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館」的日子（下）：我的工人朋友們，和他們的困境

【編按】今天，戰爭衝突、族群撕裂、剝削壓制和流離失所在如今資本全球化、父權制度和威權國家的共同裁製的世界中被不斷製造出來。「歷史終結」後全球一體化的願景僅持續了三十年，我們重又見證二十世紀冷戰的復歸；比起舊日的陣營，今天不再有主義之爭，政治光譜的參照系被擊潰，政黨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漸失效，隨之而來的是僅受地緣政治邏輯驅動的「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和「比爛主義」（WhatAboutism）。

「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是端傳媒的一個系列報導，受到提倡另類全球化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這句口號的啟發——「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廢墟之中，我們會紀錄那些試圖想象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嘗試。這個系列將持續關注從全球化矩陣上不同的邊緣位置中誕生，自下而上對抗新自由主義、威權國家與父權制的社會運動、替代性實踐，以及其中的抵抗技術與願景。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在今年春夏之交在不可抗力下關閉，它是全國唯一一家由民間打工者自己創辦的工藝博物館，於2008年5月1日正式開放，這15年來記錄了改革開放以來兩代農民工的歷史。它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也一度成為「新工人文化」的誕生地，在最繁榮的時期，那裡有著多種多樣矚目的「賦權」實踐和「社區營造」活動，高校老師與學者向工人授課的「工人文學小組」、為流動兒童開設的「同心實驗學校」、合作社性質的「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春晚、新工人樂團⋯⋯然而，在多重政治壓力下，強調「新工人文化」而「勞工權利」的實踐方向，也為其帶來了很多困境。本期「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我們邀請了曾經的皮村打工博物館的志願者，講述他在那裡的歷練與糾葛。

接下來我想講講我在皮村認識的幾位朋友。他們當中有的是需要一邊照顧家庭一邊在外打工的女性打工者，有的是遭遇欠薪需要獲得協助的工友，還有的是和我年紀相仿、從小隨父母在城邊村長大的年輕工人。我希望通過分享這些朋友的故事，可以幫助讀者更加直觀地了解到當時城邊村打工者的生存境遇。

我的老鄉：食堂女工J

直到今天，我還時常和身邊的朋友說起，貧困的工作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職裏」，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當然，這些女性所從事的工作工時長、工資低，仍然與工作領域的性別不平等有關。但是，單一地強調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對於貧困的女性來說並不適用。因為她們原本就沒有留在家中的資格。

首先要講的這位是來自機構食堂的姐姐J。儘管皮村擁有號稱匯聚了五湖四海平價美食的餐飲一條街，但機構仍然為員工和志願者提供了三餐。而三餐就是由J來負責的。從採購、加工、烹飪到清潔，十幾二十人的伙食全由J一人承擔，也不是一個輕鬆活兒。而由於預算有限，我們吃到的大多數時候也是土豆、茄子、豆角、西紅柿一類的常見北方蔬菜，葷是很少的。若是哪天食堂桌上有一鍋豬肉燉粉條，或是土豆雞塊，那便是開了葷了。至於口味，常是鹹辣口。不過由於機構裏大多還是北方人，也吃不得太辣，因而J不會按照老家的做法放大把辣子。我那時由於週中偶爾埋頭工作，到了週末則起太晚，容易錯過飯點，因而常有趕不上好菜的時候。J出於好心，會提醒我哪天開葷，早點去吃。現在想起來，我那會兒也確實忒刻苦了。不過也正因為常常遲到，我有機會和J在食堂扯閒天。有時大家都吃幹抹淨了，悶熱的食堂裏就剩我和J還在聊家鄉，聊家人，聊未來的打算。

J是一個爽朗幹練的女性，三十歲出頭，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頭染成棕黃的長發常是扎着馬尾辮，說話有挺重的南方口音，又保持着抑揚頓挫的節奏感，可以說很有特點。平日裏逢人常是喜笑顏開，但同我這個老鄉說話時卻偶爾透露出一點內心的焦灼和不安。她是跟着農村的老公一起到北京來打工的，老公和姐夫都在皮村北邊的廠子裏幹活。老公好像是木工，姐夫則是電工。家裏有兩個孩子，一個姐姐，一個弟弟。每到暑假便過來陪着爸媽。上學時候則要回老家去。姐姐很活潑開朗，應該是隨J的性子。弟弟反而文靜。每當聊起老家，孩子們都會挺激動。聽姐姐的描述，老家在大湖的邊上，視野開闊，一年種兩季水稻，每到雨季的時候，水汽氤氳。村子裏還有許多樹，是一個很美的地方。但是每每問起孩子是願意呆在老家還是北京，他們還是答要待在北京。畢竟是父母待着的地方。而他們一年也只有寒暑假的時間可以和父母待在一起，其它時候則是奶奶照看着。至於為什麼選擇來北京，我自然也問過J。J說，並不是說老家附近的城市就沒有工作。但在老家工廠上班的時候，一個月只能拿一千多。而丈夫也只能拿三四千。但是在北京，收入是老家的兩倍以上。對於他們這樣出身農村的家庭來說，是找不到更好的賺錢機會的。「現在什麼都要花錢，兩個孩子將來還不知道怎麼樣呢。」J常常這麼說。隨着第二年皮村房租的上漲，J明顯變得焦慮起來。那時，皮村由於周邊村子的拆遷，更多打工者涌入，房東似乎集體漲了房租。一個十五平米的單間也要從八九百塊漲到一千五。這讓J感嘆真正能存下來的錢越來越少了。

J的擔憂應該也是許多皮村打工者女性的擔憂。那時，由於和在博物館院子裏玩耍的孩子交情深，我熟識了一些家長。其中一位姐姐，興許是日夜操勞，三十來歲的年紀，頭髮已顯得有些稀疏，黑眼圈總是很濃重。他的小兒子常跟着我上街去發傳單，因而我能和她多說上幾句話。只是，她的閒工夫並不多。相比於J，她的丈夫並不能拿每月八九千的工資。為了補貼開支，她不得不同時打兩份工。白天在一家藥廠做包裝，夜裏則到另一家服裝小作坊去車線。小兒子一個人上學放學，晚餐經常是自己煮的方便面。即便是節假日，他也很難得到父母的陪伴。這樣同時打幾份工的女性在皮村也並不少。直到今天，我還時常和身邊的朋友說起，貧困的工作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職裏」，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當然，這些女性所從事的工作工時長、工資低，仍然與工作領域的性別不平等有關。但是，單一地強調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對於貧困的女性來說並不適用。因為她們原本就沒有留在家中的資格。受到階級出身、教育背景的影響，許多貧困女性也很難有機會去參與所謂的「就業培訓」，轉行做更有職業前景的工作。為了改善這些女性的境遇，不是應該嘗試改變這些工作本身的惡劣條件嗎？

另一方面，也確實要承認，許多打工者女性即便從事了社會上的工作，這些工作也往往與我們通常認為應該由女性承擔的母職工作有關，例如洗衣做飯、護理老人和病人、打掃衛生等等。我問J，你在機構給大夥做飯，回到家還要接着做飯、打掃衛生，會感到沒意思嗎？J說，可不是嗎？所以有時我也上倉庫去揀揀衣服，還能聊會兒天。我又問，那你想過換一份工作嘛？J說，你說換什麼工作，別的工作工資也很低呀。我點點頭，想到那時在藥廠貼標簽，一個月工資也不過三四千，還要倒班，累人。我還記得，有時司機怪飯菜不好吃，J常會頂回去說，不好吃下次自己做，交到老孃手裏的就這麼幾個錢，你們沒聽過「衆口難調」嘛。面對這種場景，我常是哂笑。但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大家輪流做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相比於現在主流社會將家務勞動都外包出去進行商品化，並沒有打破陳舊的性別分工——想想家政女工便可知一二，在小的單位裏打破職業分工，將照護勞動不分性別地進行分配，反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打破這一點。只是，那時我還沒有這樣的覺悟，提不出這樣的意見。

真正讓J感到害怕的還是意外。有一天我照常去食堂吃飯，還沒走到門裏邊，就聽見J在哭着說些什麼。走進去，便看到機構的幾位員工都圍着在安慰她呢。原來是J的姐夫去一個工廠裏維修電路的時候，被高壓電給電死了。J顛來倒去地說，好好的一個活人，怎麼突然就沒了。那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她都顯得消沉了許多。她也許是為姐夫的離開而痛苦，為姐姐的不幸遭遇而傷心，但應該也在為自己丈夫的安全而擔驚受怕。在皮村北邊那樣的小工廠裏，工作環境是絕對算不上安全的。至於木工，則是一個典型的高危工種，每天要和電鋸、台刨、鑽子、砂輪機打交道，偶爾受傷總是有的。我想起文學小組裏的微塵，也在皮村附近的一個木工廠上班，從早上七八點開始上工，經常要加班到夜裏十一二點才讓走。這樣的高強度、長時間工作是更加危險的。我問他，如果你提前下班會怎麼樣。他說，我也想過提前下班，甚至提出少要加班費，但領班說必須加班，沒有商量的餘地，否則這活就別幹了。對於工人們所接受的這樣的工作條件，我是時常感到慚愧的，因為我並沒有辦法真正改變什麼。而等到北京政府藉口大興火災而在城邊村大力推行清低的時候，我明顯感到J的憤怒和絕望。這使他們一家真正產生了離開北京的念頭。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飽受家暴之苦的單身母親Q

對於眼前這麼一個可憐的女性，機構選擇了暫時收留，並和她商量，讓她在倉庫裏幫忙整理二手衣服，發給她一定報酬，提供住處，好讓她能夠繼續看病和上訪。但正是這樣的決定引發了Q日後的不滿。Q並不認可機構是將她短期收留並做幫工的說法，而認為機構是正式僱傭她。於是她將機構告上了勞動仲裁庭。

如果說J所遇到的是一個在北京打工的農村女性的問題，那麼我所結識的另一位單身母親Q則好像揹負着更多的性別創傷和苦痛。J的幸運之處在於，她的丈夫待她算是不錯的。這也許得益於她比較自立，因而受不到男人的什麼欺負。但Q的不幸遭遇卻是從早年間丈夫對她的虐待開始的。

當我遇到Q的時候，她是一個看起來十分和善、身材豐滿的中年女性。不過，她有眼疾，總是從左眼裏流出膿水，看了很久也沒有看好。Q曾到博物館來和我進行過幾個小時的長談，我才知道她的人生歷程是多麼坎坷。據她自述，她小時候出生在湖北的一個農村，90年代一家人通過做農產品生意在鎮上開了店鋪，有了一些積蓄，並將戶口遷到了鎮裏。而她年輕時是愛趕時髦的那一波人，便從家裏要了一筆錢，在縣城開起了服裝店。正是在服裝店，她結識了日後的丈夫。丈夫家在縣城，在城裏有房，一開始對她也很好。這讓她答應了他的求婚。婚後不久，在婆婆的要求下，她將自己的服裝店盤了出去。但是，縣城的丈夫卻並沒有給她帶來什麼好日子。她發現丈夫的脾氣非常不好，且愛喝酒。由於懷疑她有外遇，他甚至在她懷孕的時候對她進行了好幾次家暴。最嚴重的一次將她打趴在地上。如果她當時沒有哭喊着爬出房門，請求鄰居的幫助，那麼她擔心她是活不到現在的。不過，她的第一個孩子也就這麼沒有了。自那以後，她便不敢回家，而是一個人住在火車道旁一間被廢棄的鐵皮屋裏。據說，她也沒有回孃家的原因是，自己的父母總是勸她回到丈夫身邊去，而丈夫的家人都認定她有外遇，揚言要教訓她，這讓她感到十分恐懼。

在火車道旁生活的日子同樣是艱辛的。那樣的鐵皮屋冬冷夏熱不說，每當有火車經過，Q都提心吊膽。Q說，那時她已經精神錯亂，聽到火車的鳴笛就以為是她的丈夫來找她了。她還總是害怕雷聲，而雷聲和火車經過時的振動聲，都讓她一度不敢走出屋子去。有時到了夜裏，還有什麼人用木棍敲打她的屋子，發出「哐哐」的巨響。不懂事的孩子則朝她的窗戶扔石塊。她老是擔心，是不是夫家知道她的住所了，要來繼續毆打她。等她的精神狀況稍好了一些，她才外出找事情做，靠在火車站為人搬運行李來掙錢，人稱「小黃帽」，搬一次五到十塊錢。一天下來至少餓不死。而那時除了她的一個姐姐偶爾探望，並沒有旁的關心她的人。關於精神疾病，她去過醫院，但病情時好時壞。她還曾去殘聯評殘，但最後也沒有拿到什麼補貼。而她兩次三番到北京來上訪，和她後來出生的女兒有關。在有了失去第一個孩子的痛苦記憶以後，她對女兒自然是百般呵護的。但正是在女兒就讀的一所市小學，發生了老師體罰女兒的情況。由於女兒的傷勢比較重，Q在家照顧了孩子幾個月。Q要求學校調取監控錄像，但老師和校長卻沒有答應這樣合理的要求。當Q找到教育局請求徹查卻無果以後，她開始了自己的上訪之路。

當我聽完Q的故事，我是感到十分無奈的。對於眼前這麼一個可憐的女性，機構選擇了暫時收留，並和她商量，讓她在倉庫裏幫忙整理二手衣服，發給她一定報酬，提供住處，好讓她能夠繼續看病和上訪。但正是這樣的決定引發了Q日後的不滿。Q並不認可機構是將她短期收留並做幫工的說法，而認為機構是正式僱傭她。於是她將機構告上了勞動仲裁庭。說起來，這件事是十分諷刺的：一個主張工人權益的公益機構，卻由於不能按照法律規定來保障職工權益而受到了干預。機構在收容和讓Q做幫工這一點上確實缺乏考慮。但正如我們在前文所提到的那樣，資金有限的機構對Q的幫助也只能到此為止了。我感嘆如果Q老家的婦聯、殘聯和教育部門能夠真的負起責任，Q和她的女兒不至於落到如此境地。而這些官方機構所擁有的資源是千萬倍於弱小的公益組織的，為什麼卻總是在關鍵的時候不能發揮實際作用呢？這件事也讓我意識到，幫助人確實是很複雜的一件事。不僅要考慮自己可以做什麼，更重要的是充分考慮受助者的情況和需要。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當時兌現自己的承諾，及時幫助Q進行網絡衆籌，使Q能夠直接獲得一筆捐助，而不是讓機構以類似短期僱傭的方式進行支持，對於Q和她的女兒來說是不是更合適。

Q的遭遇帶給我的震驚之處還在於，苦難竟然可以反覆地降臨在同一個人身上。我想許多人會習慣於將這樣的遭遇歸結於命運的無常。但我認為並不是這樣的。Q由於性別和精神病患者的身份而承受了多重的污名化，在屢屢被施暴時，又極度缺乏外界的支持。這使得她很難到主流社會中去尋求足夠的幫助，因而容易繼續暴露在缺乏保護的環境當中。儘管我很佩服她長期上訪的毅力和勇氣，也深知她為女兒被施暴而感到意難平。但我擔心通過上訪她並不能得到她想要的結果，而她的女兒在不穩定的成長環境中也將繼續受到傷害。

流動兒童K

想到K僅僅是幾千萬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中的一員，K所經歷的痛苦還有許多孩子也經歷過，我就感到戰慄不安。為什麼北京會成為如此一台充滿了特權和壓迫、殺人不眨眼的怪物機器呢？K說，每每走長安街，路過天安門，看到城樓上那句「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標語和毛的畫像，他都會激動不已。但在一個號稱「工人階級政權」的國度裏，k所遭遇的事日復一日地發生着，我只感到一切是那麼虛假和荒誕。

關於Q和機構的糾葛還有一件要事。但在這以前，我需要先講講另一位相關人——男孩K。我與K的相識非常偶然。全因博物館院子裏有幾張石磚砌成的露天乒乓球桌，K又恰好在隔壁親戚家的廠子裏幹活，因而常在得空時來院子裏打乒乓球。我和K就是通過打乒乓球認識的。那時，我和F常因活動吸引不來年輕人而煩惱，因而看到有同我們年齡相仿的人來院子裏活動，便格外留心一些。

K高高瘦瘦的個子，生來手腳寬大，喜歡運動，但性格卻十分內斂，不愛與陌生人多聊。那時恰巧是他在廠子裏工作幾個月，憋了一肚子的苦水，因而遇到我就一股腦傾吐了出來。K工作的廠子同樣是一家木工廠，主要生產傢俱，但規模類似於小作坊，所有人手加起來也不過十個人上下。儘管K的親戚已經對K有格外的照顧，但K作為一個高中便輟學的年輕人，仍然感到木工工作單調而乏味。K的父母是出於讓K掌握一門可以養活自己的手藝而將他送來的，但K到了工廠以後卻發現自己每天做的不過是給老師傅們鋸木材，因而難免感到有些失望。我去過K的宿舍。說起宿舍條件，似乎比我最初在機構住的集體宿舍還要舒服一些。但K的工作無疑要比我難熬許多。除此以外，他患有輕微的雙相情感障礙，那時正在吃藥。除去西藥，每天要自己熬中醫湯藥喝。由於沒有醫保，每個月花在治病上的錢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和K相處久了，我也逐漸了解了他並不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時期。他的老家在河南商丘。父母是典型的外出打工者，在K小學時就一直將K帶在身邊。同那些大部分時候留在老家、無法由父母親自撫養的孩子相比，K也許是幸運的。但K同時也是非常不幸的。由於父母工作的高流動性，K小學六年換了四所學校，平均每一年半就要換一個學校。這導致他缺乏穩定的同齡人關係網絡。許多時候，一旦搬到了另一所學校上學，原來的同學就很容易都疏遠了，甚至直接失去了聯繫。由於不能拿到北京的學籍，K也無法在公立學校就讀，而只能在民辦或公益性的流動兒童學校唸書。這也導致了他一旦上初中就要回到河南老家上學。K的初中時光同樣是苦悶的。由於北京和河南的學習環境和氛圍存在很大差異，K無法跟上老家的課堂節奏。除此以外，由於講一口京腔普通話，而不會說方言，他受到了老家同學的排擠。嚴重的時候，他受到過來自高年級同學的校園霸凌。這個時期的痛苦經歷使他形成了不愛說話、說話小聲的性格。

那麼，家庭會是他唯一可以獲得慰藉的地方嗎？其實也不是。由於父親在K年輕時時常打罵K的母親，K對自己的父親有非常深的憎恨情緒，並一度勸說自己的母親離開父親。但這對夫妻終究沒有離婚。我後來同K的父親當面對質過，責怪他給K和妻子造成的創傷。K的父親也表示非常自責，但這些創傷已經不可能抹平了。後來，K提出想到機構來工作。在搬離木工廠宿舍的那天路上，我聽到他用最髒最重的字眼來辱罵自己的父親，罵了一路。我想這樣的家庭關係應該已經是很難用什麼可以挽回的了。我想安慰K，但我覺得一切話語都十分蒼白無力。

那段時間，想到K僅僅是幾千萬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中的一員，K所經歷的痛苦還有許多孩子也經歷過，我就感到戰慄不安。我也想到J的兩個孩子，以及皮村一起同我發傳單的那些可愛的打工者的孩子們，他們可以避免這樣的苦難嗎？為什麼他們不能像在北京出生的孩子那樣，也獲得上學的學籍和升學的資格呢？或者，為什麼他們的父母不能在老家獲得足夠的收入，而必須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呢？為什麼北京會成為如此一台充滿了特權和壓迫、殺人不眨眼的怪物機器呢？K說，每每走長安街，路過天安門，看到城樓上那句「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標語和毛的畫像，他都會激動不已。我為他的相信而感動，為他是一個有純真理想的人而感動。但在一個號稱「工人階級政權」的國度裏，k所遭遇的事日復一日地發生着，我只感到一切是那麼虛假和荒誕。

K與我的差異並沒有隨着他進入到機構工作而被取消。由於社會企業和庫房缺人，他大部分時候在做回收二手衣物的工作，需要隨司機外出，或在倉庫裏分揀衣物。而我坐在辦公室裏辦公，更像一名「辦公室職員」。那時，機構出於對我工作的重視，還騰出博物館裏的一間空房給我一個人住——不過只有夏天能住，冬天沒有暖氣。而K住在了我之前住過的集體宿舍裏。這種差別讓我有些坐立難安。我想，這主要是由於我們所受教育的差別造成的。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公益組織裏，不是同樣存在着由職業分工所帶來的等級制度嗎？儘管我們的差距要比外面的世界小很多。

K所感受的不平等是不言而喻的。後來，機構希望K考駕照，這樣可以成為車隊司機，工資還能比我高一些。但不久之後，K的病就發作了。有一段時間，他夜夜睡不着，感到說不清的亢奮，於是就一個人拿着一根木棒在宿舍院子裏「巡邏」，把半夜起來上廁所的好幾位司機嚇了一大跳。到了白天，又開始犯困，乏力。現在回想起來，許多症狀可能是K所服用藥物的副作用導致的。後來病情加重，則是由於K偶爾沒有按時服用藥物。但我想那時我對他的關心是不夠的。我也缺乏照顧一個雙相患者的經驗。

最終發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給車隊司機幫忙，從外邊回來，聽說了K被警察帶走的消息。是Q報的警。Q說，趁她到食堂吃午飯的功夫，K猥褻了她的女兒。說實話，由於Q和K都患有精神疾病，我們那時是既感到震驚，又感到不知所措的。直到今天，沒有人知道那天中午究竟發生過什麼。K在拘留所裏被關了好幾個月。Q則在狀告機構以後也很快離開了。K被放出來的時候，我也已經離開了機構。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K。但後來聽說他被父母送回了老家住院。再往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

司機Y艱難的討薪維權路

對於Y來說，如果他日後再遇到這樣的事情，他也許會更加熟悉基本的法律流程，但他仍然很難獨自一人寫好仲裁申請書，應對庭上可能出現的責難。即便作為政府認定的農民工，Y可以要求為他指定公益律師，但對於Y這樣的狀況來說，他仍然等不起。因而，儘管我在日後還嘗試多次協助打工者維權，但我深知法律維權的侷限性。

Y是湖北襄樊人，一頭短發顯得有些花白，皮膚黝黑，笑起來臉上有很多皺紋。看上去比實際年紀要大一些。不知是什麼緣故，帶有方言口音的話時常讓我聽得不太明白。加上說話說急眼時總是帶有一點習慣性的結巴，我們交流起來會有一些阻礙。他第一次來博物館的院子裏找我，是10月份的一個下午。那時天氣已經轉冷，秋風刮到人的臉上，令人產生一絲涼意。據Y說，他工作了兩年有餘的那家運輸公司拖欠了他兩個月的工資。按照慣例，老闆在過年前也會剋扣司機工資，直到過年期間才將一部分款打到工人的銀行卡，而拖欠的工資款要等到工人來年報到時再面對面現金給付。據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有司機不辭而別，造成公司人手不足的損失。可見這家公司是欠薪的慣犯。

從法理上來說，這家公司是沒有什麼可以自辨的理由的。但是，工人要按照法律程序拿到被拖欠的工資，卻絕非一件簡單的事。首先，工人要使自己的糾紛進入勞動法體系的適用範圍，就必須證明自己與公司是法律上的勞動關係。而證明這一關係的最好證據是勞動合同。但是，在城邊村的打工者群體當中，與用工方簽訂勞動合同反而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我當時問Y，老闆和你們簽了紙質版的勞動合同嗎？Y說，簽了，但是僅簽的一份都收在老闆的櫃子裏，並沒有發過給工人自己。這樣的話，Y實際上拿不到紙質合同作證，這份合同相當於是白簽的。這其實也是老闆們常用來應付打工者的招數。明面上並沒有違反簽訂勞動合同的規定，但沒有做到一式兩份，每人一份。這樣，老闆不僅有擅自篡改合同內容的機會，還能讓打工者抓不到太大的把柄。我又問Y，那麼你有工資條、銀行工資流水、工作服和與老闆的談話錄音這樣的證據可以證明你們的勞動關係嗎？Y也回答沒有。實際上，Y的銀行卡上有相關流水，但由於打款方並不是公司法人，且打款時斷時續（老闆有時是現金發款的），也不是一個有力證據。

迫不得已之下，我只能假裝成「官方工會」工作人員，打通公司老闆的電話，以接到投訴要開展調查的名義，進行了問話，並以錄音形式收集到了真正有效的證據。有了這張底牌，我們不再擔心Y的老闆會徹底耍賴。不過由於走法律程序太過耗時，Y急着拿回工資回家過年，我又陪同Y到他工作所在的公司，和他的老闆面談，希望通過協商的方式可以更迅速地解決這件事。但是，我們卻遭到了老闆歇斯底里的破口大罵。Y在他的口中不僅是一個笨蛋，而且是一個什麼也幹不好的失敗者。當老闆得知我已經通過電話的方式留取了證據，他不僅罵我為「漢奸」，還威脅說要找黑道上的人來擺平這件事。事情的原委確實比Y向我訴說的要複雜一點。原來Y一個月前出車時在一條下高速公路的車道上撞壞了公司的車。老闆才決定以此為理由剋扣Y的工資。但是，公司的車其實都是上了保險的。即便經過保險賠付，Y仍要承擔一部分公司的損失費用，公司也並不能以連續剋扣工資的方式來懲罰員工。看到老闆不願意妥協，我和Y只能踏上了法律維權的道路。經過此次談判，我也被Y老闆的霸道給震驚了。在回博物館的路上，我問Y，你的老闆平日裏也是這樣對待你們的嗎？他說是。但他轉而又說，給別人打工，又有什麼辦法呢？我一時語塞。

法律維權的路子確實比我預想的還要艱辛一些。儘管這家運輸公司的工作地是在朝陽區，但註冊地卻在平谷區。因而在整理好了仲裁申請書和附件以後，我們不得不跑到幾十公里以外的平谷仲裁委去遞交材料。這樣，光是乘坐公交的來回就花去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接下去就是漫長的等待審理的時間。令我們意料不到的是，由於過年前申請仲裁的人太多，我們的案子排到了年後才開庭。但是Y已經並不打算回到這家公司上班了——甚至不打算回到北京。由於Y着急回家，中間他又找老闆鬧了幾回，並請來他的老父親前來協助，但都沒有成效。為了逼迫Y的老闆讓步，我同Y又到本區的勞動監察大隊去投訴。在多重壓力之下，Y的老闆終於在過年之前給付了拖欠的工資。不過，現在想起來，那位老闆也可以完全拖到年後開庭的。但是，也許是仲裁通知書上數倍於拖欠工資的賠償金請求，令他感到慌亂了吧。

其實，在這次維權經過中，我還陪同Y上過最近的鄉政府勞動科和官方工會去尋求過幫助，但都吃了閉門羹。這次維權讓我意識到工人要解決自己權益受損的問題是多麼地困難。我在想，如果Y沒有機構的協助，他要花多長時間在討薪上，能不能順利通過那些繁瑣的法律程序。畢竟，他在北京並沒有親人，也沒有靠得住的老鄉和朋友了。不過，我仍然意識到這樣的幫助是十分有限的。對於Y工作過的公司來說，那些留下來的工人或許還是難以改變被老闆貶低、辱罵和剋扣工資的境遇。對於Y來說，如果他日後再遇到這樣的事情，他也許會更加熟悉基本的法律流程，但他仍然很難獨自一人寫好仲裁申請書，應對庭上可能出現的責難。即便作為政府認定的農民工，Y可以要求為他指定公益律師，但對於Y這樣的狀況來說，他仍然等不起。

因而，儘管我在日後還嘗試多次協助打工者維權，但我深知法律維權的侷限性。另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是，由於在老家找不到合適工作，Y在第二年還是來到了北京找工作。後來，Y成為了機構的司機。儘管工資要比他在運輸公司掙的少許多，但他還是幹了好幾年。我不知道他堅持下來，是不是出於對機構的某種報恩。但在他的內心，也許發生了某種變化，意識到希望還是存在的。儘管這種希望很弱小，如同路邊的一棵野草，很容易就可以遭到清除。

尾聲

將現代化等同於城市化，將社會進步等同於物質生產上的無限充裕，實在是非常值得拷問的觀念。但是，卻是這種觀念塑造了我們當今社會的結構進程。我們不得不用這種「進步」觀念抹除了地方和民族傳統的差異，與此同時卻擴大了不同區域在經濟和政治文化權力上的差距。

離開機構以後，幾經輾轉和冒險，我陰差陽錯地來到農村，在農村過上了耕讀的生活。期間，我又曾回到博物館去拜訪過幾次。只是，每次去的心境已經大不一樣。

我仍然記得，博物館的最後一間展廳裏，擺放着這樣一塊展板，上面的標題寫着：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在農村生活的日子裏，我擁有了對這樣的結論更加切身的感受。村小沒有了，衛生所連幾塊錢的破傷風也打不了，年輕人都去了縣城，或是更大的城市，連農村的風土人文也只有在作為旅遊景觀的時候才能重新被看見。在這樣一個資源被城市中心所定義和掌握的結構當中，大部分農村註定只會繼續衰敗下去。

但是我又感到，我對這樣的結論是仍然存在着不滿的。當我們提到用「新工人」取代「農民工」這樣的稱呼的時候，我們似乎隱含地認為城市相比於鄉村，是更加進步的存在。從事工業生產的工人相比於農民，是更加進步的存在。而在這樣的觀念下，我們才會認為農民工爭取待在城市，成為「真正的工人」——具備自為的階級意識並作為一個階級整體而鬥爭，是一個理想的未來。

當然，打破一切阻礙農民以及其它群體遷徙的制度因素，並使得ta們可以在資源集中的地方享有生活的公共福利，仍然是一件尚未完成但意義非凡的事。只是，我感到將現代化等同於城市化，將社會進步等同於物質生產上的無限充裕，實在是非常值得拷問的觀念。但是，卻是這種觀念塑造了我們當今社會的結構進程。很少有人可以自外於其中。我們不得不用這種「進步」觀念抹除了地方和民族傳統的差異，與此同時卻擴大了不同區域在經濟和政治文化權力上的差距。同樣，我也並不認為促進階層流動是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因為這不但否認了我們的社會機制在不斷擴大分化，還在實際上打算棄那些受壓迫者於不顧。

儘管我如此深入地參與了為來到城市的打工者維權的工作，但我時常懷疑我們的工作的真正價值。當我站在城市的中心地帶，觀看着這些高聳入雲的尖塔，繁複的高架橋，擁堵的汽車，璀璨的燈光，我會感嘆人類的勞動可以創造出多麼迥異於自然的奇觀。但是，我不知道這樣的勞動是不是真正有價值的。或者說，我對於是否有價值保持着敞開的態度。如果這樣的勞動使得付出勞動的人感覺不到幸福，彼此之間沒有感到更多的關愛和溫暖，我會認為這樣的勞動是很可疑的。另一方面，事實是，這樣的勞動只是便利了人類當中的一部分人，並且加劇了另一部分人在身心上所受的傷害。我們建立了一個又一個如此龐大的城市，創造了一套又一套繁忙的工作機制，以至於需要越來越密集的公路，越來越快的交通工具，需要越來越多的外賣和快遞員供我們驅使，以維持和擴張這樣的秩序。有時我為那些付出最多勞動的勞碌者而感到不值。

我在想，如果有另一種選擇，這些打工者還會不會做出過去的那些選擇。當然，我非常明白，很多時候，並沒有另一種選擇。打工者今天所面臨的所謂自由選擇並非是真正「自由」的。但建立起另一種可能性，嘗試更多的生活路徑，也並不是多麼容易的事。如果說我還有什麼夢想的話，那就是參與到這樣的事業中去，而不是在困苦面前蹉跎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