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專訪：我的作品真是關於「底層生活」嗎？

因為《大佛普拉斯》，黃信堯的名字如今廣被認知。四十四歲的他從長久的紀錄片創作軌道上交出首部劇情片，成為本年金馬獎的最佳新導演。電影獲得第十九屆台北電影節最佳劇情長片獎，也成為今年金馬獎的大熱，預計來年第一季度來港上映。

平地一聲雷的故事，往往能勾起大眾的關注。突然而來的成名，卻讓他感到懊惱。「我個人不是一個很喜歡出名的人。片子拍完之後就應該讓演員出名。現在很多的訪問跟邀約，跟以前拍紀錄片不太一樣。」從過去隱藏在作品背後的創作者，變成不得不為作品說話，接受連串的訪問，一遍復一遍地複述自己的故事。

這天是慣常的電影宣傳期，僅來港兩天的黃信堯，從電影院到酒店，馬不停蹄地兩邊跑。在明亮的酒店房間內，他穿着黑色的西裝外套，下身是牛仔褲與皮鞋，低調得像一位旁觀者。工作人員形容，他大多時間保持沉默，不喜歡說話。但《大佛普拉斯》還是讓他成為鎂光燈下的主角。我們是最後一場訪問，他的臉略帶疲態。「我還是對成名不太習慣。」他憶起前幾年來港參加華語紀錄片影展的經驗，沒有訪問，只是看片，「住在很多人自殺的長洲，感覺很新鮮」，也讓他感到更自在。

走上了成名的棧道，無法回頭。但他只安於觀察別人的生命。一次，他在一家細小的漫畫屋裏租漫畫。一位跟他年紀相若的男人走進店裏，老闆問他為什麼許久沒來。男人答到：「因為最近沒有加班，不敢來。」那位男人在工場上班，有妻子跟兩個兒子。最近工場生意不好，沒有加班，所以他只能待在家裏看電視，不用花錢。

「反正我就在旁邊偷聽。後來他就租了幾本書，台幣二、三十塊，相等於港幣六塊吧。我頓時想：這六塊港幣，為什麼他沒加班就不敢來？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連這個錢也要省。於是我就知道，他一定不會關心各種社會議題。因為他連下個月的生活也要擔心，那他怎麼會擔心到未來。因此我就想，或許我可以講一個這樣的故事－－關於生活被壓迫到連思考或想法都不能有的人。你可以說他是沒有，我覺得他也不敢擁有。人一旦貧窮，連夢想都不敢想。」

於是，他萌起了創作《大佛普拉斯》的念頭。

典型的大多數

不是每個角色都獨一無二。像《大佛普拉斯》裏的人物，菜埔、肚財、土豆與釋迦，他們在各種場口上也位處邊緣。如日常生活裏所碰到的千遍一律的臉，以及被社會形塑的典型模樣。「典型有一重點是它是絕大多數。若將它翻開另外一面，就是刻板。所以它難言好壞。」對典型的描繪，首要是對現實人物的透徹理解。

拍電影以前，他曾在工廠打工，也當過汽車業務員等多種職業。「我做過的工作真的蠻多，也見過形形色色的人。」他頓了頓，續說：「但大多數都是不太好的工作，可以說是我的可替換性很高。很現實，也有很多感受。像豆仔回到回收場被老闆修理，我也遇過啊。」昔日在江湖上混生活的所見所聞，各類鮮明斑駁的人物，也被折射在電影裏。即便他已離開顛簸的職場生涯。「片子裏的人物都是我曾遇過，聽來的，媒體報紙雜誌上所看到的，或拍紀錄片所遇到過的。這些都是我對生活上點點滴滴的心得與感受。」

對於常被形容他的作品描繪「底層生活」，他不大認同：「看你如何定義底層。很多普通白領也會形容自己是底層。」或許更貼近的形容，是那些被視若無睹、社會上遍及的典型人物。「像警衛與回收場裏的人員，他們典型，但最容易被忽略。在台灣，他們有跟沒有沒有太大差別。你說他們重要嗎？他們都是維持社會體制的人。像戲院裏我們通常看不見的清潔打掃與檢查的人，都是維持戲院的軌道。」他說，電影篇幅有限，如何讓觀眾身同感受是他創作的重點之一。因此《大佛普拉斯》裏所呈現的，都是社會上這群若隱若現、典型的大多數。「觀眾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跟警衛講話，但會想像警衛都在做什麼。」

電影無法改變社會

黃信堯是充滿生活底氣的人。他常說自己不是讀書的材料，他的創作素材，都是來自生活上的體察，因而細密、尖銳。根植在社會的邊緣道上，所看見的現實也自有差異。

生於1973年的他，自小在台南成長。小時候經歷過台灣白色恐怖，成長背景緊扣台灣社會脈絡。他唸高一那年，台灣解嚴，走進新的時代。他也在歷史的當下求索個人信念。他遇上台灣著名的異見人士郭信賢與王永順，也首次觀看「綠色小組」的紀錄片。其時台灣社會的電視台也是擔當國家喉舌的角色，對於遍地開花的社會運動的報導負面而偏頗。因此幾位拍攝者早在解嚴前提着攝影機到大小的社運現場，記錄那些在公共上隱而未見的運動，並成立了「綠色小組」。

不過，這些經歷沒有讓他真正開始創作。九十年代，台灣的選舉讓社會變革嶄露曙光，他也積極投身政治運動，曾擔任民進黨的基層黨工與市議員選舉助理等。同一階段，他面對大學聯考的屢次落榜與重考，最終考上台北的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夜間部。

從台南到台北，一位青年的理想卻破滅了。

他身在台北的時候，也是社會運動熱烈旺盛的年代。鹿港反杜邦與後勁反五輕的運動剛過，他也積極參與反核四運動。但他後來發現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歪斜，改變社會彷彿此路不通。加上家裏的變故，他後來回到了台南。在他屢次在訪問裏所複述的故事，他總提到《南方電子報》對他的影響。《南方電子報》是台灣第一份對大眾發行的電子報，以環境與社會議題為主。一次，他讀到報上所寫的口號：「做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當時約二十七、八歲的他深受打動，也開始想攜攝影機說自己的故事，「我當時就想，紀錄片似乎也能作為自己的媒體，說自己的話。」他因而報考了台南藝術大學的音像紀錄研究所。創作大門由此開啟。

不過，故事的後段沒有被太多人注意。再度問他，還會認為拍電影能撼動社會嗎？「我從十幾年前已經覺得拍片不能改變社會。從那時候我的紀錄片已經開始改變，拍不一樣的東西。紀錄片完全是一種創作。拍紀錄片也想要不一樣的嘗試與改變。因為拍片對我來說是樂趣與興趣。」從早年的作品《多格威斯麵》（2002）拍攝爭議人物柯賜海，與《唬爛三小》（2005）拍攝自己的高中同學如何經歷人生的變化；到了後來的《帶水雲》（2009）與《沈沒之島》（2011），他不再凝視人物的生命歷程，轉向更恢宏的景貌。他與拍攝物的距離也拉得更遠。

他現在很明確地說，拍片是純粹的創作。面對的也只有自己。

「我不會讓外在事情影響自己的信念。像生育小孩，我只是養大他。」現在的他，沒有考慮創作以外的事情。看似是迴避社會，事實上，他觀看社會的眼睛仍然銳利。他只是深明現實的巨大，而影像的微小。「像這幾天我在附近逛，看到一個寫着『織補』的牌子。我想，一天會有多少人找他。假設我去拍他，故事很精彩。可能他們出名了，找他的人多了，但他們生活能改善的程度還是有限。最後獲得成功與名聲的還是導演。我不想做這種事情，我拍了之後會對社會有幫助嗎？沒有。」

後來，我們在酒店附近的路上發現以啡色厚紙皮的牌子，上面寫上端正的「織補」。細小的一塊，靜靜擱在街角，隨時被風吹倒。

荒謬人生的寫照

黃信堯的說法戮破了對影像介入社會的單純想像。不禁問他，是這樣的原因而拍攝劇情片嗎？他否定：「只是紀錄片愈拍愈多，就開始想是否可以嘗試紀錄片以外的形式。」黃信堯說，為了討生活，他也去拍廣告，也開始想是否能嘗試劇情片的創作，跟紀錄片所窺探的現實相異。「我所拍攝的劇情片，編了一個這樣的故事，編了豆仔、菜埔這樣的角色，他們可能是任何人，也可能不是任何人。我不想把人物當成焦點。」

過去的信念隨時日而變。好像人生不得不捨棄篤定的信仰。「年輕不懂事嘛，想法會改變。以前相信的事情與信念，到頭來會發覺不怎麼樣。好像拜佛，後來會發覺裏面裝什麼也不知道。」

《大佛普拉斯》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對白：「有錢的人怕失去一切，沒錢的人內心需要救濟。」佛像的出現，讓電影的調子變得荒誕。電影的確從佛開始。「先有佛，殺了人放在佛裏，它還是佛嗎？然後開始想像誰會發現。」他說，採用黑白攝影，是為了掩飾因資金不足的道具。但恰好也讓作品顯得游移在真與假的幻象之間。現實與虛構的交疊，說出了更深沈的故事。

黃信堯的手上帶着一棵啞黃色、奇怪的戒指，上台領金馬獎時也一直帶着。他告訴我，那是拍攝《雲之國》時在琉球的石垣島買的，整個琉球到處都有風獅爺，那戒指上頭就是一頭獅子。「我沒有信仰。」他答到。「我常常想一件事情，台灣很多人會去拜拜，各種宗教。窮人也去，有錢人也去。我以前也會去拜拜。但後來在想，窮人去拜拜，希望能改善生活，從年輕一直求到七八十歲，他知道他未來的日子不多。他們可能會向神明冀求他的後代子孫，或下輩子，但這都只是希望的寄託，成為努力生命的力量。那如果沒有神明可拜的時候，他們生活的重心在哪裏？如果政府將這些神佛都殺光了，那他們維持生活的力量在哪？」

生活無路可走，只能投向不確定存在與否的神明。如此荒誕，如此虛無。「好像2012、2013年時，台灣出現了很多社會運動。社交媒體上都在罵不出來參與的人。但沒有問的是，為什他們不出來？」台灣社會早過了改變力量龐大的時期，他形容，現在社會彷彿變好了，但有更多隱身在社會裏的問題，更難被看見。

他一直將這種茫然放進影像。「我不會覺自己太晚成名或大器晚成，生命的經歷讓我看見更多事務，」從二十七、八才開始接觸拍片，四十四歲才拍首部劇情片。電影比預期廣受關注，也許亦是荒謬人生的寫照。

「而且拍片當導演這件事，不是只有一二十年而己，到了七八十歲都還能拍片。我都跟自己說不要急，也不能急。事情慢慢做才會做的好。」

場地鳴謝：Eight Kwai Fong服務式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