至三年,於居留期間屆滿前,如居留原因仍存在,得申請延期居留。

「我看起來還可以啊,還可以做啊。剛剛那年輕人送啤酒過來,我也可以送啊。」這是自由的第一天,63歲的林榮基盼著一份工,不管是給書店投資人打工,或以其他工作名義留在台灣生活,都好。

2019年4月26日,脫下帽子的林榮基在台北西門的街道上。

2019年4月26日,脫下帽子的林榮基在台北西門的街道上。攝:陳焯煇/端傳媒

以下為《端傳媒》與林榮基的訪談記要,以第一人稱表述:

孩子

有人說我逃亡台灣。我不是出逃,我是離開。今年二月,香港新修訂引渡條例的時候,我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有好多專業的人發表好多疑問。我問了好多人,還查了別人寫的文章,比較了解之後,就覺得這個條例如果通過,我一定會被引渡回中國大陸、受折磨(編者按:林榮基目前被中國通緝,罪名是「違法經營書籍銷售」)。當時美國、德國、加拿大的朋友看見新聞,打電話給我,說可以幫我離開香港,我開始考慮,在條例生效前,一定要離開香港。

台灣也有一個朋友打給我,說可以協助我,但我過來台灣的消息要保密,我跟台灣這邊朋友談好了,如果先公開,我不知道後果會怎樣。我對台灣也很喜歡,我90年代已經台灣來來去去,挑書、買書、搞書,那些搞書的同業,我都認識。所以我就想提出,可不可以在台灣打工?以申請打工名義,留在這邊生活。

我只跟幾個親密朋友見面而已。我跟我以前的老婆沒有離婚,但是分居了。以前(銅鑼灣)書店還在的時候,她住家裡,我住在書店,她那時只會跟我說:「家裡燈壞了,你回來換。」我回家換完燈之後,她又說:「有飯啊,吃完再回去。」後來書店沒了,她睡房間、我睡客廳,我們平常都沒有講話,就是沒往來了。這次我要走,也沒跟她說我要去台灣。

我有兩個兒子,一個比較親,一個比較不親,我也都沒跟他們說拜拜。有什麼好說的?平常就很少談話,有什麼事情他可以之後打電話來說。本來就拜拜了嘛。

跟我比較親的那個兒子,他心裡也有底。我作為一個香港人,為自己做點事、為香港做點事。至於他身為一個香港人,要不要為香港做點事?那是他的自由。他是獨立的。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要不要離開香港?他們自己決定。如果兒子要來台灣,我當然歡迎啊,我也喜歡和他們一起生活。

我的行李只有一個箱子裝衣物,另外帶了一箱書。有什麼好帶的?我本身就一無所有。我的感情是在香港的。你可以帶走感情嗎?我最後有跟兒子說,我好多書帶不過來台灣,過年你來台灣,幫我帶點書。如果你不來,就幫我寄過來。

你問我在飛機上的時候在想什麼?當然是好啊。我從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來一個有自由的地方。我不回去了嘛,不能回去啊。你還相信香港政府嗎?我出來的時候,他可以不讓我出來,我很擔心,如果他不讓我出來,那我怎麼辦啊。

我不相信香港政府。他們可以不讓我離開香港,而且不需要任何解釋。通關的時候,門打開,我走過去,按手指的時後,我的眼睛都在看(閘門)有沒有打開。我等(自動通關)的證件彈出來,門打開,我才放心。

香港銅鑼灣書店。

香港銅鑼灣書店。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寧波的飯

我一來台灣第一天,就想吃香港的餐蛋麵(公仔麵)。但找不到,沒所謂,以後我就去吃炒麵。我吃得很簡單。

我昨天(25日)晚上到台灣,肚子好餓,第一餐是在西門町附近吃便當,真貴,一個便當要台幣250元,神經病。我上次來西門町,附近吃一頓飯15元港幣(約60元台幣),吃很飽。我真的好餓,只好花250塊錢買難吃的便當,真的好慘。

最糟糕的是,我在台灣的第一餐,竟然是吃到寧波的飯(編者按:林榮基2015年從香港前往深圳時候,被中國安全人員攔下,遭人蒙上眼睛,帶上火車,運到寧波市關押數個月)。那個飯好難吃,我一邊吃,一直想起關在寧波的時候,那就是我吃的飯。米飯很大、很軟、但完全沒有味道。

我懷疑在台北吃到的難吃便當,米飯會不會是從寧波賣過來的?不管他,都過去了,但是那時很慘。我吃這個難吃的便當,就想起我那時的慘。每天七點半起床,八點吃飯,吃完飯等十二點吃飯,然後下午六點吃飯。吃的就是這種飯。

配那個飯的,我記得有菜、有雞蛋、有瓜果、有豆腐、魚很小,魚裡面不能有骨頭,硬的東西都不給我,怕我自殺。我的眼鏡被收起來,他們怕我拿玻璃割腕,很小心。我知道好多人關到發瘋的。發瘋最後結果是給他關起來,幾年就自殺。一個人長期在這情況下,只能自殺解決痛苦,他們很有經驗,很多東西都用布包起來。

吃那個飯的時候,我又想到被關的時候。沒有止盡的審問,很慘,嚇你,跟我說「可能要關起來」、「關一輩子」、「外面沒人知道你在這裡」、「你的罪名就是反革命」。這不可怕嗎?你一個人不能說話、也不能表達思想,腦袋會出問題。精神折磨很慘的,會神經病耶。

他們其實想幫我洗腦。他最後要求我放出去之後要說「中國政府對我很好」,要我將來以後要為中國大陸國家服務,因為我是中國人,出去之後要彌補我以前的錯誤,就算要離開香港的話,還是要為中國服務。他們拚命幫我洗腦。他說中國好,你可以說不好嗎?他說中國強大,你可以說不強大嗎?就算他說「中國很壞」,你也要說:中國好。

他們審問完我,我就求他們給我書看,後來真的找給我(書)。我說我想看《紅樓夢》,剛開始他們給我一個很可笑的兒童版,兒童版我也看。後來也給我《資治通鑑》,我也看。他們叫我寫悔過書、認罪書的時候,我拿到紙和筆,我就寫蘇東坡的《定風波》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我讀書,精神上要有寄託,沒有寄託的話,腦袋會瘋的。所以我就拚命念。

2019年4月26日,林榮基在台北西門紅樓。

2019年4月26日,林榮基在台北西門紅樓。攝:陳焯煇/端傳媒

惡夢

我從來不做夢的。只做過最近這一次。

來台灣的幾個月前,我夢見在寧波的時候,有兩個主要審判我的人,姓名我忘記了,還有另外一個處長,姓陳。我夢見他們三個一起出現,好像在我附近做什麼事情,很可怕。搞不清楚,但是很可怕的,他們就在我身邊。

更慘的是,那是在香港。他們三個一起出現了。我是嚇醒的。就發過這次夢。

人家問我有沒有「銅鑼灣後遺症」?其實我平常不擔心。有什麼好擔心的?我又沒做什麼違法的事,心安理得。賣兩本書都說我犯罪,這個社會不正常啊。

我長期在香港就是過這種生活,早上起來、出去,都要擔心有人在外面,跟蹤我。手機來電如果不知道是誰打來,我是不想接的。我老是擔心。我吃東西的時候,就會有一個人跑到對面,每次都是不一樣的人。那人就是什麼都不講,他是這樣插腰、坐在我對面、看著我,我可以做什麼?

要我怎麼樣?我在香港就是這樣的生活。今天(26日)早上起來,我的心情是不一樣的。

2019年3月31日,林榮基在香港參與「反對修訂引渡條例」遊行。

2019年3月31日,林榮基在香港參與「反對修訂引渡條例」遊行。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犀牛

我現在只是有點擔心,他們會找我身邊的人(香港的朋友)麻煩。

香港人有點像《犀牛》(編者按:20世紀劇作家尤金・尤涅斯科(Eugène Ionesco)的作品,描述城裡的人逐漸變成犀牛的荒誕故事)裏面的人。

這個故事是在講,有一個村莊裡,出現一隻犀牛,樣子不好看的,但是犀牛留在那村中裡,有一天大家覺得這犀牛愈看愈漂亮。這觀點會傳染出去,一個人相信「犀牛好漂亮」,大家接連著就有這種思想,後來村裡的人慢慢變成犀牛,最後全部村莊裡都變成犀牛。有一天,有人不相信「犀牛是漂亮的」,結果這個人就被趕出這村莊。

香港人,開始有一些人慢慢在變成犀牛,台灣也是一樣。你看你們去年那個選舉(編者按:2018年底,台灣舉辦九合一選舉),跟這個故事有什麼關係?香港發生的事,也可以在台灣發生。我們先搞清楚為什麼會發生。我就是不想看到台灣變得跟香港一樣。

2016年6月18日,香港舉行聲援林榮基遊行,林榮基亦有參與。

2016年6月18日,香港舉行聲援林榮基遊行,林榮基亦有參與。攝:Sam Tsa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西門町

投資移民?我沒錢啊。我在20天以內,要辦好簽證延期,書店要規劃。我想開在西門町,其實開書店不難,最難的是維持書店。所以重點就是要讓書店生存下去,要熱鬧、要年輕人多、要遊客多,尤其香港遊客多。所以我想要把書店開在西門町。我覺得西門町像旺角、銅鑼灣。我看看,這裏比銅鑼灣還熱鬧。台灣讀書的人是比較多的。但很可惜,那麼熱鬧的地方,裏面沒有一家書店。

名字還是要用「銅鑼灣書店」,這是一個名牌,為什麼要放棄?放棄是笨蛋。台灣是一個有民主自由的地方,我想要在這邊開書店,鼓勵大家要去對抗中國大陸。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國人,我對中國的了解,讓我跟中國是切開的。我可能無法改變它。但我還是希望改善中國的人權問題。

前兩年就想來台灣開書店,我沒有成功。那時,我的投資人在香港,他在大陸的家人被調查,他自己也被調查。後來我還發現,幫我們做事的人有問題,把一些資料公佈給媒體。我知道是誰做的。這個人出賣我們。我們搞一個商業的牌照,結果出資老闆的資料被公開,還是公開給親中共的媒體。這個是可以公開的嗎?有一些人很壞。

昨天(25日)才到台灣,今天(26日)早上我就跟台灣的老闆(投資人)談了,他是搞房地產的,他也不是很有錢,但是他有理念,談得還可以。他有他的打算,都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是從搞書店的理念來做。他跟我說:「書店沒錢賺,沒關係。但你不要賠本。」這個要求是很低的。

台灣的老闆先搞一家公司,我幫他打工。本來我也是幫我老闆打工啊,打了幾十年,還是一樣。我可以規劃書店,還能就我對書本的了解,請一些學者和作者來談話、座談。理想的話,最快今年可以開在西門町。我先搞好我在台灣的居留。台灣政府對我還不錯,沒有台灣官員聯絡我,他(台灣政府)不管我最好,因為不管我的話,等於是認同我過來(台灣)了。

我不回香港啦,其實我也去不了了。我不哭的,也不難過。它(指香港情勢變化)不單單是沒有自由,還影響我的生命。我從沒有自由的地方,跑到有自由的地方,為什麼要難過?不可能嘛。

可以的話,我是不會離開香港的。

2019年4月26日,林榮基橫過台北西門町的馬路。

2019年4月26日,林榮基橫過台北西門町的馬路。攝:陳焯煇/端傳媒

(陳倩兒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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