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馆”的日子(下):我的工人朋友们,和他们的困境

将现代化等同于城市化,将社会进步等同于物质生产,实在是非常值得拷问的观念。但却是这种观念塑造了我们当今社会的进程。

【编按】今天,战争冲突、族群撕裂、剥削压制和流离失所在如今资本全球化、父权制度和威权国家的共同裁制的世界中被不断制造出来。“历史终结”后全球一体化的愿景仅持续了三十年,我们重又见证二十世纪冷战的复归;比起旧日的阵营,今天不再有主义之争,政治光谱的参照系被击溃,政党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渐失效,随之而来的是仅受地缘政治逻辑驱动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和“比烂主义”(WhatAboutism)。

“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是端传媒的一个系列报导,受到提倡另类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这句口号的启发——“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废墟之中,我们会纪录那些试图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尝试。这个系列将持续关注从全球化矩阵上不同的边缘位置中诞生,自下而上对抗新自由主义、威权国家与父权制的社会运动、替代性实践,以及其中的抵抗技术与愿景。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今年春夏之交在不可抗力下关闭,它是全国唯一一家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工艺博物馆,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开放,这15年来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两代农民工的历史。它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也一度成为“新工人文化”的诞生地,在最繁荣的时期,那里有著多种多样瞩目的“赋权”实践和“社区营造”活动,高校老师与学者向工人授课的“工人文学小组”、为流动儿童开设的“同心实验学校”、合作社性质的“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春晚、新工人乐团⋯⋯然而,在多重政治压力下,强调“新工人文化”而“劳工权利”的实践方向,也为其带来了很多困境。本期“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我们邀请了曾经的皮村打工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述他在那里的历练与纠葛。

接下来我想讲讲我在皮村认识的几位朋友。他们当中有的是需要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外打工的女性打工者,有的是遭遇欠薪需要获得协助的工友,还有的是和我年纪相仿、从小随父母在城边村长大的年轻工人。我希望通过分享这些朋友的故事,可以帮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时城边村打工者的生存境遇。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展示了流动工人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网上图片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展示了流动工人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网上图片

我的老乡:食堂女工J

直到今天,我还时常和身边的朋友说起,贫困的工作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职里”,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当然,这些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工时长、工资低,仍然与工作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有关。但是,单一地强调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对于贫困的女性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她们原本就没有留在家中的资格。

首先要讲的这位是来自机构食堂的姐姐J。尽管皮村拥有号称汇聚了五湖四海平价美食的餐饮一条街,但机构仍然为员工和志愿者提供了三餐。而三餐就是由J来负责的。从采购、加工、烹饪到清洁,十几二十人的伙食全由J一人承担,也不是一个轻松活儿。而由于预算有限,我们吃到的大多数时候也是土豆、茄子、豆角、西红柿一类的常见北方蔬菜,荤是很少的。若是哪天食堂桌上有一锅猪肉炖粉条,或是土豆鸡块,那便是开了荤了。至于口味,常是咸辣口。不过由于机构里大多还是北方人,也吃不得太辣,因而J不会按照老家的做法放大把辣子。我那时由于周中偶尔埋头工作,到了周末则起太晚,容易错过饭点,因而常有赶不上好菜的时候。J出于好心,会提醒我哪天开荤,早点去吃。现在想起来,我那会儿也确实忒刻苦了。不过也正因为常常迟到,我有机会和J在食堂扯闲天。有时大家都吃干抹净了,闷热的食堂里就剩我和J还在聊家乡,聊家人,聊未来的打算。

J是一个爽朗干练的女性,三十岁出头,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头染成棕黄的长发常是扎着马尾辫,说话有挺重的南方口音,又保持着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可以说很有特点。平日里逢人常是喜笑颜开,但同我这个老乡说话时却偶尔透露出一点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她是跟着农村的老公一起到北京来打工的,老公和姐夫都在皮村北边的厂子里干活。老公好像是木工,姐夫则是电工。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每到暑假便过来陪着爸妈。上学时候则要回老家去。姐姐很活泼开朗,应该是随J的性子。弟弟反而文静。每当聊起老家,孩子们都会挺激动。听姐姐的描述,老家在大湖的边上,视野开阔,一年种两季水稻,每到雨季的时候,水汽氤氲。村子里还有许多树,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每每问起孩子是愿意呆在老家还是北京,他们还是答要待在北京。毕竟是父母待着的地方。而他们一年也只有寒暑假的时间可以和父母待在一起,其它时候则是奶奶照看着。至于为什么选择来北京,我自然也问过J。J说,并不是说老家附近的城市就没有工作。但在老家工厂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只能拿一千多。而丈夫也只能拿三四千。但是在北京,收入是老家的两倍以上。对于他们这样出身农村的家庭来说,是找不到更好的赚钱机会的。“现在什么都要花钱,两个孩子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J常常这么说。随着第二年皮村房租的上涨,J明显变得焦虑起来。那时,皮村由于周边村子的拆迁,更多打工者涌入,房东似乎集体涨了房租。一个十五平米的单间也要从八九百块涨到一千五。这让J感叹真正能存下来的钱越来越少了。

J的担忧应该也是许多皮村打工者女性的担忧。那时,由于和在博物馆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交情深,我熟识了一些家长。其中一位姐姐,兴许是日夜操劳,三十来岁的年纪,头发已显得有些稀疏,黑眼圈总是很浓重。他的小儿子常跟着我上街去发传单,因而我能和她多说上几句话。只是,她的闲工夫并不多。相比于J,她的丈夫并不能拿每月八九千的工资。为了补贴开支,她不得不同时打两份工。白天在一家药厂做包装,夜里则到另一家服装小作坊去车线。小儿子一个人上学放学,晚餐经常是自己煮的方便面。即便是节假日,他也很难得到父母的陪伴。这样同时打几份工的女性在皮村也并不少。直到今天,我还时常和身边的朋友说起,贫困的工作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职里”,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当然,这些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工时长、工资低,仍然与工作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有关。但是,单一地强调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对于贫困的女性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她们原本就没有留在家中的资格。受到阶级出身、教育背景的影响,许多贫困女性也很难有机会去参与所谓的“就业培训”,转行做更有职业前景的工作。为了改善这些女性的境遇,不是应该尝试改变这些工作本身的恶劣条件吗?

另一方面,也确实要承认,许多打工者女性即便从事了社会上的工作,这些工作也往往与我们通常认为应该由女性承担的母职工作有关,例如洗衣做饭、护理老人和病人、打扫卫生等等。我问J,你在机构给大伙做饭,回到家还要接着做饭、打扫卫生,会感到没意思吗?J说,可不是吗?所以有时我也上仓库去拣拣衣服,还能聊会儿天。我又问,那你想过换一份工作嘛?J说,你说换什么工作,别的工作工资也很低呀。我点点头,想到那时在药厂贴标签,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三四千,还要倒班,累人。我还记得,有时司机怪饭菜不好吃,J常会顶回去说,不好吃下次自己做,交到老娘手里的就这么几个钱,你们没听过“众口难调”嘛。面对这种场景,我常是哂笑。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大家轮流做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相比于现在主流社会将家务劳动都外包出去进行商品化,并没有打破陈旧的性别分工——想想家政女工便可知一二,在小的单位里打破职业分工,将照护劳动不分性别地进行分配,反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打破这一点。只是,那时我还没有这样的觉悟,提不出这样的意见。

真正让J感到害怕的还是意外。有一天我照常去食堂吃饭,还没走到门里边,就听见J在哭着说些什么。走进去,便看到机构的几位员工都围着在安慰她呢。原来是J的姐夫去一个工厂里维修电路的时候,被高压电给电死了。J颠来倒去地说,好好的一个活人,怎么突然就没了。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显得消沉了许多。她也许是为姐夫的离开而痛苦,为姐姐的不幸遭遇而伤心,但应该也在为自己丈夫的安全而担惊受怕。在皮村北边那样的小工厂里,工作环境是绝对算不上安全的。至于木工,则是一个典型的高危工种,每天要和电锯、台刨、钻子、砂轮机打交道,偶尔受伤总是有的。我想起文学小组里的微尘,也在皮村附近的一个木工厂上班,从早上七八点开始上工,经常要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才让走。这样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是更加危险的。我问他,如果你提前下班会怎么样。他说,我也想过提前下班,甚至提出少要加班费,但领班说必须加班,没有商量的余地,否则这活就别干了。对于工人们所接受的这样的工作条件,我是时常感到惭愧的,因为我并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什么。而等到北京政府借口大兴火灾而在城边村大力推行清低的时候,我明显感到J的愤怒和绝望。这使他们一家真正产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展示一张画作。摄影:沈佳如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展示一张画作。摄影:沈佳如

饱受家暴之苦的单身母亲Q

对于眼前这么一个可怜的女性,机构选择了暂时收留,并和她商量,让她在仓库里帮忙整理二手衣服,发给她一定报酬,提供住处,好让她能够继续看病和上访。但正是这样的决定引发了Q日后的不满。Q并不认可机构是将她短期收留并做帮工的说法,而认为机构是正式雇佣她。于是她将机构告上了劳动仲裁庭。

如果说J所遇到的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农村女性的问题,那么我所结识的另一位单身母亲Q则好像揹负着更多的性别创伤和苦痛。J的幸运之处在于,她的丈夫待她算是不错的。这也许得益于她比较自立,因而受不到男人的什么欺负。但Q的不幸遭遇却是从早年间丈夫对她的虐待开始的。

当我遇到Q的时候,她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和善、身材丰满的中年女性。不过,她有眼疾,总是从左眼里流出脓水,看了很久也没有看好。Q曾到博物馆来和我进行过几个小时的长谈,我才知道她的人生历程是多么坎坷。据她自述,她小时候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农村,90年代一家人通过做农产品生意在镇上开了店铺,有了一些积蓄,并将户口迁到了镇里。而她年轻时是爱赶时髦的那一波人,便从家里要了一笔钱,在县城开起了服装店。正是在服装店,她结识了日后的丈夫。丈夫家在县城,在城里有房,一开始对她也很好。这让她答应了他的求婚。婚后不久,在婆婆的要求下,她将自己的服装店盘了出去。但是,县城的丈夫却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日子。她发现丈夫的脾气非常不好,且爱喝酒。由于怀疑她有外遇,他甚至在她怀孕的时候对她进行了好几次家暴。最严重的一次将她打趴在地上。如果她当时没有哭喊着爬出房门,请求邻居的帮助,那么她担心她是活不到现在的。不过,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这么没有了。自那以后,她便不敢回家,而是一个人住在火车道旁一间被废弃的铁皮屋里。据说,她也没有回娘家的原因是,自己的父母总是劝她回到丈夫身边去,而丈夫的家人都认定她有外遇,扬言要教训她,这让她感到十分恐惧。

在火车道旁生活的日子同样是艰辛的。那样的铁皮屋冬冷夏热不说,每当有火车经过,Q都提心吊胆。Q说,那时她已经精神错乱,听到火车的鸣笛就以为是她的丈夫来找她了。她还总是害怕雷声,而雷声和火车经过时的振动声,都让她一度不敢走出屋子去。有时到了夜里,还有什么人用木棍敲打她的屋子,发出“哐哐”的巨响。不懂事的孩子则朝她的窗户扔石块。她老是担心,是不是夫家知道她的住所了,要来继续殴打她。等她的精神状况稍好了一些,她才外出找事情做,靠在火车站为人搬运行李来挣钱,人称“小黄帽”,搬一次五到十块钱。一天下来至少饿不死。而那时除了她的一个姐姐偶尔探望,并没有旁的关心她的人。关于精神疾病,她去过医院,但病情时好时坏。她还曾去残联评残,但最后也没有拿到什么补贴。而她两次三番到北京来上访,和她后来出生的女儿有关。在有了失去第一个孩子的痛苦记忆以后,她对女儿自然是百般呵护的。但正是在女儿就读的一所市小学,发生了老师体罚女儿的情况。由于女儿的伤势比较重,Q在家照顾了孩子几个月。Q要求学校调取监控录像,但老师和校长却没有答应这样合理的要求。当Q找到教育局请求彻查却无果以后,她开始了自己的上访之路。

当我听完Q的故事,我是感到十分无奈的。对于眼前这么一个可怜的女性,机构选择了暂时收留,并和她商量,让她在仓库里帮忙整理二手衣服,发给她一定报酬,提供住处,好让她能够继续看病和上访。但正是这样的决定引发了Q日后的不满。Q并不认可机构是将她短期收留并做帮工的说法,而认为机构是正式雇佣她。于是她将机构告上了劳动仲裁庭。说起来,这件事是十分讽刺的:一个主张工人权益的公益机构,却由于不能按照法律规定来保障职工权益而受到了干预。机构在收容和让Q做帮工这一点上确实缺乏考虑。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资金有限的机构对Q的帮助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感叹如果Q老家的妇联、残联和教育部门能够真的负起责任,Q和她的女儿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而这些官方机构所拥有的资源是千万倍于弱小的公益组织的,为什么却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呢?这件事也让我意识到,帮助人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不仅要考虑自己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受助者的情况和需要。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兑现自己的承诺,及时帮助Q进行网络众筹,使Q能够直接获得一笔捐助,而不是让机构以类似短期雇佣的方式进行支持,对于Q和她的女儿来说是不是更合适。

Q的遭遇带给我的震惊之处还在于,苦难竟然可以反复地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我想许多人会习惯于将这样的遭遇归结于命运的无常。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Q由于性别和精神病患者的身份而承受了多重的污名化,在屡屡被施暴时,又极度缺乏外界的支持。这使得她很难到主流社会中去寻求足够的帮助,因而容易继续暴露在缺乏保护的环境当中。尽管我很佩服她长期上访的毅力和勇气,也深知她为女儿被施暴而感到意难平。但我担心通过上访她并不能得到她想要的结果,而她的女儿在不稳定的成长环境中也将继续受到伤害。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展品。摄影:沈佳如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展品。摄影:沈佳如

流动儿童K

想到K仅仅是几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的一员,K所经历的痛苦还有许多孩子也经历过,我就感到战栗不安。为什么北京会成为如此一台充满了特权和压迫、杀人不眨眼的怪物机器呢?K说,每每走长安街,路过天安门,看到城楼上那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和毛的画像,他都会激动不已。但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政权”的国度里,k所遭遇的事日复一日地发生着,我只感到一切是那么虚假和荒诞。

关于Q和机构的纠葛还有一件要事。但在这以前,我需要先讲讲另一位相关人——男孩K。我与K的相识非常偶然。全因博物馆院子里有几张石砖砌成的露天乒乓球桌,K又恰好在隔壁亲戚家的厂子里干活,因而常在得空时来院子里打乒乓球。我和K就是通过打乒乓球认识的。那时,我和F常因活动吸引不来年轻人而烦恼,因而看到有同我们年龄相仿的人来院子里活动,便格外留心一些。

K高高瘦瘦的个子,生来手脚宽大,喜欢运动,但性格却十分内敛,不爱与陌生人多聊。那时恰巧是他在厂子里工作几个月,憋了一肚子的苦水,因而遇到我就一股脑倾吐了出来。K工作的厂子同样是一家木工厂,主要生产家具,但规模类似于小作坊,所有人手加起来也不过十个人上下。尽管K的亲戚已经对K有格外的照顾,但K作为一个高中便辍学的年轻人,仍然感到木工工作单调而乏味。K的父母是出于让K掌握一门可以养活自己的手艺而将他送来的,但K到了工厂以后却发现自己每天做的不过是给老师傅们锯木材,因而难免感到有些失望。我去过K的宿舍。说起宿舍条件,似乎比我最初在机构住的集体宿舍还要舒服一些。但K的工作无疑要比我难熬许多。除此以外,他患有轻微的双相情感障碍,那时正在吃药。除去西药,每天要自己熬中医汤药喝。由于没有医保,每个月花在治病上的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和K相处久了,我也逐渐了解了他并不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的老家在河南商丘。父母是典型的外出打工者,在K小学时就一直将K带在身边。同那些大部分时候留在老家、无法由父母亲自抚养的孩子相比,K也许是幸运的。但K同时也是非常不幸的。由于父母工作的高流动性,K小学六年换了四所学校,平均每一年半就要换一个学校。这导致他缺乏稳定的同龄人关系网络。许多时候,一旦搬到了另一所学校上学,原来的同学就很容易都疏远了,甚至直接失去了联系。由于不能拿到北京的学籍,K也无法在公立学校就读,而只能在民办或公益性的流动儿童学校念书。这也导致了他一旦上初中就要回到河南老家上学。K的初中时光同样是苦闷的。由于北京和河南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存在很大差异,K无法跟上老家的课堂节奏。除此以外,由于讲一口京腔普通话,而不会说方言,他受到了老家同学的排挤。严重的时候,他受到过来自高年级同学的校园霸凌。这个时期的痛苦经历使他形成了不爱说话、说话小声的性格。

那么,家庭会是他唯一可以获得慰藉的地方吗?其实也不是。由于父亲在K年轻时时常打骂K的母亲,K对自己的父亲有非常深的憎恨情绪,并一度劝说自己的母亲离开父亲。但这对夫妻终究没有离婚。我后来同K的父亲当面对质过,责怪他给K和妻子造成的创伤。K的父亲也表示非常自责,但这些创伤已经不可能抹平了。后来,K提出想到机构来工作。在搬离木工厂宿舍的那天路上,我听到他用最脏最重的字眼来辱骂自己的父亲,骂了一路。我想这样的家庭关系应该已经是很难用什么可以挽回的了。我想安慰K,但我觉得一切话语都十分苍白无力。

那段时间,想到K仅仅是几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的一员,K所经历的痛苦还有许多孩子也经历过,我就感到战栗不安。我也想到J的两个孩子,以及皮村一起同我发传单的那些可爱的打工者的孩子们,他们可以避免这样的苦难吗?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在北京出生的孩子那样,也获得上学的学籍和升学的资格呢?或者,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不能在老家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必须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呢?为什么北京会成为如此一台充满了特权和压迫、杀人不眨眼的怪物机器呢?K说,每每走长安街,路过天安门,看到城楼上那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和毛的画像,他都会激动不已。我为他的相信而感动,为他是一个有纯真理想的人而感动。但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政权”的国度里,k所遭遇的事日复一日地发生着,我只感到一切是那么虚假和荒诞。

K与我的差异并没有随着他进入到机构工作而被取消。由于社会企业和库房缺人,他大部分时候在做回收二手衣物的工作,需要随司机外出,或在仓库里分拣衣物。而我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更像一名“办公室职员”。那时,机构出于对我工作的重视,还腾出博物馆里的一间空房给我一个人住——不过只有夏天能住,冬天没有暖气。而K住在了我之前住过的集体宿舍里。这种差别让我有些坐立难安。我想,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所受教育的差别造成的。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公益组织里,不是同样存在着由职业分工所带来的等级制度吗?尽管我们的差距要比外面的世界小很多。

K所感受的不平等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机构希望K考驾照,这样可以成为车队司机,工资还能比我高一些。但不久之后,K的病就发作了。有一段时间,他夜夜睡不着,感到说不清的亢奋,于是就一个人拿着一根木棒在宿舍院子里“巡逻”,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好几位司机吓了一大跳。到了白天,又开始犯困,乏力。现在回想起来,许多症状可能是K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后来病情加重,则是由于K偶尔没有按时服用药物。但我想那时我对他的关心是不够的。我也缺乏照顾一个双相患者的经验。

最终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给车队司机帮忙,从外边回来,听说了K被警察带走的消息。是Q报的警。Q说,趁她到食堂吃午饭的功夫,K猥亵了她的女儿。说实话,由于Q和K都患有精神疾病,我们那时是既感到震惊,又感到不知所措的。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那天中午究竟发生过什么。K在拘留所里被关了好几个月。Q则在状告机构以后也很快离开了。K被放出来的时候,我也已经离开了机构。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K。但后来听说他被父母送回了老家住院。再往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展品。摄影:沈佳如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展品。摄影:沈佳如

司机Y艰难的讨薪维权路

对于Y来说,如果他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许会更加熟悉基本的法律流程,但他仍然很难独自一人写好仲裁申请书,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责难。即便作为政府认定的农民工,Y可以要求为他指定公益律师,但对于Y这样的状况来说,他仍然等不起。因而,尽管我在日后还尝试多次协助打工者维权,但我深知法律维权的局限性。

Y是湖北襄樊人,一头短发显得有些花白,皮肤黝黑,笑起来脸上有很多皱纹。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大一些。不知是什么缘故,带有方言口音的话时常让我听得不太明白。加上说话说急眼时总是带有一点习惯性的结巴,我们交流起来会有一些阻碍。他第一次来博物馆的院子里找我,是10月份的一个下午。那时天气已经转冷,秋风刮到人的脸上,令人产生一丝凉意。据Y说,他工作了两年有余的那家运输公司拖欠了他两个月的工资。按照惯例,老板在过年前也会克扣司机工资,直到过年期间才将一部分款打到工人的银行卡,而拖欠的工资款要等到工人来年报到时再面对面现金给付。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司机不辞而别,造成公司人手不足的损失。可见这家公司是欠薪的惯犯。

从法理上来说,这家公司是没有什么可以自辨的理由的。但是,工人要按照法律程序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却绝非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工人要使自己的纠纷进入劳动法体系的适用范围,就必须证明自己与公司是法律上的劳动关系。而证明这一关系的最好证据是劳动合同。但是,在城边村的打工者群体当中,与用工方签订劳动合同反而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我当时问Y,老板和你们签了纸质版的劳动合同吗?Y说,签了,但是仅签的一份都收在老板的柜子里,并没有发过给工人自己。这样的话,Y实际上拿不到纸质合同作证,这份合同相当于是白签的。这其实也是老板们常用来应付打工者的招数。明面上并没有违反签订劳动合同的规定,但没有做到一式两份,每人一份。这样,老板不仅有擅自篡改合同内容的机会,还能让打工者抓不到太大的把柄。我又问Y,那么你有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工作服和与老板的谈话录音这样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的劳动关系吗?Y也回答没有。实际上,Y的银行卡上有相关流水,但由于打款方并不是公司法人,且打款时断时续(老板有时是现金发款的),也不是一个有力证据。

迫不得已之下,我只能假装成“官方工会”工作人员,打通公司老板的电话,以接到投诉要开展调查的名义,进行了问话,并以录音形式收集到了真正有效的证据。有了这张底牌,我们不再担心Y的老板会彻底耍赖。不过由于走法律程序太过耗时,Y急着拿回工资回家过年,我又陪同Y到他工作所在的公司,和他的老板面谈,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可以更迅速地解决这件事。但是,我们却遭到了老板歇斯底里的破口大骂。Y在他的口中不仅是一个笨蛋,而且是一个什么也干不好的失败者。当老板得知我已经通过电话的方式留取了证据,他不仅骂我为“汉奸”,还威胁说要找黑道上的人来摆平这件事。事情的原委确实比Y向我诉说的要复杂一点。原来Y一个月前出车时在一条下高速公路的车道上撞坏了公司的车。老板才决定以此为理由克扣Y的工资。但是,公司的车其实都是上了保险的。即便经过保险赔付,Y仍要承担一部分公司的损失费用,公司也并不能以连续克扣工资的方式来惩罚员工。看到老板不愿意妥协,我和Y只能踏上了法律维权的道路。经过此次谈判,我也被Y老板的霸道给震惊了。在回博物馆的路上,我问Y,你的老板平日里也是这样对待你们的吗?他说是。但他转而又说,给别人打工,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时语塞。

法律维权的路子确实比我预想的还要艰辛一些。尽管这家运输公司的工作地是在朝阳区,但注册地却在平谷区。因而在整理好了仲裁申请书和附件以后,我们不得不跑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平谷仲裁委去递交材料。这样,光是乘坐公交的来回就花去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接下去就是漫长的等待审理的时间。令我们意料不到的是,由于过年前申请仲裁的人太多,我们的案子排到了年后才开庭。但是Y已经并不打算回到这家公司上班了——甚至不打算回到北京。由于Y着急回家,中间他又找老板闹了几回,并请来他的老父亲前来协助,但都没有成效。为了逼迫Y的老板让步,我同Y又到本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在多重压力之下,Y的老板终于在过年之前给付了拖欠的工资。不过,现在想起来,那位老板也可以完全拖到年后开庭的。但是,也许是仲裁通知书上数倍于拖欠工资的赔偿金请求,令他感到慌乱了吧。

其实,在这次维权经过中,我还陪同Y上过最近的乡政府劳动科和官方工会去寻求过帮助,但都吃了闭门羹。这次维权让我意识到工人要解决自己权益受损的问题是多么地困难。我在想,如果Y没有机构的协助,他要花多长时间在讨薪上,能不能顺利通过那些繁琐的法律程序。毕竟,他在北京并没有亲人,也没有靠得住的老乡和朋友了。不过,我仍然意识到这样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对于Y工作过的公司来说,那些留下来的工人或许还是难以改变被老板贬低、辱骂和克扣工资的境遇。对于Y来说,如果他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许会更加熟悉基本的法律流程,但他仍然很难独自一人写好仲裁申请书,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责难。即便作为政府认定的农民工,Y可以要求为他指定公益律师,但对于Y这样的状况来说,他仍然等不起。

因而,尽管我在日后还尝试多次协助打工者维权,但我深知法律维权的局限性。另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是,由于在老家找不到合适工作,Y在第二年还是来到了北京找工作。后来,Y成为了机构的司机。尽管工资要比他在运输公司挣的少许多,但他还是干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坚持下来,是不是出于对机构的某种报恩。但在他的内心,也许发生了某种变化,意识到希望还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希望很弱小,如同路边的一棵野草,很容易就可以遭到清除。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摄影:沈佳如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摄影:沈佳如

尾声

将现代化等同于城市化,将社会进步等同于物质生产上的无限充裕,实在是非常值得拷问的观念。但是,却是这种观念塑造了我们当今社会的结构进程。我们不得不用这种“进步”观念抹除了地方和民族传统的差异,与此同时却扩大了不同区域在经济和政治文化权力上的差距。

离开机构以后,几经辗转和冒险,我阴差阳错地来到农村,在农村过上了耕读的生活。期间,我又曾回到博物馆去拜访过几次。只是,每次去的心境已经大不一样。

我仍然记得,博物馆的最后一间展厅里,摆放着这样一块展板,上面的标题写着: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在农村生活的日子里,我拥有了对这样的结论更加切身的感受。村小没有了,卫生所连几块钱的破伤风也打不了,年轻人都去了县城,或是更大的城市,连农村的风土人文也只有在作为旅游景观的时候才能重新被看见。在这样一个资源被城市中心所定义和掌握的结构当中,大部分农村注定只会继续衰败下去。

但是我又感到,我对这样的结论是仍然存在着不满的。当我们提到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这样的称呼的时候,我们似乎隐含地认为城市相比于乡村,是更加进步的存在。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相比于农民,是更加进步的存在。而在这样的观念下,我们才会认为农民工争取待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工人”——具备自为的阶级意识并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而斗争,是一个理想的未来。

当然,打破一切阻碍农民以及其它群体迁徙的制度因素,并使得ta们可以在资源集中的地方享有生活的公共福利,仍然是一件尚未完成但意义非凡的事。只是,我感到将现代化等同于城市化,将社会进步等同于物质生产上的无限充裕,实在是非常值得拷问的观念。但是,却是这种观念塑造了我们当今社会的结构进程。很少有人可以自外于其中。我们不得不用这种“进步”观念抹除了地方和民族传统的差异,与此同时却扩大了不同区域在经济和政治文化权力上的差距。同样,我也并不认为促进阶层流动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不但否认了我们的社会机制在不断扩大分化,还在实际上打算弃那些受压迫者于不顾。

尽管我如此深入地参与了为来到城市的打工者维权的工作,但我时常怀疑我们的工作的真正价值。当我站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观看着这些高耸入云的尖塔,繁复的高架桥,拥堵的汽车,璀璨的灯光,我会感叹人类的劳动可以创造出多么迥异于自然的奇观。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劳动是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或者说,我对于是否有价值保持着敞开的态度。如果这样的劳动使得付出劳动的人感觉不到幸福,彼此之间没有感到更多的关爱和温暖,我会认为这样的劳动是很可疑的。另一方面,事实是,这样的劳动只是便利了人类当中的一部分人,并且加剧了另一部分人在身心上所受的伤害。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如此庞大的城市,创造了一套又一套繁忙的工作机制,以至于需要越来越密集的公路,越来越快的交通工具,需要越来越多的外卖和快递员供我们驱使,以维持和扩张这样的秩序。有时我为那些付出最多劳动的劳碌者而感到不值。

我在想,如果有另一种选择,这些打工者还会不会做出过去的那些选择。当然,我非常明白,很多时候,并没有另一种选择。打工者今天所面临的所谓自由选择并非是真正“自由”的。但建立起另一种可能性,尝试更多的生活路径,也并不是多么容易的事。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参与到这样的事业中去,而不是在困苦面前蹉跎两难。

读者评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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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待作者新的事业,祝你找到自由的路径(来自一个同对“发展”产生严重怀疑的人

  2. 非常感謝能看到這樣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