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9日晚，美國華盛頓特區上空發生一起嚴重的空中相撞事故，一架商用客機與一架軍用直升機在波托馬克河上空相撞，導致67人遇難。在事故發生後的第二天，美國總統特朗普迅速將矛頭對準了「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性）政策。在並未得知事故緣由的情況下，特朗普一口咬定因為在前總統奧巴馬和拜登執政期間，聯邦飛行管理局在招聘空中交通管制員時過於強調多元化，導致了安全標準鬆懈。
而在特朗普正式上台執政前的一週，特朗普和其盟友馬斯克，也就DEI政策向加州的民主黨州政府開炮，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指責其多元化的招聘政策導致了消防部門未能及時應對燒燬了富人區的野火。在新政府上台後，特朗普更是將DEI政策塑造成了美國一系列天災人禍的罪魁禍首，要為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腐敗、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的資金挪用，和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低效負責。他火速頒布的一系列行政令和政府部門備忘錄，更是旨在短時間內在聯邦政府和私人機構層面消除DEI政策的影響。
為何特朗普及其政治盟要對DEI發動如此係統性的「戰爭」？DEI政策由何而來，如何在職場、教育和福利等層面深遠地影響了幾代美國人的生活，又在這個政治極化的年代成了公衆輿論的焦點？而DEI政策又是否像他們的支持者所言，推動了美國社會的公平與進步？
撤銷DEI的政策
自新政府上台以來，特朗普已經簽署了70份行政命令。其推進速度之快、覆蓋政策範圍之廣，及合憲性之模棱兩可，令主流媒體在報道新政府的新聞動態時手足無措，無法一下抓準關注重點。而藏在這70份行政命令中的，是三份有關DEI政策的行政令和一系列行政部門的內部備忘錄。通過這些頒布速度快、通過司法手續挑戰時間成本高的行政命令和內部指示，新政府企圖徹底終結DEI政策在聯邦政府、私營企業和教育機構中的實施。這些政令可以被歸結為以下幾類：
一、聯邦政府
上任首日，特朗普總統即簽署了題為「終止激進且浪費的政府DEI項目和優待政策」的行政命令，指示1）各聯邦機構在60天內關閉所有與DEI相關、帶有歧視色彩的辦公室和項目；2）聯邦政府終止所有帶有「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色彩的「公平」（equity）計劃、目標和項目；3）聯邦機構在採購決策中排除對公司DEI實踐的考量，在員工審核中排除DEI指標。
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OPM）隨後發布備忘錄，要求各部門負責人立即通知相關員工，將DEI工作人員安排為帶薪行政休假，並制定計劃終止所有相關項目。備忘錄還警告，任何試圖隱瞞或重新包裝DEI活動的行為都將面臨「不利後果」。頗為弔詭的是，行政令和備忘錄行文模棱兩可，並未定義何為帶有「歧視意味」的DEI政策、何為與「公平」有關的政府計劃,以及何為與DEI有關的政府工作人員。為順應行政令，1月27日，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發布備忘錄，指示所有政府機構在24小時內停止向接受聯邦資金援助的團體和機構撥款。該備忘錄聲稱，這些援助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約佔聯邦政府近10萬億美元支出的三分之一。該備忘錄要求所有機構自查其計劃及受資助者是否涉及任何「可能受總統行政命令影響的活動」，如「外國援助、非政府組織、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覺醒』性別意識形態及綠色新政」等。
二、跨性別者
特朗普第二份有關DEI的行政令也在上任首日簽發。這份名為「保護女性免受性別意識形態極端主義」的行政令將「性別」定義為「不可改變的生理分類」，還令各聯邦機構刪除所有「灌輸性別意識形態」的聲明、政策，和法規，並禁止使用聯邦資金宣傳「性別意識形態」。該命令還指示司法部長發布指導方針，以確保「表達性別二元性的自由」、禁止跨性別者使用廁所等「單一性別空間」。
三、私營企業
上任第二日，特朗普還簽署了名為「結束非法歧視、重構優績主導機會」的行政命令。該命令撤回了1965年由約翰遜政府簽發的，要求聯邦政府合同方招募更多少數族裔和女性的行政令。同時，該命令要求各聯邦機構負責人，鼓勵私營企業終止任何「非法」的DEI政策，並要求司法部長確定「每個相關領域中最惡劣和歧視性的DEI從業者」，對其發動潛在的民事合規調查。與此同時，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已經開始審查一些企業的DEI計劃是否違反「平等就業機會法」（EEO）。受政府政策變化影響，多家大型企業開始調整其DEI戰略。硅谷巨頭Meta和Google皆援引聯邦機構採購標準的變化，宣告其將結束招募更多少數族裔和女性的企業目標。
四、教育機構
在教育層面，教育部向各學校和大學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兩週內終止與DEI相關和「種族偏好」招生的項目，否則將面臨聯邦資金削減的風險。面對突如其來的法律風險，不少美國高校，尤其是更仰仗聯邦撥款支持的公立高校紛紛開始收回原有的DEI政策：東北大學在一月底從其官方網站上刪除了所有與DEI相關的內容。密歇根州立大學原定於1月29日舉辦一年一度的農曆新年午餐慶祝活動，但在活動前一天突然取消。學校在給學生的郵件中表示，取消的原因是「社區成員對當前有關移民和DEI的行政命令表示擔憂」。諸多州立大學則直接關閉了其DEI辦公室，以符合新的聯邦政策要求。
什麼是DEI政策？
究竟什麼是在新政府看來萬惡的DEI政策？在美國歷史上，諸多少數群體長期受到歧視，缺乏公平的職業、教育和經濟機會。因此，DEI政策目標是在職場、教育、社會福利等層面，通過反歧視監管、在教育和工作方面給予少數群體優先待遇、針對潛意識偏見進行員工培訓等手段消除這些結構性障礙，吸納更多元的人群進入主流社會組織（diversity），促進實質性的社會公平（equity），營造包容（inclusion）的文化。
不同的政府和私有機構對於DEI政策的受益少數群體定義會有出入，但一般都會覆蓋女性、少數族裔、LGBTQ+群體、殘障人士、老兵、低收入人士等多元群體。本屆政府的意識形態操盤手，向來對優惠少數群體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滿懷憤恨的副總統萬斯，其實也因其老兵身份，在上昂貴的法學院時，在學費和極高的錄取門檻上，受到聯邦政府和耶魯法學院DEI政策的照顧。另外，在美國上班族中頗受歡迎的帶薪產假、帶薪個人健康假等，也已被視為美國企業DEI政策的基石。
與右翼政客的想象不同，正因受益群體之廣，不僅僅限於公衆想象中的少數族裔或是LGBTQ+群體，DEI政策在美國社會的支持率在21世紀向來不低。去年十一月皮尤中心的民調中，就有52%的美國員工表達了對DEI政策的正面看法。當被問及具體的DEI政策時，更有超70%的員工表示支持公平對待員工招募、薪資和晉升的政策，超過60%的員工支持在公司內部成立基於性別、種族背景等員工小組（affinity group），並設立專門監督公司落實DEI政策的職員。
當然，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儘管在被問及具體政策時，DEI政策頗受歡迎，但公衆對於DEI政策的看法尤其容易受到政客的操縱。正因DEI覆蓋政策領域過多、定義過於模糊，導致DEI這三個空洞的字母極易被政客重新妝點，成為他們向保守的白人選民吹種族主義狗哨的工具：過去一年的選戰，由於共和黨政客在選戰中對於「文化戰爭」的鼓吹，將DEI政策包裝成「文化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種族理論」的產物，對白人和基督教存在系統性的威脅，導致相較於選前，共和黨支持者對DEI的負面評價大幅上升，從 30%增至42%，同時不同族裔之間對DEI政策的分野也愈發加大。
籌謀已久的「煙霧彈」
保守派對於DEI政策的怨念由來已久。這種對DEI政策的批判，源自一個長期以來由右翼智庫和保守派金主主導的宣傳運動。比方講，早在本屆政府上台前的2022年，在臭名昭著、因為意識形態過於極端，令特朗普在參選時不得不親口承諾與其無關的「2025計劃」——由美國保守派團體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牽頭髮布的一項計劃，旨在為下一任共和黨總統提供政策指導，就數十次提及DEI政策，並詳細列舉了如何通過總統行政令和內部備忘錄等可見度小、影響力大的手段迅速消除在美國社會根基逐漸深厚的DEI政策。
另外，諸如Manhattan Institute、Claremont Institute等右派智庫，也力圖將DEI政策描繪成文化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種族理論的成果，將其渲染成左派學術精英「洗腦」美國中小學生的工具——當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法蘭克福學派發展而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和在法律期刊和部分法學學者中流行的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本都是學術小圈子內，對於普通受衆頗為艱深難懂的哲學理論，與中小學基礎教育相去甚遠。
在發現指責大學和中小學灌輸「批判種族理論」這一套污名化並不能被公衆輕易接受之後，保守派智庫和幕僚們又將目標轉向企業和政府部門內的多元化措施，將其描述為無用的官僚作風和浪費納稅人錢財的項目。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以及國家藝術基金會（NEA）等機構，都被共和黨政客們形容成推行DEI的「前線」，成為削減資金和解散機構的理據。
另外，保守派法律活動家也愈發意識到已經徹底右轉的高院的政治價值——他們不需要依靠贏得媒體上的公共辯理，便可依靠離普通人更遠、更易被保守派捐款和諸如Federalist Society等保守派組織所控制的司法系統，直接獲得他們想要的政治成果。因而，我們看到諸如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等由保守派律師支持的組織通過主動尋找原告、在傾向保守的司法轄區起訴的方式，成功推翻了在美國社會有廣泛支持的美國大學優惠少數族裔的平權法案錄取政策。
因此，右翼對於DEI的攻擊是一枚在政治策略上極為成功，又極具危險性的「煙霧彈」。一方面，通過將DEI與移民政策、教育改革以及勞工市場等其他長期保守主義施政目標聯繫起來，右翼活動家聯合了向來對左派學界心存不滿的文化保守派、對政府開銷和直接干預私人企業招募行為一直心存芥蒂的財政保守派，以及在特朗普上台前日漸被建制派邊緣化、相信白人美國正在被有色人種取代的陰謀論的白人民族主義者。這使得特朗普的MAGA陣營在意識形態上空前龐大和多元。
另一方面，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在深諳如何博得媒體關注的特朗普，和手握社交媒體平台X的馬斯克的加持下，將DEI塑造成政府浪費和「覺醒意識形態」（wokeness）的代表，並炒作USAID花費數百萬美元為哈馬斯購買避孕套，聯邦政府資助研究可卡因對蜜蜂的影響等譁衆取寵的假新聞，將其與企業多元化培訓、平權行動，甚至中小學關於種族平等的教育混為一談。這一系列對於DEI政策的造謠，和紛繁的總統行政令一道，成功地轉移了公衆、媒體和民主黨政客的注意力，使其自顧不暇，陷入實施核查的陷阱，在闢謠和反駁中浪費了開始組織有效政治反擊的精力。
這顆煙霧彈最危險的地方就在於，在削減政府開支或限制「覺醒文化」這樣看似傳統的保守主義外衣下，隱藏着的是更為反動、更為赤裸裸的種族主義的政治議程。通過將DEI描繪成一種「反白人」的工具，右翼民族主義者得以合理化他們一直以來頗為推崇的「科學」種族主義和優生學。比方講，與馬斯克關係密切的保守派活動家Richard Hanania提出，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賦予了少數族裔「過多的」權利，致使白人男性在社會競爭中被邊緣化；他甚至暗示，平等的社會是不可能的，因為種族之間在智力等方面存在根本差異。
保守派智庫Manhattan Institute的學者Christopher Rufo也曾指責DEI導致波音飛機事故，在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情況下聲稱公司因DEI而聘用「不合格的」少數族裔飛行員。然而，這一論調成功引起了公衆關注，並被特朗普重複使用，當作是DEI削弱美國優績主義社會（meritocracy）的論據，在其發布的一封行政令中這麼寫道：「這些非法的DEI政策還威脅着全美男女老幼的安全，因為它們削弱了個人才能、能力、勤奮和決心在美國社會關鍵部門（包括各級政府、醫療、航空和執法部門）就業和任職的重要性。」而麥肯錫的研究顯示，相較在多元化上表現一般的公司，種族更為多元的公司在盈利表現上超過全國中位數的可能性可以高出36%。很顯然，優績主義不過是白人民族主義者宣揚其種族優越性的一件合法性外衣。
歷史上曲折的多元之路
要理解今日保守派對於DEI政策的攻擊，除了了解白人民族主義內在的政治邏輯，也不能忘了從歷史中窺見DEI政策自身在法律、文化和經濟層面的侷限性。
現代的DEI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時期通過的一系列依賴政府監管、企業合規才能得以實現的反歧視法案。1961年，肯尼迪頒布行政令，要求聯邦政府承包商主動採取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來消除就業中存在的對於種族、宗教和國籍的歧視。1965年，約翰遜政府將性別也加入了被保護的身份類別，並鼓勵更多私人僱主採取主動的平權行動來消除歧視。1964年，國會通過《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更進一步夯實了反歧視政策的法律基礎；其中第七章禁止基於種族、性別等因素的就業歧視，併成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 以監督執行。
然而，這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並未詳細定義何為歧視性行為，而法規的不明確也導致政府的執法和監管力度較弱。因此，許多企業未能採取實質性措施改善少數族裔在美國職場中的境遇。據一些研究顯示，到 1970年，僅4%的僱主建立了平等就業機會辦公室，少數族裔和女性的職場處境仍未明顯改善。
進入70年代，政府加大了對平等就業的執法力度。1972 年，國會通過《平等就業機會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ct）， 賦予EEOC更強的權力，使其和僱員都能夠主動起訴僱主。而從自由派的厄爾·沃倫擔任高院首席大法官以來，對憲法詮釋愈發與時俱進，願意適從社會平權潮流的高院也賦予了平權法案實際的法律含義。比如，最高法院則在1971年的Griggs v. Duke Power Co.案中確立了「結果不平等」原則，致使即便企業沒有直接歧視行為，但如果政策對少數群體造成了不利影響，也可能面臨訴訟。
在監管和訴訟壓力下，企業紛紛建立平等就業辦公室，聘請平權法案專家來制定合規政策，以避免法律風險。平權行動也在根本上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美國企業的文化，促使企業正式化招聘和晉升流程，提高透明度，以減少歧視行為的發生。到1980 年，80%的大公司已設立平等就業和平權行動政策； 許多企業制定了目標僱傭比例，以增加女性和少數族裔的招聘與晉升機會。這一時期，平權行動和平等就業專家成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了一個在美國商界逐漸紮根的利益群體。
隨着里根的上台，80年代的美國經歷了平權政策的回潮。里根在競選總統時期就以「狗哨政治」的手段，用縮小政府規模，減少政府對商業教育等私人領域干涉，推崇「法律與秩序」等看似中立的政治話術，隱藏其加大對黑人輕微罪犯（比方獎吸食和販賣大麻）的逮捕和執法力度，推廣使得黑人更難獲取房貸的「紅線」貸款政策等充滿種族歧視意味、不能擺在明面上講的政策，從而來拉取對種族和性別平權一直心存芥蒂的保守白人選民的選票。
不少今日政府對DEI政策開刀的手段，都可以從里根政府裏找到影子：里根在任期間削減了EECO和聯邦合同合規辦公室（OFCCP）的預算，減少了對企業平權行動的審查；通過行政令和行政部門的配合，里根政府弱化了「目標僱傭比例」的執行，不再強制要求企業設定招聘或晉升配額；另外，通過大量任命保守派聯邦法官，里根政府成功地反轉了六十年代以來自由派高院通過關鍵判例引領社會運動的趨勢。
許多政策專家在當時預言，平權行動可能漸漸淡出企業和教育政策，但是美國的大企業們並未放棄平權措施，而是找到了新的話語體系來維持多元招募和平權行動政策： 企業管理者和平權專家將多元招募重新定義為「管理效率」工具， 開始強調平權法案幫助公司提高招聘流程的透明度，避免用人決策的隨意性，從而提高整體管理水平；另外，企業也逐漸意識到了多元招募帶來的商業價值——多樣化的員工隊伍能夠帶來不同的市場洞察力和創新能力，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競爭從而提高利潤。在80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兩黨都逐漸擁護的主流政治經濟範式，去監管化和私有化取代公共福利政策的大背景下，這種以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強調多元化提升企業利潤和效率的話語體系，替代了上個十年依賴政府監管來實現法律平等的範式，漸漸成為業界主流。
在里根任內，保守派的倫奎斯特於1986年就任高院首席大法官，拉開了高院逐漸右轉的帷幕，也使得平權法案的法律地位愈發岌岌可危。1988年，老布什總統上台，延續了對種族和性別平權運動的打壓。1990年代，保守化的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決，進一步削弱了平權法案的效力。例如，在1995年Adarand v. Peña案中，高院要求政府的平權計劃接受「嚴格審查」，使得在此之後的平權計劃幾乎難以通過合憲審查。受其限制，之後的克林頓政府不得不以「修正但不廢除」的立場，進一步限制平權行動的執行力度。在這種背景下，平權行動諮詢師們延續了80年代以來的策略，在企業內部設立「多元化經理」等職位，將平權行動塑造成以提升企業管理水平的手段，並使其變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也使得「多元化管理和諮詢」逐漸形成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龐大產業。
也是在這一時期，政府也主動推動平權行動去政治化，去法律化：政府開始以「包容文化」的名義，鼓勵企業主動提升多元化，而不是被迫執行法律要求。 而多元化管理也擴大到包括不同年齡段、性取向、文化背景、LGBTQ+、殘疾群體等，以減少企業內部的白人男性反彈情緒。另一方面，縱使種族問題仍然爭議不斷，布什和克林頓政府得以在殘障人士和老兵權利保護上取得進步，分別簽署了《美國殘障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和《老兵就業機會法案》（Veterans Employment Opportunites Act）。
保守高院在法律層面對於DEI政策的限制，大公司通過市場化的邏輯「招降」激進的社運活動家，總統另闢蹊徑將老兵、殘障人士等爭議更小的社會群體納入DEI政策的趨勢，也在新的世紀，隨着高院在「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大學案」中裁定高校平權行動違憲，科技和金融機構在弗洛伊德事件後紛紛推出新的DEI承諾（當然很多都流於表面）等標誌性事件中得以延續。
妥協與招降：DEI的難言之隱
回過頭來看，美國DEI的發展史是一部從政府、法律和監管驅動，到由私人機構、社會文化和市場邏輯驅動的演變史。一方面，與公衆的主流想象不同，DEI政策的內核並不一定都是左翼/自由派/政府強制灌輸的；相反，保守派也在殘障人士保護和老兵福利等領域推進過DEI政策的落實。而自90年代以後，這些政策具體的推動和落實者已漸漸從聯邦政府轉移到私人機構。正是由於DEI政策覆蓋群體之廣，包含了少數族裔、女性、老兵、殘障人士、老年人等政治和文化立場不盡相同的人群，以及DEI政策已深入私人機構文化，導致DEI政策在商業和教育領域已經深根蒂固，難以在一朝一夕內得以顛覆。
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崛起和衰落帶來的政治經濟範式鉅變，引導着歷史上不同政治派系互相的妥協和退讓，導致美國社會在「多元」，「平等」和「包容」這些事關怎麼分配社會經濟資源的問題上，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與種族、性別、性向問題息息相關的多元問題上，由於高院右轉所致的立法困難和國家福利基礎設施的缺失，政策制定者從消極地通過立法和監管手段打擊歧視現象，漸漸走向去監管化，主動地引導教育和商業等私人機構自行落實多元文化；而在這些組織內部，「多元化諮詢師」儼然已成為獨立的利益共同體，不再靠基於價值和規範的論點說服管理層做「道義上正確」的事情，也不再靠遊說或抗議等傳統利益群體向政府施壓立法的手段，而是倚靠利潤、企業形象、工作效率等頗具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概念，在企業內部將多元化管理塑造成了符合市場邏輯的現代企業理論。
在平等問題上，強調形式上的法律平等、着重消極反歧視監管派別和強調結果上的實質性平等、着重主動向少數群體提供優惠政策的派別之間一直存在着張力。一方面，法律確實決定着不同群體的權利、義務和社會經濟資源獲取方式。但由於聯邦制的存在，美國不同州、縣等轄區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同時，美國憲法的起草者本也受白人國家主義的影響。這導致僅在法律層面維護形式上的平等，不僅在實踐層面難以實施，在規範層面，也需要面對這個國家並不光彩的種族主義歷史和其對法律的影響。真正的實質性公平應包含物質資源、政治代表權和社會認可三個維度，而不僅僅是法律上的一致性。 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認識到應採用差異化方法，即針對歷史上受到壓迫的群體（如少數族裔、女性、LGBTQ+ 群體）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才能彌補結構性不公。
與保守派的想象大相徑庭的是，左翼學者對於針對上述問題的反思和重構都由來已久。比方講，喬治城大學的哲學教授Olúfẹ́mi O. Táíwò在他的著作《精英俘獲》（Elite Capture）中，就敏銳地提出，身份政治最開始被提出的目標是推進被邊緣化群體的利益，但如今它已經被精英階層所俘獲，變成了維護現有權力結構的工具。而這種「精英俘獲」，已讓社會運動從系統性改革轉向象徵性勝利。換言之，當下的身份政治過於關注個體經歷和特定群體在精英群體中的發言權，而忽視了更廣泛的制度性鬥爭：企業通過僱傭更多有色人種管理者來回應種族不公，而不是提高工人權利或改變薪酬結構；大學設立 DEI 辦公室，而不願意降低學費或提升貧困學生的入學機會；媒體強調「代表性」，而不報道更多工人權利或經濟正義的話題。因此Táíwò教授認為，簡單地讓邊緣化群體在特定的、通常由資本定義的高級場合發聲（比如讓黑人女性擔任公司高管）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這些個人仍然在既有的權力框架下運作，無法推動實質性變革。 而真正的DEI應該是結構性的，即改變資源分配、提升邊緣化群體的實際權力，而不是僅僅增加象徵性的多元化。
紐約大學的新聞學教授Pamela Newkirk在《多元牌公司》（Diversity, Inc.）一書中也注意到了愈發「公司化」的、被商業巨頭所招降收編而不再激進的DEI政策。她提出，過去數十年間，DEI已經變成了一個有着行業自主性和自我利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儘管美國企業和機構在過去幾十年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用於DEI計劃，並沒有真正改變招聘、晉升或工資結構。更為諷刺的是，許多DEI顧問和專家本身來自白人主導的機構，並未真正理解有色人種在職場中的困境。
近年來，也有更多的歷史學者注意到，看似進步、為諸多民權運動和多元化系統築起法律保障的60年代和肯尼迪及約翰遜政府，實則要為後世的大規模監禁，以及因此導致的貧富分化負直接責任。耶魯大學歷史教授Elizabeth Hinton就在《反貧困戰爭到反犯罪戰爭》（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Crime）一書中，詳細分析了美國如何從20世紀60年代的「反貧困戰爭」演變為「反犯罪戰爭」，以及這一政策轉變如何導致黑人社區的系統性監視、警察暴力和大規模監禁。
1960年代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改革原本旨在通過社會福利、教育和經濟發展來減少貧困和種族不平等，但隨着黑人社區爆發一系列騷亂，政府的重點迅速轉向了「控制犯罪」：1965年洛杉磯瓦茨騷亂以及隨後幾年在底特律、紐瓦克等地的動亂，被政府視為社會秩序的重大威脅。 政策制定者錯誤地將這些騷亂歸因於「黑人社區內部的犯罪文化」，而不是系統性的經濟剝削、住房歧視和警察暴力。聯邦政府沒有加大對社會福利的投資，而是通過「反犯罪戰爭」加強警察和監控措施，這導致貧困和犯罪被等同起來，最終形成了系統性種族控制的框架。
從「反貧困戰爭」到「反犯罪戰爭」的轉變並非偶然，而是美國政府有意為之的政策選擇：政府在貧困社區投入的資金，越來越多地流向了警務和監獄，而不是教育、住房或社會服務，使得美國本就不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愈發薄弱。
結語
關於DEI政策，其實不論是來自白人民族主義者的狗哨政治，還是左翼學者的深刻反思，背後所體現的是困擾美國政治精英的結構性難題。
在憲政制度層面，過去為民主制度提供堅實的憲政保障的憲法已經過於古老，不論選舉總統、兩院制等以現代角度看過於偏向農村地區保守勢力的制度設計，光看為一系列DEI政策提供法律保障、包含「平等保護條款」的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竟已是19世紀中葉的產物，能被司法保守派用原教旨主義的解讀方式限制其應用範圍。而修改憲法，在這個政治癒發極化、高院徹底右轉的年代幾乎難於登天，使得右翼活動家仍能輕易操縱司法系統為其服務，推動其危險的反多元化政治議程。
在政治經濟領域，國際上，過去數十載依靠美元霸權的全球化，雖然在整體上給美國人帶來了便宜的勞動力和商品，和以全世界其餘國家投資者支撐起的金融、借貸體系等數不盡的好處，但也迅速放大了貧富不均和階級差距，間接為把因民權運動獲益的少數族裔當替罪羊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們提供了陰謀論土壤，也讓他們與貧富不均最大的受益者——因DEI等文化議題迅速向MAGA投誠的華爾街基金經理和硅谷巨頭們——形成了弔詭的政治聯盟。
而在美國國內，美國薄弱的福利國家基礎及新自由主義框架下對於企業利潤、股東福利的過度追求，導致平權行動的落實與執行本就需要通過私人僱主來實現，而看不到盡頭的大規模監禁和對黑人社區廣泛存在的監視，更是將國家能力浪費在壓榨而非保護其最脆弱的人群身上。
在社會文化層面，西方世界民主政體的政客們似乎還未發現針對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假消息——尤其是鼓吹種族和移民陰謀論的假消息——的應對措施，致使MAGA勢力可以肆意炮製假新聞，在轉移公衆注意力的同時，實施其極為危險的種族主義政治綱領。
也許我們可以慶幸，美國社會仍存在着一定對多元社會的文化共識；去中心化的司法系統也為少數群體在保障自己權益方面，提供了挑戰行政令的可能；特朗普支持者內部更非鐵板一塊，推倒DEI政策的深層邏輯也不盡相同，不少保守派政客口頭上對於特朗普和馬斯克的擁護，很可能只是一種政治上的投機倒把。
但是，美國公衆更應認識到，以特朗普、馬斯克為首的MAGA運動，反DEI的最終目標並非僅僅削減政府支出或限制「覺醒文化」，而是為更極端的保守議程打開大門。這不僅可能導致教育、移民和勞工政策的倒退，還會為科學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優生學思想進入主流政治創造空間，並削弱美國的憲政民主基礎。
右翼民粹政客及其支持的智庫利用反DEI話題來分散公衆注意力，使人們關注那些無害的多元化宣傳口號亦或是他們炮製出的種種謠言，而忽略他們真正的政策目標——即聯合正迅速被MAGA運動收編、不再能限制民粹政客的建制保守派，以及愈發寡頭化的商界巨頭，在公民社會未能做出及時反應的數月或數年間，限制民權、削弱社會福利體系、削弱司法體系對於白宮的限制，從根本上打壓一切政治對手，從而維護精英白人群體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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