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說「賭」之後，搞活化是澳門博企的新「社會責任」

疫情放開後的第一個十一黃金周，澳門新馬路堵成一鍋粥，顯得旁邊的福隆新街有幾分冷清。

這條位於老城區的街，在清朝時是青樓的聚集地，兩邊滿是青磚紅瓦頂的兩層中式房子，淡雅古樸。現在路還是石板路，不過大多都成了食店和手信店。到訪的人也許會知道，這裡曾經是電影《2046》和《伊莎貝拉》的取景地。最近，政府把路封了起來，劃成一段步行街。

9月13日，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宣布，政府將與六大博企合作，由政府主導、博企出資執行，活化六個歷史片區——福隆新街是第一個，由永利澳門（Wynn Macau）負責。

自前年貴賓廳被整頓後，喊了近十五年的「經濟適度多元」不再是口號，加強非博彩元素成為博企必要履行的承諾。今年5月，賀一誠見傳媒時表明，三年疫情影響澳門多元發展，但政府決心要「補上去。」

言下之意，六大博企要動身了。在新賭牌合約中，政府列明11項非博彩元素，要求博企投資發展。未來十年，在博企承諾投資1188億元中，1087億花在非博彩項目，分別投放到娛樂表演、文化藝術和社區旅遊等11個領域——美高梅要打造養生「城市綠洲」；銀河建高科技樂園、永利建新劇院；威尼斯人開發會展設施、新濠博亞開水上樂園，而澳娛則提出活化歷史城區。

活化片區，成為博企續牌後的第一個任務。不過政府沒有說明要求是什麼，博企也似乎還在摸索。永利買了不少半人高的兔子裝置，放在街的兩旁，又在樓與樓之間掛滿燈籠，但現場音響卻放着「New York, New York」。街上有兩攤永利設置的雞尾酒吧，但是沒有人客，四五個員工光站着，只有蒼蠅圍着被保鮮紙包住的巴馬火腿一直飛。

事實上，澳門的保育活化工作一直由文化局執行，不過去年似乎出現政策轉向。文化局去年已為其中一個片區活化研究作採購，並有四間公司報價獲接納，不過後來文化局叫停；最後該區活化由博企美高梅負責。

政府首次把社區交給私人企業活化，直選議員林宇滔給出兩個最直觀的原因：政府省錢、可以卸責。​​據政府文件，活化片區由政府主導、博企出資及執行，「錢又不用政府給，但有無限的指揮，反正出事了就算你（博企）的，做得好就算我（政府）的。」林反問，「那它何樂而不為？」

就算博企不懂得做、不想做，甚至成效也未必是它們最關注的事，但他們無法拒絕——特首賀一誠說，這是博企的「必做題」，不是「選擇題」。這是白紙黑字、寫在新《博彩法》中的社會責任。

政府說，搞活化是博企的「企業責任」

「說得不好聽，就是『被合作』。」

今年5月，在博企工作的高希突然接到上司指示，要她整理一個有關舊區活化的簡報。上司備好資料計劃內容，想她幫忙寫寫活動目的、時間表等。

起初，高希以為那是一次性的工作——活化不是自己的職責。她沒想到，自己會長期負責計劃，工作還越來越多。之前上司告訴她，那是「翻新」計劃，但到後來她才知道那是政府說的「活化」，而且每家博企都要接一個。

作為下游員工，高希沒有參加討論部份，但從整理上司帶回來的資訊當中，她得到一個明顯的訊息：博企在項目中，其實無法從中分一杯羹，「沒錢賺」。

「我們做預算時會計算獎品，比如抽獎、餐飲券等等，但建議給政府，它說最好不要帶旅客回去（博企）。」高希說，在活化活動中，政府想淡化賭場色彩。它不讓博企用優惠券或印有公司標誌的獎品作招徠，擔心變相鼓勵旅客回到酒店後，「順便去賭」。

「政府就是想博企多出錢，幫他們搞（活化）。」高希覺得，博企是私人企業，總是在商言商，如今政府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那它唯有應付政府，「為做而做」。 像在高希整理預算表時，上司直接對她說：「隨便寫吧，交功課先。」

《市民日報》一篇評論批評政府引入博企活化，是因為文化局「欠經營能力」，大多要活化的地方，過往在政府主導下「一直做得不好」。事實上，賀一誠也曾間接承認，「活化只靠政府做不來。」

前直選議員蘇嘉豪也認為，政府主導搞活化很困難，辦活動總是「頭幾天好精彩、後幾天半死不活。」在任職議員的四年間，蘇嘉豪深感政府行政程序廢時失事，而且「做官的人不會是有很多商業頭腦的人」。如今活化計劃由有一定營商經驗的博企發揮，是「恨鐵不成鋼」的結果，「有它的可取之處」。

但這樣的舉動，正揭示着政商關係有了新變化：政府說博企負責活化片區，是他們的「社會責任」。

但在澳門的語境下，企業的「社會責任」似乎不止在困難時期不裁員或多辦公益活動。今屆政府尤其似想博企做得更多，而這跟二十年來，兩者的依存關係轉變有關。

在賭權剛剛開放時，政府為求經濟從谷底反彈，給美資博企讓利了許多，比如在路氹金光大道的土地都全給它們「瓜分」，「因為（賭收）正在衝高峰嘛。」蘇嘉豪解釋。

但這種政商關係相對平衡的時代，去到2014年發生改變。當年中央打貪政策出台，賭收下跌，「但博企投資在澳的東西已經很多」，他們很難抽身退出市場。這換而言之，政府手中籌碼多了，可以向博企提出更多要求和「合作」——2014年，太陽城集團開始冠名贊助大賽車；2019年，六大博企一同出資，與政府合辦國際藝術展「藝文匯澳」。

「好聽就叫參與或者合作，但是說得不好聽，就是『被合作』或者『揼心口』（被敲竹槓）。」蘇嘉豪這樣形容。

之後的發展，也是眾人熟悉的故事：疫情夾擊、賭廳消亡，發展非博彩元素成了今屆政府必做的事。有澳門博彩媒體分析賀一誠任內四份施政報告，發現政府由2020年「協助」博彩業渡過難關，到前兩年改為「促進」博彩業穩定發展，最後到2023年是要「督促」博企落實非博彩項目承諾。

如今，「社會責任」可說是政府「督促」的其中一個手段——它首次被寫入新《博彩法》，白紙黑字列明博企要履行的義務，更是日後續牌的評分標準之一。「以前的社會責任，是一種博企形象品牌的需求，僅限於此；但現在的社會責任則變成法定要法，而且是由政府去評定你達不達到，」林宇滔說，目前政府並沒有公布清晰的達標要求。

澳門旅遊學院酒店管理學院管潔琦教授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最初理念，是激勵企業用「可用、且力所能及」的資源實施社會行動，但強調它不應成為企業的負擔，否則會損害到企業維持盈利的基本。

但在林宇滔看來，博企被要求做的事只會越來越多，而它們沒辦法反抗。「你作為博企，如果你同政府作對，我不覺得你會有好處囉。」

「去博彩化」的澳門，揣摩「中央意志」的博企

「分數」、「投注」都是敏感詞，「會員」改成「客戶」，「積分換領」變「優惠」。

在2013年賭收達到3600億元時，大概沒有人會想到，「東方拉斯維加斯」的賭城美譽，十年後的澳門竟不再引以為傲。

如今澳門政府希望跟上拉斯維加斯，轉型變身－－份內華達州博彩委員會的報告提到，2022年拉斯維加斯非博彩收入總計120億美元，佔總收入近七成。2023年，政府定下目標，力爭在2028年把非博彩業佔比提升到本地生產總值六成。但是在2021年，非博彩業務僅佔總收入的16%；而目前六間博企當中，最高的非博彩收入佔比也只有26%。

數年前，高希轉到公司的博彩部門工作，負責做內容、寫微信公眾號推送——這是最易接觸內地客群、直接吸引他們來「玩」的方式。但在新博彩法出台後，高希感知到公司的方向和以往不同了：對於「賭」，他們要低調。

2022年6月，新博彩法生效，訂明博企要保障本地員工就業、開拓國際客源，還有發展非博彩項目。自此，在高希任職的部門，雖然沒有明文指引，但在開會時，上司說凡與博彩有關的字眼，都要「盡量模糊」。

在澳門，大部份博企都有自己的會員卡，買籌碼賭錢可以換儲積分，積分又可以兌換酒店房、餐飲券等禮物。「在以前，我們會寫清楚：『只要過來玩過多少分，就可以換禮物』，但（現在）不可以寫得那麼露骨了。」高希說，「贏大獎」 、「保證有獎」一定不可以寫；「分數」、「投注」這些都是敏感詞，還有像撲克牌、轉輪等配圖也最好不要用。

這讓她很頭痛，很多字都想不到該怎樣代替。但到後來，她和同事摸出一條路來，總匯了一些敏感詞——為了文章順利發布，「就乾脆連小小風險都不要讓它有。」於是「會員」改成「客戶」，「積分換領」變「優惠」。至於目標受眾看不看得懂，也不關他們的事了。

博企如此謹慎的表達，也許是由官方率先帶起。林宇滔記得，在去年五月份和勞工局開會，官員第一次提到「六大休企（休閒企業）」這個詞。他先愣了一秒，才意識到指的是六大博企。當時新博彩法即將出台。

「你看政府現在的新聞稿都改了，我今天都堅持不用，什麼叫六大休企？」他沒好氣地說。端傳媒翻看政府發布的眾多新聞稿，發現六大博企如今被統稱為「綜合度假休閒企業」、「旅遊休閒綜合體」。

用詞的背後隱含着政府對賭業看法的改變。「二十年前，我們講『賭場、拉老虎機』；在博彩開放之後，我們用『博彩、角子機』。」林宇滔形容，當時用詞的轉變，在賭業飛快發展的背景下相對自然，「我們要提升：我們不是賭場，而是大檔水平。」層次是高一點的。現在呢？「就是不敢提『博彩』！」

在賭業整治大環境下，措辭變得謹慎，政府為博企「正名」，種種現象讓市民揣測：政府是不是在去博彩化了。

但一聽到這個詞，林宇滔反應很大，他打斷記者，強調自己絕不認同。「澳門非博彩化絕對不是中央的政策，從來至今都不是。」他認為，如果市民有這樣的觀感，是政府過度揣摩中央的政策。「我一直都強調，很清𥇦的，中央要澳門的產業要多元，是博彩業佔澳門GDP的比例不應該有上升，甚至應該適當下調，這個才是中央的政策。」

關注澳門經濟及博彩業發展的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蕭志成表示，在政府未來「1＋4」多元發展策略中， 龍頭產業仍然是旅遊博彩業。「在政府層面裏面，它們沒有任何舉止或正式文件，要求產業作出去博彩化動作。」

確實，博彩稅收仍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根據財政局公佈數據，在今年首九個月，政府經常性收入約575億元，當中博彩稅貢獻了八成，約為458億元。而光是今年上半年，澳門賭收逾800億元，不僅回到2019年疫情前的一半，還比美國拉斯維加斯同期收入高近三分之一，重登「世界賭城」的寶座。

蕭志成坦言，澳門若要去博彩化，「其實在未來十年未必做得到。」

高希還提到，目前博企表面上宣傳用詞是在收緊，但是它們還是要賺錢，找人來賭的方式還有很多。每家賭場都有自己的公關團隊，他們要做的是就是跑數。「你可以打電話或者wechat，如果他們有建立好的關係，可以聯絡（賭客）叫他過來玩。」

「你是不可以明目張膽叫他（賭客）來，但你背後可以『人力』叫啊，所以才有sales的存在。」高希說。

「活化」趕鴨子上架，政府在急什麼？

「澳門要搶經濟復甦：數字又好，質量又好，是不能拖了。」

在過往，博企主要在自家土地發展非博彩項目，但此次活化舊城為其首次跨領域執行的公共項目。博企是否具有足夠的經驗和專家帶領？

關注保育歷史建築人士Billy不擔心這個問題。「因為有錢就會請到人來，我相信它會有consultant（顧問）。」而且博企擁有多年管理世界級渡假村經驗，理應十分了解遊客的需要，「我不會說它一定做不到，只是它想做的在地可不可行。」

Billy指活化是一項極為複雜的事情，在改造和復興之前，光是理順業權就已是一大難題。以福隆新街為例，大多店舖的業權都屬私人擁有，「店裡賣什麼它（永利）控制不了，店開不開它也控制不到，所謂活化，它的控制範圍就只有那條街。」所以擺放裝置和燈飾，他覺得已經是永利在有限的空間裡，盡最大能力所做到的事。

不過，現在六博企主理六片區，「每一個都有不同情況。」Billy強調，在這種情況下，重點就落在政府給予博企多少權限。不久前，為了固定活動的燈籠掛飾，永利在福隆新街的青磚屋山牆鑽孔，釘上了不少金屬構件。事件在社會上引起關注，做法被批評破壞文物。但文化局負責人隨後承認，做法是經它們親自批准。

「以往商會想做（在牆上打孔），是不可能批的，不可能永久打孔入牆身掛燈飾，是不可能的，」Billy強週了三遍，「但這次又可以。所以我覺得標準不一，總之就是沒有標準。」

蘇嘉豪形容，在專業人才、知識、指引通通缺乏的情況下，現在的博企猶如「淺水浸蛟龍」，發揮不到應有的專長和功效。

「它們以前一直在自己地盤裡做事，我覺得整體來講是很不錯。」他說，在以前博企初崛起時，無論建築本身或辦的藝術展覽都是世界級的，給澳門帶來「好爆炸性」的突破。但現在它要走出自己地盤，在城市裡規劃和發展，「這些不是它的強項，或者根本不太關它的事」，問題就出現了。

「我要跟當地好複雜的持份者建立關係、深入了解，然後制定一個很貼地的活化計劃——我們先不說難，但也至少需要時間，」蘇嘉豪說，「現在這個時間好顯然不足，但就要上馬、要『開波』。」

回看永利的活化計劃，由傳出風聲到正式推出，前後不到兩個月。政府在著急甚麼？

Billy猜測，不排除是政府在年初吃過搞活動的甜頭後「食過返尋味」。今年1月，政府聯同六大博企在新馬路一帶舉辦「新馬路任我行」計劃，把全長約450米的貫穿東西的主幹道封閉，讓市民上街打卡。三日的活動結束後，官方新聞稿總結稱活動創新，「廣受市民及旅客歡迎」。當時有商會和社團代表希望政府能把計劃複製到其他區域，活躍當地的市道。

於是5月，賀一誠便向公眾透露，六大博提出活化舊區計劃，政府已經基本同意方案，希望博企能夠盡快「動起來」。而對於政府的目的，受訪者們各自給出答案。

「澳門要搶經濟復甦：數字又好，質量又好，是不能拖了，所以特別心急去做。」這是疫情放開後，第一個十一黃金周，蘇嘉豪說，這是賀一誠重新展示管治能力的機會——這屆政府一來就面對三年疫情，經濟受嚴重打擊，市民怨聲載道，「如果他要再爭取連任，必須要拿出形式、氣氛和數字。」

明年就是澳門行政長官換屆選舉。蘇嘉豪認為，急着推活動，造就市面充滿人氣，是特首為了連任所做的準備。不過，賀一誠在5月被問到會否參選，當時他表示暫時沒有考慮。不過2016年，賀一誠也曾表明不會參選。

在林宇滔眼中，這完全是一人意志的問題。林解釋，「賀一誠不是政府出身的人」，由於沒有政治包袱，做事作風可以很鮮明果斷：像關賭場、買口罩、封新馬路搞活動。而以前政府做不到，是因為要聽一眾部門意見。

「所以現在政府有些事情做得快，高效，不用聽社會意見。但現在各部門都不是在做該做的事，而是在「等指揮」。」

Billy同樣覺得，政府行動的快慢與特首的個性有關。對比起賀一誠，上屆崔世安像隻「小綿羊」，「你罵他，他還是對着你笑」。賀一誠則「整天在立法會窒人（諷刺人）」：在疫情時期，賀時常在記者會大爆金句，也曾批評傳媒的問題，稱「不用每次都向你交代。」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崔世安年代，澳門是很有錢、很富裕的：有錢派、大家有飯開，總之澳門是百業興旺，不會說經濟有好大問題。（現在）你可以說是賀一誠運氣不好。」政府要看着庫房辦事，賀本是商人出身，Billy形容思維是「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最大的效果」。

如今，活化能讓博企出錢，成效則由政府書寫，「行政主導嘛，我（特首）要事情辦成，你怎樣都要做到。」

政治是個緊箍咒，但博企還有籌碼

「如果沒有博企發展，政治還可不可以這麼穩定呢？」

強哥今年49歲，在福隆新街街尾經營糖水店15年，做的一直都是街坊生意。知道說了多年的活化計劃終於要實踐，他特意走過去看。但無論是格格不入的兔子擺設、過了中秋還掛着的燈籠吊飾，都給他一個印象：應酬式，「求求其其」（隨隨便便）。

「講真，每個遊客來到都說不知道有什麼好拍。」強哥知道，這從頭到尾都是一個與大眾割裂的活化工作。「其實市民呢，我們是無法左右它們（博企）的想法、它們有自己的團隊。」

「而（現在）好似老師安排功課，學生交上去而已。」

擺設大型裝置、把樓宇牆身塗到七彩、請來文創攤位賣手作，是澳門近年保育活化的倒模式做法。用Billy的話來說，那叫做「最低成本的所謂活化」。但若政府希望以此吸引旅客來消費，Billy認為，這純粹是政府的「一廂情願」。

在蘇嘉豪看來，活化舊區的最好方法，其實還是要民間智慧，讓市民主導，「但問題是，本土的中小企或者商會力量是弱的，導致這麼年來，這些舊區都無法搞得有聲有色。」於是，近十年間政府慢慢插手社區經濟，比如推出特色老店計劃、粉刷舊區舊樓外牆等等。但這些舉措最後都沒太大成效，如蘇嘉豪說的：每次都是頭幾天好精彩，後幾天就半死不活。

現在博企進場了。「博企有錢、有好多商業觸覺、國際網絡、動員能力，還有頗成熟的能力經驗。」蘇嘉豪認為博企主導搞活動的確有可取之處，但用最直接的話來說，「整個街區也變成了博企建築物的延伸」。

「賭業發展的時候，我們以前常常聽說『龍頭帶動龍身』，現在龍頭也成龍身了。澳門經濟是復甦，但本來的中小企就會出現壓縮問題。」蘇嘉豪說。

然而，政府說要讓博企落區搞活化，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希望博企「以大帶小」，引客入區。

林宇滔有着同樣的憂慮：他怕長此下去，政府說的「經濟適度多元」，最終只會變成博企的業務多元。「（以前）澳門區就是舊的歷史城區；去到氹仔，就是像拉斯維加斯的金光大道那樣，大家各有耍樂。」但現在邊界開始被政府逐漸擦走。

「我覺得政府帶頭搞壞了遊戲規則：政府應該做政府的事，博企是要負社會責任，但不是這樣負的。」林宇滔反問，「（政府）是不是想變成韓國那樣呢？三星那些大集團什麼都做好做滿。澳門是不是想走這條路呢？」在韓國，三星和幾家大財閥壟斷當地幾乎所有行業，韓國人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都難以離開這些大財團。

澳門是不是想變成韓國那樣？答案沒有人能說準，但博企已在自我調整。據端傳媒了解，為了針對政府的非博彩元素要求，六大博企在數年前已慢慢設立如企業傳訊及社會事務、社區及政府關係等部門，專門應對政府、與其商討事務。另有些博企會把非博彩元素項目，交由對外的「公共關係部」負責。

「未來十年、十五年，如無意外都是往這個方向走。」蘇嘉豪認為，現在政商關係已經完全不同了。不過在社會責任的緊箍咒底下，博企也非完全被動，他們還可以跟政府談判拉鋸：「我夠了，我不可能再分擔了。」

原因很簡單，因為博企對於政府來說，這個資源「是多功能的」：從看得見的活化投資，到看不見的對穩定社會的作用，都還是政府珍而重之的東西——「如果沒有博企發展，政治還可不可以這麼穩定呢？這個大家心中有數。」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高希、強哥、陳先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