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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起死回生?「本土」回春術的副作用

近年香港本土電影是新的「本土」,熱衷以社會弱勢或邊緣社群為題材,但藝術表現卻遠遠落後,難以造成風格上的衝擊。


《淪落人》電影劇照。 網上圖片
《淪落人》電影劇照。 網上圖片

即使在合拍片的陰霾下,香港電影至今仍能保持著剛毅的生命力。甫進2019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便頒發其年度大獎,兩齣題材風格迥異的作品:風格化的《三夫》(2018)和走寫實路線的《淪落人》(2018),共同囊括了全部五個獎項,連同幾部推薦電影,似乎頗能表現近年香港電影的本土探索的日趨多元。可是,在剛於去年底頒發的金馬獎中,香港電影明顯處於弱勢,遠不及台灣和內地電影矚目。是香港電影的藝術水平不及其他地區,還是因取材過度本土化,使香港電影難以感染華語電影的觀眾?

香港電影已死,還是已變成一種認同感?

拯救垂死香港電影的良方,是本土——但其實「香港電影已死」的論斷已經過時,起碼在大家終肯承認,香港電影已回不了昔日黃金時代,各種診療式論述便開始出現。有論者接受合拍片主導華語電影市場的現實,積極挖掘香港電影精神怎樣寄生在主要為內地市場而拍的電影裡,例如有周星馳把《西遊記》翻拍、顛覆又翻拍、徐克將港式政治寓言偷運進《智取威虎山》、還有杜琪峰將《非常突然》的宿命觀改編成《毒戰》,再不然就是王晶把昔日的港式類型,劣拙地套入如《賭城風雲》和《追龍》等電影裡。

但更能迎合香港本土觀眾口味的論調,則是堅執地強調香港電影的頑強生命力。香港電影有其主體性,香港精神正在其本位意識裡,諸如此類的說法一直流傳著,藉以鼓動香港觀眾在面對本地電影市場持續疲弱的現實下,仍有入場支持香港電影的理由。「本土」成了理解香港電影的新關鍵詞,當產量和票房再無可能證明香港電影仍然活著,人們唯有寄望,新一代電影人能拍出足以表現香港社會文化的作品,以便說明一個帶點詭辯味道的道理:拒絕向內地市場妥協,方能證明香港電影的主體性。

當拒絕內地市場,甚至以無視內地審查制度成為了某種香港電影的定位時,「本土」也成了一種以捍衛社群認同為基調的文化政治。

《三夫》電影劇照。
《三夫》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兩種論調之間並非不是沒有妥協的餘地,卻主宰了我們對今天香港電影的基本想像。 很多普遍認為滿有香港特色、也沒刻意迎合內地市場的香港電影,其實都有內地資金支持,懷舊式熱血如《打擂台》(2010)、港式溫情如《桃姐》(2011)、刻劃香港政經結構如《竊聽風雲3》(2014)、或甚是實寫香港歷史如《明月幾時有》(2017),全都實實在在地拿內地資金,也爽爽快快地在內地上映。可是,當拒絕內地市場,甚至以無視內地審查制度成為了某種香港電影的定位時,「本土」也成了一種以捍衛社群認同為基調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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