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合拍片的陰霾下，香港電影至今仍能保持著剛毅的生命力。甫進2019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便頒發其年度大獎，兩齣題材風格迥異的作品：風格化的《三夫》（2018）和走寫實路線的《淪落人》（2018），共同囊括了全部五個獎項，連同幾部推薦電影，似乎頗能表現近年香港電影的本土探索的日趨多元。可是，在剛於去年底頒發的金馬獎中，香港電影明顯處於弱勢，遠不及台灣和內地電影矚目。是香港電影的藝術水平不及其他地區，還是因取材過度本土化，使香港電影難以感染華語電影的觀眾？
香港電影已死，還是已變成一種認同感？
拯救垂死香港電影的良方，是本土——但其實「香港電影已死」的論斷已經過時，起碼在大家終肯承認，香港電影已回不了昔日黃金時代，各種診療式論述便開始出現。有論者接受合拍片主導華語電影市場的現實，積極挖掘香港電影精神怎樣寄生在主要為內地市場而拍的電影裡，例如有周星馳把《西遊記》翻拍、顛覆又翻拍、徐克將港式政治寓言偷運進《智取威虎山》、還有杜琪峰將《非常突然》的宿命觀改編成《毒戰》，再不然就是王晶把昔日的港式類型，劣拙地套入如《賭城風雲》和《追龍》等電影裡。
但更能迎合香港本土觀眾口味的論調，則是堅執地強調香港電影的頑強生命力。香港電影有其主體性，香港精神正在其本位意識裡，諸如此類的說法一直流傳著，藉以鼓動香港觀眾在面對本地電影市場持續疲弱的現實下，仍有入場支持香港電影的理由。「本土」成了理解香港電影的新關鍵詞，當產量和票房再無可能證明香港電影仍然活著，人們唯有寄望，新一代電影人能拍出足以表現香港社會文化的作品，以便說明一個帶點詭辯味道的道理：拒絕向內地市場妥協，方能證明香港電影的主體性。
當拒絕內地市場，甚至以無視內地審查制度成為了某種香港電影的定位時，「本土」也成了一種以捍衛社群認同為基調的文化政治。
兩種論調之間並非不是沒有妥協的餘地，卻主宰了我們對今天香港電影的基本想像。 很多普遍認為滿有香港特色、也沒刻意迎合內地市場的香港電影，其實都有內地資金支持，懷舊式熱血如《打擂台》（2010）、港式溫情如《桃姐》（2011）、刻劃香港政經結構如《竊聽風雲3》（2014）、或甚是實寫香港歷史如《明月幾時有》（2017），全都實實在在地拿內地資金，也爽爽快快地在內地上映。可是，當拒絕內地市場，甚至以無視內地審查制度成為了某種香港電影的定位時，「本土」也成了一種以捍衛社群認同為基調的文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