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之傷：離家出走的年輕人、「被遺棄」的父母和新手「家長」

15歲的杜啟明（化名）和17歲的朋友目前住在一對陌生夫婦的家。「我沒有問過他們是做什麼工作，他們也很少管我們去哪裏，」啟明說。為了安全，他和朋友不對任何人透露這房子的地址。每次示威過後，他會先隨便找個地方過夜，從不直接回家。

啟明是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示威者，他長得高挑，初次見面的時候顯得沈穩，讓人誤會他早已成年。自2019年6月，除了兼職打工，他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反修例運動，做文宣、協助被捕者、參與示威，越來越少去中學上課，和家人的衝突愈發激烈。到了11月，因為和父母、哥哥無休止的爭吵、甚至扭打，啟明搬離了從小居住的公屋。

經朋友介紹認識的謝芷筠（化名），很快幫啟明找到了一個住所——一對年輕夫婦願意為示威者提供免費住宿。啟明的朋友也因為參與運動和父母鬧翻，比啟明早一個月搬進這個房子。房子不小，兩個年輕人一人一間房，他們輪流做家務，朋友負責洗衣晾衣，他負責收拾、清潔，餓了就去買盒飯或魚蛋燒賣。

2020年剛過去的年夜飯，啟明和一群「手足」一起度過，那是他在示威中認識的朋友，飯後大家一起逛民間舉辦的年宵市集「和你宵」。過往多年，啟明總是跟著父母和親戚吃年夜飯，但眼下，家人關係支離破碎。啟明顯得不太在乎。年三十這天，他和父母沒有聯繫，「少了一些東西咯，但也不會很傷感。」

突如其來的反修例運動改變、顛覆了許多香港家庭的關係。一批批中學生、大學生投入運動，有家人理解、支持，更多的是不解和強烈反對。於此同時，一些有一定經濟能力、支持運動的市民成為年輕示威者的照顧者，他們在運動中被稱為「家長」。30多歲的謝芷筠正是其中一員。她對端傳媒表示，現在她照顧著50多個示威者，年紀最小的14歲，最大的26歲，其中大約20%的人離家出走。還沒有小孩的她感覺，自己一下子「多了50多個仔女」。

街頭運動燃燒大半年，近月稍有緩息，但其扯開的裂痕和傷口，不見癒合。謝芷筠說：「我覺得對年輕人的影響是會伴隨他們整個人生的，就算最後抗爭勝利，曾經的傷口永遠都是傷口。」

回不了家，不想回家

阿爸就是扮講道理，講不過我就說，『我就是沒道理啊，鬼叫你是我的仔啊？』

離家出走之前，杜啟明已經過了幾個月顛沛流離的生活。

6月底的一天，啟明參加完集會回到家，發現鐵閘被家人上鎖了，鑰匙也開不了。自此，每次示威抗議後，他就到不同手足的家中休息，或是訂一晚酒店，第二天才看看能否回家。「有人參與示威後，可能有事就馬上回家，收好示威用品，沖個涼，什麼都不想就睡覺了，但我還要思考可以去哪裏避一避。我回不了家。」

啟明生在一個基層家庭，父親是廚師，母親做兼職零工，家中還有一個哥哥。啟明和哥哥讀書都不錯，中學時啟明考上Band One（編按：香港民間分類認為素質較好的中學。）中學，有一段時間，兄弟倆都想著以後報考警察。啟明自嘲，以前自己是不問時事和政治的「港豬」，這個詞常用來形容政治冷感的香港市民。

6月運動爆發，他經老師介紹，開始關注《逃犯條例》的修訂。6月9日，他約上朋友參加遊行。12日，大批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一帶，嘗試阻止修例草案二讀，啟明下午剛考完試就趕到現場，夏愨道這時已經人潮湧動，氣氛緊張。他不知不覺走到了前線，沒有任何社運經驗的他，起初還在琢磨進退，不料警察突然大量發射催淚彈。他一身校服，戴著普通口罩，和同伴慌張逃走，一路上看到速龍小隊追趕市民，一個體弱的老人被防暴警察推倒在地。

「啊，這真的是我一直以來認識的香港嗎？我們的政府這樣對市民？」啟明回憶，這一天的經歷震盪了他。深夜回到家，父母還沒休息，他忍不住分享一天的見聞，他認為警方過分使用武器，父母回：「你讀書啦！這些關你什麼事啊？」

啟明沒有理會父母，自此天天到立法會煲底參加集會。6月底的一天，放學後，他回家收拾物品，準備再去煲底參加集會，剛想出門，父母突然大罵，「不要出去了，那是廢青才會做的，是搞亂香港！」啟明說，他起初嘗試爭辯，父母開始激動動手，母親掄起一張木凳朝他砸去，哥哥箍住他的頸部，他的手機被父親摔在地上，一家人扭打在一起。

起初，啟明是一個「和理非」，在家附近組織連儂牆，搞社區放映。他不時整晚不回家，徹夜在社區裏貼文宣海報，累了就到朋友家睡一會兒，凌晨五點回家洗漱，再趕到學校，趴在桌上補眠。後來，他開始配戴面罩、頭盔，走上前線。

在家中，他在社區搞活動的物資和前線裝備堆積成山，房間有個兩大紙皮箱，塞滿上千張文宣。而另一邊，父母則直接停了原本每星期200元的零花錢。啟明只好找兼職打工，一家支持示威者的茶餐廳僱傭了他做樓面服務員，最忙碌的時期，他一天睡兩個小時。

啟明說，他最初還是想和父母溝通，母親比較容易激動，他就去找父親聊，「阿爸就是扮講道理，講不過我就說，『我就是沒道理啊，鬼叫你是我的仔啊？』意思就是我要聽他的，」他說，哥哥的立場也是「親建制」，他在家中感覺被孤立，「他們（父母）會拉著我阿哥說，『不要像那個廢柴一樣。』」

離家出走前，啟明還是會去參加家族聚會。8月底的一天，親戚聚會，啟明特意提早離開示威現場，來不及換衣服，一身黑衣到了親戚家。飯桌上，親戚們看著電視新聞，開始責罵「暴徒」，說「應該開槍啊」。啟明忍不住辯論，起初還能討論幾句，有親戚這時提到墮落身亡的市民梁凌杰，說「佢抵死啦」，啟明氣得拍桌子，起身走了。9月，爺爺壽宴，啟明還是去了，親戚們繼續譴責「暴徒」，這次啟明沒有說一句，只是和爺爺說「我吃飽了，不太舒服，先走了」。

與激烈的爭吵和衝突不同，沈月（化名）選擇的是迴避。

今年23歲的沈月是大學生，運動爆發的時候，正在歐洲做交換生。儘管知道父母向來不關心社會運動，但她還是發了一些運動文宣給父母看看，結果「被罵了」。父母不知道，在外國的巴士上，她看到反修例運動的第一例自殺新聞，一個人哭了起來。

6月底回到香港，沈月開始投入示威，但不打算告訴父母了。出門前，她撒謊說，去和朋友吃飯。最初，她只參加獲警方允許的和平集會和遊行，後來決定和朋友一起去警民衝突現場做義務急救員。中學時，她和朋友考得急救員資格。

做急救員要帶上大量醫療物品，沈月經常背著沈甸甸的大書包出門，引起了父母的注意，家中的關係愈發緊張。她嘗試向父親解釋，示威者使用暴力的原因，父親說，他認為是「他們（示威者）衝擊，警察才會放催淚彈。他們應該讓步。」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整天讓沒有實質權力的人讓步？」沈月對父親說，她還想分享過去多年港人如何爭取民主，但父親不想聽了。

在家中，沈月總是一個人躲在房間看直播，不敢開聲音。每一次有大型示威，她和朋友一定到場做急救，回到家，她很少和父母分享。

她說，自己不想回家了。

11月中旬，運動再次快速升溫，示威者在雙十一發起「黎明行動」，透過阻塞交通要道、促成三罷，迫使政府讓步。在中大附近的二號橋，示威者往橋下扔雜物，嘗試堵塞橋下的吐露港公路，警方來到現場執法，在二號橋一帶，示威者與警方連續連日對峙，大批市民和學生擔心警察攻入中大校園。

沈月一直在衝突現場。催淚彈在她的腳邊、眼罩前炸開，她說，自己第一次感受到距離子彈那麼近，第一次需要哮喘藥，第一次感受到，有數不盡的傷者在等待救援。她整個人神經緊繃，對講機一發出聲響就會醒。

回到家中，她告訴父親，她認為自己的同學是抱著必死的心去對抗強權，「他們可以打機、嘆冷氣，但他們沒有這樣。他們抱著很大決心，你為什麼不理解呢？」

「學生為什麼不可以普普通通過日子？」沈月記得，父親這麼說。

香港理工大學很快又爆發激烈警民衝突。11月17日夜晚，理大被警方包圍，大量市民翌日在油尖旺一帶發起行動，希望營救理大內的示威者。沈月的心懸在理大內的朋友，她正準備出門去現場做急救，父親來阻止：「你又出去啊，你醒下好不好？」

沈月說，這句話刺痛了她。「從一開始我很不滿的是，他們覺得我很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很蠢啊，是被人煽動的學生。」她覺得睡著了的其實是父親，她衝出家門，決定不回去了。

肉麻的親情，三個獨立的個體

我接受他們沒想清楚一些事情，也希望幫他們了解自己在想什麼。

不少示威者直接叫謝芷筠「阿媽」。

大約去年8月開始，常常參與集會、遊行的謝芷筠發現，一些年輕示威者被家裏斷了零用錢、不夠錢吃飯，還有一些被趕出家門。一個14歲的女生說，因為母親威脅她要報警揭發女兒參與示威，自己離家出走；一個15歲的女生說，回到家就發現所有裝備被扔出了家門；有年輕人說，家人四個月沒有聯絡他了。

「相處十幾年的親人突然對我這麼差，是很難接受的。」她嘗試理解這些年輕人的心理，並用不同的方法支援他們：她家提供緊急的短期借宿；對年齡較大的，協助他們在外租房子；對於十幾歲的中學生，幫他們找適合的「寄宿家庭」；對於生活有困難的，會不時提供基本生活費用——她身邊有經濟能力的朋友，都會捐錢給她，支援示威者。

她幫助的年輕人，從一開始的一兩個，到現在的50多個，其中最多的，是像啟明一樣的、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她觀察，許多年輕人在8、9月仍會和父母溝通，但到了11月，經歷中大、理大事件成了轉捩點，年輕人負面情緒陡增，出現輕生 、憎惡同學、不想再與父母溝通的想法。

11月開始，她更頻繁地與「仔女」們見面，罷工十幾天，每星期花上見三、四天見年輕人，了解他們日常生活，也和他們討論運動策略，例如某些暴力使用的原則，「核爆都不割」（編按：反修例運動口號，意指無論發生什麼，和理非和勇武派都不會切割）的口號是否合理。

「現在十幾歲的孩子已經需要面對很多社會問題。我接受他們沒想清楚一些事情，也希望幫他們了解自己在想什麼。」謝芷筠說，自己作為成年人，能消化情緒，而十幾歲的示威者，未必如此。

在不少年輕人看來，儘管謝芷筠還沒有生兒育女，卻是一個頗模範的母親角色。不過，啟明從來不會叫謝芷筠「媽咪」或「阿媽」，最多只是叫「姐姐」。和啟明說起家人或親情，他總是說，「哎呀，好肉麻！」

回想自己的成長經歷，啟明說自己一直不太喜歡父母。他說父母的溝通方式總是「否定」或打罵，即使是反修例運動之前，他也常常和母親吵架，一言不合，母親就出手推撞他。與哥哥相比，自己似乎沒有那麼得到喜愛，儘管「小學的時候我讀書更好，我考到BAND ONE，阿哥沒有考到。」

小學時，有一次與母親去乾媽家作客。他一個人在陽台上塞著耳機玩遊戲，音樂恰好停了，他聽到媽媽說，生他「是一個意外」。他一直記得這件事，但他說自己不太在意。

運動之初，謝芷筠常常收到啟明的短信，「有時是父母又罵他了，有時是他與阿哥又打架了。」謝芷筠說，他總是一副不太在乎家人的樣子，但她心想，「不介意也不會總是提起這些事。他不會講自己傷心，只是說他們又衰了。」

接觸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謝芷筠發現，每一個家庭背後，都藏著獨特而複雜的故事。

理大戰事之後，沈月就沒有回過家，暫住同學家。父母不停打給她，她不接，隨後她回聽留言，大多是責罵。

「我這樣離開，我是不是真的完全錯了，是不是有問題呢？」沈月說，「我都會想（自己）是不是很差，很自我中心，但我也都很誠實，我真的不想回去。」

她觀察自己暫住的同學家，那位母親很支持年輕人參與運動，同學和家人可以輕鬆說自己出去參加什麼活動，她很羨慕；而回想自己家庭，她想起一家人總是一起吃飯、看電視，但彼此好像都不太了解對方。

離家兩個星期後，沈月冷靜了一些，決定寫一封長信，Whatspp發給父親。她告訴父親這半年多來的親身經歷，也攤開了父母不曾捕捉的一面——因為在家裡感到壓抑，她曾經尋求心理諮詢的幫助。

「一切安好，勿念。如果只是想和好，暫時不要打電話給我了。我不想留在家裡，每天都覺得好辛苦⋯⋯ 自7月以來已經這樣，我也見過好幾次情緒輔導了。」沈月在信的開首寫到道：「我好肯定每次都有聽你的說話，我每次都會解釋、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但你們似乎總是只是在重複自己的話，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因為你們年輕過，所以總以為了解我所想的，但我們畢竟出生在不同環境，受不同教育，說到底我們是三個不同的個體，沒有人可以完全清楚對方的感受 ⋯⋯如果你們只是要和好，那就不要打來了。我從小到大都很孤獨，不是因為沒有兄弟姊妹，是因為沒有一個地方真正接納我，重視我所重視的價值的地方⋯⋯」

父親的回信

我想這些對於日後想像的不同，是他們之間有張力的原因之一。

電話的另一邊，沈月的父親告訴弟弟，女兒離家，他感覺「自己好像被遺棄了」。

沈月父親是一個服裝打版師傅，娶了內地太太，沈月小時候在內地度過，直到小學時，才和媽媽一起來到香港。面對突如其來的浩大運動，叔叔說，兩代人「想到的場景不同，想像的未來也不同」。

沈月叔叔分享，沈月父母期盼女兒大學畢業後，有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不要賺大錢和出人頭地」，最重要是「健康、穩定」。在父母的想像裏，參與運動會帶來被捕，「父母想得好差，『沒有啦，被捕就一輩子都翻不到身。』」而另一邊，叔叔曾經問沈月，快畢業了，對前途是否擔心，沈月卻覺得，「天空海闊，東家不打打西家」，生活怎麼也可以搞得定。

「我想這些對於日後想像的不同，是他們之間有張力的原因之一。」叔叔今年50歲，政見一直親泛民主派，每年七一都參加大遊行。2019年七一遊行，叔叔也參加了，遊行後他沒有馬上離開，而是走到立法會附近，去看看大批包圍立法會並嘗試衝擊的示威者在做什麼，在現場親身感受，他覺得年輕人有組織、有部署，「想過前前後後好多事」。

家庭聚會上，叔叔會和沈月聊天，也嘗試做她和父母的緩衝帶。在叔叔心中，沈月在同齡人中是成熟的孩子，對於自己在運動中的位置，是考慮過的。

沈月搬出去住之後，叔叔為哥嫂安排了一場小型聚會，介紹他們認識教會中的朋友。聚會中，不少家庭中都有20歲出頭、參與運動的年輕人。叔叔想讓沈月父母了解，其他爸媽怎樣與孩子相處。

這似乎頗有成效。收到沈月發來的長信後，父親也仔細打了一大段字，發出去之前還特意先發給弟弟看。字裡行間，叔叔覺得沈父多了表達感受，而非一味訓話。

「阿女，前幾日你的留言我已反覆讀了多遍，相信我不會誤解你的想法。」父親在回信中寫道：「其實在目前世界大環境而影響小環境下，年輕人對社會有著一番包袱我是理解的，你參與其中亦無可厚非…… 在言談間無論我或你母親的語言修飾可能有些不理想，然，其出發點均基於善意，並無半點加害於你之心。而聽後不合你意便不辭而去，一走了之，此舉實令父母心理有點傷痛，兼有被遺棄之感！…… 你雖已成年，學歷高，見識廣，但父母的心態始終離不開中國的一句老話：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 我不能預知以上所言會對你產生何種反應，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收到父親的長信息後，沈月回家收拾了兩次東西。聊起天，她和家人還是會爭吵、哭泣。

離家後，啟明很少收到家人的聯絡，偶爾有，也是一頓亂罵。「我沒有返學，老師去找他們，他們就打來罵我，罵什麼都有，」他說得輕鬆。

過去一段時間，他也多了和朋友交流各自家庭的問題。「以前我真的以為我家庭這樣挺正常的，但後來和朋友聊多了才發現，（我的家庭）真的不太正常，」他說，他知道身邊不少手足，即使和父母政見不合，但家人還是會給予一定程度的關心和支持。

現在和他一起住的17歲的朋友，離家以後，朋友的媽媽就心軟了，不時打電話給兒子：「你不回來都不要緊，一個月回來吃一兩次飯啦，讓我們看看你！」

問啟明怎麼看？他還是連連擺手，一臉嫌棄，「好肉麻啊！」過一陣子才認真道：

「比我（的家庭）好咯，但沒辦法羨慕，十幾年都是這樣過來。一個精神病不會覺得自己有精神病。」

遺棄所帶來的創傷

我覺得我長大後都不會理他們了，頂多食餐飯…… 但無論如何都要養他們吧。

香港社工、美國創傷壓力專家學會專家委員趙盈恩，過去十多年一直從事創傷介入。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她一直關注社區創傷（Community Trauma）。在她看來，這種「創傷」首先源於政府帶頭做起的「遺棄」行動。

在不同場合，特首林鄭月娥多番強調要與「暴徒」割蓆，美心集團創辦人長女伍淑清亦稱要放棄與年輕人，在趙盈恩看來，割蓆意味著一種放棄、遺棄，會給人與人的關係帶來創傷：「遺棄會帶來一種創傷，為什麼要放棄年輕人呢？屋企人（家人）是不是真的想放棄他們呢？」

趙盈恩說，遺憾的是，在華人文化中，人們往往口是心非，溝通不良。「明明兒子跌倒，心都痛到死，但都要罵，活該啦這麼笨！」她去中學和大專院校作培訓，聽到不少家長的聲音。有家長說：「我叫小孩不要聽那些人的，多花些心思在學業上。」

「媽媽這麼說，對話就完了啦，小朋友也不會再說什麼。」趙盈恩分析，這等於關閉了溝通的門，「誰可以幫小朋友調節情緒呢？」

今年1月10日，港大醫學院在國際醫療期刊《刺針》刊登研究報告，指出反修例運動期間，每5名港人中有一人患疑似抑鬱症或懷疑創傷後壓力症（PTSD）。這項研究只涵蓋18歲以上的市民，在2019年6月至9月社會震盪時期展開。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支援有助於緩解抑鬱情緒。

趙盈恩說，對每個個體，引發PTSD的危機事件都不同，「比如年輕人出街，被警察打，可能未必是會令他受到精神創傷的事，因為可能預想到了，但回到家，被阿爸趕出街，那一刻可能才是危機事件。」

而換一個角度看，父母憤怒的背後也藏著創傷，只是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會覺得，我自己很失敗，不懂得教小孩，為什麼我養了他這麼多年，他完全不聽我的話，在外面好像第二個人。」趙盈恩說，這樣的父母常常經歷背叛、無助、憤怒等情緒。

謝芷筠說，她的「仔女」中，有少數人最後和家人和解了。一個15歲的女孩，被家人趕出門，在她家暫住一陣子後，回家拿東西，謝芷筠鼓勵女孩和家人談談。「死了，（家人）好像想鎖住我。」女孩到家後，謝芷筠收到消息，她安撫女孩冷靜下來，又過了兩小時，女孩發來信息說，家人不再阻止她參與示威活動，只是要求她每晚都回家。但也有許多人，始終無法和家人好好相處，謝芷筠說，那不如分開住，不時回去吃飯。

沈月今年要畢業了，她不打算再搬回家，不過春節時回家吃了兩頓飯。離家出走後，她輾轉住過同學家、大學宿舍和酒店，換了至少五個地方。與憂心忡忡的父母相比，她感覺社會上還有許多空間讓她去做想做的事。她計畫著，畢業後做一名記者。在她的叔叔看來，香港人一直很少將政治議題帶入家庭，面對浩大的政治運動，不少家庭關係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傷害，而如何與年輕人溝通，是許多香港人未來都要學習的。

什麼才是真正「屋企人」？杜啟明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要是關心我的，不是做什麼都罵我，而且現在要加進去的標準是，一定要是『黃』的。」

現在，他原來的家裏已經沒有留什麼東西，「什麼都搬出來了，除了書」。他不認為自己和家人未來的關係可以修復，可能就是這樣一路僵持著。

「我覺得我長大後都不會理他們了，頂多食餐飯，」他說，「但無論如何都要養他們吧，如果他們沒錢吃飯。」

運動走過七個月，看著身邊越來越多人被捕，啟明也開始思考自己的前路。「之前完全不會認真去想，自己有什麼得著。之前只是覺得，香港人會贏。」啟明說，「現在有些累了。現在我依然有那份信念，但我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在做的事情，可能自己不會有好結果。」

這個農曆新年前，未成年的他需要辦理一些手續，必須要找父母簽名。他硬著頭皮，約母親出來吃飯。

他想找一家「黃店」，即支持示威者的餐廳，但連續找了五家都要排長隊，最後只好隨便找家麵館安頓下來。兩人面對面，母親不多話，只是幫杜啟明簽了名。後來啟明又回家收拾生活用品，那一次，啟明感覺，父母少了責罵，只是讓他為前途與未來多考慮一些。他們心裏突然感覺有點不一樣，「感覺不那麼討厭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杜啟明、沈月、謝芷筠均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梁中勝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