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尋找一塊墓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我們希望在這裡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遺憾﹑悔恨,但也談生命﹑愛﹑希望,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陳婉容。這一期文章的作者Peter Callan是美國人,出生於上世紀紛紛擾擾的六十年代。他仔細回憶了他家中的那些看過戰爭的祖父輩--他們在毫無準備下窺見人性最黑暗的一面,然後終身都在嘗試擺脫那些痛苦回憶,只是大多徒勞無功。學術研究都說我們的身體會記住創傷,只是在作者筆下,那些創傷是那些他愛過的親人朋友真實經歷過的人生,而不止是醫學或心理研究的名詞。最後作者也記錄了他在2019年的香港目睹的無邊黑暗。這是一篇坦率得有點殘忍的回憶錄。
我的祖父母輩參加過二戰。那一代人應召入伍,為國效力,親身經歷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們被譽為「最偉大的一代美國人」,因為他們曾在美歐兩片大陸與法西斯主義搏鬥,並且勝利了。戰後,這代人被視為英雄,載譽而歸——或者說,他們中一部分人得到了這樣的榮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還有很多美國人在二戰中留在本土貢獻後勤勞動。著名的塔斯基空軍隊伍中,每一個飛行員背後都有幾十甚至幾百個支援他的裝卸工、勤雜工和卡車司機。本土工人對戰爭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帶槍上陣的戰士,但他們並沒有得到同等待遇。
我的祖父們就是這樣一群人。
我外公戰前在康州一家軸承公司工作。他高中肄業,但那份工作他勝任有餘。我小時候,外公和外婆喜歡在他倆簡樸的家中開野餐會,邀請同事來參加。外公的的同事那時都有五六十歲,一群粗壯的平頭男人。幼年的我學會通過他們手指的數量來分清誰是誰——這些人一輩子都在操作機器,幾十年來總會被機器「咬」上一兩次。外公一隻中指就缺了一半,他的同事也有類似的殘疾,只是在不同的手指上。
我爺爺從波士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這份學歷為他贏得在康州一家飛機公司辦公室工作的機會。二戰爆發,外公和爺爺的專業技能都是支援戰爭中必不可少的,故兩人都免除兵役。外婆也在軸承公司工作,戰時她的工作比平時多,因為公司不少男人被徵入伍。爺爺和外公的兄弟姐妹中很多人未能免於服役,陸續加入軍隊,被派往歐洲或太平洋戰場,擔任各種各樣的工作和角色。
戰爭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那一代人。
奶奶的姐夫希德爺爺很愛說笑,記憶中他總在笑。他從不會真的談起戰時的經歷,其他幾個爺爺也是如此。戰後他在通用電氣公司找到工作,安頓下來,有了小家庭。有天,他和我講起當時和戰友解放猶太集中營的事,那次他沒笑,而是認真說起那天他在集中營聞到的味道,說起當時他和其他士兵如何努力理解眼前的一切。今天我們通過教育和媒介在理解大屠殺,但希德見到集中營之前,沒有接觸到任何背景訊息。剎那間看到那樣的慘況,一定很痛苦。他難得嚴肅的樣子讓還是孩子的我很不安,於是他改變話題,又開始笑,笑得很開心。他沒再和我提過戰爭,隨着我年齡增長,我也學會了不去問這些事情。
而喬爺爺就從未談論過戰爭,但他也不真的和我們聊天。
他像很多俗套電影裡的角色:一個曾經因為某些事情受到創傷,幾乎完全與世隔絕的,沉默寡言的老人。小時候過感恩節和聖誕節,父母帶我去蘇菲奶奶家做客。我記得那些家庭聚餐,但我不記得喬有坐在我們中間。他總在自己的房間裏,不與人打交道。有時,他偷偷把我拉到一邊,給我看從當鋪買的手錶。父母一早告訴我,千萬不要問起喬關於戰爭的事情,很多年後我從親戚那知道了原因。喬在太平洋戰區服役時,曾和最好的朋友在炮彈坑裏待了三天。只是,他的朋友第一天就被日本人的砲彈擊中,死了。喬不得不和好友的屍體在洞裏又困了兩天。1970年代,美國大街上越來越多人在開日本汽車。對此喬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好話,他對日本人也沒說過什麼好聽的。我知道他那樣不好,但我理解——隨處可見的日本消費品好像在說他和他朋友是個笑話。
二戰中服役的美國人並沒有所謂的服役期。他們要麼死在戰場,要麼受重傷回國,或者活到戰爭結束。喬在太平洋戰區一直守到1945年。好友死後,他沒有再交任何朋友,只埋頭於軍隊分配給他的工作,直到回家。母親告訴我,哪怕到1950年代,喬聽到警笛或消防笛,也會躲最近的車輛下面。當時的人們把這種反應稱為 「炮彈休克」,後來才知道這是創傷後應激障礙。其實一直到1970年代,喬即使在家裏也經常幻聽。他有了工作,但從未結婚。他有朋友,也有家庭,但他從未能真正與我們建立關係。他沒有孩子,很可能是害怕再次體驗失去一個人的傷痛。他從未擁有過一個家。他的工作也都是些不起眼的職業。
喬並沒有死在戰爭中,但他無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1985年,他做了一個心臟手術。手術似乎扭開了一個開關。手術後的喬有說不完的話,把我們都驚呆了。也許與死亡擦肩而過終於讓他慶幸還活著,也許他終於放下了來自40年前的記憶。他開始談起戰爭,面帶微笑,熱情洋溢,非常不協調。為了喬爺爺,我們花了好多心思避談二戰話題,但現在他居然自己開始講了。他談戰爭的時候那麼公開坦率,好像忘記我們這代人並沒有經歷過戰爭。和很多退伍軍人一樣,他愛用一種讓人覺得理所當然的語氣,談論大家都不願經歷的事。
戰爭中喬是工程師,他的任務之一是清除軍隊前進中遇到的日本碉堡。「我們把手榴彈扔進日本人的藥箱,但日本人會把它們扔回來。後來,我們就用澳洲手榴彈。」 我問他有什麼區別,他笑:「美國手榴彈有七秒鐘的引信。澳洲的只有5秒。後來我們每次都能成功。」
他在太平洋戰場三年,只看到過一個日本戰俘。戰俘很憔悴很髒,無論美國士兵如何安撫,這名囚犯仍然驚恐萬分,不願吃任何東西。後來通過翻譯喬才知道,有人跟這名日本士兵說美國人會吃戰俘,他怕美國人是想在吃掉他之前把他養肥。喬和戰友們覺得這非常有趣,紛紛開這個戰俘的玩笑,這是這些被死亡和苦難包圍的人找幽默的方式。喬的戰爭故事也不都是黑暗的。有天他在硫磺島開着千斤頂,驚動了兩個附近的美國士兵。他們以為聽到了機槍聲,於是立刻找掩護。喬拿那兩個士兵取樂了一個下午:每當他們中一個人探出頭來,喬就會發射手錘,假裝是槍聲。他覺得很好玩。
希德和喬,以及他們那代大多數人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他們看到了難以言喻的事情,也可能做過難以言喻的事情。他們與之開戰的是很具體很明確的敵人,當時沒人質疑他們的生活方式。
然後他們回家,試圖忘記經歷過的一切。
創傷後應激障礙那時還不為人知,但威士忌和酒精卻很流行。1940年代和1950年代,男人不談論他們的恐懼,也不講他們的感受。相反,他們在酒吧或退伍軍人協會大廳度過空閒時間,喝酒,抽菸,嘗試忘記他們的記憶和情緒。美國各地的退伍軍人協會大廳是男人的第二個家,他們有共同的經歷,但不會談論它——那不是男人做的事。他們喝酒、抽菸、談論體育賽事,試圖提醒自己,他們已經拯救了世界,所以值得。他們工作、養家、釣魚,很少允許自己感受到內在的情緒。
這些人很多在60多歲時去世。他們一旦從工作崗位退休,就失去了忘記痛苦的方式,生命變得沒有目標。1970年代,我和家人埋葬了我的兩位祖父。我爺爺在戰前就酗酒,戰後十多年,每天半加侖威士忌對他造成了永久傷害。外公在週末不上班時曾打過半職業足球聯賽,即使在住院後,他還堅持他的結腸癌只不過是消化不良。他以前很愛吃烤焦了的吐司,還跟我說焦了的部份有維他命。我說那些是碳,不是維他命。他會回應:「不要自作聰明。」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總是笑著的。
那一代男性親人中,希德活得最久,這可能不是巧合;他是我唯一能回憶起在笑的人。我想,希德爺爺看到和做過的可怕的事情比較少,應該沒有過喬那樣的恐怖回憶。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給外婆送葬的時候。我們把她的骨灰帶到外公墓地那邊,她比丈夫多活了幾十年。
「我們的墓地離這裏不遠,」希德說,「我們有四個骨灰位,如果哪天你需要一個,就給你一個。」
不知為甚麼,那一刻一直留在我心中,它是我對希德的理解的縮影——善良、務實、慷慨,讓人感到被關心,但又沒有施予者的姿態。那一切讓死亡看起來,沒那麼讓人孤單了。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推行大兵法案,退伍軍人想上大學的話有財政援助,想買房的話也有聯邦貸款。大兵法案創造了美國中產階級。那之前,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富人的特權。許多退伍白人軍人利用大兵法案獲得大學學位。他們結婚生子,搬進了大兵法案貸款買來的新房子。我的家人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他們仍然留在康州,仍是信仰天主教的工人階級,生活在小而整潔的家中。他們會在佛羅里達度假,能買新的、甚至是奢侈的汽車。
最偉大的一代美國人,為了戰爭勝利、大學學位、好工作和新房子而興奮。他們結婚生子,生下嬰兒潮世代。雖然我的父母在戰前出生,嚴格來說,並不是嬰兒潮一代,但他們的朋友和同事都是。那代人很多都是都是各自家庭歷史中第一代中產。他們有房有車,有三四個孩子。戰後經濟蓬勃發展,這樣的小家庭裡,爸爸工作,媽媽操持家務,新出現的電視機是家庭文化的里程碑。
那一代上大學已經不是遙不可及的願望。1960年代早期,美國的大學比以前更多。新中產階級的孩子去了象牙塔,在那裏發現了大麻、藥丸和馬克思。他們在理論層面而不是人生中學習歷史和政治。他們最關心的政治話題就是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許多人認識到,美國的參與說好聽點是有問題,說得難聽就是大錯特錯。那一代人在課堂上也在家裏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的父母曾經響應國家號召,與法西斯主義鬥爭,無法理解這些孩子在大學裏到底學到了什麼。國家派你去哪裏,你就去哪裏,這就是國家。你不會質疑政府,你也不想看到共產主義越做越大,不是嗎?
相當多的嬰兒潮一代反對戰爭。一些人通過教育機會延期入伍,也有人跑去加拿大。但更多人沒有這些選擇。我父親早在1958年18歲時加入海軍,越戰前他就完成了足夠的現役和預備役服務,所以不必參戰。很多他的同齡人都去了。在越南,數百萬人死亡、受傷,或遭受精神和身體上的創傷,這些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我不想貶低東南亞人民的痛苦遭遇,但我想說,越戰也是整整一代美國人的夢魘。1970年代,它佔據了幾乎所有人的意識。
一個為我父親工作的人曾去過越南,回來後吸食海洛因上癮。他試過戒毒,但從沒成功過。他無法開口談在越南目擊的一切,但那些記憶纏擾他一生。我父親的一個海軍戰友在越南呆了一年,回國後恢復了看似正常的生活。有天在看新聞時,他看到當年他基地附近的村莊被空襲摧毀。這人曾在村子裏待了很長時間,為改善戰區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現在這些努力也都化為烏有了。另一個我父母的朋友談到,他從越南回來後找到一份辦公室工作。辦公室老闆不曾在越南服役,有天要求這個人對工作任務排序,並稱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這話讓他忍不住笑起來,因此得罪了老闆。他在越南看到了大量的死亡,理解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
我一位年長的朋友也參加過越戰,還曾贏得一枚勳章。他的空軍基地被攻陷的那天晚上,他在炮擊聲中跳下床,只拿了步槍和彈藥袋。他「穿着該死的內衣」跑到外面,看到兩個人在黑暗中奔跑。他掏出彈夾,殺死了這兩名攜帶炸藥的越南工兵。三十年後,他仍然倍感幸運。「我甚至沒有看清是誰。我其實也可能輕易地殺死了兩個自己人」。這枚獎章被埋在他家閣樓上的紙箱裏,不見天日。
「它也沒有滿足我他媽的期望。」
還有個退伍軍人朋友對我影響很大。他說自己到越南時 「已經一團糟」。只要有機會,他就會灌醉自己,而且這些機會多著。一天早上,他酩酊大醉,沒有參加上午的直升機飛行。就在那個上午,直升機被擊落,他同組的四名機組成員全部死亡。一直到1980年代,他都沒能直視越戰紀念牆上刻著的戰友的名字。三十年後說起這件事情,這個身材魁梧、體格健壯的人仍然含著內疚和悔恨的淚水。當兵的經歷使他有資格獲得讀大學的援助,他也很聰明地接受了援助。在一所常春藤盟校讀書的第一個星期,他坐在校園裡,意識到其實那時距離離戰爭結束只有幾個月。他聽到兩個大學生聊天,說暑假在歐洲各地旅行的見聞,其中一個人說歐洲遠非自己期望中的樣子。「我去年在越南呆了一年,」他打斷這兩個年輕人。「它也沒有滿足我他媽的期望。」
這兩個大學生能夠利用求學讀書尋求延期入伍,雖然我們都能理解這樣的苦衷,但當時人們對此的看法往往是負面的。像美國的許多其他事情,能不能延期,總是受到階級或財富的影響。越戰期間被徵兵的多是工人階級和窮人,這些人的父母往往沒能從二戰大兵法案中獲益。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因此,每當我聽到有人輕描淡寫地說「我不想讓越戰耽誤我的學習,」我都會瞪他。因為我知道有太多人沒有這種特權。
我上大學時找到一種勤工儉學的方法——為所謂的 「高危」兒童工作。我參加的工作項目就是為他們提供機會,在夏季參加大學課程,如果他們表現良好,可以在秋季上大學。這些孩子中很多是柬埔寨人、老撾人和越南人。美國不但對退伍軍人的待遇很差,對戰爭難民同樣很差。難民來到美國,被安置在公房中,這些房子看起來就像戰區。很多人來到美國時要麼是嬰兒,要麼是第一代移民。他們在戰爭中失去了家人,特別是柬埔寨的孩子,幾乎沒有任何親屬。我提醒自己不過問他們的生活,或他們父母的生活,他們有足夠多的創傷要處理,我不想在傷口撒鹽,我只是幫助他們充分利用他們得到的(不充分的)機會。在認識他們的過程中,我理解了退伍軍人的部分痛苦。
有個學生叫詹姆斯。他來自海地,一個被捲入美國冷戰期間魔鬼交易的國家:只要一個國家聲稱自己反共,美國就會支持它。而當時管控海地的是惡劣的杜瓦利埃家族。我記得我讀過一本關於海地的書,一直看到一個叫 「項鍊 」或 「Pere le Brun」的詞。我問詹姆斯這是什麼意思。他告訴我 Pere Le Brun 就像米其林人——秘密警察來到你家,把你拖到街上,把輪胎套在你的頭上,裝滿汽油,然後把輪胎連人一同點燃。
我問詹姆斯是否見過這樣的事情。「當然啦,」他說。他說這句話的方式與他解釋這些術語的方式相同;平淡,真實,很像喬爺爺談論日本士兵的手榴彈。從那以後,我經常和其他美國人說,如果一個移民對美國的唯一要求,只是不需要擔心被拖到街上並被燒掉腦袋,我真的不在乎他們是不是能被我們「同化」,或者他們是不是「成功人士」。
我出生於1960年代晚期。1984年,我在郵局填寫了徵兵服務卡。當時沒有徵兵,但以防萬一,國家仍然需要你登記。1980年代是格林納達和巴拿馬的十年,這些戰爭規模小、時間短,彷彿一眨眼就會錯過。第一次海灣戰爭其實只持續了一個工作周。 我在軍隊中認識許多人,他們參加過第一次或第二次海灣戰爭,還有後來二十年的反恐戰爭。這段時間我沒有住在美國,但我還是看到了戰爭對又一代(或兩代)美國人的影響。我的朋友們在波斯尼亞等地執行維和任務。哪怕他們自身沒有陷於險境,還是目擊了許多不人道行為,而且他們束手無策。
傑夫是我在大學裏最親密的朋友,他覺得學術生活不適合自己就退學了。他其實非常聰明,完全可以完成學業,所以我當時覺得很不解。但很快他應徵入伍,然後在特種部隊服役。他是在阿富汗搜索本-拉登的特種兵之一。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阿富汗或者他去過的任其他地方的情況,但我通過共同的熟人知道,傑夫的軍旅經歷讓他很痛苦。但除了對少數經歷過同樣事情的人,他對那些痛苦絕口不提。
傑夫在軍中學會並迷上了跳傘。他在世界各地從飛機上跳下了數千次,也當過數百人的跳傘教練。他說跳傘可以緩解壓力,因為退役以後,他當了警察,那又是一份高壓工作。有天,他和一個朋友跳傘時,由於落地時太用力,他心臟病發作離開了人世。那時他還很年輕,剛當上父親不久。
我的生活是由戰爭塑造的。我在朋友和家人身上觀察到的痛苦,早已使我對戰爭沒有任何妄想。勇敢在和平時期並不是美德,毅力才是。我看着一代又一代的男人帶着痛苦、遺憾和挫敗感走過人生最後的幾十年。一些人被它摧毀,一些人成為更好的人,但他們並不總是像我的希德爺爺那樣愛說愛笑。一位朋友的父親在1950年代上大學,他的同學都是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兵。老兵們只比其他大學生大幾歲,但他們的成熟和嚴肅是後者所不能比的——老兵沒有能力享受輕浮的生活。
這可能是創傷最隱蔽也是最有害的地方——它剝奪了你感受快樂的能力,或樂觀的能力。受創傷的人擁抱和平,因為他們看過戰爭。他們試圖不傷害別人,不是因為那是錯誤的,而是因為他們曾經受到過傷害。他們努力做正確的事情,因為他們不想再為世上的錯誤做出貢獻。
我沒有太多第一身的創傷經驗,也沒經歷過戰爭。但我的創傷仍跟暴力﹑痛苦和憤怒分不開。2019年下半年,我親眼看到不受約束的國家暴力會造成甚麼後果。那年6月12日,我目擊香港警察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回應扔向他們的空水瓶。他們無視警察通例,也無視武器製造商訂下的使用準則。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無知地使用武力;沒有引起踩踏或人群擁擠只是奇跡。
那天,我看著一個不到18歲的年輕女孩因恐懼而發抖。我從未感受過這樣的無助和憤怒。那些眼睛發紅﹑淚流滿面的年輕人邊咳嗽邊問我有沒有事。「沒事,」我跟他們說:「我是美國人。」他們就點頭說:「哦,你已經習慣了。」然後他們繼續尋找可能需要幫忙的人。這種無私和關懷,貫穿了那年餘下的時間。不幸的是,同時貫穿2019下半年的,是邪惡﹑愚昧的警暴。
我看到一名警察掐住示威者的脖子,試圖讓他失去知覺,只是被記者發現才停下來了。我在不到50米遠的地方,看到警察用豆袋射擊一個年輕女性的面部,讓她失去了一隻眼睛。我看到警察在一次和平的抗議活動中,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立即向示威者和旁觀者發射催淚彈。有時他們發射的有毒化學品太多了,死了的鳥兒會從天上掉下來。
有個描述拳擊手的說法是他們的鼻子「滿臉都是」(all over the face)。我以前不知道這句話是甚麼意思,直到香港中文大學被包圍的那天,我見到一個被橡膠子彈打中的年輕人。他的鼻子被打扁了,扁得覆蓋了臉上不該覆蓋的地方。我看到警察以世上任何地方都無法容忍的方式殘害示威者。
警察的支持者辯解說,在美國示威者只會被槍殺。這說法斷然不實,也狡猾地忽略了美國警察會因濫權而受紀律處分的事實。但沒有任何香港警察因無數暴力行為而受紀律處分,更不用說被起訴了。這個認知給我的創傷不亞於我目擊的所有暴行。而且,美國警察向公民開槍的頻率的確驚人,但公民也會向警察開槍。但在1997年後的香港,唯一向警察開槍的人,是其他警察。
隨著疫症的出現,香港和中央政府抓住了時機,以防疫為名借法律和政治壓制了抗議行動。他們聲稱這個城市已回復穩定,但他們只是把張力暫時抑制下來了--有天它會再次爆發。到時候,我希望要承受傷痛的,不是那些已經受過超過任何人類能夠容忍的創傷的人們。
我几乎每天都面临着死亡,最近几日尤甚。2019年反送中,我差点死在橡胶子弹之下,一身在淘宝上买的防护服帮我挡了一颗射向胸口的子弹。人家都说淘宝没好货,但我也没想到救我一命的竟然是淘宝货。
随后我还是被捕,一身防具来不及收拾,被控私自藏有武器弹药,刑期最高14年。由于非香港身份,于是“出口转内销”。在看守所的初期,抑郁发作,无时无刻不想死,只要一根笔芯,扎进颈动脉,就可以挂了,但最终没成功。后期居然把自己分成了三个。知道要找精神科医生了。然后就是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两年下来,肝肾甲状腺都有毛病,不吃药不行,那种时时刻刻要么想打人要么想自杀的状态谁也受不了。吃了的话,伴随我差不多40年的乙肝病毒开始活跃,乙肝—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就是我要走的路。
横竖都是死,有时候想想不如吞安眠药算了,我不想得肝癌死掉,拖累自己也拖累家人,如果真的有这一天,我希望在满足所有愿望之后,20粒氯硝西泮,解决所有问题。
戰爭中喬是工程師應作戰爭中喬是工兵
我的肉體仍活著
但靈魂的一部份永遠地留在過去
我仍然是我 但也不再是我
“這可能是創傷最隱蔽也是最有害的地方——它剝奪了你感受快樂的能力。”
這句話太令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