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之伤：离家出走的年轻人、“被遗弃”的父母和新手“家长”

15岁的杜启明（化名）和17岁的朋友目前住在一对陌生夫妇的家。“我没有问过他们是做什么工作，他们也很少管我们去哪里，”启明说。为了安全，他和朋友不对任何人透露这房子的地址。每次示威过后，他会先随便找个地方过夜，从不直接回家。

启明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示威者，他长得高挑，初次见面的时候显得沈稳，让人误会他早已成年。自2019年6月，除了兼职打工，他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反修例运动，做文宣、协助被捕者、参与示威，越来越少去中学上课，和家人的冲突愈发激烈。到了11月，因为和父母、哥哥无休止的争吵、甚至扭打，启明搬离了从小居住的公屋。

经朋友介绍认识的谢芷筠（化名），很快帮启明找到了一个住所——一对年轻夫妇愿意为示威者提供免费住宿。启明的朋友也因为参与运动和父母闹翻，比启明早一个月搬进这个房子。房子不小，两个年轻人一人一间房，他们轮流做家务，朋友负责洗衣晾衣，他负责收拾、清洁，饿了就去买盒饭或鱼蛋烧卖。

2020年刚过去的年夜饭，启明和一群“手足”一起度过，那是他在示威中认识的朋友，饭后大家一起逛民间举办的年宵市集“和你宵”。过往多年，启明总是跟著父母和亲戚吃年夜饭，但眼下，家人关系支离破碎。启明显得不太在乎。年三十这天，他和父母没有联系，“少了一些东西咯，但也不会很伤感。”

突如其来的反修例运动改变、颠覆了许多香港家庭的关系。一批批中学生、大学生投入运动，有家人理解、支持，更多的是不解和强烈反对。于此同时，一些有一定经济能力、支持运动的市民成为年轻示威者的照顾者，他们在运动中被称为“家长”。30多岁的谢芷筠正是其中一员。她对端传媒表示，现在她照顾著50多个示威者，年纪最小的14岁，最大的26岁，其中大约20%的人离家出走。还没有小孩的她感觉，自己一下子“多了50多个仔女”。

街头运动燃烧大半年，近月稍有缓息，但其扯开的裂痕和伤口，不见愈合。谢芷筠说：“我觉得对年轻人的影响是会伴随他们整个人生的，就算最后抗争胜利，曾经的伤口永远都是伤口。”

回不了家，不想回家

阿爸就是扮讲道理，讲不过我就说，‘我就是没道理啊，鬼叫你是我的仔啊？’

离家出走之前，杜启明已经过了几个月颠沛流离的生活。

6月底的一天，启明参加完集会回到家，发现铁闸被家人上锁了，钥匙也开不了。自此，每次示威抗议后，他就到不同手足的家中休息，或是订一晚酒店，第二天才看看能否回家。“有人参与示威后，可能有事就马上回家，收好示威用品，冲个凉，什么都不想就睡觉了，但我还要思考可以去哪里避一避。我回不了家。”

启明生在一个基层家庭，父亲是厨师，母亲做兼职零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启明和哥哥读书都不错，中学时启明考上Band One（编按：香港民间分类认为素质较好的中学。）中学，有一段时间，兄弟俩都想著以后报考警察。启明自嘲，以前自己是不问时事和政治的“港猪”，这个词常用来形容政治冷感的香港市民。

6月运动爆发，他经老师介绍，开始关注《逃犯条例》的修订。6月9日，他约上朋友参加游行。12日，大批市民占领金钟立法会一带，尝试阻止修例草案二读，启明下午刚考完试就赶到现场，夏悫道这时已经人潮涌动，气氛紧张。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前线，没有任何社运经验的他，起初还在琢磨进退，不料警察突然大量发射催泪弹。他一身校服，戴著普通口罩，和同伴慌张逃走，一路上看到速龙小队追赶市民，一个体弱的老人被防暴警察推倒在地。

“啊，这真的是我一直以来认识的香港吗？我们的政府这样对市民？”启明回忆，这一天的经历震荡了他。深夜回到家，父母还没休息，他忍不住分享一天的见闻，他认为警方过分使用武器，父母回：“你读书啦！这些关你什么事啊？”

启明没有理会父母，自此天天到立法会煲底参加集会。6月底的一天，放学后，他回家收拾物品，准备再去煲底参加集会，刚想出门，父母突然大骂，“不要出去了，那是废青才会做的，是搞乱香港！”启明说，他起初尝试争辩，父母开始激动动手，母亲抡起一张木凳朝他砸去，哥哥箍住他的颈部，他的手机被父亲摔在地上，一家人扭打在一起。

起初，启明是一个“和理非”，在家附近组织连侬墙，搞社区放映。他不时整晚不回家，彻夜在社区里贴文宣海报，累了就到朋友家睡一会儿，凌晨五点回家洗漱，再赶到学校，趴在桌上补眠。后来，他开始配戴面罩、头盔，走上前线。

在家中，他在社区搞活动的物资和前线装备堆积成山，房间有个两大纸皮箱，塞满上千张文宣。而另一边，父母则直接停了原本每星期200元的零花钱。启明只好找兼职打工，一家支持示威者的茶餐厅雇佣了他做楼面服务员，最忙碌的时期，他一天睡两个小时。

启明说，他最初还是想和父母沟通，母亲比较容易激动，他就去找父亲聊，“阿爸就是扮讲道理，讲不过我就说，‘我就是没道理啊，鬼叫你是我的仔啊？’意思就是我要听他的，”他说，哥哥的立场也是“亲建制”，他在家中感觉被孤立，“他们（父母）会拉著我阿哥说，‘不要像那个废柴一样。’”

离家出走前，启明还是会去参加家族聚会。8月底的一天，亲戚聚会，启明特意提早离开示威现场，来不及换衣服，一身黑衣到了亲戚家。饭桌上，亲戚们看著电视新闻，开始责骂“暴徒”，说“应该开枪啊”。启明忍不住辩论，起初还能讨论几句，有亲戚这时提到堕落身亡的市民梁凌杰，说“佢抵死啦”，启明气得拍桌子，起身走了。9月，爷爷寿宴，启明还是去了，亲戚们继续谴责“暴徒”，这次启明没有说一句，只是和爷爷说“我吃饱了，不太舒服，先走了”。

与激烈的争吵和冲突不同，沈月（化名）选择的是回避。

今年23岁的沈月是大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正在欧洲做交换生。尽管知道父母向来不关心社会运动，但她还是发了一些运动文宣给父母看看，结果“被骂了”。父母不知道，在外国的巴士上，她看到反修例运动的第一例自杀新闻，一个人哭了起来。

6月底回到香港，沈月开始投入示威，但不打算告诉父母了。出门前，她撒谎说，去和朋友吃饭。最初，她只参加获警方允许的和平集会和游行，后来决定和朋友一起去警民冲突现场做义务急救员。中学时，她和朋友考得急救员资格。

做急救员要带上大量医疗物品，沈月经常背著沈甸甸的大书包出门，引起了父母的注意，家中的关系愈发紧张。她尝试向父亲解释，示威者使用暴力的原因，父亲说，他认为是“他们（示威者）冲击，警察才会放催泪弹。他们应该让步。”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整天让没有实质权力的人让步？”沈月对父亲说，她还想分享过去多年港人如何争取民主，但父亲不想听了。

在家中，沈月总是一个人躲在房间看直播，不敢开声音。每一次有大型示威，她和朋友一定到场做急救，回到家，她很少和父母分享。

她说，自己不想回家了。

11月中旬，运动再次快速升温，示威者在双十一发起“黎明行动”，透过阻塞交通要道、促成三罢，迫使政府让步。在中大附近的二号桥，示威者往桥下扔杂物，尝试堵塞桥下的吐露港公路，警方来到现场执法，在二号桥一带，示威者与警方连续连日对峙，大批市民和学生担心警察攻入中大校园。

沈月一直在冲突现场。催泪弹在她的脚边、眼罩前炸开，她说，自己第一次感受到距离子弹那么近，第一次需要哮喘药，第一次感受到，有数不尽的伤者在等待救援。她整个人神经紧绷，对讲机一发出声响就会醒。

回到家中，她告诉父亲，她认为自己的同学是抱著必死的心去对抗强权，“他们可以打机、叹冷气，但他们没有这样。他们抱著很大决心，你为什么不理解呢？”

“学生为什么不可以普普通通过日子？”沈月记得，父亲这么说。

香港理工大学很快又爆发激烈警民冲突。11月17日夜晚，理大被警方包围，大量市民翌日在油尖旺一带发起行动，希望营救理大内的示威者。沈月的心悬在理大内的朋友，她正准备出门去现场做急救，父亲来阻止：“你又出去啊，你醒下好不好？”

沈月说，这句话刺痛了她。“从一开始我很不满的是，他们觉得我很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很蠢啊，是被人煽动的学生。”她觉得睡著了的其实是父亲，她冲出家门，决定不回去了。

肉麻的亲情，三个独立的个体

我接受他们没想清楚一些事情，也希望帮他们了解自己在想什么。

不少示威者直接叫谢芷筠“阿妈”。

大约去年8月开始，常常参与集会、游行的谢芷筠发现，一些年轻示威者被家里断了零用钱、不够钱吃饭，还有一些被赶出家门。一个14岁的女生说，因为母亲威胁她要报警揭发女儿参与示威，自己离家出走；一个15岁的女生说，回到家就发现所有装备被扔出了家门；有年轻人说，家人四个月没有联络他了。

“相处十几年的亲人突然对我这么差，是很难接受的。”她尝试理解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并用不同的方法支援他们：她家提供紧急的短期借宿；对年龄较大的，协助他们在外租房子；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帮他们找适合的“寄宿家庭”；对于生活有困难的，会不时提供基本生活费用——她身边有经济能力的朋友，都会捐钱给她，支援示威者。

她帮助的年轻人，从一开始的一两个，到现在的50多个，其中最多的，是像启明一样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她观察，许多年轻人在8、9月仍会和父母沟通，但到了11月，经历中大、理大事件成了转捩点，年轻人负面情绪陡增，出现轻生 、憎恶同学、不想再与父母沟通的想法。

11月开始，她更频繁地与“仔女”们见面，罢工十几天，每星期花上见三、四天见年轻人，了解他们日常生活，也和他们讨论运动策略，例如某些暴力使用的原则，“核爆都不割”（编按：反修例运动口号，意指无论发生什么，和理非和勇武派都不会切割）的口号是否合理。

“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已经需要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我接受他们没想清楚一些事情，也希望帮他们了解自己在想什么。”谢芷筠说，自己作为成年人，能消化情绪，而十几岁的示威者，未必如此。

在不少年轻人看来，尽管谢芷筠还没有生儿育女，却是一个颇模范的母亲角色。不过，启明从来不会叫谢芷筠“妈咪”或“阿妈”，最多只是叫“姐姐”。和启明说起家人或亲情，他总是说，“哎呀，好肉麻！”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启明说自己一直不太喜欢父母。他说父母的沟通方式总是“否定”或打骂，即使是反修例运动之前，他也常常和母亲吵架，一言不合，母亲就出手推撞他。与哥哥相比，自己似乎没有那么得到喜爱，尽管“小学的时候我读书更好，我考到BAND ONE，阿哥没有考到。”

小学时，有一次与母亲去干妈家作客。他一个人在阳台上塞著耳机玩游戏，音乐恰好停了，他听到妈妈说，生他“是一个意外”。他一直记得这件事，但他说自己不太在意。

运动之初，谢芷筠常常收到启明的短信，“有时是父母又骂他了，有时是他与阿哥又打架了。”谢芷筠说，他总是一副不太在乎家人的样子，但她心想，“不介意也不会总是提起这些事。他不会讲自己伤心，只是说他们又衰了。”

接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谢芷筠发现，每一个家庭背后，都藏著独特而复杂的故事。

理大战事之后，沈月就没有回过家，暂住同学家。父母不停打给她，她不接，随后她回听留言，大多是责骂。

“我这样离开，我是不是真的完全错了，是不是有问题呢？”沈月说，“我都会想（自己）是不是很差，很自我中心，但我也都很诚实，我真的不想回去。”

她观察自己暂住的同学家，那位母亲很支持年轻人参与运动，同学和家人可以轻松说自己出去参加什么活动，她很羡慕；而回想自己家庭，她想起一家人总是一起吃饭、看电视，但彼此好像都不太了解对方。

离家两个星期后，沈月冷静了一些，决定写一封长信，Whatspp发给父亲。她告诉父亲这半年多来的亲身经历，也摊开了父母不曾捕捉的一面——因为在家里感到压抑，她曾经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一切安好，勿念。如果只是想和好，暂时不要打电话给我了。我不想留在家里，每天都觉得好辛苦⋯⋯ 自7月以来已经这样，我也见过好几次情绪辅导了。”沈月在信的开首写到道：“我好肯定每次都有听你的说话，我每次都会解释、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但你们似乎总是只是在重复自己的话，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因为你们年轻过，所以总以为了解我所想的，但我们毕竟出生在不同环境，受不同教育，说到底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体，没有人可以完全清楚对方的感受 ⋯⋯如果你们只是要和好，那就不要打来了。我从小到大都很孤独，不是因为没有兄弟姊妹，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真正接纳我，重视我所重视的价值的地方⋯⋯”

父亲的回信

我想这些对于日后想像的不同，是他们之间有张力的原因之一。

电话的另一边，沈月的父亲告诉弟弟，女儿离家，他感觉“自己好像被遗弃了”。

沈月父亲是一个服装打版师傅，娶了内地太太，沈月小时候在内地度过，直到小学时，才和妈妈一起来到香港。面对突如其来的浩大运动，叔叔说，两代人“想到的场景不同，想像的未来也不同”。

沈月叔叔分享，沈月父母期盼女儿大学毕业后，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不要赚大钱和出人头地”，最重要是“健康、稳定”。在父母的想像里，参与运动会带来被捕，“父母想得好差，‘没有啦，被捕就一辈子都翻不到身。’”而另一边，叔叔曾经问沈月，快毕业了，对前途是否担心，沈月却觉得，“天空海阔，东家不打打西家”，生活怎么也可以搞得定。

“我想这些对于日后想像的不同，是他们之间有张力的原因之一。”叔叔今年50岁，政见一直亲泛民主派，每年七一都参加大游行。2019年七一游行，叔叔也参加了，游行后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走到立法会附近，去看看大批包围立法会并尝试冲击的示威者在做什么，在现场亲身感受，他觉得年轻人有组织、有部署，“想过前前后后好多事”。

家庭聚会上，叔叔会和沈月聊天，也尝试做她和父母的缓冲带。在叔叔心中，沈月在同龄人中是成熟的孩子，对于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是考虑过的。

沈月搬出去住之后，叔叔为哥嫂安排了一场小型聚会，介绍他们认识教会中的朋友。聚会中，不少家庭中都有20岁出头、参与运动的年轻人。叔叔想让沈月父母了解，其他爸妈怎样与孩子相处。

这似乎颇有成效。收到沈月发来的长信后，父亲也仔细打了一大段字，发出去之前还特意先发给弟弟看。字里行间，叔叔觉得沈父多了表达感受，而非一味训话。

“阿女，前几日你的留言我已反复读了多遍，相信我不会误解你的想法。”父亲在回信中写道：“其实在目前世界大环境而影响小环境下，年轻人对社会有著一番包袱我是理解的，你参与其中亦无可厚非…… 在言谈间无论我或你母亲的语言修饰可能有些不理想，然，其出发点均基于善意，并无半点加害于你之心。而听后不合你意便不辞而去，一走了之，此举实令父母心理有点伤痛，兼有被遗弃之感！…… 你虽已成年，学历高，见识广，但父母的心态始终离不开中国的一句老话：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 我不能预知以上所言会对你产生何种反应，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收到父亲的长信息后，沈月回家收拾了两次东西。聊起天，她和家人还是会争吵、哭泣。

离家后，启明很少收到家人的联络，偶尔有，也是一顿乱骂。“我没有返学，老师去找他们，他们就打来骂我，骂什么都有，”他说得轻松。

过去一段时间，他也多了和朋友交流各自家庭的问题。“以前我真的以为我家庭这样挺正常的，但后来和朋友聊多了才发现，（我的家庭）真的不太正常，”他说，他知道身边不少手足，即使和父母政见不合，但家人还是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关心和支持。

现在和他一起住的17岁的朋友，离家以后，朋友的妈妈就心软了，不时打电话给儿子：“你不回来都不要紧，一个月回来吃一两次饭啦，让我们看看你！”

问启明怎么看？他还是连连摆手，一脸嫌弃，“好肉麻啊！”过一阵子才认真道：

“比我（的家庭）好咯，但没办法羡慕，十几年都是这样过来。一个精神病不会觉得自己有精神病。”

遗弃所带来的创伤

我觉得我长大后都不会理他们了，顶多食餐饭…… 但无论如何都要养他们吧。

香港社工、美国创伤压力专家学会专家委员赵盈恩，过去十多年一直从事创伤介入。反修例运动爆发以来，她一直关注社区创伤（Community Trauma）。在她看来，这种“创伤”首先源于政府带头做起的“遗弃”行动。

在不同场合，特首林郑月娥多番强调要与“暴徒”割席，美心集团创办人长女伍淑清亦称要放弃与年轻人，在赵盈恩看来，割席意味著一种放弃、遗弃，会给人与人的关系带来创伤：“遗弃会带来一种创伤，为什么要放弃年轻人呢？屋企人（家人）是不是真的想放弃他们呢？”

赵盈恩说，遗憾的是，在华人文化中，人们往往口是心非，沟通不良。“明明儿子跌倒，心都痛到死，但都要骂，活该啦这么笨！”她去中学和大专院校作培训，听到不少家长的声音。有家长说：“我叫小孩不要听那些人的，多花些心思在学业上。”

“妈妈这么说，对话就完了啦，小朋友也不会再说什么。”赵盈恩分析，这等于关闭了沟通的门，“谁可以帮小朋友调节情绪呢？”

今年1月10日，港大医学院在国际医疗期刊《刺针》刊登研究报告，指出反修例运动期间，每5名港人中有一人患疑似抑郁症或怀疑创伤后压力症（PTSD）。这项研究只涵盖18岁以上的市民，在2019年6月至9月社会震荡时期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支援有助于缓解抑郁情绪。

赵盈恩说，对每个个体，引发PTSD的危机事件都不同，“比如年轻人出街，被警察打，可能未必是会令他受到精神创伤的事，因为可能预想到了，但回到家，被阿爸赶出街，那一刻可能才是危机事件。”

而换一个角度看，父母愤怒的背后也藏著创伤，只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会觉得，我自己很失败，不懂得教小孩，为什么我养了他这么多年，他完全不听我的话，在外面好像第二个人。”赵盈恩说，这样的父母常常经历背叛、无助、愤怒等情绪。

谢芷筠说，她的“仔女”中，有少数人最后和家人和解了。一个15岁的女孩，被家人赶出门，在她家暂住一阵子后，回家拿东西，谢芷筠鼓励女孩和家人谈谈。“死了，（家人）好像想锁住我。”女孩到家后，谢芷筠收到消息，她安抚女孩冷静下来，又过了两小时，女孩发来信息说，家人不再阻止她参与示威活动，只是要求她每晚都回家。但也有许多人，始终无法和家人好好相处，谢芷筠说，那不如分开住，不时回去吃饭。

沈月今年要毕业了，她不打算再搬回家，不过春节时回家吃了两顿饭。离家出走后，她辗转住过同学家、大学宿舍和酒店，换了至少五个地方。与忧心忡忡的父母相比，她感觉社会上还有许多空间让她去做想做的事。她计划著，毕业后做一名记者。在她的叔叔看来，香港人一直很少将政治议题带入家庭，面对浩大的政治运动，不少家庭关系都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而如何与年轻人沟通，是许多香港人未来都要学习的。

什么才是真正“屋企人”？杜启明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要是关心我的，不是做什么都骂我，而且现在要加进去的标准是，一定要是‘黄’的。”

现在，他原来的家里已经没有留什么东西，“什么都搬出来了，除了书”。他不认为自己和家人未来的关系可以修复，可能就是这样一路僵持著。

“我觉得我长大后都不会理他们了，顶多食餐饭，”他说，“但无论如何都要养他们吧，如果他们没钱吃饭。”

运动走过七个月，看著身边越来越多人被捕，启明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前路。“之前完全不会认真去想，自己有什么得著。之前只是觉得，香港人会赢。”启明说，“现在有些累了。现在我依然有那份信念，但我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可能自己不会有好结果。”

这个农历新年前，未成年的他需要办理一些手续，必须要找父母签名。他硬著头皮，约母亲出来吃饭。

他想找一家“黄店”，即支持示威者的餐厅，但连续找了五家都要排长队，最后只好随便找家面馆安顿下来。两人面对面，母亲不多话，只是帮杜启明签了名。后来启明又回家收拾生活用品，那一次，启明感觉，父母少了责骂，只是让他为前途与未来多考虑一些。他们心里突然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不那么讨厌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杜启明、沈月、谢芷筠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梁中胜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