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6日將登場的台灣九合一選舉，同日合併有18歲公民權修憲案，18歲公民權，是將選舉權門檻從20歲下修至18歲，讓18歲以上的公民可以投票給候選人，亦可參與修憲複決；如通過，台灣將新增約41萬餘人的青年選民。
然而，要通過本次修憲公投需要獲得高達962萬張同意票，遠比2020年總統大選在74.9%的投票率下，蔡英文獲得史上最高的817萬票還要高。除了高門檻，社會對18歲的公民權態度不一，「大人」認為青年不成熟、青年則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端傳媒將以三篇系列報導，分別就學生、教師與倡議團體的角色，與讀者一同認識，「這遲到的兩年」如何影響台灣民主的未來？
吆喝著班上學生就位，原本嘈雜的教室裏漸漸恢復秩序，一群高中生起身向自己所屬陣營移動，位於高雄新莊高中課堂裏，即將上演一場18歲公民權的模擬公聽會。
台灣九合一選舉將於11月26日投開票，此次併有一案公投，30歲的公民科教師呂昱達為這群高中生舉辦的模擬公聽會，便是因應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由學生分組扮演正反方代表。一週過後，投票結果揭曉，34名學生加上一名雙語班的愛沙尼亞籍交換學生，總計開出28票同意，一票反對的結果，另有五票因遲交成廢票，同意票佔全班的八成。
呂昱達除了是一名公民科教師，編有《公民與社會：探究與實作》的高中選修教材，並經營「丹尼老師的公民教室」臉書專頁分享公民議題與相關知識。他經常在課堂上以「換位思考」的方式，讓學生能在即便有多數意見支持下，仍能試著找出、並理解對方反對的理由。
「公民教育本身就是在培養能尊重他人、具公民素養的人，」他說，在他教書以來，一直認為學生很有能力，「18歲的人，不比81歲的差。」
幾歲才能投票？
「台灣是世界上最老的民主國家」，並非指台灣民主經驗老道，而是「滿20歲才能投票」。
即將舉辦的18歲公民權公投，為台灣首次修憲複決公投，然而其通過門檻極具挑戰，必須跨越962萬同意票的修憲複決高門檻。
以目前全球投票年齡規定來看，在超過200個國家中，只剩十個國家（20歲：諾魯、巴林、喀麥隆、台灣；21歲：新加坡、薩摩亞 、黎巴嫩、阿曼、科威特、東加 ）投票年齡在20歲以上，台灣甚至是民主國家中唯一18歲還不能投票的國家。國投票年齡規定需滿20歲，絕大多數國家此前已將投票年齡下修到18歲，甚至也有國家研議討論下修至16歲。
「台灣是世界上最老的民主國家，」在新北市板橋高中任教的歷史教師黃惠貞說，並非指台灣民主經驗老道，而是「滿20歲才能投票」。實際上，以台灣鄰近國家投票年齡來看，2015年日本修法、2019年馬來西亞修法、2020年南韓也修法，這些鄰國近年來接連紛紛將公民權下修至18歲。
到底幾歲才能投票、才能落實公民權，在台灣始終是個糾纏不清的議題。在新竹任教高中公民課的教師林詩舷，十年來不斷將18歲公民權的概念帶進課堂，希望讓學生了解攸關自身的公民權利。
如何引導青少年思考有關公民權，林詩舷分享，她在課堂上向學生發問，「你們知道哪些國家20歲才能投票嗎？」接著，再透過互動問答的交流方式，一起討論20歲門檻有沒有道理。而在學生對公民權年齡感到切身相關後，她再追問學生：「你們支持下修到18歲嗎？」
林詩舷說，五到十年前的學生，被問到是否贊成18歲公民權，還有超過半數積極反對，他們所持的理由，多半是認為自己「不夠成熟」、「沒有資格投票」。
然而，林詩舷細究所謂的「不夠成熟」，發現不夠成熟不是主因，而是因為「不在乎」。她說，這些高中生會為了自己能否參加學校社團向家長據理力爭，以理據證明自己夠成熟到可以平衡學業與社團活動，但提到18歲公民權，又認為自己「不夠格」。林詩舷認為，青少年在公民權議題幼體化自己，僅是說明在他們那個年紀，這些不被認為是重要的事。
在多年的課堂實驗後，林詩舷歷經學生從自認自己不夠格，再到如今的積極爭取，她認為2018年修法通過的公投法是轉捩點。2018年台灣下修《公民投票法》投票年齡至18歲，選民只要年滿18歲，便可對公投案投出贊成或反對的一票。
林詩舷觀察到，在公投法下修後，有愈來愈多的學生對18歲公民權表示樂見其成，她說，當18歲的高三學生可以公投，學弟妹看到學長姊可以參與公共事務，耳濡目染下，進而體察公民權離自己並不遠。她更趁勢追問學生：「為什麼18歲可以對公共議題表示意見，但卻不能投票給自己支持的候選人？」
青少年不配有公民權？
如果像一些長輩說的一代不如一代，那人類不就滅絕了？
無論是學生自我認定的「不夠成熟」，或是源於對公共事務的漠不關心，來自家長的否定與保守心態，或許強化了學生自我懷疑的效果，甚而合理化「不配擁有」公民權的認知。
林詩舷在校園任教至今已十年，豐富的校園經歷除讓她看過浮現在不少學生身上的「不配感」，也見過保守的師長如何反對18歲公民權——像是學生不可以擁有過多權利，以免動輒要廢除升旗、廢除制服，她說，這些反對意見說穿了就是從根本上看不起年輕人。問她為什麼支持，林詩舷則說自己找不到反對的理由，她相信學生有能力做判斷，也質疑如果像一些長輩說的一代不如一代，那人類不就滅絕了？
這樣對青少年普遍的不信任，呂昱達以1999年社會心理學家達寧（David Dunning）和克魯格（Justin Kruger）的研究說明，能力不足的人難以認知到自己的不足，且相信自己比實際表現更加優秀，此即為「達克效應」（DK effect）。
呂昱達發現，這些反對的聲音來自長輩對青少年的不瞭解與不信任，也看不見年輕人的能力，以為自己高年輕人一等。他說，現在的學生很有想法，透過適當的引導就可以協助他們做出良好的判斷。他說，長輩沒有試著理解年輕人的想法跟教育方式，還留在自己所處戒嚴年代的教育。
這些反對的說法，除了質疑學生太年輕外，也將矛頭指向修憲花太多錢，呂昱達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關乎個人公民權，不能單以金錢成本來衡量，18歲已經是刑法上有完全行為能力的人了，民法也將於2023元旦將成年年齡下降為18歲，儘管年滿18歲對國家要擔負更多義務，但參政權卻被剝奪。他說，與其說差兩年而已不要爭取，他更想跟反對的人說，「才差兩歲，判斷、決策不會差那麼多，大人請多放心，不要讓參政權淪為大人才享有的權利。」
黃惠貞也有同樣觀察，來自長輩的反對意見與價值觀，深深影響學生對18歲公民權的判斷。
學生會問她，「國家大事欸！我們真的可以做決定嗎？」對於公民權下修18歲反倒懷疑起「是不是有政黨想利用我們？」這些來自長輩的否定，蠶食學生的自信，讓他們無形中接受了自己就是能力不足、沒有資格、不配擁有，最終自我幼體化。
從歷史來看，這樣的不信任感，不僅出現在年長者對青少年身上，也出現在富人與窮人、男人與女人身上。黃惠貞解釋，19世紀，英國曾經歷20年的憲章運動和三次改革法案才達到某程度的民主政治；當時，資產階級也擔心，窮人會不會被金錢收買？後來工人階級透過教育以及一連串抗議行動，最終在1884年才讓所有成年男子都享有選舉權，但女性則要等到1919年才享有選舉權。
「台灣現在的教育資源豐富，也有這麼多的課程，就是要將學生訓練成一名公民，」她問，學生都接受這些訓練了，為什麼不能投票？
2015年，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與18歲公民權推動聯盟共同舉辦第二次「全國青少年投票日」時，代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發言的黃惠貞曾表示，目前青少年的政治成熟度已不同於戒嚴時期。學校與主管單位應具體改革教育的威權性格，不要一面教授公民教育，卻又一面阻擋學生實踐公民權。
黃惠貞認為，威權遺留在校園，乃至國家體制的各個角落，隨著時代演進，憲法部分的條文若不合時宜就要修改，但修憲門檻如此之高，沒有一任總統的票數高於這次18歲公民權所需的962萬票，「台灣我們要作為一個正常國家有多難？」
黃惠貞認為，這次公投結果難以樂觀，台灣人不太在乎兒少的「權益」，長輩會說「囡仔人有耳無喙」（台語：小孩有耳無嘴，意味著小孩不懂不要亂講話），如果沒過，也是好事，讓大家注意到，為何那麼重要、朝野全數支持的議題，最後為什麼過不了？
18歲公民權通過的意義
捍衛別人的權利，就是保障人權，其他人的權利提升，並不會危害到自己的利益，如果有，那叫做特權。
儘管在選戰進入倒數階段，18歲公民權逐漸升溫，但由於修憲門檻極高，需要962萬張同意票，遠比2020年總統大選在74.9%的投票率下，蔡英文獲得史上最高的817萬票還高，因此一般認為要通過該公投案難度不低。
林詩舷認為，公民權案對學生族群來說有其正面意義，尤其18、19歲的年齡橫跨高中職與大專院校，攸關學生權益的政策討論更有機會被納入選舉考量，使學生族群的議題被看見。
林詩舷說，雖然台灣社會看起來更重視學生的意見了，《高級中學教育法》也規定校務會議要至少有百分之八的學生代表，地方與中央政府也設有青年諮詢委員，然「諮詢」成分居多，甚至被認為是學生「練習表達」的過程。她說，18歲公民權可以改變過往大人以「施恩惠」的方式看待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態度，「一旦學生有實權，他們的意見就會被納入政策考量。」
黃惠貞強調，捍衛別人的權利，就是保障人權，其他人的權利提升，並不會危害到自己的利益，「如果有，那叫做特權。」她認為，社會應該把這塊餅一起做大，而不是擔心自己會少了一口餅。
黃惠貞認為，台灣社會應多一些對話，像是討論各個選舉年齡的意義是什麼？不同時代對於成年的定義也不同，「現在一定要20歲的理由是什麼？理論基礎又在哪裡？」實際上，台灣在18歲公民權這條路上，並非走在最前面的國家，他強調不必害怕下修年齡會帶來什麼壞處。
雖然從民調與聲量來看，18歲公民權通過難度不低，但黃惠貞仍顯樂觀地說，做教育的還是要有一些信心，「就算不通過，我們也要檢討，天字第一號立委全數通過的修憲案，為什麼過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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