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馆”的日子（下）：我的工人朋友们，和他们的困境

【编按】今天，战争冲突、族群撕裂、剥削压制和流离失所在如今资本全球化、父权制度和威权国家的共同裁制的世界中被不断制造出来。“历史终结”后全球一体化的愿景仅持续了三十年，我们重又见证二十世纪冷战的复归；比起旧日的阵营，今天不再有主义之争，政治光谱的参照系被击溃，政党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渐失效，随之而来的是仅受地缘政治逻辑驱动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和“比烂主义”（WhatAboutism）。

“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是端传媒的一个系列报导，受到提倡另类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这句口号的启发——“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废墟之中，我们会纪录那些试图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尝试。这个系列将持续关注从全球化矩阵上不同的边缘位置中诞生，自下而上对抗新自由主义、威权国家与父权制的社会运动、替代性实践，以及其中的抵抗技术与愿景。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今年春夏之交在不可抗力下关闭，它是全国唯一一家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工艺博物馆，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开放，这15年来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两代农民工的历史。它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也一度成为“新工人文化”的诞生地，在最繁荣的时期，那里有著多种多样瞩目的“赋权”实践和“社区营造”活动，高校老师与学者向工人授课的“工人文学小组”、为流动儿童开设的“同心实验学校”、合作社性质的“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春晚、新工人乐团⋯⋯然而，在多重政治压力下，强调“新工人文化”而“劳工权利”的实践方向，也为其带来了很多困境。本期“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我们邀请了曾经的皮村打工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述他在那里的历练与纠葛。

接下来我想讲讲我在皮村认识的几位朋友。他们当中有的是需要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在外打工的女性打工者，有的是遭遇欠薪需要获得协助的工友，还有的是和我年纪相仿、从小随父母在城边村长大的年轻工人。我希望通过分享这些朋友的故事，可以帮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时城边村打工者的生存境遇。

我的老乡：食堂女工J

直到今天，我还时常和身边的朋友说起，贫困的工作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职里”，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当然，这些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工时长、工资低，仍然与工作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有关。但是，单一地强调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对于贫困的女性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她们原本就没有留在家中的资格。

首先要讲的这位是来自机构食堂的姐姐J。尽管皮村拥有号称汇聚了五湖四海平价美食的餐饮一条街，但机构仍然为员工和志愿者提供了三餐。而三餐就是由J来负责的。从采购、加工、烹饪到清洁，十几二十人的伙食全由J一人承担，也不是一个轻松活儿。而由于预算有限，我们吃到的大多数时候也是土豆、茄子、豆角、西红柿一类的常见北方蔬菜，荤是很少的。若是哪天食堂桌上有一锅猪肉炖粉条，或是土豆鸡块，那便是开了荤了。至于口味，常是咸辣口。不过由于机构里大多还是北方人，也吃不得太辣，因而J不会按照老家的做法放大把辣子。我那时由于周中偶尔埋头工作，到了周末则起太晚，容易错过饭点，因而常有赶不上好菜的时候。J出于好心，会提醒我哪天开荤，早点去吃。现在想起来，我那会儿也确实忒刻苦了。不过也正因为常常迟到，我有机会和J在食堂扯闲天。有时大家都吃干抹净了，闷热的食堂里就剩我和J还在聊家乡，聊家人，聊未来的打算。

J是一个爽朗干练的女性，三十岁出头，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头染成棕黄的长发常是扎着马尾辫，说话有挺重的南方口音，又保持着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可以说很有特点。平日里逢人常是喜笑颜开，但同我这个老乡说话时却偶尔透露出一点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她是跟着农村的老公一起到北京来打工的，老公和姐夫都在皮村北边的厂子里干活。老公好像是木工，姐夫则是电工。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每到暑假便过来陪着爸妈。上学时候则要回老家去。姐姐很活泼开朗，应该是随J的性子。弟弟反而文静。每当聊起老家，孩子们都会挺激动。听姐姐的描述，老家在大湖的边上，视野开阔，一年种两季水稻，每到雨季的时候，水汽氤氲。村子里还有许多树，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每每问起孩子是愿意呆在老家还是北京，他们还是答要待在北京。毕竟是父母待着的地方。而他们一年也只有寒暑假的时间可以和父母待在一起，其它时候则是奶奶照看着。至于为什么选择来北京，我自然也问过J。J说，并不是说老家附近的城市就没有工作。但在老家工厂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只能拿一千多。而丈夫也只能拿三四千。但是在北京，收入是老家的两倍以上。对于他们这样出身农村的家庭来说，是找不到更好的赚钱机会的。“现在什么都要花钱，两个孩子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J常常这么说。随着第二年皮村房租的上涨，J明显变得焦虑起来。那时，皮村由于周边村子的拆迁，更多打工者涌入，房东似乎集体涨了房租。一个十五平米的单间也要从八九百块涨到一千五。这让J感叹真正能存下来的钱越来越少了。

J的担忧应该也是许多皮村打工者女性的担忧。那时，由于和在博物馆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交情深，我熟识了一些家长。其中一位姐姐，兴许是日夜操劳，三十来岁的年纪，头发已显得有些稀疏，黑眼圈总是很浓重。他的小儿子常跟着我上街去发传单，因而我能和她多说上几句话。只是，她的闲工夫并不多。相比于J，她的丈夫并不能拿每月八九千的工资。为了补贴开支，她不得不同时打两份工。白天在一家药厂做包装，夜里则到另一家服装小作坊去车线。小儿子一个人上学放学，晚餐经常是自己煮的方便面。即便是节假日，他也很难得到父母的陪伴。这样同时打几份工的女性在皮村也并不少。直到今天，我还时常和身边的朋友说起，贫困的工作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职里”，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当然，这些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工时长、工资低，仍然与工作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有关。但是，单一地强调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对于贫困的女性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她们原本就没有留在家中的资格。受到阶级出身、教育背景的影响，许多贫困女性也很难有机会去参与所谓的“就业培训”，转行做更有职业前景的工作。为了改善这些女性的境遇，不是应该尝试改变这些工作本身的恶劣条件吗？

另一方面，也确实要承认，许多打工者女性即便从事了社会上的工作，这些工作也往往与我们通常认为应该由女性承担的母职工作有关，例如洗衣做饭、护理老人和病人、打扫卫生等等。我问J，你在机构给大伙做饭，回到家还要接着做饭、打扫卫生，会感到没意思吗？J说，可不是吗？所以有时我也上仓库去拣拣衣服，还能聊会儿天。我又问，那你想过换一份工作嘛？J说，你说换什么工作，别的工作工资也很低呀。我点点头，想到那时在药厂贴标签，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三四千，还要倒班，累人。我还记得，有时司机怪饭菜不好吃，J常会顶回去说，不好吃下次自己做，交到老娘手里的就这么几个钱，你们没听过“众口难调”嘛。面对这种场景，我常是哂笑。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大家轮流做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相比于现在主流社会将家务劳动都外包出去进行商品化，并没有打破陈旧的性别分工——想想家政女工便可知一二，在小的单位里打破职业分工，将照护劳动不分性别地进行分配，反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打破这一点。只是，那时我还没有这样的觉悟，提不出这样的意见。

真正让J感到害怕的还是意外。有一天我照常去食堂吃饭，还没走到门里边，就听见J在哭着说些什么。走进去，便看到机构的几位员工都围着在安慰她呢。原来是J的姐夫去一个工厂里维修电路的时候，被高压电给电死了。J颠来倒去地说，好好的一个活人，怎么突然就没了。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显得消沉了许多。她也许是为姐夫的离开而痛苦，为姐姐的不幸遭遇而伤心，但应该也在为自己丈夫的安全而担惊受怕。在皮村北边那样的小工厂里，工作环境是绝对算不上安全的。至于木工，则是一个典型的高危工种，每天要和电锯、台刨、钻子、砂轮机打交道，偶尔受伤总是有的。我想起文学小组里的微尘，也在皮村附近的一个木工厂上班，从早上七八点开始上工，经常要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才让走。这样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是更加危险的。我问他，如果你提前下班会怎么样。他说，我也想过提前下班，甚至提出少要加班费，但领班说必须加班，没有商量的余地，否则这活就别干了。对于工人们所接受的这样的工作条件，我是时常感到惭愧的，因为我并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什么。而等到北京政府借口大兴火灾而在城边村大力推行清低的时候，我明显感到J的愤怒和绝望。这使他们一家真正产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饱受家暴之苦的单身母亲Q

对于眼前这么一个可怜的女性，机构选择了暂时收留，并和她商量，让她在仓库里帮忙整理二手衣服，发给她一定报酬，提供住处，好让她能够继续看病和上访。但正是这样的决定引发了Q日后的不满。Q并不认可机构是将她短期收留并做帮工的说法，而认为机构是正式雇佣她。于是她将机构告上了劳动仲裁庭。

如果说J所遇到的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农村女性的问题，那么我所结识的另一位单身母亲Q则好像揹负着更多的性别创伤和苦痛。J的幸运之处在于，她的丈夫待她算是不错的。这也许得益于她比较自立，因而受不到男人的什么欺负。但Q的不幸遭遇却是从早年间丈夫对她的虐待开始的。

当我遇到Q的时候，她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和善、身材丰满的中年女性。不过，她有眼疾，总是从左眼里流出脓水，看了很久也没有看好。Q曾到博物馆来和我进行过几个小时的长谈，我才知道她的人生历程是多么坎坷。据她自述，她小时候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农村，90年代一家人通过做农产品生意在镇上开了店铺，有了一些积蓄，并将户口迁到了镇里。而她年轻时是爱赶时髦的那一波人，便从家里要了一笔钱，在县城开起了服装店。正是在服装店，她结识了日后的丈夫。丈夫家在县城，在城里有房，一开始对她也很好。这让她答应了他的求婚。婚后不久，在婆婆的要求下，她将自己的服装店盘了出去。但是，县城的丈夫却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日子。她发现丈夫的脾气非常不好，且爱喝酒。由于怀疑她有外遇，他甚至在她怀孕的时候对她进行了好几次家暴。最严重的一次将她打趴在地上。如果她当时没有哭喊着爬出房门，请求邻居的帮助，那么她担心她是活不到现在的。不过，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这么没有了。自那以后，她便不敢回家，而是一个人住在火车道旁一间被废弃的铁皮屋里。据说，她也没有回娘家的原因是，自己的父母总是劝她回到丈夫身边去，而丈夫的家人都认定她有外遇，扬言要教训她，这让她感到十分恐惧。

在火车道旁生活的日子同样是艰辛的。那样的铁皮屋冬冷夏热不说，每当有火车经过，Q都提心吊胆。Q说，那时她已经精神错乱，听到火车的鸣笛就以为是她的丈夫来找她了。她还总是害怕雷声，而雷声和火车经过时的振动声，都让她一度不敢走出屋子去。有时到了夜里，还有什么人用木棍敲打她的屋子，发出“哐哐”的巨响。不懂事的孩子则朝她的窗户扔石块。她老是担心，是不是夫家知道她的住所了，要来继续殴打她。等她的精神状况稍好了一些，她才外出找事情做，靠在火车站为人搬运行李来挣钱，人称“小黄帽”，搬一次五到十块钱。一天下来至少饿不死。而那时除了她的一个姐姐偶尔探望，并没有旁的关心她的人。关于精神疾病，她去过医院，但病情时好时坏。她还曾去残联评残，但最后也没有拿到什么补贴。而她两次三番到北京来上访，和她后来出生的女儿有关。在有了失去第一个孩子的痛苦记忆以后，她对女儿自然是百般呵护的。但正是在女儿就读的一所市小学，发生了老师体罚女儿的情况。由于女儿的伤势比较重，Q在家照顾了孩子几个月。Q要求学校调取监控录像，但老师和校长却没有答应这样合理的要求。当Q找到教育局请求彻查却无果以后，她开始了自己的上访之路。

当我听完Q的故事，我是感到十分无奈的。对于眼前这么一个可怜的女性，机构选择了暂时收留，并和她商量，让她在仓库里帮忙整理二手衣服，发给她一定报酬，提供住处，好让她能够继续看病和上访。但正是这样的决定引发了Q日后的不满。Q并不认可机构是将她短期收留并做帮工的说法，而认为机构是正式雇佣她。于是她将机构告上了劳动仲裁庭。说起来，这件事是十分讽刺的：一个主张工人权益的公益机构，却由于不能按照法律规定来保障职工权益而受到了干预。机构在收容和让Q做帮工这一点上确实缺乏考虑。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资金有限的机构对Q的帮助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感叹如果Q老家的妇联、残联和教育部门能够真的负起责任，Q和她的女儿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而这些官方机构所拥有的资源是千万倍于弱小的公益组织的，为什么却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呢？这件事也让我意识到，帮助人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不仅要考虑自己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受助者的情况和需要。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兑现自己的承诺，及时帮助Q进行网络众筹，使Q能够直接获得一笔捐助，而不是让机构以类似短期雇佣的方式进行支持，对于Q和她的女儿来说是不是更合适。

Q的遭遇带给我的震惊之处还在于，苦难竟然可以反复地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我想许多人会习惯于将这样的遭遇归结于命运的无常。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Q由于性别和精神病患者的身份而承受了多重的污名化，在屡屡被施暴时，又极度缺乏外界的支持。这使得她很难到主流社会中去寻求足够的帮助，因而容易继续暴露在缺乏保护的环境当中。尽管我很佩服她长期上访的毅力和勇气，也深知她为女儿被施暴而感到意难平。但我担心通过上访她并不能得到她想要的结果，而她的女儿在不稳定的成长环境中也将继续受到伤害。

流动儿童K

想到K仅仅是几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的一员，K所经历的痛苦还有许多孩子也经历过，我就感到战栗不安。为什么北京会成为如此一台充满了特权和压迫、杀人不眨眼的怪物机器呢？K说，每每走长安街，路过天安门，看到城楼上那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和毛的画像，他都会激动不已。但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政权”的国度里，k所遭遇的事日复一日地发生着，我只感到一切是那么虚假和荒诞。

关于Q和机构的纠葛还有一件要事。但在这以前，我需要先讲讲另一位相关人——男孩K。我与K的相识非常偶然。全因博物馆院子里有几张石砖砌成的露天乒乓球桌，K又恰好在隔壁亲戚家的厂子里干活，因而常在得空时来院子里打乒乓球。我和K就是通过打乒乓球认识的。那时，我和F常因活动吸引不来年轻人而烦恼，因而看到有同我们年龄相仿的人来院子里活动，便格外留心一些。

K高高瘦瘦的个子，生来手脚宽大，喜欢运动，但性格却十分内敛，不爱与陌生人多聊。那时恰巧是他在厂子里工作几个月，憋了一肚子的苦水，因而遇到我就一股脑倾吐了出来。K工作的厂子同样是一家木工厂，主要生产家具，但规模类似于小作坊，所有人手加起来也不过十个人上下。尽管K的亲戚已经对K有格外的照顾，但K作为一个高中便辍学的年轻人，仍然感到木工工作单调而乏味。K的父母是出于让K掌握一门可以养活自己的手艺而将他送来的，但K到了工厂以后却发现自己每天做的不过是给老师傅们锯木材，因而难免感到有些失望。我去过K的宿舍。说起宿舍条件，似乎比我最初在机构住的集体宿舍还要舒服一些。但K的工作无疑要比我难熬许多。除此以外，他患有轻微的双相情感障碍，那时正在吃药。除去西药，每天要自己熬中医汤药喝。由于没有医保，每个月花在治病上的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和K相处久了，我也逐渐了解了他并不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的老家在河南商丘。父母是典型的外出打工者，在K小学时就一直将K带在身边。同那些大部分时候留在老家、无法由父母亲自抚养的孩子相比，K也许是幸运的。但K同时也是非常不幸的。由于父母工作的高流动性，K小学六年换了四所学校，平均每一年半就要换一个学校。这导致他缺乏稳定的同龄人关系网络。许多时候，一旦搬到了另一所学校上学，原来的同学就很容易都疏远了，甚至直接失去了联系。由于不能拿到北京的学籍，K也无法在公立学校就读，而只能在民办或公益性的流动儿童学校念书。这也导致了他一旦上初中就要回到河南老家上学。K的初中时光同样是苦闷的。由于北京和河南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存在很大差异，K无法跟上老家的课堂节奏。除此以外，由于讲一口京腔普通话，而不会说方言，他受到了老家同学的排挤。严重的时候，他受到过来自高年级同学的校园霸凌。这个时期的痛苦经历使他形成了不爱说话、说话小声的性格。

那么，家庭会是他唯一可以获得慰藉的地方吗？其实也不是。由于父亲在K年轻时时常打骂K的母亲，K对自己的父亲有非常深的憎恨情绪，并一度劝说自己的母亲离开父亲。但这对夫妻终究没有离婚。我后来同K的父亲当面对质过，责怪他给K和妻子造成的创伤。K的父亲也表示非常自责，但这些创伤已经不可能抹平了。后来，K提出想到机构来工作。在搬离木工厂宿舍的那天路上，我听到他用最脏最重的字眼来辱骂自己的父亲，骂了一路。我想这样的家庭关系应该已经是很难用什么可以挽回的了。我想安慰K，但我觉得一切话语都十分苍白无力。

那段时间，想到K仅仅是几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的一员，K所经历的痛苦还有许多孩子也经历过，我就感到战栗不安。我也想到J的两个孩子，以及皮村一起同我发传单的那些可爱的打工者的孩子们，他们可以避免这样的苦难吗？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在北京出生的孩子那样，也获得上学的学籍和升学的资格呢？或者，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不能在老家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必须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呢？为什么北京会成为如此一台充满了特权和压迫、杀人不眨眼的怪物机器呢？K说，每每走长安街，路过天安门，看到城楼上那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和毛的画像，他都会激动不已。我为他的相信而感动，为他是一个有纯真理想的人而感动。但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政权”的国度里，k所遭遇的事日复一日地发生着，我只感到一切是那么虚假和荒诞。

K与我的差异并没有随着他进入到机构工作而被取消。由于社会企业和库房缺人，他大部分时候在做回收二手衣物的工作，需要随司机外出，或在仓库里分拣衣物。而我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更像一名“办公室职员”。那时，机构出于对我工作的重视，还腾出博物馆里的一间空房给我一个人住——不过只有夏天能住，冬天没有暖气。而K住在了我之前住过的集体宿舍里。这种差别让我有些坐立难安。我想，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所受教育的差别造成的。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公益组织里，不是同样存在着由职业分工所带来的等级制度吗？尽管我们的差距要比外面的世界小很多。

K所感受的不平等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机构希望K考驾照，这样可以成为车队司机，工资还能比我高一些。但不久之后，K的病就发作了。有一段时间，他夜夜睡不着，感到说不清的亢奋，于是就一个人拿着一根木棒在宿舍院子里“巡逻”，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好几位司机吓了一大跳。到了白天，又开始犯困，乏力。现在回想起来，许多症状可能是K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后来病情加重，则是由于K偶尔没有按时服用药物。但我想那时我对他的关心是不够的。我也缺乏照顾一个双相患者的经验。

最终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给车队司机帮忙，从外边回来，听说了K被警察带走的消息。是Q报的警。Q说，趁她到食堂吃午饭的功夫，K猥亵了她的女儿。说实话，由于Q和K都患有精神疾病，我们那时是既感到震惊，又感到不知所措的。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那天中午究竟发生过什么。K在拘留所里被关了好几个月。Q则在状告机构以后也很快离开了。K被放出来的时候，我也已经离开了机构。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K。但后来听说他被父母送回了老家住院。再往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司机Y艰难的讨薪维权路

对于Y来说，如果他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许会更加熟悉基本的法律流程，但他仍然很难独自一人写好仲裁申请书，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责难。即便作为政府认定的农民工，Y可以要求为他指定公益律师，但对于Y这样的状况来说，他仍然等不起。因而，尽管我在日后还尝试多次协助打工者维权，但我深知法律维权的局限性。

Y是湖北襄樊人，一头短发显得有些花白，皮肤黝黑，笑起来脸上有很多皱纹。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大一些。不知是什么缘故，带有方言口音的话时常让我听得不太明白。加上说话说急眼时总是带有一点习惯性的结巴，我们交流起来会有一些阻碍。他第一次来博物馆的院子里找我，是10月份的一个下午。那时天气已经转冷，秋风刮到人的脸上，令人产生一丝凉意。据Y说，他工作了两年有余的那家运输公司拖欠了他两个月的工资。按照惯例，老板在过年前也会克扣司机工资，直到过年期间才将一部分款打到工人的银行卡，而拖欠的工资款要等到工人来年报到时再面对面现金给付。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司机不辞而别，造成公司人手不足的损失。可见这家公司是欠薪的惯犯。

从法理上来说，这家公司是没有什么可以自辨的理由的。但是，工人要按照法律程序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却绝非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工人要使自己的纠纷进入劳动法体系的适用范围，就必须证明自己与公司是法律上的劳动关系。而证明这一关系的最好证据是劳动合同。但是，在城边村的打工者群体当中，与用工方签订劳动合同反而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我当时问Y，老板和你们签了纸质版的劳动合同吗？Y说，签了，但是仅签的一份都收在老板的柜子里，并没有发过给工人自己。这样的话，Y实际上拿不到纸质合同作证，这份合同相当于是白签的。这其实也是老板们常用来应付打工者的招数。明面上并没有违反签订劳动合同的规定，但没有做到一式两份，每人一份。这样，老板不仅有擅自篡改合同内容的机会，还能让打工者抓不到太大的把柄。我又问Y，那么你有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工作服和与老板的谈话录音这样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的劳动关系吗？Y也回答没有。实际上，Y的银行卡上有相关流水，但由于打款方并不是公司法人，且打款时断时续（老板有时是现金发款的），也不是一个有力证据。

迫不得已之下，我只能假装成“官方工会”工作人员，打通公司老板的电话，以接到投诉要开展调查的名义，进行了问话，并以录音形式收集到了真正有效的证据。有了这张底牌，我们不再担心Y的老板会彻底耍赖。不过由于走法律程序太过耗时，Y急着拿回工资回家过年，我又陪同Y到他工作所在的公司，和他的老板面谈，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可以更迅速地解决这件事。但是，我们却遭到了老板歇斯底里的破口大骂。Y在他的口中不仅是一个笨蛋，而且是一个什么也干不好的失败者。当老板得知我已经通过电话的方式留取了证据，他不仅骂我为“汉奸”，还威胁说要找黑道上的人来摆平这件事。事情的原委确实比Y向我诉说的要复杂一点。原来Y一个月前出车时在一条下高速公路的车道上撞坏了公司的车。老板才决定以此为理由克扣Y的工资。但是，公司的车其实都是上了保险的。即便经过保险赔付，Y仍要承担一部分公司的损失费用，公司也并不能以连续克扣工资的方式来惩罚员工。看到老板不愿意妥协，我和Y只能踏上了法律维权的道路。经过此次谈判，我也被Y老板的霸道给震惊了。在回博物馆的路上，我问Y，你的老板平日里也是这样对待你们的吗？他说是。但他转而又说，给别人打工，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时语塞。

法律维权的路子确实比我预想的还要艰辛一些。尽管这家运输公司的工作地是在朝阳区，但注册地却在平谷区。因而在整理好了仲裁申请书和附件以后，我们不得不跑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平谷仲裁委去递交材料。这样，光是乘坐公交的来回就花去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接下去就是漫长的等待审理的时间。令我们意料不到的是，由于过年前申请仲裁的人太多，我们的案子排到了年后才开庭。但是Y已经并不打算回到这家公司上班了——甚至不打算回到北京。由于Y着急回家，中间他又找老板闹了几回，并请来他的老父亲前来协助，但都没有成效。为了逼迫Y的老板让步，我同Y又到本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在多重压力之下，Y的老板终于在过年之前给付了拖欠的工资。不过，现在想起来，那位老板也可以完全拖到年后开庭的。但是，也许是仲裁通知书上数倍于拖欠工资的赔偿金请求，令他感到慌乱了吧。

其实，在这次维权经过中，我还陪同Y上过最近的乡政府劳动科和官方工会去寻求过帮助，但都吃了闭门羹。这次维权让我意识到工人要解决自己权益受损的问题是多么地困难。我在想，如果Y没有机构的协助，他要花多长时间在讨薪上，能不能顺利通过那些繁琐的法律程序。毕竟，他在北京并没有亲人，也没有靠得住的老乡和朋友了。不过，我仍然意识到这样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对于Y工作过的公司来说，那些留下来的工人或许还是难以改变被老板贬低、辱骂和克扣工资的境遇。对于Y来说，如果他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许会更加熟悉基本的法律流程，但他仍然很难独自一人写好仲裁申请书，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责难。即便作为政府认定的农民工，Y可以要求为他指定公益律师，但对于Y这样的状况来说，他仍然等不起。

因而，尽管我在日后还尝试多次协助打工者维权，但我深知法律维权的局限性。另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是，由于在老家找不到合适工作，Y在第二年还是来到了北京找工作。后来，Y成为了机构的司机。尽管工资要比他在运输公司挣的少许多，但他还是干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坚持下来，是不是出于对机构的某种报恩。但在他的内心，也许发生了某种变化，意识到希望还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希望很弱小，如同路边的一棵野草，很容易就可以遭到清除。

尾声

将现代化等同于城市化，将社会进步等同于物质生产上的无限充裕，实在是非常值得拷问的观念。但是，却是这种观念塑造了我们当今社会的结构进程。我们不得不用这种“进步”观念抹除了地方和民族传统的差异，与此同时却扩大了不同区域在经济和政治文化权力上的差距。

离开机构以后，几经辗转和冒险，我阴差阳错地来到农村，在农村过上了耕读的生活。期间，我又曾回到博物馆去拜访过几次。只是，每次去的心境已经大不一样。

我仍然记得，博物馆的最后一间展厅里，摆放着这样一块展板，上面的标题写着：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在农村生活的日子里，我拥有了对这样的结论更加切身的感受。村小没有了，卫生所连几块钱的破伤风也打不了，年轻人都去了县城，或是更大的城市，连农村的风土人文也只有在作为旅游景观的时候才能重新被看见。在这样一个资源被城市中心所定义和掌握的结构当中，大部分农村注定只会继续衰败下去。

但是我又感到，我对这样的结论是仍然存在着不满的。当我们提到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这样的称呼的时候，我们似乎隐含地认为城市相比于乡村，是更加进步的存在。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相比于农民，是更加进步的存在。而在这样的观念下，我们才会认为农民工争取待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工人”——具备自为的阶级意识并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而斗争，是一个理想的未来。

当然，打破一切阻碍农民以及其它群体迁徙的制度因素，并使得ta们可以在资源集中的地方享有生活的公共福利，仍然是一件尚未完成但意义非凡的事。只是，我感到将现代化等同于城市化，将社会进步等同于物质生产上的无限充裕，实在是非常值得拷问的观念。但是，却是这种观念塑造了我们当今社会的结构进程。很少有人可以自外于其中。我们不得不用这种“进步”观念抹除了地方和民族传统的差异，与此同时却扩大了不同区域在经济和政治文化权力上的差距。同样，我也并不认为促进阶层流动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不但否认了我们的社会机制在不断扩大分化，还在实际上打算弃那些受压迫者于不顾。

尽管我如此深入地参与了为来到城市的打工者维权的工作，但我时常怀疑我们的工作的真正价值。当我站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观看着这些高耸入云的尖塔，繁复的高架桥，拥堵的汽车，璀璨的灯光，我会感叹人类的劳动可以创造出多么迥异于自然的奇观。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劳动是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或者说，我对于是否有价值保持着敞开的态度。如果这样的劳动使得付出劳动的人感觉不到幸福，彼此之间没有感到更多的关爱和温暖，我会认为这样的劳动是很可疑的。另一方面，事实是，这样的劳动只是便利了人类当中的一部分人，并且加剧了另一部分人在身心上所受的伤害。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如此庞大的城市，创造了一套又一套繁忙的工作机制，以至于需要越来越密集的公路，越来越快的交通工具，需要越来越多的外卖和快递员供我们驱使，以维持和扩张这样的秩序。有时我为那些付出最多劳动的劳碌者而感到不值。

我在想，如果有另一种选择，这些打工者还会不会做出过去的那些选择。当然，我非常明白，很多时候，并没有另一种选择。打工者今天所面临的所谓自由选择并非是真正“自由”的。但建立起另一种可能性，尝试更多的生活路径，也并不是多么容易的事。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参与到这样的事业中去，而不是在困苦面前蹉跎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