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香港悼念六四：本土派青年不滿什麼？錯看什麼？

「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是否有必要辦一個儀式，很多人聚集在一個地方，搖曳燭光和唱歌，刻意悼念？」「支聯會，就是被施暴遭厄後，成為妓院的鴇母龜公。」六四前夕，幾間大學的學生領袖發表了一連串爭議言論。一時之間，彷彿香港新生代都希望香港本土與六四切割，上幾代人則接踵指摘這些本土派新生代傲慢冷血，儼然一場「世代之爭」。言語的刀來劍往，延續到六四晚上，本土派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仍在隔空過招，雙方皆標榜「我們有／是年輕人」。

然而，這真是一場世代之爭嗎？不盡然。昨日李立峯就以民調數據提醒：「青年人整體上不支持紀念和平反六四這種說法，沒有客觀基礎。紀念六四的活動，要正視世代差異，但不要墮進世代衝突的圈套中。」

學生接連拋出不同理由，質疑悼念六四對他們一代是否有意義，令輿論焦點圍着「世代」和「悼念」而轉。但說到底，他們真正意圖非常簡單，就是「反支聯會，與中國切割，建立新香港共同體」。究竟，「反支、切割、建新共同體」的目標，是否必然需要透過漠視六四悼念，甚至與六四徹底切割才能達成？

其實，學生對悼念的質疑可分為三個層面：一、維園悼念晚會儀式僵化；二、支聯會晚會悼念扣連中國情結；三、新一代毋須悼念六四。現時社會輿論對「學生反對悼念」的印象過於籠統，是因為學生在論述時，三個層面往往會交替出現，或者混為一談。

「點人頭」的意義與影響

批評支聯會舉辦的維園六四晚會儀式僵化，不是新鮮事。不談遠的，2012年六四23週年晚會，就曾有人上台「搶咪」，批評燭光晚會只是一場儀式。而本土派近年都一直持類似的批評，認為維園燭光晚會每年只為「點人頭」，衝高集會人數，但集會內容多年來改變不大——只是發表一下宣言、大合唱和搖曳燭光，亦無將悼念力量化為行動，手段與抗爭目標不相符。中大的周竪峰就認為，若可以號召十幾萬人，應進行更有意義的討論，包括反思港人前途問題。

然而，周竪峰認為集中悼念只是為了「展示人數」，在悼念本質上沒有特別意義，卻也未免牽強。龐大人數所闡發出震憾人心的力量，無論是對死難者家屬，還是仍然在中國頑抗極權的人，都能帶來無可比擬的聲援和精神支持。十多萬的燭光，當然不可能拯救遭到嚴厲打壓和監控的「天安門母親」的肉身，但無可否認這一直是她們的精神支柱之一，讓她們未至感到孤軍作戰。

另外，群眾運動能透過觸動、宣泄、互相傳染和肯定的過程，凝聚群眾情感；而人數多，無疑有助擴大當中的情感能量。今年晚會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2013年她在傾盆大雨下的維園撐着傘，看着人海合唱《自由花》，一股悲壯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潸然淚下，至今不能忘懷。這種透過觀照他人觸動內心情感，繼而轉化為反思和牢固記憶的經驗，在大型集會中更容易發生。因此，維園的人海燭海，才能一直對未曾經歷過八九民運的年輕世代，發揮啟蒙作用，而且有助塑造某種「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

至於周竪峰等新生代本土派認為，人數多寡對現實政治已無影響，則不無道理。

自1990年開始每年舉辦的六四集會，從來不是純粹悼念的集會，而一直被視為是「不滿暴政、爭取民主」的力量盤點。此時的「點人頭」，有向中共展現抗爭實力的功能。尤其在回歸後，「點人頭」更在其他戰場發揮過一定的政治能量，例如2003年七一50萬人大遊行，成功拖延《基本法》23條立法，以及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12萬人迫使政府撤回國教科。人數曾經帶來勝利，因此直到今天，支聯會李卓人仍會強調：「維園的萬千燭海是對中共最強的控訴，點起燭光是必要」。

不過，作為成功案例的23條和國教科，仍只是香港政策；至今，集會人數從未影響過中國中央政策。甚至我們心裏明白，六四集會人數再多，至多也只能成為港人與中央談判港政時的籌碼，離「建設民主中國」還是非常遙遠。即使只考慮香港利益，從近年種種跡象看來，中共也已習慣香港這種點人頭的運動模式，純粹將示威和集會人數當作「民情指南針」；中央可能會微調對港政策，卻不曾改變大方針。

雨傘運動期間路透社就曾報導，中央認為回歸後已經退讓過兩次，已受夠了香港的示威，不會作第三次退讓。雨傘運動規模與形式均超越六四集會，也是無功而還。若仍停留和滿足於「人數＝控訴力量」的思維，只是不思進取，陷入安徒所言的「偏安主義」。

「人數多」的情感能量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且人多對群眾運動來說絕無壞處，這是本土派應該承認的事實。但面對今天的高壓中國，本土派指出「點人頭」的政治能量已減，也是支聯會得面對的問題。

維園晚會「公共領域」的潛力

再者，維園燭光晚會真的一如本土派批評，只是點人頭、唱歌和點蠟燭嗎？

有泛民人士反駁，二十多年來，一直有人質疑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很多人亦曾嘗試不同類型的紀念活動，只是約定俗成不會刻意與支聯會切割。因為大型集會必有其局限，例如人數眾多難以互動，難脫離儀式化，所以其他團體都會選擇在晚會外辦其他活動補足。

事實上，每年晚會開始前，不同社運團體、政黨組織也會在場內外宣傳，舉辦論壇討論；其議題並不局限於六四，亦涵蓋普選等「本土」議題。近年晚會後，學聯等組織亦會呼籲出席晚會的市民，一同遊行到中聯辦示威（今年則由「大專政改關注」等團體帶頭），嘗試超越「出席＝控訴」的邏輯，並非沒有「將悼念力量化為行動」。

在晚會期間，因為場地大，很多人無法時刻清楚台上在做什麼，只會間中參與大合唱、舉燭或喊口號。其餘時間，更多是與身邊人傾談討論，或自己靜思，或觀察其他參與者（當然也有人會打卡、上Facebook）。如果將焦點從大台移到台下，就會發現大會儀式並沒有局限群眾的行動與思考。這些在場個體並不會單向接收大台「灌輸」的訊息，李立峯的研究就指出，不少出席者的想法與支聯會的綱領都有出入，連陳雲也推斷支聯會最終只會成為一個訂場者、主辦人。

正因場地大，參與者眾，才能衍生空隙產生更多自由的討論交流。數萬人集會構成的「公共領域」，可以醞釀無限可能。參與者在公共儀式觸發下的個人反思，以及場中人際間併發的交談、討論甚至批評，或許最終能透過互相影響而達到啟蒙——甚至在日後，衍生出不同程度的社會行動。

漠視維園集會這種難得的大型「公共領域」潛能，將之簡化為「行禮如儀的合唱和點燭光」，或者想像成單向的「政治意識灌輸大會」，並未反映全部事實。

晚會主軸的有限本土化

但無可否認，維園集會的主角仍然是悼念（配角是中國民運），對其他議題的承載力一向有限。一來，會在下午到場出席論壇、遊走攤位了解其他團體不同倡議的有心人，無疑為數不多。多數人只會在入黑後，直接進入公園參與悼念，完場之前離開。

二來，各團體政黨以至支聯會都怕被指「騎劫六四悼念」，會權衡輕重。除了逼切重要的議題如23條立法，否則不會大事宣揚與六四關係較弱的本土議題或活動。去年學生燒《基本法》，就被指摘以政改議題騎劫悼念。也正因如此，集會才屢被本土派批評沒有與本土政治扣連。

因為「悼念」是晚會主角，其他團體的個別倡議空間必有局限，甚至只能充當「周邊產品」。只要看似「喧賓奪主」，隨時會負上罵名，這才是維園晚會「僵化」的根源。至於這種「悼念僵化」，多大程度上能歸咎於支聯會唯我獨尊，迂腐拘泥，多大程度上是尊重死者甚至參與者的表現，仍有可議空間。對此，支聯會實應該邀請公眾討論。

今年維園集會，在本土派批評的進迫下，支聯會加進了許多香港視角，同時嘗試解釋中港政治無法分割。例如，晚會請港人分享當年六四身在北京參與運動的見證；用短片闡述李波事件如何危害一國兩制；資深記者劉銳紹也解釋，中共政策方針如何多方面包圍壓迫香港等。

這條進路，回應了本土派對「沒有與本土政治扣連」的質疑，亦嘗試走出「悼念為主」的桎梏。雖然論述仍未見徹底反思，仍算是踏出改革的一步。

支聯會的「愛國原罪」

支聯會在今年晚會釋出改革之意，但其幅度仍遠低於本土派的期待。畢竟支聯會的策略主軸仍是「中港適適相關」，不可能合主張「中港區隔」的本土派口味，更不用提到許多大學生眼中支聯會的「愛國原罪」。實際上，本土派新生代對「悼念」價值的質疑，始終是冰山一角，重點仍然是不滿於支聯會的「愛／中國情結」。

本土派新生代認為，支聯會「壟斷」了維園晚會二十多年，其「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的綱領，已將「悼念六四」與「愛國」兩個符號緊緊纏在一起（例如他們認為「悼念」暗示「同胞」、「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等於「愛國」等），再難以徹底分割。這就是為何即使港大論壇有默哀環節，明顯有悼念之意義，學生會也避稱「悼念」，亦不用燭光，以免令活動與支聯會和愛國印象連上關係。

支聯會愛國情結（本土派稱為「情花毒」），早就引起過批評。2013年支聯會將晚會口號改為「愛國愛民」就惹起過爭議，最終因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也不同意口號而撤回；那次事件突顯了支聯會愛國情結深入骨髓，亦成為本土派攻擊支聯會「以愛國思想綁架晚會」的重要理據。

即便如此，過去每當本土派公開談六四，大多仍然表示需要保留悼念，批評焦點只會聚焦在支聯會本身。今年黃毓民也強調並沒有忘記「六四」事件，只是覺得支聯會的方法行不通。畢竟，他們知道公開反對悼念，將會受道德責難，或流失支持。

其實，縱然本土派大力舞弄「支聯會綱領將維園悼念與愛國扣連」的印象，也不用全盤否定悼念的意義。因為悼念不必然附帶民族主義思想，悼念六四的理由可以更多元。本土派年輕人大可拆掉支聯會固有的符號連結，想辦法提出新的悼念形式和意義，說服群眾悼念與本土議題可以並行，同時保留對六四死難者之尊重。

實在毋需輕言「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

反悼念的「新香港人」

為何學生領袖今次硬是要放棄建構本土的悼念意義，選擇觸碰「反悼念六四」的雷區？

本土派大學生脫離維園晚會的大台，對他們的立即好處，是能走出「悼念為主」的綑綁，又能同時藉六四當天的社會動能聚集人群，開宗明義聚焦商討香港前途問題。單論形式，此舉無疑令焦點更集中，將六四所引發的種種反思，收窄至單一本土議題，讓在場參與者朝同一方向思考。這肯定超越以往本土派另辦集會，只宣傳政治理念或批評泛民的模式。

本土派新生代希望將未來幾年政治議題，設定在討論2047。對他們來說，這種切割後的論壇的「直接」和「快」，相對更能回應迫在眉睫的前途問題。其與潤物細無聲、着重悼念啟蒙傳承的維園晚會，效果迥異。

但這還不是重點。

因為，本土新生代的目光早已不是「走出大台掣肘」，甚至是「反對支聯會、拒絕愛國」這麼簡單。陳永政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對悼念，並非因為人道上不應悼念，但是為了與『中華民族』切割，即使在人道上有虧欠，他們亦在所不惜。」更準確地說，不但要切割，更要「加速加深切割」，以建構一個完全「去中國化」的「新香港共同體」。

學生領袖對悼念六四漠然的解釋是「對我們這一代年青人沒獨特意義」。八九後出生的新生代沒有親歷或目睹過六四，難以理解當時港人的震撼，是可以理解的。六四對他們的政治衝擊，也確實不如雨傘運動和其他本土社運。這是實實在在的經驗斷層，也是情感隔膜的來源。通識教師曾瑞明就提醒支聯會以至上幾代人：「我們也太容易把『接好民主棒』視為定理，而忽略了種種問題︰誰接好，誰願接好，接的是原封不動的棒？」

但即使上幾代人有傳承不力之過，仍值得思考的是：沒有親身經驗的事，我們就不可能培養情感，就不可能醞釀意義嗎？

舉例而言：六七暴動已經過去49年了，大多現在的本土派都未經過六七暴動。他們無法感受昔日「遍地菠蘿」、隨時被炸死的恐懼，但仍會希望了解和關心這段歷史，並以此作為警惕和批判極左思潮的重要例子，甚至會聲討特區政府頒大紫荊勳章給六七暴動領導人楊光。

所以，可以看出「經歷論」也不過是「去中國化」的說辭而已，與「六四如同以巴問題」和「站在火場裏卻去關注鄰居廢墟重建是不分輕重」等論調同出一轍。他們對六四表現出漠不關心，不斷強調有心力才能去關注「鄰國」的事，是希望徹底「去中國化」，建立半點不與中國相關的「純種香港人」。

但即便僅以「香港共同體」的角度出發，這種想法也甚為不妥。為了切割中國，同時在其本土論述中，抹去幾代香港人與中國有關的生命經驗，這就像將嬰兒和洗澡水同時倒掉。他們成為了「新香港人」——暫時只有他們自己一代的「新香港人」。

悼念的社會基礎

新生代本土派完全放棄悼念，也動搖了他們「藉六四發起行動」的道德基礎。學生藉六四之名號召群眾，談六四對香港的警惕，卻不在集會中悼念，或避談悼念六四死難者。欲與「六四」切割又不切割，難免令人認為他們純粹「消費」六四，不尊重六四死難者。

悼念六四死難者，在今天香港的社會基礎仍難以動搖。若缺乏悼念的道德感召，純以政治理念或功利原因呼喚群眾，號召力必然會減弱。練乙錚認為「新的一套論述始終會佔到上風，打動更多人」，恐怕仍然需要一段時間。

即使不以功利計算，港人悼念六四的原因，歷來還有眾多說法。阿捷就提出過三個悼念六四的主因：一、人道主義；二、保存記憶、薪火相傳，以及宣傳政治理念；三、社群牽絆、集體道德。

以人道理由悼念六四死難者，是人性表現，無人能夠否定。而悼念六四死難者亦不止於人道，更因為普世價值──當年犧牲的人，都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社會平等價值，推動極權改革，而付上自己的寶貴生命。評論人「灰客記」認為：「只要你有點民主人權觀念，你便不會與『八九六四』切割」。

但這種說法，不免被新生代本土派質疑：「為何不悼念其他國家的民主抗爭運動？」為回應這種反駁，很多人嘗試重新發掘六四與香港的關係。例如安徒提出「八九民運是『香港共同體』意識的起點」；黃宇軒認為六四曾讓香港走出功利短視，一度成為彌足珍貴的「例外香港」；以及程翔等人重提港人當年如何深入參與八九民運和六四如何啟蒙港人。

其實，無論六四死難者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他們用血與性命揭出中共開放外表下的殘暴與威權，警惕着同在中共治下的香港，這本來已經值得港人致謝與致敬，不必定要帶有民族感情。

集體記憶的脆弱與工程

至於悼念為「保存記憶、薪火相傳」的理由，樹仁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廖俊升並不同意。他認為不悼念不代表忘記：「這件事已經寫入了歷史書，不悼念這段歷史都不會被忘記和擦走。」

假如我們身處的是民主國家，這說法還可能合理。但他或許未曾讀過或不相信現實如《1984》，也未看過中共昔日如何篡改照片以至歷史。但只要看看近日《自由世界的中國留學生們，怎樣看六四？》和《27年後，這代中學生的六四》兩條短片，就可以明白到在極權的統治下，記憶是如何容易流走、變更和被掩埋，忘懷洞（Memory hole）其實超越國界。

在當下沒有「永劫回歸」的世界，記憶是如此不可靠，不斷重提是如此必要。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笑忘書》中被用老的名句：「人與強權的抗爭，其實也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仍是解釋悼念保存記憶最好的註腳。

港大孫曉嵐表示，他們（新生代本土派）沒有去歷史化，她小五至中六一直去維園（悼念），一直知道歷史，沒有抽空歷史脈絡。假如新生代本土派並非如陳景輝所言，是抱着「不關我事的心態」，那麼他們更應先嘗試理解上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再去建構自己去國族化的六四本土情感和意義。最近不少論者嘗試重塑六四與香港的關係和意義，或突顯香港人在六四的角色，或指出即使是「鄰國」發生之事，對香港都有影響，都是為新生代本土派尋找關心六四的入口。

唯有擺脫心魔，不要認為事事必須「徹底去中國化」才能與「大中華思想」切割，方能建構出更具層次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吸納更多同路人。我們必須承認，無論香港統獨也好，中港在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必然有互動，港人擁有與中國有關的生命經驗正常不過，且難以亦不應抹去。

不論是為悼念六四而避忌本土議題，還是為徹底「去中國化」而捨棄悼念六四，都將「悼念六四」與「本土」二元對立。實際上，這會是最值得拆解的假設。

新生代本土派可以做的，是進一步思考如何糅合和連結不同世代的生命經驗，合力共塑一個彼此承認，且非單方強加的公民價值框架，並建構出一個以香港為本位，卻不囿於香港的共同體。否則，新生代本土派將要走更多的冤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