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流浪地球》评分攻防战：“弥赛亚情结”与另类民主实践？

虽然2019年刚刚过去十分之一，但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可能已经提前产生了年度最卖座的影片：改编自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小说的《流浪地球》在不被普遍看好的情况下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春节假期内卖出20.1亿元，到下映前有望得到35至40亿元票房甚至更高，至少将成为大陆历史票房榜的第三名。

和火热的市场反馈形成对比的是，这部电影也将原本持有多种立场的观众，极化为“五星党”和“一星党”两个派别，围绕着该片在豆瓣上的评分进行了一场激烈攻防战。在这个极度缺乏民主政治实践的国家，这也算得上为数不多的社会动员实例了。

科幻爱好者背后的“弥赛亚情结”

基于25年的科幻小说阅读经验，笔者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以《科幻世界》读者群体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科幻爱好者为何如此执着地要给这部电影满分评价。因为长久以来，这个群体都有一种“我们需要被弥赛亚拯救”的苦难叙事。

关于中国科幻历史的一种常见表述是这样：中国的科幻小说曾经有光荣的传统。有人把源流追溯到郑文光在1950年代的作品，但近年来的研究则会把晚清到民国时期一些带有科幻色彩的作品算作中国科幻的起源，例如老舍的《猫城记》。

随后，中国科幻小说由于政治运动而受到了影响，最经常被提及的是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开启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小说被定义为“精神污染”，此后创作活动陷入沉寂。

1999年刘慈欣的出道，改变了这一切，其中的高潮是2006年到2010年之间《三体》系列的问世。用一些粉丝的话来说，“他以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带到了世界级”。而刘慈欣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且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则是中国科幻再次复兴的起点。

这四个阶段颇类似《圣经》：老舍是先知亚伯拉罕，郑文光是摩西，带领族人逃离了埃及人（党内左派）的迫害，刘慈欣则是救世主耶稣——他甚至和耶稣一样降临了两次：第一次是小说原著的发表，第二次是影视改编大获成功。

中国科幻的“苦难叙事”

这种叙事自有其历史根源。二战后的美国科幻小说和影视被视为文化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向市场提供的仅仅是消费品，科幻本身并没有唤起公众对科学的热情、或者传递正确的科学知识的义务——虽然有时候它客观上有这个效果。而在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界总体上是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宰制的。简单地说，文艺工作的首要目标是服务于革命事业。

在这种背景下，科幻小说只能以“科普”名义栖身于儿童文学之中，这也是为何中国大陆早期的科幻作家通常是科技工作者或科普作家、而科幻小说的刊物通常也由各级科技协会管理的原因。直到今天，“科幻小说是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种观念仍然有一定市场，这是科幻迷的“苦难想像”的最初根源。

直到今天，“科幻小说是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种观念仍然有一定市场，这是科幻迷的“苦难想像”的最初根源。

1978年后，虽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撕裂着党内的左右两派。1983年3月，周扬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提法引起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的反击，理论探讨最终演变成了当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后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运动一度严重到禁止留长发、禁止穿喇叭裤的程度。

科幻小说也成为这波运动的受害者。1978年至1983年之间，科幻小说创作一度活跃，《科幻世界》的前身之一《科学文艺》就是1979年创刊的，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发表于1978年，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于1978年，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发表于1979年，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发表于1980年。

1978年至1983年之间，科幻小说创作一度活跃，但好景不长，科幻小说很快就卷入了“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

但好景不长，科幻小说很快就卷入了“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作品受到的攻击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普工作者指责科幻小说在科学上不严谨；另一方面则被指科幻小说与“伤痕文学”合流、或者模仿国外作品描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挑战社会主义制度。前一种争议迫使科幻小说退回“姓科”的小圈子，后一种则让创作者不敢尝试“姓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激烈攻击科幻小说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后来却成了“气功”、“特异功能”的吹鼓手。

围绕科幻小说的争议正好碰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发酵，很自然地被吸纳为后者的一部分。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中国科协的会议上曾经专门讲到科幻小说的“精神污染”问题：不正确的科幻小说“宣传荒诞离奇、反科学的假想，甚至借题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这里的递进关系显示出，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是更主要的考虑因素。由此，科幻类书籍、刊物的出版都受到很大影响。

虽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持续了28天就在胡耀邦的强力干预下结束，但老一代科幻作者经此一事都变得不再活跃。直到1990年代初期，科幻刊物和书籍才重回正轨。吴岩、韩松、何宏伟（何夕）、星河、王晋康、苏学军、潘海天、绿杨、杨平、赵海虹等科幻作家也登上了舞台。

1999年7月，《科幻世界》杂志刊登了两篇关于记忆移植的文章，恰好当月举行的高考作文题也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一下将科幻小说的定位从“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变成了更功利主义的“押中高考作文题”。《科幻世界》因此一度冲上每期40万份的发行量，成为全世界销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刘慈欣恰好在1999年开始在《科幻世界》发表小说，并且在此后几年成为产量和质量都首屈一指的作者。前述的苦难叙事，也不自觉地将1990年代前半页的历史淡化，将中国科幻小说的复兴算在1999年《科幻世界》销量暴增和刘慈欣出道上。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很快陷入衰退。在全世界范围内，《指环王》、《哈利·波特》和《冰与火之歌》等作品掀起了奇幻小说的兴旺；在国内，起点中文网等平台使得网络小说占据了年轻一代的阅读时间。《科幻世界》不但销量逐步衰退，还因为管理问题发生两次内乱，影响力进一步缩水。而中国本土的影视工业也才刚刚起步，成本高昂的科幻片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就是在这一轮衰退进程中出现的。《三体》之后，中国很少出版新的本土长篇科幻小说。面对这无可奈何的局面，伴随着《科幻世界》成长的一代人通过网络群组（早期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网络论坛、后期的豆瓣科幻世界小组）的讨论逐渐构建出了苦难叙事：1980年代的政治压迫和新世纪的市场自然选择带来的两次衰落之间的差异很少得到讨论，被模糊表达为“主流社会的偏见和不解”，1990年代前期科幻小说的兴旺被淡化，刘慈欣和《三体》成了“中国科幻”这个概念的具象化身。

1980年代的政治压迫和新世纪的市场自然选择带来的两次衰落之间的差异很少得到讨论，被模糊表达为“主流社会的偏见和不解”，1990年代前期科幻小说的兴旺被淡化，刘慈欣和《三体》成了“中国科幻”这个概念的具象化身。

苦难叙事支配下的爱好者们，面对刘慈欣作品的影视化努力一次又一次失败——《乡村教师》早早卖出授权，宁浩最终却把它改编成了跟原著几乎毫无关系的《疯狂的外星人》，饱受期待的《三体》电影版以烂尾告终——自我悲情化的情绪就更严重了。

《流浪地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甚至这部电影自身的拍摄过程也是一个“苦难故事”：选择的原著是不为人知的短篇作品、名气不大的导演担纲、资本家撤资、受争议的演员临时进场、预算屡次超支，而且还要在被认为是“合家欢”喜剧专属时段的春节正面对抗三部阵容豪华的喜剧。

当《流浪地球》得到商业成功后，这段苦难叙事似乎来到了终点。“救世主”的再次降临已经发生，之后都是“中国科幻走向全球、走向星辰大海”的好时光了。虽然很多粉丝也承认电影有不完美之处，但因为“国产科幻电影的希望”或者“多年情怀加持”，而一致打出五星评价。

当豆瓣成为战场

相比之下，打出一星差评的群体中，立场和组织远不如对立面那么统一。其中有人也是刘慈欣铁杆粉丝，但他们认为这部电影的剧情在深层次上和原著背道而驰；有人认为关于科学的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例如完全儿戏般地用氢氧爆炸推动地球）；有人认为角色的设置和情节发展过于粗糙完全不知所云；有人认为特效制作不够精良而且模仿意味太重；有人单纯不喜欢吴京；甚至有人只是觉得，当前的平均分已经偏离了应有的分数，需要“平衡一下”。

两个派别的冲突从豆瓣开始。豆瓣是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社区网站，以对图书、影视、音乐的评论和分享而知名。院线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通常被视为电影票房趋势的风向标，中国大陆的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往往视“豆瓣评分”为必争之地。

损害豆瓣评分公正性的大致有三个来源。第一是政治力量——春节联欢晚会、政治领导人著作、《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建国大业》献礼电影三部曲等都被禁止评论；第二是商业力量，大到电影公司，小到图书出版商，都会依靠收买真实用户或者雇佣“水军”的方式来干扰评分，进而影响消费者决策；第三则是用户由于对创作者、题材或者其他非作品本身的因素而给出恶意评论。

损害豆瓣评分公正性的大致有三个来源。第一是政治力量，第二是商业力量，第三则是用户由于对创作者、题材或者其他非作品本身的因素而给出恶意评论。

对于豆瓣来说，第一种是不可抗力，第二种和第三种可以通过算法识别用户发言内容及既往行为来规避，但无法完全识别。图书领域经常会发生针对抄袭作者或低质量译者的“一星运动”，从而影响口碑。不过，电影类条目则更难影响，如果是正在上映的热门电影，豆瓣评分的用户通常大于十万人，少数用户的偏好几乎无法左右最终的平均分结果。

《流浪地球》的“五星党”们在电影上映后不久就发现了问题。电影的平均分从8.5开始下降，一周后降到了7.9，基于一直以来的苦难想像，他们认为其中必有阴谋。于是他们开始审视用户评分的分布，审视短评和长评区的留言，甚至差评用户的个人页面，试图找出原因。

他们很快也给出了若干种解释。一种是“豆友偏见论”，认为豆瓣网友普遍有崇洋媚外倾向，歧视中国电影，见不得中国好，尤其不喜欢吴京，他们的偏见使他们给出了低分；一种是“利益相关论”，认为同期其他电影的出品公司或者主创人员的经纪团队资助了差评运动；一种是“敌对势力阴谋论”，认为有人组织了“南方系媒体”、评论者来集体抹黑。

这些观点的可信度验证已经超出本文范围，我们不妨看一下真实的数据变动情况。

对于大部分院线电影来说，豆瓣评分走势一般都是先高后低。这很容易理解：上映前通过试映、点映等渠道观影的，通常是影评博主或者深度粉丝，哪怕没收钱，一般也不会恶评。而豆瓣为了防止干扰大众判断，在正式上映前默认不显示评分和评论正文。而上映后，越早入场的观众越可能是对题材、导演、演员有特别偏好的人，他们的打分通常也容易落在高分段。而随着上映时间越来越长，打分用户中普通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逐步将早期观众“粉丝滤镜”带来的高分拉下去一部分。

远的不说，这个春节档内的另外三部主要影片——《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和《新喜剧之王》——一周内都经历了0.3到0.8分的评分下降，《流浪地球》0.6的评分下降处于正常区间。从标注人数增长速度和各个分段的分布来看并无异常，评分下降主要受上映后给出三星和四星的用户比例稳步上升的影响。

对于大部分院线电影来说，豆瓣评分走势一般都是先高后低。《流浪地球》0.6的评分下降处于正常区间。

很难分清一星党和五星党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但两派之间的论战迅速升级，五星党称一星党为“战狼PTSD（即因为看过《战狼》而产生创伤后遗症）”，而一星党则称五星党为“自由派PTSD”。

根据笔者的统计，在豆瓣上对《流浪地球》标注“看过”的用户中，对其进行了评分的一度高达85%，这一比例高于2017年以来中国大陆票房最高的十五部中的任何一部，这意味着它是最能激发用户表态欲望的一部电影。而评分停留在8.0时，双方的争论达到一个高峰，笔者的多位朋友都表示，朋友圈几乎被撕裂，争吵到了双方不愿意在一张桌子吃饭的程度——因为8分经常被视为“优秀”的标志，两个阵营都希望推动评分向自己希望的方向移动。这个心理关口失守后，一些私信截图开始流传，声称有人在豆瓣上联系用户，花钱收买热门好评用户把评价改为差评。

一向对用户采取放任主义态度的豆瓣也被迫回应了此事，宣称工程师排查了五百条最高热度的短评，只有四条的作者曾经对评价进行过超过一颗星的改动，此外另有一条将四星改为一星的短评，但已被作者删除。另外，豆瓣也调查了两位发出收买私信的用户，均被证实为恶作剧。

但是，争议的两极已经不在乎事实，只在乎情绪。五星党们涌入了各大应用商店，给豆瓣的移动应用投出一星差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以眼还眼”。豆瓣在苹果的评分已经从4.8下降到了4.6。

一部电影和一个网站承载了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承载的任务，五花八门的观点最终被驱赶进“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

看起来，只能等待这部电影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才能让围绕着《流浪地球》和豆瓣的评分战告一段落。回顾整个事件，只能说中国（大陆）网友在太多的问题上有强烈的表达诉求，而大陆的舆论和政治环境没有给他们表达的空间。最终，一部电影和一个网站承载了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承载的任务，五花八门的观点最终被驱赶进“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很难说这种现象是好是坏，但某种意义上，它可能像十多年前的“超女”选秀投票一样，是当代中国人为数不多的“民主政治实践”之一。

（比利小子，中国大陆互联网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