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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評分攻防戰:「彌賽亞情結」與另類民主實踐?

回顧整個事件,只能說網友在太多的問題上有強烈的表達訴求,而中國大陸的輿論和政治環境沒有給他們表達的空間。最終,一部電影和一個網站承載了原本不應該由他們承載的任務。


《流浪地球》電影劇照。 圖:Imagine China
《流浪地球》電影劇照。 圖:Imagine China

雖然2019年剛剛過去十分之一,但中國大陸的電影市場可能已經提前產生了年度最賣座的影片:改編自科幻作家劉慈欣同名小說的《流浪地球》在不被普遍看好的情況下成為春節檔票房冠軍,春節假期內賣出20.1億元,到下映前有望得到35至40億元票房甚至更高,至少將成為大陸歷史票房榜的第三名。

和火熱的市場反饋形成對比的是,這部電影也將原本持有多種立場的觀眾,極化為「五星黨」和「一星黨」兩個派別,圍繞着該片在豆瓣上的評分進行了一場激烈攻防戰。在這個極度缺乏民主政治實踐的國家,這也算得上為數不多的社會動員實例了。

科幻愛好者背後的「彌賽亞情結」

基於25年的科幻小說閲讀經驗,筆者從某種程度上理解以《科幻世界》讀者群體為典型代表的中國科幻愛好者為何如此執着地要給這部電影滿分評價。因為長久以來,這個群體都有一種「我們需要被彌賽亞拯救」的苦難敘事。

關於中國科幻歷史的一種常見表述是這樣:中國的科幻小說曾經有光榮的傳統。有人把源流追溯到鄭文光在1950年代的作品,但近年來的研究則會把晚清到民國時期一些帶有科幻色彩的作品算作中國科幻的起源,例如老舍的《貓城記》。

隨後,中國科幻小說由於政治運動而受到了影響,最經常被提及的是1983年十二屆二中全會後開啟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科幻小說被定義為「精神污染」,此後創作活動陷入沉寂。

1999年劉慈欣的出道,改變了這一切,其中的高潮是2006年到2010年之間《三體》系列的問世。用一些粉絲的話來說,「他以一己之力把中國科幻帶到了世界級」。而劉慈欣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且獲得良好的市場反饋,則是中國科幻再次復興的起點。

這四個階段頗類似《聖經》:老舍是先知亞伯拉罕,鄭文光是摩西,帶領族人逃離了埃及人(黨內左派)的迫害,劉慈欣則是救世主耶穌——他甚至和耶穌一樣降臨了兩次:第一次是小說原著的發表,第二次是影視改編大獲成功。

中國科幻的「苦難敘事」

這種敘事自有其歷史根源。二戰後的美國科幻小說和影視被視為文化工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向市場提供的僅僅是消費品,科幻本身並沒有喚起公眾對科學的熱情、或者傳遞正確的科學知識的義務——雖然有時候它客觀上有這個效果。而在1949年後的中國,文藝界總體上是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宰制的。簡單地說,文藝工作的首要目標是服務於革命事業。

直到今天,「科幻小說是給小孩子看的東西」仍然有一定市場,這是科幻迷的苦難想像的最初根源。圖為《流浪地球》導演郭帆的工作照。

直到今天,「科幻小說是給小孩子看的東西」仍然有一定市場,這是科幻迷的苦難想像的最初根源。圖為《流浪地球》導演郭帆的工作照。圖:Imagine China

在這種背景下,科幻小說只能以「科普」名義棲身於兒童文學之中,這也是為何中國大陸早期的科幻作家通常是科技工作者或科普作家、而科幻小說的刊物通常也由各級科技協會管理的原因。直到今天,「科幻小說是給小孩子看的東西」這種觀念仍然有一定市場,這是科幻迷的「苦難想像」的最初根源。

直到今天,「科幻小說是給小孩子看的東西」這種觀念仍然有一定市場,這是科幻迷的「苦難想像」的最初根源。

1978年後,雖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已經開始,但關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仍然撕裂着黨內的左右兩派。1983年3月,周揚在紀念馬克思誕辰一百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提法引起胡喬木、鄧力群等左派的反擊,理論探討最終演變成了當年10月十二屆二中全會後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運動一度嚴重到禁止留長髮、禁止穿喇叭褲的程度。

科幻小說也成為這波運動的受害者。1978年至1983年之間,科幻小說創作一度活躍,《科幻世界》的前身之一《科學文藝》就是1979年創刊的,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發表於1978年,童恩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發表於1978年,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發表於1979年,劉興詩的《美洲來的哥倫布》發表於1980年。

1978年至1983年之間,科幻小說創作一度活躍,但好景不長,科幻小說很快就捲入了「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議。

但好景不長,科幻小說很快就捲入了「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議。作品受到的攻擊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科普工作者指責科幻小說在科學上不嚴謹;另一方面則被指科幻小說與「傷痕文學」合流、或者模仿國外作品描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挑戰社會主義制度。前一種爭議迫使科幻小說退回「姓科」的小圈子,後一種則讓創作者不敢嘗試「姓文」。頗具諷刺意義的是,激烈攻擊科幻小說的「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後來卻成了「氣功」、「特異功能」的吹鼓手。

圍繞科幻小說的爭議正好碰上「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發酵,很自然地被吸納為後者的一部分。時任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中國科協的會議上曾經專門講到科幻小說的「精神污染」問題:不正確的科幻小說「宣傳荒誕離奇、反科學的假想,甚至借題發泄對社會主義的不滿」。這裏的遞進關係顯示出,意識形態方面的擔憂是更主要的考慮因素。由此,科幻類書籍、刊物的出版都受到很大影響。

雖然「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只持續了28天就在胡耀邦的強力干預下結束,但老一代科幻作者經此一事都變得不再活躍。直到1990年代初期,科幻刊物和書籍才重回正軌。吳巖、韓鬆、何宏偉(何夕)、星河、王晉康、蘇學軍、潘海天、綠楊、楊平、趙海虹等科幻作家也登上了舞台。

1999年7月,《科幻世界》雜誌刊登了兩篇關於記憶移植的文章,恰好當月舉行的高考作文題也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科幻世界》因此一度衝上每期40萬份的發行量,成為全世界銷量最大的科幻雜誌。

1999年7月,《科幻世界》雜誌刊登了兩篇關於記憶移植的文章,恰好當月舉行的高考作文題也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科幻世界》因此一度衝上每期40萬份的發行量,成為全世界銷量最大的科幻雜誌。網上圖片

1999年7月,《科幻世界》雜誌刊登了兩篇關於記憶移植的文章,恰好當月舉行的高考作文題也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這一下將科幻小說的定位從「向青少年普及科學知識」變成了更功利主義的「押中高考作文題」。《科幻世界》因此一度衝上每期40萬份的發行量,成為全世界銷量最大的科幻雜誌。

劉慈欣恰好在1999年開始在《科幻世界》發表小說,並且在此後幾年成為產量和質量都首屈一指的作者。前述的苦難敘事,也不自覺地將1990年代前半頁的歷史淡化,將中國科幻小說的復興算在1999年《科幻世界》銷量暴增和劉慈欣出道上。

但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科幻小說創作很快陷入衰退。在全世界範圍內,《指環王》、《哈利·波特》和《冰與火之歌》等作品掀起了奇幻小說的興旺;在國內,起點中文網等平台使得網絡小說佔據了年輕一代的閲讀時間。《科幻世界》不但銷量逐步衰退,還因為管理問題發生兩次內亂,影響力進一步縮水。而中國本土的影視工業也才剛剛起步,成本高昂的科幻片根本就不可能出現。

劉慈欣的《三體》系列就是在這一輪衰退進程中出現的。《三體》之後,中國很少出版新的本土長篇科幻小說。面對這無可奈何的局面,伴隨着《科幻世界》成長的一代人通過網絡群組(早期的科幻世界雜誌社網絡論壇、後期的豆瓣科幻世界小組)的討論逐漸構建出了苦難敘事:1980年代的政治壓迫和新世紀的市場自然選擇帶來的兩次衰落之間的差異很少得到討論,被模糊表達為「主流社會的偏見和不解」,1990年代前期科幻小說的興旺被淡化,劉慈欣和《三體》成了「中國科幻」這個概念的具象化身。

1980年代的政治壓迫和新世紀的市場自然選擇帶來的兩次衰落之間的差異很少得到討論,被模糊表達為「主流社會的偏見和不解」,1990年代前期科幻小說的興旺被淡化,劉慈欣和《三體》成了「中國科幻」這個概念的具象化身。

苦難敘事支配下的愛好者們,面對劉慈欣作品的影視化努力一次又一次失敗——《鄉村教師》早早賣出授權,甯浩最終卻把它改編成了跟原著幾乎毫無關係的《瘋狂的外星人》,飽受期待的《三體》電影版以爛尾告終——自我悲情化的情緒就更嚴重了。

《流浪地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甚至這部電影自身的拍攝過程也是一個「苦難故事」:選擇的原著是不為人知的短篇作品、名氣不大的導演擔綱、資本家撤資、受爭議的演員臨時進場、預算屢次超支,而且還要在被認為是「閤家歡」喜劇專屬時段的春節正面對抗三部陣容豪華的喜劇。

當《流浪地球》得到商業成功後,這段苦難敘事似乎來到了終點。「救世主」的再次降臨已經發生,之後都是「中國科幻走向全球、走向星辰大海」的好時光了。雖然很多粉絲也承認電影有不完美之處,但因為「國產科幻電影的希望」或者「多年情懷加持」,而一致打出五星評價。

當豆瓣成為戰場

相比之下,打出一星差評的群體中,立場和組織遠不如對立面那麼統一。其中有人也是劉慈欣鐵桿粉絲,但他們認為這部電影的劇情在深層次上和原著背道而馳;有人認為關於科學的細節根本經不起推敲(例如完全兒戲般地用氫氧爆炸推動地球);有人認為角色的設置和情節發展過於粗糙完全不知所云;有人認為特效製作不夠精良而且模仿意味太重;有人單純不喜歡吳京;甚至有人只是覺得,當前的平均分已經偏離了應有的分數,需要「平衡一下」。

兩個派別的衝突從豆瓣開始。豆瓣是一家成立於2006年的社區網站,以對圖書、影視、音樂的評論和分享而知名。院線電影在豆瓣上的評分通常被視為電影票房趨勢的風向標,中國大陸的電影製作和發行公司往往視「豆瓣評分」為必爭之地。

損害豆瓣評分公正性的大致有三個來源。第一是政治力量——春節聯歡晚會、政治領導人著作、《建黨偉業》《建軍大業》《建國大業》獻禮電影三部曲等都被禁止評論;第二是商業力量,大到電影公司,小到圖書出版商,都會依靠收買真實用戶或者僱傭「水軍」的方式來干擾評分,進而影響消費者決策;第三則是用戶由於對創作者、題材或者其他非作品本身的因素而給出惡意評論。

損害豆瓣評分公正性的大致有三個來源。第一是政治力量,第二是商業力量,第三則是用戶由於對創作者、題材或者其他非作品本身的因素而給出惡意評論。

對於豆瓣來說,第一種是不可抗力,第二種和第三種可以通過算法識別用戶發言內容及既往行為來規避,但無法完全識別。圖書領域經常會發生針對抄襲作者或低質量譯者的「一星運動」,從而影響口碑。不過,電影類條目則更難影響,如果是正在上映的熱門電影,豆瓣評分的用戶通常大於十萬人,少數用戶的偏好幾乎無法左右最終的平均分結果。

《流浪地球》電影劇照。

《流浪地球》電影劇照。圖:Imagine China

《流浪地球》的「五星黨」們在電影上映後不久就發現了問題。電影的平均分從8.5開始下降,一週後降到了7.9,基於一直以來的苦難想像,他們認為其中必有陰謀。於是他們開始審視用戶評分的分布,審視短評和長評區的留言,甚至差評用戶的個人頁面,試圖找出原因。

他們很快也給出了若干種解釋。一種是「豆友偏見論」,認為豆瓣網友普遍有崇洋媚外傾向,歧視中國電影,見不得中國好,尤其不喜歡吳京,他們的偏見使他們給出了低分;一種是「利益相關論」,認為同期其他電影的出品公司或者主創人員的經紀團隊資助了差評運動;一種是「敵對勢力陰謀論」,認為有人組織了「南方系媒體」、評論者來集體抹黑。

這些觀點的可信度驗證已經超出本文範圍,我們不妨看一下真實的數據變動情況。

對於大部分院線電影來說,豆瓣評分走勢一般都是先高後低。這很容易理解:上映前通過試映、點映等渠道觀影的,通常是影評博主或者深度粉絲,哪怕沒收錢,一般也不會惡評。而豆瓣為了防止干擾大眾判斷,在正式上映前默認不顯示評分和評論正文。而上映後,越早入場的觀眾越可能是對題材、導演、演員有特別偏好的人,他們的打分通常也容易落在高分段。而隨着上映時間越來越長,打分用戶中普通人的比例會越來越高,逐步將早期觀眾「粉絲濾鏡」帶來的高分拉下去一部分。

遠的不說,這個春節檔內的另外三部主要影片——《瘋狂的外星人》《飛馳人生》和《新喜劇之王》——一週內都經歷了0.3到0.8分的評分下降,《流浪地球》0.6的評分下降處於正常區間。從標註人數增長速度和各個分段的分布來看並無異常,評分下降主要受上映後給出三星和四星的用戶比例穩步上升的影響。

對於大部分院線電影來說,豆瓣評分走勢一般都是先高後低。《流浪地球》0.6的評分下降處於正常區間。

很難分清一星黨和五星黨到底是誰「開了第一槍」,但兩派之間的論戰迅速升級,五星黨稱一星黨為「戰狼PTSD(即因為看過《戰狼》而產生創傷後遺症)」,而一星黨則稱五星黨為「自由派PTSD」。

根據筆者的統計,在豆瓣上對《流浪地球》標註「看過」的用戶中,對其進行了評分的一度高達85%,這一比例高於2017年以來中國大陸票房最高的十五部中的任何一部,這意味着它是最能激發用戶表態慾望的一部電影。而評分停留在8.0時,雙方的爭論達到一個高峰,筆者的多位朋友都表示,朋友圈幾乎被撕裂,爭吵到了雙方不願意在一張桌子吃飯的程度——因為8分經常被視為「優秀」的標誌,兩個陣營都希望推動評分向自己希望的方向移動。這個心理關口失守後,一些私信截圖開始流傳,聲稱有人在豆瓣上聯繫用戶,花錢收買熱門好評用戶把評價改為差評。

一向對用戶採取放任主義態度的豆瓣也被迫回應了此事,宣稱工程師排查了五百條最高熱度的短評,只有四條的作者曾經對評價進行過超過一顆星的改動,此外另有一條將四星改為一星的短評,但已被作者刪除。另外,豆瓣也調查了兩位發出收買私信的用戶,均被證實為惡作劇。

但是,爭議的兩極已經不在乎事實,只在乎情緒。五星黨們湧入了各大應用商店,給豆瓣的移動應用投出一星差評——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是「以眼還眼」。豆瓣在蘋果的評分已經從4.8下降到了4.6。

一部電影和一個網站承載了原本不應該由他們承載的任務,五花八門的觀點最終被驅趕進「非此即彼」的兩個陣營。

看起來,只能等待這部電影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才能讓圍繞着《流浪地球》和豆瓣的評分戰告一段落。回顧整個事件,只能說中國(大陸)網友在太多的問題上有強烈的表達訴求,而大陸的輿論和政治環境沒有給他們表達的空間。最終,一部電影和一個網站承載了原本不應該由他們承載的任務,五花八門的觀點最終被驅趕進「非此即彼」的兩個陣營。很難說這種現象是好是壞,但某種意義上,它可能像十多年前的「超女」選秀投票一樣,是當代中國人為數不多的「民主政治實踐」之一。

(比利小子,中國大陸互聯網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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