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 逃犯條例

運動之傷:離家出走的年輕人、「被遺棄」的父母和新手「家長」

許多示威者喊她阿媽,她照顧著50多個示威者,年紀最小的14歲,最大的26歲,其中大約20%的人離家出走,還沒有小孩的她感覺,自己一下子「多了50多個仔女」。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15歲的杜啟明(化名)和17歲的朋友目前住在一對陌生夫婦的家。「我沒有問過他們是做什麼工作,他們也很少管我們去哪裏,」啟明說。為了安全,他和朋友不對任何人透露這房子的地址。每次示威過後,他會先隨便找個地方過夜,從不直接回家。

啟明是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示威者,他長得高挑,初次見面的時候顯得沈穩,讓人誤會他早已成年。自2019年6月,除了兼職打工,他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反修例運動,做文宣、協助被捕者、參與示威,越來越少去中學上課,和家人的衝突愈發激烈。到了11月,因為和父母、哥哥無休止的爭吵、甚至扭打,啟明搬離了從小居住的公屋。

經朋友介紹認識的謝芷筠(化名),很快幫啟明找到了一個住所——一對年輕夫婦願意為示威者提供免費住宿。啟明的朋友也因為參與運動和父母鬧翻,比啟明早一個月搬進這個房子。房子不小,兩個年輕人一人一間房,他們輪流做家務,朋友負責洗衣晾衣,他負責收拾、清潔,餓了就去買盒飯或魚蛋燒賣。

2020年剛過去的年夜飯,啟明和一群「手足」一起度過,那是他在示威中認識的朋友,飯後大家一起逛民間舉辦的年宵市集「和你宵」。過往多年,啟明總是跟著父母和親戚吃年夜飯,但眼下,家人關係支離破碎。啟明顯得不太在乎。年三十這天,他和父母沒有聯繫,「少了一些東西咯,但也不會很傷感。」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突如其來的反修例運動改變、顛覆了許多香港家庭的關係。一批批中學生、大學生投入運動,有家人理解、支持,更多的是不解和強烈反對。於此同時,一些有一定經濟能力、支持運動的市民成為年輕示威者的照顧者,他們在運動中被稱為「家長」。30多歲的謝芷筠正是其中一員。她對端傳媒表示,現在她照顧著50多個示威者,年紀最小的14歲,最大的26歲,其中大約20%的人離家出走。還沒有小孩的她感覺,自己一下子「多了50多個仔女」。

街頭運動燃燒大半年,近月稍有緩息,但其扯開的裂痕和傷口,不見癒合。謝芷筠說:「我覺得對年輕人的影響是會伴隨他們整個人生的,就算最後抗爭勝利,曾經的傷口永遠都是傷口。」

回不了家,不想回家

阿爸就是扮講道理,講不過我就說,『我就是沒道理啊,鬼叫你是我的仔啊?』

離家出走之前,杜啟明已經過了幾個月顛沛流離的生活。

6月底的一天,啟明參加完集會回到家,發現鐵閘被家人上鎖了,鑰匙也開不了。自此,每次示威抗議後,他就到不同手足的家中休息,或是訂一晚酒店,第二天才看看能否回家。「有人參與示威後,可能有事就馬上回家,收好示威用品,沖個涼,什麼都不想就睡覺了,但我還要思考可以去哪裏避一避。我回不了家。」

啟明生在一個基層家庭,父親是廚師,母親做兼職零工,家中還有一個哥哥。啟明和哥哥讀書都不錯,中學時啟明考上Band One(編按:香港民間分類認為素質較好的中學。)中學,有一段時間,兄弟倆都想著以後報考警察。啟明自嘲,以前自己是不問時事和政治的「港豬」,這個詞常用來形容政治冷感的香港市民。

6月運動爆發,他經老師介紹,開始關注《逃犯條例》的修訂。6月9日,他約上朋友參加遊行。12日,大批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一帶,嘗試阻止修例草案二讀,啟明下午剛考完試就趕到現場,夏愨道這時已經人潮湧動,氣氛緊張。他不知不覺走到了前線,沒有任何社運經驗的他,起初還在琢磨進退,不料警察突然大量發射催淚彈。他一身校服,戴著普通口罩,和同伴慌張逃走,一路上看到速龍小隊追趕市民,一個體弱的老人被防暴警察推倒在地。

「啊,這真的是我一直以來認識的香港嗎?我們的政府這樣對市民?」啟明回憶,這一天的經歷震盪了他。深夜回到家,父母還沒休息,他忍不住分享一天的見聞,他認為警方過分使用武器,父母回:「你讀書啦!這些關你什麼事啊?」

啟明沒有理會父母,自此天天到立法會煲底參加集會。6月底的一天,放學後,他回家收拾物品,準備再去煲底參加集會,剛想出門,父母突然大罵,「不要出去了,那是廢青才會做的,是搞亂香港!」啟明說,他起初嘗試爭辯,父母開始激動動手,母親掄起一張木凳朝他砸去,哥哥箍住他的頸部,他的手機被父親摔在地上,一家人扭打在一起。

起初,啟明是一個「和理非」,在家附近組織連儂牆,搞社區放映。他不時整晚不回家,徹夜在社區裏貼文宣海報,累了就到朋友家睡一會兒,凌晨五點回家洗漱,再趕到學校,趴在桌上補眠。後來,他開始配戴面罩、頭盔,走上前線。

在家中,他在社區搞活動的物資和前線裝備堆積成山,房間有個兩大紙皮箱,塞滿上千張文宣。而另一邊,父母則直接停了原本每星期200元的零花錢。啟明只好找兼職打工,一家支持示威者的茶餐廳僱傭了他做樓面服務員,最忙碌的時期,他一天睡兩個小時。

啟明說,他最初還是想和父母溝通,母親比較容易激動,他就去找父親聊,「阿爸就是扮講道理,講不過我就說,『我就是沒道理啊,鬼叫你是我的仔啊?』意思就是我要聽他的,」他說,哥哥的立場也是「親建制」,他在家中感覺被孤立,「他們(父母)會拉著我阿哥說,『不要像那個廢柴一樣。』」

離家出走前,啟明還是會去參加家族聚會。8月底的一天,親戚聚會,啟明特意提早離開示威現場,來不及換衣服,一身黑衣到了親戚家。飯桌上,親戚們看著電視新聞,開始責罵「暴徒」,說「應該開槍啊」。啟明忍不住辯論,起初還能討論幾句,有親戚這時提到墮落身亡的市民梁凌杰,說「佢抵死啦」,啟明氣得拍桌子,起身走了。9月,爺爺壽宴,啟明還是去了,親戚們繼續譴責「暴徒」,這次啟明沒有說一句,只是和爺爺說「我吃飽了,不太舒服,先走了」。

2019年9月29日,示威者在金鐘焚燒雜物。

2019年9月29日,示威者在金鐘焚燒雜物。攝:林振東/端傳媒

與激烈的爭吵和衝突不同,沈月(化名)選擇的是迴避。

今年23歲的沈月是大學生,運動爆發的時候,正在歐洲做交換生。儘管知道父母向來不關心社會運動,但她還是發了一些運動文宣給父母看看,結果「被罵了」。父母不知道,在外國的巴士上,她看到反修例運動的第一例自殺新聞,一個人哭了起來。

6月底回到香港,沈月開始投入示威,但不打算告訴父母了。出門前,她撒謊說,去和朋友吃飯。最初,她只參加獲警方允許的和平集會和遊行,後來決定和朋友一起去警民衝突現場做義務急救員。中學時,她和朋友考得急救員資格。

做急救員要帶上大量醫療物品,沈月經常背著沈甸甸的大書包出門,引起了父母的注意,家中的關係愈發緊張。她嘗試向父親解釋,示威者使用暴力的原因,父親說,他認為是「他們(示威者)衝擊,警察才會放催淚彈。他們應該讓步。」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整天讓沒有實質權力的人讓步?」沈月對父親說,她還想分享過去多年港人如何爭取民主,但父親不想聽了。

在家中,沈月總是一個人躲在房間看直播,不敢開聲音。每一次有大型示威,她和朋友一定到場做急救,回到家,她很少和父母分享。

她說,自己不想回家了。

11月中旬,運動再次快速升溫,示威者在雙十一發起「黎明行動」,透過阻塞交通要道、促成三罷,迫使政府讓步。在中大附近的二號橋,示威者往橋下扔雜物,嘗試堵塞橋下的吐露港公路,警方來到現場執法,在二號橋一帶,示威者與警方連續連日對峙,大批市民和學生擔心警察攻入中大校園。

沈月一直在衝突現場。催淚彈在她的腳邊、眼罩前炸開,她說,自己第一次感受到距離子彈那麼近,第一次需要哮喘藥,第一次感受到,有數不盡的傷者在等待救援。她整個人神經緊繃,對講機一發出聲響就會醒。

回到家中,她告訴父親,她認為自己的同學是抱著必死的心去對抗強權,「他們可以打機、嘆冷氣,但他們沒有這樣。他們抱著很大決心,你為什麼不理解呢?」

「學生為什麼不可以普普通通過日子?」沈月記得,父親這麼說。

香港理工大學很快又爆發激烈警民衝突。11月17日夜晚,理大被警方包圍,大量市民翌日在油尖旺一帶發起行動,希望營救理大內的示威者。沈月的心懸在理大內的朋友,她正準備出門去現場做急救,父親來阻止:「你又出去啊,你醒下好不好?」

沈月說,這句話刺痛了她。「從一開始我很不滿的是,他們覺得我很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很蠢啊,是被人煽動的學生。」她覺得睡著了的其實是父親,她衝出家門,決定不回去了。

肉麻的親情,三個獨立的個體

我接受他們沒想清楚一些事情,也希望幫他們了解自己在想什麼。

不少示威者直接叫謝芷筠「阿媽」。

大約去年8月開始,常常參與集會、遊行的謝芷筠發現,一些年輕示威者被家裏斷了零用錢、不夠錢吃飯,還有一些被趕出家門。一個14歲的女生說,因為母親威脅她要報警揭發女兒參與示威,自己離家出走;一個15歲的女生說,回到家就發現所有裝備被扔出了家門;有年輕人說,家人四個月沒有聯絡他了。

「相處十幾年的親人突然對我這麼差,是很難接受的。」她嘗試理解這些年輕人的心理,並用不同的方法支援他們:她家提供緊急的短期借宿;對年齡較大的,協助他們在外租房子;對於十幾歲的中學生,幫他們找適合的「寄宿家庭」;對於生活有困難的,會不時提供基本生活費用——她身邊有經濟能力的朋友,都會捐錢給她,支援示威者。

她幫助的年輕人,從一開始的一兩個,到現在的50多個,其中最多的,是像啟明一樣的、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她觀察,許多年輕人在8、9月仍會和父母溝通,但到了11月,經歷中大、理大事件成了轉捩點,年輕人負面情緒陡增,出現輕生 、憎惡同學、不想再與父母溝通的想法。

2019年8月5日,大埔示威者在催淚煙中。

2019年8月5日,大埔示威者在催淚煙中。攝:林振東/端傳媒

11月開始,她更頻繁地與「仔女」們見面,罷工十幾天,每星期花上見三、四天見年輕人,了解他們日常生活,也和他們討論運動策略,例如某些暴力使用的原則,「核爆都不割」(編按:反修例運動口號,意指無論發生什麼,和理非和勇武派都不會切割)的口號是否合理。

「現在十幾歲的孩子已經需要面對很多社會問題。我接受他們沒想清楚一些事情,也希望幫他們了解自己在想什麼。」謝芷筠說,自己作為成年人,能消化情緒,而十幾歲的示威者,未必如此。

在不少年輕人看來,儘管謝芷筠還沒有生兒育女,卻是一個頗模範的母親角色。不過,啟明從來不會叫謝芷筠「媽咪」或「阿媽」,最多只是叫「姐姐」。和啟明說起家人或親情,他總是說,「哎呀,好肉麻!」

回想自己的成長經歷,啟明說自己一直不太喜歡父母。他說父母的溝通方式總是「否定」或打罵,即使是反修例運動之前,他也常常和母親吵架,一言不合,母親就出手推撞他。與哥哥相比,自己似乎沒有那麼得到喜愛,儘管「小學的時候我讀書更好,我考到BAND ONE,阿哥沒有考到。」

小學時,有一次與母親去乾媽家作客。他一個人在陽台上塞著耳機玩遊戲,音樂恰好停了,他聽到媽媽說,生他「是一個意外」。他一直記得這件事,但他說自己不太在意。

運動之初,謝芷筠常常收到啟明的短信,「有時是父母又罵他了,有時是他與阿哥又打架了。」謝芷筠說,他總是一副不太在乎家人的樣子,但她心想,「不介意也不會總是提起這些事。他不會講自己傷心,只是說他們又衰了。」

接觸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謝芷筠發現,每一個家庭背後,都藏著獨特而複雜的故事。

理大戰事之後,沈月就沒有回過家,暫住同學家。父母不停打給她,她不接,隨後她回聽留言,大多是責罵。

「我這樣離開,我是不是真的完全錯了,是不是有問題呢?」沈月說,「我都會想(自己)是不是很差,很自我中心,但我也都很誠實,我真的不想回去。」

她觀察自己暫住的同學家,那位母親很支持年輕人參與運動,同學和家人可以輕鬆說自己出去參加什麼活動,她很羨慕;而回想自己家庭,她想起一家人總是一起吃飯、看電視,但彼此好像都不太了解對方。

離家兩個星期後,沈月冷靜了一些,決定寫一封長信,Whatspp發給父親。她告訴父親這半年多來的親身經歷,也攤開了父母不曾捕捉的一面——因為在家裡感到壓抑,她曾經尋求心理諮詢的幫助。

「一切安好,勿念。如果只是想和好,暫時不要打電話給我了。我不想留在家裡,每天都覺得好辛苦⋯⋯ 自7月以來已經這樣,我也見過好幾次情緒輔導了。」沈月在信的開首寫到道:「我好肯定每次都有聽你的說話,我每次都會解釋、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但你們似乎總是只是在重複自己的話,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因為你們年輕過,所以總以為了解我所想的,但我們畢竟出生在不同環境,受不同教育,說到底我們是三個不同的個體,沒有人可以完全清楚對方的感受 ⋯⋯如果你們只是要和好,那就不要打來了。我從小到大都很孤獨,不是因為沒有兄弟姊妹,是因為沒有一個地方真正接納我,重視我所重視的價值的地方⋯⋯」

父親的回信

我想這些對於日後想像的不同,是他們之間有張力的原因之一。

電話的另一邊,沈月的父親告訴弟弟,女兒離家,他感覺「自己好像被遺棄了」。

沈月父親是一個服裝打版師傅,娶了內地太太,沈月小時候在內地度過,直到小學時,才和媽媽一起來到香港。面對突如其來的浩大運動,叔叔說,兩代人「想到的場景不同,想像的未來也不同」。

沈月叔叔分享,沈月父母期盼女兒大學畢業後,有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不要賺大錢和出人頭地」,最重要是「健康、穩定」。在父母的想像裏,參與運動會帶來被捕,「父母想得好差,『沒有啦,被捕就一輩子都翻不到身。』」而另一邊,叔叔曾經問沈月,快畢業了,對前途是否擔心,沈月卻覺得,「天空海闊,東家不打打西家」,生活怎麼也可以搞得定。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警察與示威者發生衝突。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警察與示威者發生衝突。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想這些對於日後想像的不同,是他們之間有張力的原因之一。」叔叔今年50歲,政見一直親泛民主派,每年七一都參加大遊行。2019年七一遊行,叔叔也參加了,遊行後他沒有馬上離開,而是走到立法會附近,去看看大批包圍立法會並嘗試衝擊的示威者在做什麼,在現場親身感受,他覺得年輕人有組織、有部署,「想過前前後後好多事」。

家庭聚會上,叔叔會和沈月聊天,也嘗試做她和父母的緩衝帶。在叔叔心中,沈月在同齡人中是成熟的孩子,對於自己在運動中的位置,是考慮過的。

沈月搬出去住之後,叔叔為哥嫂安排了一場小型聚會,介紹他們認識教會中的朋友。聚會中,不少家庭中都有20歲出頭、參與運動的年輕人。叔叔想讓沈月父母了解,其他爸媽怎樣與孩子相處。

這似乎頗有成效。收到沈月發來的長信後,父親也仔細打了一大段字,發出去之前還特意先發給弟弟看。字裡行間,叔叔覺得沈父多了表達感受,而非一味訓話。

「阿女,前幾日你的留言我已反覆讀了多遍,相信我不會誤解你的想法。」父親在回信中寫道:「其實在目前世界大環境而影響小環境下,年輕人對社會有著一番包袱我是理解的,你參與其中亦無可厚非...... 在言談間無論我或你母親的語言修飾可能有些不理想,然,其出發點均基於善意,並無半點加害於你之心。而聽後不合你意便不辭而去,一走了之,此舉實令父母心理有點傷痛,兼有被遺棄之感!...... 你雖已成年,學歷高,見識廣,但父母的心態始終離不開中國的一句老話: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 我不能預知以上所言會對你產生何種反應,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收到父親的長信息後,沈月回家收拾了兩次東西。聊起天,她和家人還是會爭吵、哭泣。

離家後,啟明很少收到家人的聯絡,偶爾有,也是一頓亂罵。「我沒有返學,老師去找他們,他們就打來罵我,罵什麼都有,」他說得輕鬆。

過去一段時間,他也多了和朋友交流各自家庭的問題。「以前我真的以為我家庭這樣挺正常的,但後來和朋友聊多了才發現,(我的家庭)真的不太正常,」他說,他知道身邊不少手足,即使和父母政見不合,但家人還是會給予一定程度的關心和支持。

現在和他一起住的17歲的朋友,離家以後,朋友的媽媽就心軟了,不時打電話給兒子:「你不回來都不要緊,一個月回來吃一兩次飯啦,讓我們看看你!」

問啟明怎麼看?他還是連連擺手,一臉嫌棄,「好肉麻啊!」過一陣子才認真道:

「比我(的家庭)好咯,但沒辦法羨慕,十幾年都是這樣過來。一個精神病不會覺得自己有精神病。」

遺棄所帶來的創傷

我覺得我長大後都不會理他們了,頂多食餐飯...... 但無論如何都要養他們吧。

香港社工、美國創傷壓力專家學會專家委員趙盈恩,過去十多年一直從事創傷介入。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她一直關注社區創傷(Community Trauma)。在她看來,這種「創傷」首先源於政府帶頭做起的「遺棄」行動。

在不同場合,特首林鄭月娥多番強調要與「暴徒」割蓆,美心集團創辦人長女伍淑清亦稱要放棄與年輕人,在趙盈恩看來,割蓆意味著一種放棄、遺棄,會給人與人的關係帶來創傷:「遺棄會帶來一種創傷,為什麼要放棄年輕人呢?屋企人(家人)是不是真的想放棄他們呢?」

趙盈恩說,遺憾的是,在華人文化中,人們往往口是心非,溝通不良。「明明兒子跌倒,心都痛到死,但都要罵,活該啦這麼笨!」她去中學和大專院校作培訓,聽到不少家長的聲音。有家長說:「我叫小孩不要聽那些人的,多花些心思在學業上。」

「媽媽這麼說,對話就完了啦,小朋友也不會再說什麼。」趙盈恩分析,這等於關閉了溝通的門,「誰可以幫小朋友調節情緒呢?」

今年1月10日,港大醫學院在國際醫療期刊《刺針》刊登研究報告,指出反修例運動期間,每5名港人中有一人患疑似抑鬱症或懷疑創傷後壓力症(PTSD)。這項研究只涵蓋18歲以上的市民,在2019年6月至9月社會震盪時期展開。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支援有助於緩解抑鬱情緒。

趙盈恩說,對每個個體,引發PTSD的危機事件都不同,「比如年輕人出街,被警察打,可能未必是會令他受到精神創傷的事,因為可能預想到了,但回到家,被阿爸趕出街,那一刻可能才是危機事件。」

而換一個角度看,父母憤怒的背後也藏著創傷,只是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會覺得,我自己很失敗,不懂得教小孩,為什麼我養了他這麼多年,他完全不聽我的話,在外面好像第二個人。」趙盈恩說,這樣的父母常常經歷背叛、無助、憤怒等情緒。

謝芷筠說,她的「仔女」中,有少數人最後和家人和解了。一個15歲的女孩,被家人趕出門,在她家暫住一陣子後,回家拿東西,謝芷筠鼓勵女孩和家人談談。「死了,(家人)好像想鎖住我。」女孩到家後,謝芷筠收到消息,她安撫女孩冷靜下來,又過了兩小時,女孩發來信息說,家人不再阻止她參與示威活動,只是要求她每晚都回家。但也有許多人,始終無法和家人好好相處,謝芷筠說,那不如分開住,不時回去吃飯。

沈月今年要畢業了,她不打算再搬回家,不過春節時回家吃了兩頓飯。離家出走後,她輾轉住過同學家、大學宿舍和酒店,換了至少五個地方。與憂心忡忡的父母相比,她感覺社會上還有許多空間讓她去做想做的事。她計畫著,畢業後做一名記者。在她的叔叔看來,香港人一直很少將政治議題帶入家庭,面對浩大的政治運動,不少家庭關係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傷害,而如何與年輕人溝通,是許多香港人未來都要學習的。

什麼才是真正「屋企人」?杜啟明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要是關心我的,不是做什麼都罵我,而且現在要加進去的標準是,一定要是『黃』的。」

現在,他原來的家裏已經沒有留什麼東西,「什麼都搬出來了,除了書」。他不認為自己和家人未來的關係可以修復,可能就是這樣一路僵持著。

「我覺得我長大後都不會理他們了,頂多食餐飯,」他說,「但無論如何都要養他們吧,如果他們沒錢吃飯。」

運動走過七個月,看著身邊越來越多人被捕,啟明也開始思考自己的前路。「之前完全不會認真去想,自己有什麼得著。之前只是覺得,香港人會贏。」啟明說,「現在有些累了。現在我依然有那份信念,但我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在做的事情,可能自己不會有好結果。」

這個農曆新年前,未成年的他需要辦理一些手續,必須要找父母簽名。他硬著頭皮,約母親出來吃飯。

他想找一家「黃店」,即支持示威者的餐廳,但連續找了五家都要排長隊,最後只好隨便找家麵館安頓下來。兩人面對面,母親不多話,只是幫杜啟明簽了名。後來啟明又回家收拾生活用品,那一次,啟明感覺,父母少了責罵,只是讓他為前途與未來多考慮一些。他們心裏突然感覺有點不一樣,「感覺不那麼討厭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杜啟明、沈月、謝芷筠均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梁中勝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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