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过去数载，全球不少地区电影票房相比疫前水准却仍有距离，消费习惯与娱乐形式改变等原因之下，观众们越来越少走入电影院，可见结果如香港自2024年至今已有逾十家戏院结业；另一方面，全球最大连锁影院AMC却加大投资力度升级硬体设备、增加IMAX影厅，吸引观众关掉串流回到电影院。台湾而言，整体电影票房固然一样未臻疫前高峰时期，影院方面在疫后这些年，在台北等“六都”地区乃至宜兰和花莲，也都有戏院结业，但整体上结业数字相对平缓、地区也较为分散。其中老牌电影院聚集区如台北西门町，至今仍有七家戏院，以及一个“台北市电影主题公园”。
时至今日，西门町依旧是全台湾电影院最密集的街区，而这其来有自。在1970到1980年代的极盛时期，这个位于台北西部万华区的商圈内，电影院数量曾经一度到达37家之多，仅在通称“电影街”的武昌街二段就有15家；到了今天这街区也仍然存在著多家超过六十年、并且一路与时俱进的老牌戏院。这些有历史的戏院，最初为何群聚于此？又如何滋润一代代台北人的娱乐生活？这是作家叶郎第二本著作《从前，有个奇丽马》（新经典文化，2025.5）要解的重点任务之一。
“其他城市精华商业区或有数家影院聚集，但互相仍有距离；西门町武昌街和浅草公园六区却是戏院整排紧邻，且隔街相望。整条街都是电影院相连，非常罕见。纽约、伦敦、巴黎都没有这种画面。”
戏院沿街风景：罕见成排
让我们想像一下1990年代中期的西门町，书中讲述“1992年10月20日，横亘于台北西门圆环前超过三十年的中华商场迎来了一整排张牙舞爪的怪手⋯⋯这几台机具（编注：机械器具）的大尺度破坏力，同时也替西门町商圈腾出了一种新的空间感，不再有中华商场横阻在前，环抱著西门圆环的新世界大楼终于真正成为西门町的入口意象，有如电影《魔戒》中镇守刚铎国境的亚苟那斯巨像一般镇守著整个商圈大门。”
这里所讲1990年代，是台湾电影映演业最辉煌、票房最好的时候，也是台湾唱片销量最高的流行文化盛世，那时台北西门町就是全台湾买唱片、看电影的潮流圣地。当时从台南北上就读大学的叶郎，从小被台南家乡的全美戏院二轮电影（1950-2025，已于2025.3.2因长年亏损熄灯）喂养长大，所以当他在台北的大学距离西门町只有400公尺，自然卯足了劲将这座“电影圣地”当作延伸的校园，尽情加修电影学分。
出社会后，写作成为叶郎白天上班之外的副业，经历过报纸影评、个人网站到FB粉专，他介绍自己患有资讯焦虑与电影冷知识囤积症，关于电影几乎无所不写，包括配乐、场景、产业观察、影坛八卦等，“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影评之外还需要其他的电影写作，所以一直在摸索还有什么是大家想知道、愿意阅读的。近年又有社群演算法的介入，做为读者跟写作者，到底要在快速变化的潮流当中追求什么？”
上一本书《从前，有个录影带店》（新经典文化，2023.3）源自他2021年的网路募资写作计划，讲述亲身经历过的录影带世代故事，这次，他要挖掘观影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烙印，“我想知道西门町的电影院为什么会一整排长在那里？不只老家台南没有，全世界的主要城市也都看不到这种景观。”“其他城市精华商业区或有数家影院聚集，但互相仍有距离。西门町武昌街和浅草公园六区却是戏院整排紧邻，且隔街相望，整条街都是电影院相连，非常罕见。纽约、伦敦、巴黎都没有这种画面。”
须知电影院并非百货公司那样是基于商品多样性而产生聚集经济效益，电影消费一次就要两小时，观众很难看完一部片后，又去隔壁的电影院再看一部。叶郎因此直觉感到“电影街”的形成，必定有其特殊理由——尤其是当1998年，西方多厅式影城华纳威秀入驻台北、再进而征服全台湾的时候，西门町的传统电影院面对这种业界变动，也撑住了没被击溃，这引起他很大好奇。但他尚不确定自己能否找到答案，他形容自己像是拿著一张模糊的地图，开始了寻找故事的旅程。
“江湖传说他把隔壁的地分割卖给日新跟豪华的老板时，在合约上要求他们只能盖电影院，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西门町变身浅草？一个商人的想像
为了解故事始末，叶郎一路追查到电影刚发明不久的日治初期。一位名为高松丰次郎（1872—1952）的独臂少年被首相伊藤博文指派来台湾放电影，自此成为台湾电影院的拓荒者。1901到1916年，高松丰次郎参与了彼时台北西门町周边众多戏院的开设：包括汉中街1902年落成的“荣座”（现为西门威秀所在地万国大楼）；1910年改装更新落成、原址位于开封街中华路口的“朝日座”；成都路的“芳乃亭”（1907年改建为“新高馆”，是台北第一间专门电影院；战后1950年代更名为美都丽戏院，1965年改建成为国宾大戏院）；以及1920年开幕的三层楼现代建筑、堪称全岛第一的“新世界馆”（1968年改建为八层大楼，其中二至五楼为新世界戏院，亦是当时台湾的最大电影院）。
日治时期至1950年代之间，西门町的核心地带其实是成都路。自1908年“新起街市场”（现西门红楼，1963-1997年曾做为电影院营运）落成，商家便开始沿成都路发展，并形成“初代电影街”，包括芳乃亭、新世界馆及大世界馆（1935-1997）；要等到1960年代，才被北边的武昌街二段取代。日治时代的西门町范围较现今为小，武昌街在那时称为“筑地町”，因本来是邻近淡水河岸的沼泽，必须填地再造，故称“筑地”。也由于地处偏远、杳无人烟，率先出现在此的，是台北瓦斯株式会社的瓦斯工厂（现为武昌街底的电影主题公园）。
西门町和浅草的两条街，年代相差五十年，却都曾出现过巨大电影看板栉比鳞次、绵延长达两三百公尺，甚至大到完全遮住建筑本体的罕见奇观。
而在武昌街二段毗邻相连的豪华影城（1965-）、日新戏院（1966-，现正改建中）、乐声影城（1964-）三块地方，据叶郎循记录台北地方发展史的回忆录《茶金岁月》书中线索，勘查出它们原是三井农林会社的茶叶精制工厂，是三峡、新店、大溪茶园的茶叶沿著新店溪水运到此地进行加工包装，再经由淡水河出口，销至海外，著名的日东红茶就是在这里生产。
“战后，房地产商人周陈玉树买到这块地，他自己先盖了乐声戏院，江湖传说他把隔壁的地分割卖给日新跟豪华的老板时，在合约上要求他们只能盖电影院，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据说他自己的想像，是要把这条街变成东京浅草那样，所有人都来逛街、看表演。”叶郎在采访中说。虽然乐声斜对面的台北戏院才是这条街第一家开幕的电影院（1955-1991），但周陈玉树却是有计划把整条街变成他喜欢的形状的那个人。
叶郎借此找到了西门町电影街和东京浅草的连结，他在书中追溯浅草公园六区自1908年因法规修订而发展成电影院集散地的历史，西门町和浅草的两条街，年代相差五十年，却都曾出现过巨大电影看板栉比鳞次、绵延长达两三百公尺，甚至大到完全遮住建筑本体的罕见奇观。不过哀伤的是，浅草最后一家电影院已在2012年关闭了，而武昌街到目前，还有豪华、乐声、狮子林新光影城三家奋力存活著。
人看电影，戏院转生
更多没活下来的电影院，有些还保留在叶郎的记忆里。刚上大学的1993年，他在台北看的第一场电影《钢琴师和她的情人》（The Piano，1993），是在西门町中华路上已停业的西门大戏院（1979-2008，处在比首轮晚一点，又比二轮早一点的“1.5轮”暧昧地带）。观影时，隔壁厅不时传来《侏㑩纪公园》的暴龙吼叫，令他至今难忘。西门大戏院停业后，因大楼产权复杂，历时多年才成功转手，成为台北真道教会的聚会所，经叶郎调查，全球老戏院“转行”教会其实很常见，香港北角新光戏院是如此，纽约、伦敦也有众多案例。
西门红楼转生前的生命周期，就跟全世界的戏院一样：开幕时是气派豪华的首轮戏院，一旦附近出现更新更好的选择，观众立刻喜新弃旧，生意开始衰退。
原本傲踞西门町门户的新世界戏院（1968-1999），于1999年停业改建为商场，此前，它的建筑立面挂满大大小小的电影看板，也曾一度只挂一张高达五六层楼的海报，“这是一个巨大的指标，意味著那就是当下全台北最红的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元素》，它挂在那里非常久，因为真的非常卖座。”新世界戏院是平面老式座位，在最靠近银幕的前几排，座椅会因应视线角度调整为往后倾斜的状态，坐起来并不舒适。而叶郎倒是在楼上的真善美戏院（1996-）有过人生最特殊的观影经验──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医院风云》（Riget）电影版一二集的午夜联映，全长八、九个小时，看完走出戏院，天已经亮了，便拖著疲惫的身躯，在一楼麦当劳吃早餐——那间总是坐满银发伯伯的麦当劳，也曾是千禧年前西门町的重要地标。
不远处的西门红楼戏院（1958-），在叶郎初到台北的1990年代中期，却正是处于自身史上最黑暗时期。“（那时）跟现在开阔的样子完全不能比，周围充满违建（建筑物），所以不太会有人走进去。那时我印象中没有人会靠近红楼。”日治时期原是市场的这栋建筑，在战后改作剧场之用，到了临近1960年代，则放起电影。它转生前的生命周期，就跟全世界的戏院一样：开幕时是气派豪华的首轮戏院，一旦附近出现更新、更好的选择，观众立刻喜新弃旧，于是生意开始衰退。
“在美国看到的例子是会转向服务非主流社群，比如靠上映香港电影、功夫片来服务华人观众，也有演东宝电影服务日本移民，或演宝莱坞作品，服务印度移民。再不行的下一招，要不是变成二轮戏院，要不就是改放色情电影。”红楼在1970至1990年代之间，的确曾是色情电影院，经过1994年民间文化界的主动倡议，才被政府认定为三级古迹，开始进行修复。
最早开幕的台北戏院1991年停业后，演变成如今杂草丛生，水泥剥落、钢筋外露的废墟景象，成为西门町奇特打卡点，也与拥有乐声、豪华戏院的同街另一侧形成强烈对比。
四家戏院：你在街北我在南
来到武昌街二段，彼此开幕时间仅隔一年的乐声（1964）、豪华（1965）、日新（1966）代表了电影街群聚的开端；现仍稳坐电影街北侧原址的乐声和豪华，皆是多年来不断整容更新，设法跟上时代需求。比如乐声为了提升观影舒适度，逐步将座椅加大、走道加宽，当年开幕时登上全台最大容量的1680人大厅，如今座位数只剩一半。2013年封馆整修后，建筑外墙加装了轮播新片预告的大萤幕，室内则改装成流线设计与霓虹光的类夜店空间。不过，让叶郎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传闻，“一般观众很难想像，老一辈的电影院老板会住在电影院里面。我一直都听说周陈玉树一家人就住在楼上，剪票口旁边有一道暗门，推开就是他们家。”他对于自己看电影时，有人就住在影厅上面这件事显得兴味盎然。
街底的豪华影城，出没在一楼售票大厅的，不只是西门町最主力的学生与年轻客群，还能见到来亲子影厅度过家庭时光的学龄前幼儿与家长。这栋建筑除了电影院，楼上还有“夜巴黎大舞厅”，这里便是白先勇短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场景，也是台北1960-1970年代最具规模的上海式舞厅，过去曾配合街区导览活动开放参观，目前已暂停营业。叶郎在书中用了一整个章节，考究上海移民如何在西门町复制海派娱乐生活模式，而上海长大的白先勇移居台北后，他与他笔下的人物皆经常在西门町流连，他的小说活脱就是一张城西生活地图。
“战后很多上海人去到香港、台湾，复制上海的十里洋场和生活型态。如同香港北角，台北西门町也被改造成‘小上海’⋯⋯最后这些剧种都被时代淘汰，居然是电影活下来了。”
“战后很多上海人去到香港、台湾，他们都在复制上海的十里洋场和生活型态。如同香港北角，台北的西门町也被改造成‘小上海’。我在书里写了最典型的‘今日百货’，现在喜乐时代影城进驻的那几层楼，最早是百货公司老板要复制上海的‘大世界游乐场’，规划各种戏剧表演，有些是歌厅，有些是京剧、歌仔戏、布袋戏⋯⋯最后这些剧种都被时代淘汰，居然是电影活下来了。”
至于电影街南侧，最早开幕的台北戏院在1991年停业后，建筑日渐衰败、无人管理，“因为查不到官方说法，盛行的小道消息是屋主上世纪就移民美国，没有再处理这栋废墟，唯一一次看到它有变化，是早年台北电影节举办时，曾经用广告帆布包住外墙，让它不要那么难看。”如今室内杂草丛生，水泥剥落、钢筋外露的废墟景象成为西门町奇特的打卡点，也让同一条街的两侧形成强烈对比。
书店？健身房？现场表演？差异化是下一条路
“观众正在忘记电影院，正在头也不回地离开，但对我来说这段台词更深的寓意，是说服电影院的经营者，要忘记已经老化的营运方式，必须打开更多可能性。”
为了写书，叶郎实地考察许多国外电影院，包括已经消失的、空间再利用的⋯⋯电影院因为建筑形式特殊，尤其是传统单厅式大戏院，没有隔间和窗户，挑高极高，改做任何行业都很困难，除了前文提过的转行用作教会空间，他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看到一个极佳案例：建于1947年的柏屏戏院，曾是吉隆坡设备最先进、创下票房纪录的娱乐热点，停业后一度沦为廉价旅馆和卡拉OK包厢，“我去年参观时，发现它被改成书店，书柜就沿著原本的阶梯式地板展开，你在一层层往上走的过程，会进入不同书区和迷宫一样的走道，是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法。”
还有一种常见模式，是改装成健身房，“现在很多健身房需要这种浮夸的空间，像飞轮就是浮夸的运动，会加上灯光音乐，教练刚好可以站在舞台上，面对打开成扇形的学员。”如纽约第二大道旁的艺术电影院D.W. Griffith Theater，现已成为著名健身教练Tracy Anderson的旗舰店，近期香港也有铜锣湾戏院CINEMA CITY为例。
三个月前，叶郎造访日本长野的老戏院相生座，它在1892年开张时是歌舞伎剧场，待电影发明后才演变成电影院。而惊人的是，这里至今仍是首轮商业戏院，另一家和它争夺“日本现存最古老电影院”地位的新潟高田世界馆，则已改由非营利组织营运，转型为观光景点。和电影同样岁数的相生座虽处在没落商圈，但它想尽办法活下来，这令叶郎非常感动，“它跟西门町很多电影院经历过一样的事，就是把大厅拆成多厅，因为要跟影城竞争，必须把座位数减少、降低风险，可以演更多部电影。”
1947年的柏屏戏院曾是吉隆坡娱乐热点，停业后一度沦为廉价旅馆和卡拉OK包厢，后“改成书店，书柜沿著原本的阶梯式地板展开，一层层往上走的过程，会进入不同书区和迷宫一样的走道。”
历经75年历史的“全台二轮片始祖”台南全美戏院（1950-2025），早前于今年三月因不堪长年亏损而熄灯，但也宣告将以多元艺文空间型态重启营运，许多老观众抢在停业前，至戏院打卡独树一格的手绘电影海报，缅怀在此度过的青春岁月。叶郎表示全美戏院也曾将影厅拆分，且其切割方式最为普遍，就是把二楼看台补起来，变成独立影厅；相生座的切法则比较罕见，“是纵向切成左右两厅，所以空间特别狭长。”环游过世界各地电影院的叶郎，也希望人们旅游时一定要去当地看电影，“这跟参观神社、古迹其实是一样的活动，而且看电影不只是从外面看，你会成为整个一百多年历史仪式的一部分。”
回顾“电影”的历史，它在诞生之初还是短篇默片，时长大约只有十分钟，所以通常戏院会安排歌舞杂耍，搭配影片一同放映，作为一整套节目，因此电影从一开始就跟舞台演出有著紧密关系，更别说戏院空间本身，就是按照剧场的逻辑而兴建。1950-1960年代盛行歌舞表演时，很多戏院都会交替做两种生意，有趣的是，这种现象消失数十年后，竟然于21世纪出现逆转。由于占全球产量7成以上的好莱坞电影在疫情后减产，电影院面临银幕填不满的问题，寻求替代路径时，其一是旧片重映，另一种是像全台的威秀影城尝试超过十年的──放映电影以外的演出，包括英国国家剧院现场(NATIONAL THEATRE LIVE)、演唱会转播、脱口秀。
“有导演本人全程陪看并讲评，类似过去DVD收录的导演讲评且这是LIVE版。导演还带了乐器，电影一边放，一边拿著歌本上台唱歌，并请演员上台演出电影中的慢走，这验证了观众其实在寻求新的影院体验。”
今年五月，台湾国家影视听中心首次挑战联映蔡明亮《行者》系列十部作品，总长十个半小时，叶郎去看了周六晚上的场次，“有导演本人全程陪观众看完，一边讲评，这回复了过去DVD收录的导演讲评形式，而且是LIVE版。导演还带了各种乐器（给观众）提神，到了大家最困的凌晨三、四点，电影一边放，他一边拿著歌本上台唱歌，并请李康生上台演出电影中的慢走方式，这验证了观众其实在寻求新的电影院体验。”就如Taylor Swift在推出演唱会电影时，欢迎她的乐迷带著各种应援道具去电影院挥舞，还可以交换礼物；《魔法坏女巫》（Wicked，2024）在美国戏院有“欢唱场”，鼓励观众一起高歌，叶郎认为这样的差异化，会是电影的下一条生路。
他在写作过程中看到《新天堂乐园》（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的台词，男孩多多离开小镇去大城市前，老放映师最后的交待是：“不要想起我们，不要回头，不要写信，不要屈服于乡愁，把我们全部都忘了吧。”这不就是如今电影院和观众的关系？“看到时我很惊吓，因为观众正在忘记电影院，正在头也不回地离开，但对我来说这段台词更深的寓意，是说服电影院的经营者，要忘记已经老化的营运方式，必须打开更多可能性，增加跟观众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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