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過去數載，全球不少地區電影票房相比疫前水準卻仍有距離，消費習慣與娛樂形式改變等原因之下，觀眾們越來越少走入電影院，可見結果如香港自2024年至今已有逾十家戲院結業；另一方面，全球最大連鎖影院AMC卻加大投資力度升級硬體設備、增加IMAX影廳，吸引觀眾關掉串流回到電影院。台灣而言，整體電影票房固然一樣未臻疫前高峰時期，影院方面在疫後這些年，在台北等「六都」地區乃至宜蘭和花蓮，也都有戲院結業，但整體上結業數字相對平緩、地區也較為分散。其中老牌電影院聚集區如台北西門町，至今仍有七家戲院，以及一個「台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時至今日，西門町依舊是全台灣電影院最密集的街區，而這其來有自。在1970到1980年代的極盛時期，這個位於台北西部萬華區的商圈內，電影院數量曾經一度到達37家之多，僅在通稱「電影街」的武昌街二段就有15家；到了今天這街區也仍然存在著多家超過六十年、並且一路與時俱進的老牌戲院。這些有歷史的戲院，最初為何群聚於此？又如何滋潤一代代台北人的娛樂生活？這是作家葉郎第二本著作《從前，有個奇麗馬》（新經典文化，2025.5）要解的重點任務之一。
「其他城市精華商業區或有數家影院聚集，但互相仍有距離；西門町武昌街和淺草公園六區卻是戲院整排緊鄰，且隔街相望。整條街都是電影院相連，非常罕見。紐約、倫敦、巴黎都沒有這種畫面。」
戲院沿街風景：罕見成排
讓我們想像一下1990年代中期的西門町，書中講述「1992年10月20日，橫亙於台北西門圓環前超過三十年的中華商場迎來了一整排張牙舞爪的怪手⋯⋯這幾台機具（編注：機械器具）的大尺度破壞力，同時也替西門町商圈騰出了一種新的空間感，不再有中華商場橫阻在前，環抱著西門圓環的新世界大樓終於真正成為西門町的入口意象，有如電影《魔戒》中鎮守剛鐸國境的亞苟那斯巨像一般鎮守著整個商圈大門。」
這裡所講1990年代，是台灣電影映演業最輝煌、票房最好的時候，也是台灣唱片銷量最高的流行文化盛世，那時台北西門町就是全台灣買唱片、看電影的潮流聖地。當時從台南北上就讀大學的葉郎，從小被台南家鄉的全美戲院二輪電影（1950-2025，已於2025.3.2因長年虧損熄燈）餵養長大，所以當他在台北的大學距離西門町只有400公尺，自然卯足了勁將這座「電影聖地」當作延伸的校園，盡情加修電影學分。
出社會後，寫作成為葉郎白天上班之外的副業，經歷過報紙影評、個人網站到FB粉專，他介紹自己患有資訊焦慮與電影冷知識囤積症，關於電影幾乎無所不寫，包括配樂、場景、產業觀察、影壇八卦等，「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影評之外還需要其他的電影寫作，所以一直在摸索還有什麼是大家想知道、願意閱讀的。近年又有社群演算法的介入，做為讀者跟寫作者，到底要在快速變化的潮流當中追求什麼？」
上一本書《從前，有個錄影帶店》（新經典文化，2023.3）源自他2021年的網路募資寫作計畫，講述親身經歷過的錄影帶世代故事，這次，他要挖掘觀影人生中另一個重要烙印，「我想知道西門町的電影院為什麼會一整排長在那裡？不只老家台南沒有，全世界的主要城市也都看不到這種景觀。」「其他城市精華商業區或有數家影院聚集，但互相仍有距離。西門町武昌街和淺草公園六區卻是戲院整排緊鄰，且隔街相望，整條街都是電影院相連，非常罕見。紐約、倫敦、巴黎都沒有這種畫面。」
須知電影院並非百貨公司那樣是基於商品多樣性而產生聚集經濟效益，電影消費一次就要兩小時，觀眾很難看完一部片後，又去隔壁的電影院再看一部。葉郎因此直覺感到「電影街」的形成，必定有其特殊理由——尤其是當1998年，西方多廳式影城華納威秀入駐台北、再進而征服全台灣的時候，西門町的傳統電影院面對這種業界變動，也撐住了沒被擊潰，這引起他很大好奇。但他尚不確定自己能否找到答案，他形容自己像是拿著一張模糊的地圖，開始了尋找故事的旅程。
「江湖傳說他把隔壁的地分割賣給日新跟豪華的老闆時，在合約上要求他們只能蓋電影院，到底為什麼這麼做？」
西門町變身淺草？一個商人的想像
為了解故事始末，葉郎一路追查到電影剛發明不久的日治初期。一位名為高松豐次郎（1872—1952）的獨臂少年被首相伊藤博文指派來台灣放電影，自此成為台灣電影院的拓荒者。1901到1916年，高松豐次郎參與了彼時台北西門町周邊眾多戲院的開設：包括漢中街1902年落成的「榮座」（現為西門威秀所在地萬國大樓）；1910年改裝更新落成、原址位於開封街中華路口的「朝日座」；成都路的「芳乃亭」（1907年改建為「新高館」，是台北第一間專門電影院；戰後1950年代更名為美都麗戲院，1965年改建成為國賓大戲院）；以及1920年開幕的三層樓現代建築、堪稱全島第一的「新世界館」（1968年改建為八層大樓，其中二至五樓為新世界戲院，亦是當時台灣的最大電影院）。
日治時期至1950年代之間，西門町的核心地帶其實是成都路。自1908年「新起街市場」（現西門紅樓，1963-1997年曾做為電影院營運）落成，商家便開始沿成都路發展，並形成「初代電影街」，包括芳乃亭、新世界館及大世界館（1935-1997）；要等到1960年代，才被北邊的武昌街二段取代。日治時代的西門町範圍較現今為小，武昌街在那時稱為「築地町」，因本來是鄰近淡水河岸的沼澤，必須填地再造，故稱「築地」。也由於地處偏遠、杳無人煙，率先出現在此的，是台北瓦斯株式會社的瓦斯工廠（現為武昌街底的電影主題公園）。
西門町和淺草的兩條街，年代相差五十年，卻都曾出現過巨大電影看板櫛比鱗次、綿延長達兩三百公尺，甚至大到完全遮住建築本體的罕見奇觀。
而在武昌街二段毗鄰相連的豪華影城（1965-）、日新戲院（1966-，現正改建中）、樂聲影城（1964-）三塊地方，據葉郎循記錄台北地方發展史的回憶錄《茶金歲月》書中線索，勘查出它們原是三井農林會社的茶葉精製工廠，是三峽、新店、大溪茶園的茶葉沿著新店溪水運到此地進行加工包裝，再經由淡水河出口，銷至海外，著名的日東紅茶就是在這裡生產。
「戰後，房地產商人周陳玉樹買到這塊地，他自己先蓋了樂聲戲院，江湖傳說他把隔壁的地分割賣給日新跟豪華的老闆時，在合約上要求他們只能蓋電影院，到底為什麼這麼做？據說他自己的想像，是要把這條街變成東京淺草那樣，所有人都來逛街、看表演。」葉郎在採訪中說。雖然樂聲斜對面的台北戲院才是這條街第一家開幕的電影院（1955-1991），但周陳玉樹卻是有計畫把整條街變成他喜歡的形狀的那個人。
葉郎藉此找到了西門町電影街和東京淺草的連結，他在書中追溯淺草公園六區自1908年因法規修訂而發展成電影院集散地的歷史，西門町和淺草的兩條街，年代相差五十年，卻都曾出現過巨大電影看板櫛比鱗次、綿延長達兩三百公尺，甚至大到完全遮住建築本體的罕見奇觀。不過哀傷的是，淺草最後一家電影院已在2012年關閉了，而武昌街到目前，還有豪華、樂聲、獅子林新光影城三家奮力存活著。
人看電影，戲院轉生
更多沒活下來的電影院，有些還保留在葉郎的記憶裡。剛上大學的1993年，他在台北看的第一場電影《鋼琴師和她的情人》（The Piano，1993），是在西門町中華路上已停業的西門大戲院（1979-2008，處在比首輪晚一點，又比二輪早一點的「1.5輪」曖昧地帶）。觀影時，隔壁廳不時傳來《侏儸紀公園》的暴龍吼叫，令他至今難忘。西門大戲院停業後，因大樓產權複雜，歷時多年才成功轉手，成為台北真道教會的聚會所，經葉郎調查，全球老戲院「轉行」教會其實很常見，香港北角新光戲院是如此，紐約、倫敦也有眾多案例。
西門紅樓轉生前的生命周期，就跟全世界的戲院一樣：開幕時是氣派豪華的首輪戲院，一旦附近出現更新更好的選擇，觀眾立刻喜新棄舊，生意開始衰退。
原本傲踞西門町門戶的新世界戲院（1968-1999），於1999年停業改建為商場，此前，它的建築立面掛滿大大小小的電影看板，也曾一度只掛一張高達五六層樓的海報，「這是一個巨大的指標，意味著那就是當下全台北最紅的電影，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元素》，它掛在那裡非常久，因為真的非常賣座。」新世界戲院是平面老式座位，在最靠近銀幕的前幾排，座椅會因應視線角度調整為往後傾斜的狀態，坐起來並不舒適。而葉郎倒是在樓上的真善美戲院（1996-）有過人生最特殊的觀影經驗──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醫院風雲》（Riget）電影版一二集的午夜聯映，全長八、九個小時，看完走出戲院，天已經亮了，便拖著疲憊的身軀，在一樓麥當勞吃早餐——那間總是坐滿銀髮伯伯的麥當勞，也曾是千禧年前西門町的重要地標。
不遠處的西門紅樓戲院（1958-），在葉郎初到台北的1990年代中期，卻正是處於自身史上最黑暗時期。「（那時）跟現在開闊的樣子完全不能比，周圍充滿違建（建築物），所以不太會有人走進去。那時我印象中沒有人會靠近紅樓。」日治時期原是市場的這棟建築，在戰後改作劇場之用，到了臨近1960年代，則放起電影。它轉生前的生命周期，就跟全世界的戲院一樣：開幕時是氣派豪華的首輪戲院，一旦附近出現更新、更好的選擇，觀眾立刻喜新棄舊，於是生意開始衰退。
「在美國看到的例子是會轉向服務非主流社群，比如靠上映香港電影、功夫片來服務華人觀眾，也有演東寶電影服務日本移民，或演寶萊塢作品，服務印度移民。再不行的下一招，要不是變成二輪戲院，要不就是改放色情電影。」紅樓在1970至1990年代之間，的確曾是色情電影院，經過1994年民間文化界的主動倡議，才被政府認定為三級古蹟，開始進行修復。
最早開幕的台北戲院1991年停業後，演變成如今雜草叢生，水泥剝落、鋼筋外露的廢墟景象，成為西門町奇特打卡點，也與擁有樂聲、豪華戲院的同街另一側形成強烈對比。
四家戲院：你在街北我在南
來到武昌街二段，彼此開幕時間僅隔一年的樂聲（1964）、豪華（1965）、日新（1966）代表了電影街群聚的開端；現仍穩坐電影街北側原址的樂聲和豪華，皆是多年來不斷整容更新，設法跟上時代需求。比如樂聲為了提升觀影舒適度，逐步將座椅加大、走道加寬，當年開幕時登上全台最大容量的1680人大廳，如今座位數只剩一半。2013年封館整修後，建築外牆加裝了輪播新片預告的大螢幕，室內則改裝成流線設計與霓虹光的類夜店空間。不過，讓葉郎更在意的是另一件傳聞，「一般觀眾很難想像，老一輩的電影院老闆會住在電影院裡面。我一直都聽說周陳玉樹一家人就住在樓上，剪票口旁邊有一道暗門，推開就是他們家。」他對於自己看電影時，有人就住在影廳上面這件事顯得興味盎然。
街底的豪華影城，出沒在一樓售票大廳的，不只是西門町最主力的學生與年輕客群，還能見到來親子影廳度過家庭時光的學齡前幼兒與家長。這棟建築除了電影院，樓上還有「夜巴黎大舞廳」，這裡便是白先勇短篇小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的主場景，也是台北1960-1970年代最具規模的上海式舞廳，過去曾配合街區導覽活動開放參觀，目前已暫停營業。葉郎在書中用了一整個章節，考究上海移民如何在西門町複製海派娛樂生活模式，而上海長大的白先勇移居台北後，他與他筆下的人物皆經常在西門町流連，他的小說活脫就是一張城西生活地圖。
「戰後很多上海人去到香港、台灣，複製上海的十里洋場和生活型態。如同香港北角，台北西門町也被改造成『小上海』⋯⋯最後這些劇種都被時代淘汰，居然是電影活下來了。」
「戰後很多上海人去到香港、台灣，他們都在複製上海的十里洋場和生活型態。如同香港北角，台北的西門町也被改造成『小上海』。我在書裡寫了最典型的『今日百貨』，現在喜樂時代影城進駐的那幾層樓，最早是百貨公司老闆要複製上海的『大世界遊樂場』，規劃各種戲劇表演，有些是歌廳，有些是京劇、歌仔戲、布袋戲⋯⋯最後這些劇種都被時代淘汰，居然是電影活下來了。」
至於電影街南側，最早開幕的台北戲院在1991年停業後，建築日漸衰敗、無人管理，「因為查不到官方說法，盛行的小道消息是屋主上世紀就移民美國，沒有再處理這棟廢墟，唯一一次看到它有變化，是早年台北電影節舉辦時，曾經用廣告帆布包住外牆，讓它不要那麼難看。」如今室內雜草叢生，水泥剝落、鋼筋外露的廢墟景象成為西門町奇特的打卡點，也讓同一條街的兩側形成強烈對比。
書店？健身房？現場表演？差異化是下一條路
「觀眾正在忘記電影院，正在頭也不回地離開，但對我來說這段台詞更深的寓意，是說服電影院的經營者，要忘記已經老化的營運方式，必須打開更多可能性。」
為了寫書，葉郎實地考察許多國外電影院，包括已經消失的、空間再利用的⋯⋯電影院因為建築形式特殊，尤其是傳統單廳式大戲院，沒有隔間和窗戶，挑高極高，改做任何行業都很困難，除了前文提過的轉行用作教會空間，他也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看到一個極佳案例：建於1947年的柏屏戲院，曾是吉隆坡設備最先進、創下票房紀錄的娛樂熱點，停業後一度淪為廉價旅館和卡拉OK包廂，「我去年參觀時，發現它被改成書店，書櫃就沿著原本的階梯式地板展開，你在一層層往上走的過程，會進入不同書區和迷宮一樣的走道，是非常有創意的解決方法。」
還有一種常見模式，是改裝成健身房，「現在很多健身房需要這種浮誇的空間，像飛輪就是浮誇的運動，會加上燈光音樂，教練剛好可以站在舞台上，面對打開成扇形的學員。」如紐約第二大道旁的藝術電影院D.W. Griffith Theater，現已成為著名健身教練Tracy Anderson的旗艦店，近期香港也有銅鑼灣戲院CINEMA CITY為例。
三個月前，葉郎造訪日本長野的老戲院相生座，它在1892年開張時是歌舞伎劇場，待電影發明後才演變成電影院。而驚人的是，這裡至今仍是首輪商業戲院，另一家和它爭奪「日本現存最古老電影院」地位的新潟高田世界館，則已改由非營利組織營運，轉型為觀光景點。和電影同樣歲數的相生座雖處在沒落商圈，但它想盡辦法活下來，這令葉郎非常感動，「它跟西門町很多電影院經歷過一樣的事，就是把大廳拆成多廳，因為要跟影城競爭，必須把座位數減少、降低風險，可以演更多部電影。」
1947年的柏屏戲院曾是吉隆坡娛樂熱點，停業後一度淪為廉價旅館和卡拉OK包廂，後「改成書店，書櫃沿著原本的階梯式地板展開，一層層往上走的過程，會進入不同書區和迷宮一樣的走道。」
歷經75年歷史的「全台二輪片始祖」台南全美戲院（1950-2025），早前於今年三月因不堪長年虧損而熄燈，但也宣告將以多元藝文空間型態重啟營運，許多老觀眾搶在停業前，至戲院打卡獨樹一格的手繪電影海報，緬懷在此度過的青春歲月。葉郎表示全美戲院也曾將影廳拆分，且其切割方式最為普遍，就是把二樓看台補起來，變成獨立影廳；相生座的切法則比較罕見，「是縱向切成左右兩廳，所以空間特別狹長。」環遊過世界各地電影院的葉郎，也希望人們旅遊時一定要去當地看電影，「這跟參觀神社、古蹟其實是一樣的活動，而且看電影不只是從外面看，你會成為整個一百多年歷史儀式的一部分。」
回顧「電影」的歷史，它在誕生之初還是短篇默片，時長大約只有十分鐘，所以通常戲院會安排歌舞雜耍，搭配影片一同放映，作為一整套節目，因此電影從一開始就跟舞台演出有著緊密關係，更別說戲院空間本身，就是按照劇場的邏輯而興建。1950-1960年代盛行歌舞表演時，很多戲院都會交替做兩種生意，有趣的是，這種現象消失數十年後，竟然於21世紀出現逆轉。由於佔全球產量7成以上的好萊塢電影在疫情後減產，電影院面臨銀幕填不滿的問題，尋求替代路徑時，其一是舊片重映，另一種是像全台的威秀影城嘗試超過十年的──放映電影以外的演出，包括英國國家劇院現場(NATIONAL THEATRE LIVE)、演唱會轉播、脫口秀。
「有導演本人全程陪看並講評，類似過去DVD收錄的導演講評且這是LIVE版。導演還帶了樂器，電影一邊放，一邊拿著歌本上台唱歌，並請演員上台演出電影中的慢走，這驗證了觀眾其實在尋求新的影院體驗。」
今年五月，台灣國家影視聽中心首次挑戰聯映蔡明亮《行者》系列十部作品，總長十個半小時，葉郎去看了週六晚上的場次，「有導演本人全程陪觀眾看完，一邊講評，這回復了過去DVD收錄的導演講評形式，而且是LIVE版。導演還帶了各種樂器（給觀眾）提神，到了大家最睏的凌晨三、四點，電影一邊放，他一邊拿著歌本上台唱歌，並請李康生上台演出電影中的慢走方式，這驗證了觀眾其實在尋求新的電影院體驗。」就如Taylor Swift在推出演唱會電影時，歡迎她的樂迷帶著各種應援道具去電影院揮舞，還可以交換禮物；《魔法壞女巫》（Wicked，2024）在美國戲院有「歡唱場」，鼓勵觀眾一起高歌，葉郎認為這樣的差異化，會是電影的下一條生路。
他在寫作過程中看到《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的台詞，男孩多多離開小鎮去大城市前，老放映師最後的交待是：「不要想起我們，不要回頭，不要寫信，不要屈服於鄉愁，把我們全部都忘了吧。」這不就是如今電影院和觀眾的關係？「看到時我很驚嚇，因為觀眾正在忘記電影院，正在頭也不回地離開，但對我來說這段台詞更深的寓意，是說服電影院的經營者，要忘記已經老化的營運方式，必須打開更多可能性，增加跟觀眾的關聯。」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