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慾錄：給這個時代寬衣解帶的人

2017年10月29日，為期六天的柏林色情電影節在 Monarch 酒吧落下帷幕，最佳短片、紀錄片、劇情長片三個獎項各有歸屬。熱鬧的電子音樂響起，嘉賓觀眾們把酒言歡中包含着頗多不捨，空氣也瀰漫着曖昧。我非常有幸作為參展導演親歷了這次電影節，也是電影節歷史上第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嘉賓。

「色情」這個字眼在當下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包含着各自的意涵，在有些國家它會是資本、商業的汩汩泉源，在另一些地方卻可能招致禍患，當然在更多時候，它被當做社會污垢，被蔑視、不齒。

和大多數中國大陸的孩子一樣，我其實很早接觸色情資源。早期通過長輩們私藏的錄像、光盤，後來又使用更為便捷的互聯網。但真正看到色情作為藝術的陳列還是到了國外。

2007年開始，我拍攝的關於同志運動的紀錄片受邀參加很多影展，我發現這些影展的手冊上但凡標有「18禁」的影片很快就被售光。我心想「靠！我也得拍個18禁的！」

沒等到我拍出來，我的片子就被「80禁」了（連80歲的觀眾也不能看。）2014年，我的紀錄片《彩虹伴我心》被無緣無故從網絡上下架，我打電話給視頻網站，對方問我影片中有沒有色情內容，我連忙解釋說沒有。掛電話之後，我不禁反思自己的回答：就算有又如何？作為公民連這點表達的自由都沒有？

當然，這在依然缺乏網絡資訊分級制的國家，又何談資訊自由？正是這份對於色情的愧疚，讓我更加堅定要為之添磚加瓦的決心。2016年，我終於有機會做了一部《胡同震動》（The Hutong Vibe），在北京的短租房裏，建構起這個精巧的性愛故事。它不僅是關於色情，也更是關於溝通的話題。

這次的電影節，我在柏林見到影展創始人尤根·布魯寧（Jürgen Brüning），他胖胖而柔軟的身體與温柔的說話口吻非常協調，講起關於色情、電影的東西眉飛色舞。

「因為你的片子是放在《拉拉色情短片》裏，所以會放三遍」。我沒太懂，拿到手冊發現其餘片子就放兩遍，拉拉片放三遍是政治正確的特殊照顧？

等到開場的時候才感受到柏林之神奇：三場影片被第一時間賣光光，哪怕第一場被安排在週三中午，第二場則是週四午夜。而第二場甚至因為超售不得不臨時加映。我不禁想起來航空公司的做法，登機之前突然告知你「抱歉您的航班因為超售，給您安排了下一班飛機」。還好主辦方沒有像美聯航那樣從影院裏把觀眾拖拽出來。

三場交流都充溢着滿滿的熱情。對於非常女權、非常酷兒、非常藝術的柏林來說，拉拉色情短片集簡直就是為這座城市量身定做，我感覺自己下半輩子可以一直拍拉拉色情片在柏林放都不愁觀眾。

放映之外，影展還有各種周邊活動：派對、工作坊、表演⋯⋯ 影展的大本營，Moviemento影院處於柏林目前最時髦先鋒的新克爾恩區 (Neukölln)，中東人、酷兒、先鋒藝術家融合在這裏，影展的場地也集中於此。離影院不遠的性愛俱樂部 Ficken 3000 自然成為影展官方的「休息室」。每夜觀影的嘉賓、導演、觀眾在結束之後大都聚會於此，這裏空間不大，樓上的酒吧可以豪飲狂舞，樓下的暗室則情慾湧動，不辜負一整天的活色生香。

在影展你總可以看到尤根·布魯寧的身影，無論每天有多忙碌，他都會過來跟大家打招呼。組織影展的同時他也是一位資深製片人，僅在2017年的柏林電影節，就有他參與製作的三部長片入選，包括加拿大傳奇導演布魯斯·拉布魯斯 (Bruce LaBruce) 的The Misandrists 和 Ulrike’s Brain，以及台裔導演鄭淑麗的Fluidø。這些影片的先鋒手法和超大尺度令人驚歎。可以說尤根是給我們這個時代寬衣解帶的人，既要掙脱傳統觀念，又要與資本主義對抗，這是否一項艱難的工作？我們跟他聊了聊。

坡坡: 除了是電影節的創辦人外，你也是電影製片人，你是怎樣開始拍攝電影的？

尤根: 1980年代初，我在紐約拍攝第一部短片。而我的第一步正式電影是我在電影院工作時完成的。那時我想拍一些獨立的另類電影，就和演員們在電影院討論拍攝方向，然後一起製作。那時候沒有數碼拍攝技術，我們只能用最便宜的方法拍。圑隊二十人先決定題材，那是關於國家、家鄉的題材，德文稱為 Ima, 每人還要用一段音樂來表現，毎段片六至十分鐘，拍畢後組合在一起。我們把電影交給柏林電影節，並在1984年播放。

之後，我們想拍部更長的電影，嘗試向德國電視台申請電影項目。他們很喜歡我們的計劃書，問可否拍一段十分鐘的片段作試片。試片成功，我們得到一筆十七萬馬克的資金，非常可觀，1986年我們拍了一部長片。

後來，電視台說要簽合約，他們說我有組織能力，於是我成為製作人。1988年我移居美國，住在水牛城，非常接近加拿大邊境，經常去多倫多，接觸一些有趣的製片人。我們打算跟三藩市、西雅圖的電影人合作。三藩巿的朋友交給我一份計劃書，我們給了他們一些資金開拍電影。我請了在柏林的朋友協助，並把電影送交倫敦電影節播放。後來紐約的朋友形容它是安迪華荷式電影。它在電影節播放，也在德國找到發行商。但當時，獨立電影很難找到影院播放。那部片在1991年完成。

後來，因電視台限制太多，我決定停止跟電視台合作。我回到柏林，第三部電影在洛杉磯拍攝。資金一萬五千馬克，十二天內拍完。可以想像壓力之大。電影拍完後，我獲邀參加柏林電影節。電影非常成功，並在美國，法國和德國上映。此刻，我仍認為自己是製片人。我製作了多套電影、紀錄片，越來越多人找我製作。我也去了日本，跟當地製片人傾談一些實驗性電影。

但我想製作色情電影。我在1995年開了一間色情電影公司。我有朋友在藝術學校修讀，主修解構色情藝術。我們一起拍，一起選角。我們當時不知道如何發行色情片。就去柏林的地下會所，找色情片發行商。電影發行後非常成功，人們非常瘋狂，認為這是很新鮮的嘗試。我們緊接著討論應否拍第二套？其後五年的時間，我們拍了很多色情片。

坡坡: 柏林色情電影節是如何開始的？

尤根: 2001年，我不再在電影公司工作。我計劃開拍一部色情片。選角時，有好多人申請。我們還接受了柏林雜誌訪問，同時在同性戀博物館舉行男同性戀色情片的展覽。這說明那時就有很多人關注這方面的知識。

2005年，我留意到越來越多人拍攝實驗色情電影。我想不如把他們聚在一起。我跟電影院聯絡，又找色情片發行商。有間電影院叫 KANT , 他們願意成為節目場地，所以笫一個色情電影節在 KANT 舉行。但我不希望是酷兒電影節，我想做的是包含所有的性取向，所有的性傾向。剛開始時，是有好多主流色情片參加我們。因為這是人們第一次可在公共空間討論性，討論性幻想。雖然今天人們可在網上看色情片，但我仍想在公共空間討論。有很多媒體注視着我，有些人說只有老年人會來我們的電影節。但現實是，很多年青人參加，很多女性參加。

坡坡: 哪類電影能被選在電影節播放？有何標準？

尤根: 標準就是我們喜歡的電影——我們比較主觀，我們來決定哪一套有趣。選擇的電影不一定很露骨，我們播不少紀錄片，例如日本的性工作者，墨西哥的老年性工作者，為何在性行業工作，各種人的性慾，不同年代女性如何看待性的，等等等等。電影也不只是關於性愛。

坡坡: 那節目如何反映性別平衡，如何反咉社會議題？

尤根: 我之前為柏林電影節工作，很多人投訴柏林電影節播很少女性電影。的確，應該有更多女性拍攝電影，應該有很多電影講跨性別，有色人種，性幻想，戀物等題材。事實上，這些題材也確實有越來越多人在拍攝。我們收到的投稿一直在增加。影片不限於歐洲，也有亞洲、拉丁美洲的電影。電影永遠多元化，包含不同題材。例如，戀物系列，有吻高跟鞋的片，這是性別概念不能完全應用上的。但這並不重要，只要在電影裏某種性慾獲肯定，所有事都不成問題。

坡坡: 你入行以來整個色情電影行業有否改變？

尤根: 隨着科投進步，很多大影院倒閉，人人在家看色情片，也導致影片質素下降。另外還有非法色情片公司提供免費色情片。這影響了整個行業，人們不再付費看色情片。

而在專家會議上，很多人指出色情片情節並不現實，人們想看真實生活中的性。即便小型色情片商願意製作更多不同種類的影片，由於資金短缺，如何可持續運作公司，公司能否生存也令人擔憂。我認為資本主義會把所有多元化的事物給停止。我們必須變得更強，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坡坡: 你怎様看亞洲的色情片發展？

尤根: 毎種文化都有自己表達性的方式，就像日本禁止在色情片顯示性器官，就我而言，顯示性器官及性高潮射精的一刻是有趣的。歐洲有法例禁止在片中展示體液，所以我們必須剪走這樣片段。在當代中國的電影中，雖然不能顯示插入的畫面，但裸露卻是允許的。我們拍色情片在選角時，會給申請人填問巻，了解他們對片種的喜好。申請人常常表達不願跟亞洲人性愛。

（范坡坡，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酷兒導演，紀錄片作品有《彩虹伴我心》、《來自陰道》等，曾獲香港同志影展玲瓏大獎。現居柏林準備拍攝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