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逃犯条例》第一天，林荣基抵台：“不回香港了”

编者按：港府《逃犯条例》近日通过二读，表示將修订《逃犯条例》，建议“特别移交安排”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担心不能再保障港人安全，于25日离开香港，抵达台湾，成为因为《逃犯条例》逃离香港、公开且受瞩目的第一人。林荣基以商务事由，申请来台与雇主商谈工作事宜，依法可在台停留一个月。不过，林荣基因较晚拿到签证，留台只剩20天效期，希望快点打一份工，留在台湾。我们在他抵台后的26个小时，和他聊聊过去、未来，到达台湾的这一天，以及这时想起的：在宁波被监视居住的日子。

林荣基终于把鸭舌帽拿下来了。

“你看这帽子，很贵的，上面印著联合国的logo，结果很糟糕的是打开之后里面写：Made in China。”其实，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之前，他上街不常戴帽子，“台湾这边，不是也有什么爱国同心会吗？有一些人乱搞的，我也要小心啊。”他很快又把帽子戴回去，帽簷压得低低。

他又从口袋掏出皱巴巴的口罩，捏在手心猛搓。铜锣湾书店事件后，回到香港的林荣基，出门习惯遮掩自己的面孔，25日离港时亦把自己裹紧。林荣基很忙，来台湾希望“打一份工”、重开铜锣湾书店的他，忙著与朋友、投资人见面，手机被媒体打爆，打开萤幕，满满一排未接来电。《端传媒》和他约在露天酒吧碰面，他挑了个最暗的角落，酒吧人员示意往人潮较多、灯光微亮的方向移动，他把包包往地上一放：“不要再过去了。”

包包很重，里面装著烟和书，他掏出一本快被翻烂的《中午的黑暗》，描写谈苏共1930的党内大清洗，另一本是刚在台北购入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跟著他到台湾的，还有《中国金融史3000年》、《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史新论（思想史分册）》、《中国文化冷风景》、《兴盛与危机》等书册，都是旧书。他到访台北好多次了，酒单都不用翻，开口就要喝台湾啤酒，一边抽烟，一边问，“如果在这旁边的高楼开家书店，你们会来吗？”他又驻足西门町广场，拿出手机，对著夜里翻筋斗的街舞少年录影，“他们是为了兴趣做表演吗？还是为了赚钱？我担心，会不会有人不让他搞（跳舞）。”

林荣基抵台后，陆委会于26日指出，依“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规定，香港居民若拟来台湾工作或居留，可向相关机关提出申请，政府会依照既有机制处理。林荣基若欲在台从事工作，可由雇主向劳动部申请核发聘雇许可后，依“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规定，向内政部移民署提出居留申请，经许可者，每次居留期间为一至三年，于居留期间届满前，如居留原因仍存在，得申请延期居留。

“我看起来还可以啊，还可以做啊。刚刚那年轻人送啤酒过来，我也可以送啊。”这是自由的第一天，63岁的林荣基盼著一份工，不管是给书店投资人打工，或以其他工作名义留在台湾生活，都好。

以下为《端传媒》与林荣基的访谈记要，以第一人称表述：

孩子

有人说我逃亡台湾。我不是出逃，我是离开。今年二月，香港新修订引渡条例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有好多专业的人发表好多疑问。我问了好多人，还查了别人写的文章，比较了解之后，就觉得这个条例如果通过，我一定会被引渡回中国大陆、受折磨（编者按：林荣基目前被中国通缉，罪名是“违法经营书籍销售”）。当时美国、德国、加拿大的朋友看见新闻，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帮我离开香港，我开始考虑，在条例生效前，一定要离开香港。

台湾也有一个朋友打给我，说可以协助我，但我过来台湾的消息要保密，我跟台湾这边朋友谈好了，如果先公开，我不知道后果会怎样。我对台湾也很喜欢，我90年代已经台湾来来去去，挑书、买书、搞书，那些搞书的同业，我都认识。所以我就想提出，可不可以在台湾打工？以申请打工名义，留在这边生活。

我只跟几个亲密朋友见面而已。我跟我以前的老婆没有离婚，但是分居了。以前（铜锣湾）书店还在的时候，她住家里，我住在书店，她那时只会跟我说：“家里灯坏了，你回来换。”我回家换完灯之后，她又说：“有饭啊，吃完再回去。”后来书店没了，她睡房间、我睡客厅，我们平常都没有讲话，就是没往来了。这次我要走，也没跟她说我要去台湾。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比较亲，一个比较不亲，我也都没跟他们说拜拜。有什么好说的？平常就很少谈话，有什么事情他可以之后打电话来说。本来就拜拜了嘛。

跟我比较亲的那个儿子，他心里也有底。我作为一个香港人，为自己做点事、为香港做点事。至于他身为一个香港人，要不要为香港做点事？那是他的自由。他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要不要离开香港？他们自己决定。如果儿子要来台湾，我当然欢迎啊，我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生活。

我的行李只有一个箱子装衣物，另外带了一箱书。有什么好带的？我本身就一无所有。我的感情是在香港的。你可以带走感情吗？我最后有跟儿子说，我好多书带不过来台湾，过年你来台湾，帮我带点书。如果你不来，就帮我寄过来。

你问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在想什么？当然是好啊。我从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来一个有自由的地方。我不回去了嘛，不能回去啊。你还相信香港政府吗？我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不让我出来，我很担心，如果他不让我出来，那我怎么办啊。

我不相信香港政府。他们可以不让我离开香港，而且不需要任何解释。通关的时候，门打开，我走过去，按手指的时后，我的眼睛都在看（闸门）有没有打开。我等（自动通关）的证件弹出来，门打开，我才放心。

宁波的饭

我一来台湾第一天，就想吃香港的餐蛋面（公仔面）。但找不到，没所谓，以后我就去吃炒面。我吃得很简单。

我昨天（25日）晚上到台湾，肚子好饿，第一餐是在西门町附近吃便当，真贵，一个便当要台币250元，神经病。我上次来西门町，附近吃一顿饭15元港币（约60元台币），吃很饱。我真的好饿，只好花250块钱买难吃的便当，真的好惨。

最糟糕的是，我在台湾的第一餐，竟然是吃到宁波的饭（编者按：林荣基2015年从香港前往深圳时候，被中国安全人员拦下，遭人蒙上眼睛，带上火车，运到宁波市关押数个月）。那个饭好难吃，我一边吃，一直想起关在宁波的时候，那就是我吃的饭。米饭很大、很软、但完全没有味道。

我怀疑在台北吃到的难吃便当，米饭会不会是从宁波卖过来的？不管他，都过去了，但是那时很惨。我吃这个难吃的便当，就想起我那时的惨。每天七点半起床，八点吃饭，吃完饭等十二点吃饭，然后下午六点吃饭。吃的就是这种饭。

配那个饭的，我记得有菜、有鸡蛋、有瓜果、有豆腐、鱼很小，鱼里面不能有骨头，硬的东西都不给我，怕我自杀。我的眼镜被收起来，他们怕我拿玻璃割腕，很小心。我知道好多人关到发疯的。发疯最后结果是给他关起来，几年就自杀。一个人长期在这情况下，只能自杀解决痛苦，他们很有经验，很多东西都用布包起来。

吃那个饭的时候，我又想到被关的时候。没有止尽的审问，很惨，吓你，跟我说“可能要关起来”、“关一辈子”、“外面没人知道你在这里”、“你的罪名就是反革命”。这不可怕吗？你一个人不能说话、也不能表达思想，脑袋会出问题。精神折磨很惨的，会神经病耶。

他们其实想帮我洗脑。他最后要求我放出去之后要说“中国政府对我很好”，要我将来以后要为中国大陆国家服务，因为我是中国人，出去之后要弥补我以前的错误，就算要离开香港的话，还是要为中国服务。他们拚命帮我洗脑。他说中国好，你可以说不好吗？他说中国强大，你可以说不强大吗？就算他说“中国很坏”，你也要说：中国好。

他们审问完我，我就求他们给我书看，后来真的找给我（书）。我说我想看《红楼梦》，刚开始他们给我一个很可笑的儿童版，儿童版我也看。后来也给我《资治通鉴》，我也看。他们叫我写悔过书、认罪书的时候，我拿到纸和笔，我就写苏东坡的《定风波》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我读书，精神上要有寄托，没有寄托的话，脑袋会疯的。所以我就拚命念。

恶梦

我从来不做梦的。只做过最近这一次。

来台湾的几个月前，我梦见在宁波的时候，有两个主要审判我的人，姓名我忘记了，还有另外一个处长，姓陈。我梦见他们三个一起出现，好像在我附近做什么事情，很可怕。搞不清楚，但是很可怕的，他们就在我身边。

更惨的是，那是在香港。他们三个一起出现了。我是吓醒的。就发过这次梦。

人家问我有没有“铜锣湾后遗症”？其实我平常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心安理得。卖两本书都说我犯罪，这个社会不正常啊。

我长期在香港就是过这种生活，早上起来、出去，都要担心有人在外面，跟踪我。手机来电如果不知道是谁打来，我是不想接的。我老是担心。我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跑到对面，每次都是不一样的人。那人就是什么都不讲，他是这样插腰、坐在我对面、看著我，我可以做什么？

要我怎么样？我在香港就是这样的生活。今天（26日）早上起来，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犀牛

我现在只是有点担心，他们会找我身边的人（香港的朋友）麻烦。

香港人有点像《犀牛》（编者按：20世纪剧作家尤金・尤涅斯科（Eugène Ionesco）的作品，描述城里的人逐渐变成犀牛的荒诞故事）里面的人。

这个故事是在讲，有一个村庄里，出现一只犀牛，样子不好看的，但是犀牛留在那村中里，有一天大家觉得这犀牛愈看愈漂亮。这观点会传染出去，一个人相信“犀牛好漂亮”，大家接连著就有这种思想，后来村里的人慢慢变成犀牛，最后全部村庄里都变成犀牛。有一天，有人不相信“犀牛是漂亮的”，结果这个人就被赶出这村庄。

香港人，开始有一些人慢慢在变成犀牛，台湾也是一样。你看你们去年那个选举（编者按：2018年底，台湾举办九合一选举），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香港发生的事，也可以在台湾发生。我们先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我就是不想看到台湾变得跟香港一样。

西门町

投资移民？我没钱啊。我在20天以内，要办好签证延期，书店要规划。我想开在西门町，其实开书店不难，最难的是维持书店。所以重点就是要让书店生存下去，要热闹、要年轻人多、要游客多，尤其香港游客多。所以我想要把书店开在西门町。我觉得西门町像旺角、铜锣湾。我看看，这里比铜锣湾还热闹。台湾读书的人是比较多的。但很可惜，那么热闹的地方，里面没有一家书店。

名字还是要用“铜锣湾书店”，这是一个名牌，为什么要放弃？放弃是笨蛋。台湾是一个有民主自由的地方，我想要在这边开书店，鼓励大家要去对抗中国大陆。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国人，我对中国的了解，让我跟中国是切开的。我可能无法改变它。但我还是希望改善中国的人权问题。

前两年就想来台湾开书店，我没有成功。那时，我的投资人在香港，他在大陆的家人被调查，他自己也被调查。后来我还发现，帮我们做事的人有问题，把一些资料公布给媒体。我知道是谁做的。这个人出卖我们。我们搞一个商业的牌照，结果出资老板的资料被公开，还是公开给亲中共的媒体。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吗？有一些人很坏。

昨天（25日）才到台湾，今天（26日）早上我就跟台湾的老板（投资人）谈了，他是搞房地产的，他也不是很有钱，但是他有理念，谈得还可以。他有他的打算，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是从搞书店的理念来做。他跟我说：“书店没钱赚，没关系。但你不要赔本。”这个要求是很低的。

台灣的老板先搞一家公司，我帮他打工。本来我也是帮我老板打工啊，打了几十年，还是一样。我可以规划书店，还能就我对书本的了解，请一些学者和作者来谈话、座谈。理想的话，最快今年可以开在西门町。我先搞好我在台湾的居留。台湾政府对我还不错，没有台湾官员联络我，他（台湾政府）不管我最好，因为不管我的话，等于是认同我过来（台湾）了。

我不回香港啦，其实我也去不了了。我不哭的，也不难过。它（指香港情势变化）不单单是没有自由，还影响我的生命。我从没有自由的地方，跑到有自由的地方，为什么要难过？不可能嘛。

可以的话，我是不会离开香港的。

（陈倩儿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