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緬甸的華裔電影導演趙德胤很會講故事。只不過，他從來不說「從此他們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那種故事。有時，他活得戒慎恐懼，總覺得那些真實故事的主角就站在身後，盯着他看；就怕一個不小心，沒把故事說好，辜負了那些人的顛沛流離。
在他所熟記的故事裏，被改編成《再見瓦城》（英譯：The Road to Mandalay）的那件事，僅是其中之一。事發那年，趙德胤九歲。
1992年的某個深夜，家裏的門咚咚響起。鄰村鬧出人命，死者家屬低調不願報警，摸黑趕路，找到趙德胤的父親。趙父在戰爭年代自行習醫救人，當夜的任務，卻是助人在下葬之前留個全屍。
「（死者）被發現時，已經屍首不全，我爸去協助處理，把身體縫起來。」趙德胤回憶，當時只知一對男女在泰國認識，打工後存了一筆錢，返回緬甸結婚，婚後不到一週，就發生悲劇。
誰也沒料到，十多年後，那個九歲男孩不但忘不了這個故事，還將它改編、搬上大銀幕。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緬甸國務顧問兼外交部長翁山蘇姬及其政黨推動解除禁令，《再見瓦城》日前通過層層審批，成為第一部突破長達50年禁映令、反映現實且帶有批判政府色彩的電影。2016年11月7日，該片在有百年歷史、可容納700人的仰光古蹟「Waziya」電影院舉辦緬甸首映。
不僅如此，趙德胤更以此片入圍2016年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原著劇本等獎項，同樣由他執導的紀錄片《翡翠之城》也頗有斬獲；突出的表現讓他得到「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的獎項肯定，今年不到35歲的他，無疑是近年華人電影圈最具潛力的年輕導演之一。
真實事件，緬甸華人血淚台灣夢
2008年，定居台灣的趙德胤返回緬甸尋找劇本素材。他鎖定這起家鄉發生的事件，循着既有的記憶和線索，找到當事人的父母、親友，進行深度訪談。
他頻繁奔波於台緬之間，花了許多時間進行採訪，光是不重複的累計訪談人次，就超過100人。而這百餘人的口述資料，被翔實記錄在錄影帶、錄音檔和筆記本中，又由他自行編輯梳理，撰成採訪日記，「交叉比對」出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氛圍，逐漸拼湊出完整的事件始末。
趙德胤出生於緬甸與中國交會的城市臘戌。16歲那年，他離家赴台就讀，成了鄉親眼中極少數的幸運兒。要知道，在臘戌，多的是想脫貧想到發瘋的人；常見的賺錢方式便是偷渡至鄰近的泰國打工。其中，不乏抱有遠大「台灣夢」的人們，設法在泰國辦理假證件，忍受層層苛刻的磨難和剝削，只為渡台。
《再見瓦城》描繪的故事，正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延伸出的情節。一對年輕男女各自從臘戌到曼谷打拚，相識之後相戀，男方希望結婚，於是努力攢錢，希望返緬後做點小生意；女方卻想到大城市再闖一闖，甚至遠走台灣。貧窮和欲望，鋪陳出這起悲劇的導火線：她想擁有世界，他的世界只有她。
但趙德胤又說，悲劇始終來自人性，無關階級。「我覺得世界上有悲劇，不是因為你窮，不是因為你是勞工或移工，富人的世界，仍然會發生悲劇。」「人就是會犯錯！我們為什麼犯錯？因為人性裏面，就是有性慾、有暴力、有嫉妒、有控制欲、有佔有慾，同時有善良、有仁慈、有對於浪漫甜蜜的嚮往。」
趙德胤拍電影，像是拍攝人生實境秀，作品脈絡與個人生命軌跡不停互文。例如，他對《再見瓦城》女主角「蓮青」的角色設定，即是以曾偷渡泰國、性格強悍的親姊姊為原型，加以擴充。片中幾近寫實的偷渡畫面，是他從訪談姊姊中得知的細節；紡織廠的工作型態，則是從對哥哥、工人們的訪談歸納而來。
為了讓飾演「蓮青」的吳可熙充分理解電影時空背景，趙德胤甚至拿出大姐早年寫給他的家書，要她細讀。
「讀那些信，每封都是看了一行，我就想哭。」吳可熙舉例，信中充滿姊姊對家人的愛，諸如「親愛的Midi（趙德胤小名），姊姊現在正在曼谷的珠寶店打工，你一定要好好念書，我存了錢，買了你喜歡的球鞋給你。」又不時問「爸媽有沒有吃飽？」這已經夠催淚，趙德胤還「同場加映」，掏出泛黃的家人合照，告訴吳可熙：「這在我姊偷渡前拍的，她一想家，就看這張照片。」
就連拍張全家福，背後也有諸多辛酸，攤開所有舊照片，家人沒有一次到齊。他回憶，當時為了生計，家人四處飄蕩，父母曾去玉礦賣麵，後來賣過豆芽、豆花、豆腐、小吃，還曾偷渡到中國，買一台腳踏車騎回來緬甸走私。
每回拍照前，趙家人慎重其事，趙母總得低聲下氣跟鄰人商借衣服，「因為他們的衣服比較好，我們拍照想要漂亮一點⋯⋯」年少的趙德胤，每晚睡前都幻想，一覺醒來，貧窮就從地球上消失了，「我希望衣服變好、希望家變好、希望世界變好。」
趙德胤今年33歲，對話起來，卻像個老靈魂，早熟、深沉，必要時，適當地展現世故。他也不否認這些，對着記者說：「我年紀沒大你多少，但我可能已經體會過你的曾祖父的世界。」
他很容易開啟「憶當年」的話匣子。「小時候，緬甸實行社會主義，早上我要去福利社領米、領奶粉；晚上，每家要派一個男生跟軍人守夜，軍人拿槍、我們拿刀。週末，軍人可以去任何人的家，調派任何人去軍營裏面打掃垃圾。戒嚴時期，如果小朋友出來走動，軍方可以任意抓你去上戰場⋯⋯」
你的魔幻，他的人生寫實
貧窮與匱乏，替趙德胤的創作添加靈感。例如《再見瓦城》片中出現巨型蜥蜴，身長達250公分，隱喻罪惡與錯誤，被外界譽為「魔幻寫實」。
但趙德胤卻搖搖頭：「這一點也不魔幻！你們所說的『魔幻』，是我們的生活寫實。」
他解釋，當地土話稱這種蜥蜴為「四腳蛇」，常見牠們四處爬行，平日愛吃腐臭血腥食物，常在民宅、臭水溝出沒。若家中有死老鼠，門窗又沒關好，回家時客廳裏可能就躺着一隻「四腳蛇」，對居家環境較差的居民來說，再常見不過。
大尾蜥蜴搖擺現身，舌尖如同毒蛇吐信，這些其實是原始劇本沒有的情節。《再見瓦城》演員原以泰國工寮充當宿舍，比照工人住宿；未料周邊環境髒亂，常有大蜥蜴撲向門窗，演員和工作人員嚇破膽，紛紛要求搬走。眾人還沒在驚恐中回神，趙德胤已從中迸發靈感，決定在片中加入這個元素。
獨立製片時期，他總是面臨預算捉襟見肘，曾說：「嚮往有錢能買張夠大的畫布，手邊有足夠顏料任我揮灑。」《再見瓦城》被抽掉部分預算後，實際到資約新台幣3500萬，劇組規模最大時期高達200人。問他這是足夠大的畫布嗎？他想都沒想就答：「當然不是。」
「（現有資源）只是一張A3輸出紙，能幹嘛？顏料也不夠，只能用麥克筆畫個素描。」趙德胤說，拍電影永遠是在資源不足的限制下，以創意去解決問題。沒錢，就考驗導演的直覺和判斷；《再見瓦城》原訂拍攝65天，最後緊縮到25天，一場戲原訂拍十次，最後拍兩次，不僅演員壓力大，工作人員更是人人緊繃。
土方法，磨練男女主角
讓演員住工寮，不單單是因為預算吃緊，趙德胤要求男女主角柯震東、吳可熙融入在地勞工文化，這僅僅是他祭出的「土方法」之一。
「『洗碗』要有狀態。我跟吳可熙講，妳那手臂要粗一點，洗的動作要俐落一點。」開拍前的準備期，趙德胤替劇中飾演洗碗工的吳可熙安排「洗碗特訓」，這一特訓，就是半年。
吳可熙隱藏演員身份，一邊學泰文和雲南話，一邊在公館滇緬餐館「上班」，同事全是來自泰國、緬甸的華僑。她曾在上菜時被眼尖的民眾認出，一桌人衝着她喊：「妳是不是三妹（電影《冰毒》裏的女主角名）？」
被趙德胤戲稱「富家小孩」、在家不用洗碗的吳可熙，坦言剛開始還覺得新鮮，訓練到後來，「瑣碎無聊又痛苦」。兼做內外場的她，洗完碗還要打掃餐廳。她曾不小心打破碗盤、弄髒客人衣服、被客人丟錢；就連上個泰式檸檬魚，也因在客人面前無法成功將火點燃，挨了白眼又被罵。
餐廳大廚不忍，親自教吳可熙洗碗祕訣，她鎮日埋在堆積如山的碗筷堆中，洗得愈來愈順手：「原來真的有『快速洗碗』和『快速收拾碗盤』的方法！我學會之後就趕快洗完、趕快下班！」
而對柯震東展開特訓，他也耗費一番苦心，「我用柯震東是一個很大的冒險，冒險不在於票房，而在於你要把這個都會小屁孩，透過演技的提煉，變成一個有擔當的樸拙勞工。」但他話鋒一轉又說，直覺就是告訴他，要找柯震東擔綱男主角「阿國」，反正拍電影本身就是在冒險啊。
英國奧斯卡影帝丹尼爾戴路易斯演出《林肯》時，曾要求身邊所有人平日喚他「林肯」或「總統先生」，維持18世紀美國口音長達數個月，過起「林肯的人生」。趙德胤想把柯震東變成「阿國」，幾乎採取「強迫灌輸」手段，勒令「今天開始你就是勞工」。既是勞工，就必須住在工寮，拍攝期間也沒有助理、經紀人隨行。
「首先要從觀念上的教育開始。」培訓初期，趙德胤除了替柯震東安排語言課程，還帶着柯震東去華新街採購泰緬便宜泡麵、分享家族故事，甚至帶柯震東回緬甸老家，當着他的面，向母親磕頭拜別。
「我覺得這些訓練對柯震東影響比較大，畢竟以前沒人要求他這些。」趙德胤說，通過層層訓練，他才告訴柯震東「好啦，那你去想辦法買機票」、「沒有什麼商務艙，就搭經濟艙。」柯震東傻眼，面有難色表示粉絲會對他拍照，趙德胤答：「那是你的事啊，要不是你穿得那麼囂張，誰要拍你？」
其實趙德胤自己清楚，藝人出國工作，為了工作表現，通常搭乘商務艙；只不過，他堅持柯震東必須培養「勞工的狀態」。他笑說，這種特訓方法看似土到不行，荷里活還是不少演員是這樣自我要求的。
專訪趙德胤，談的明明是電影，卻意外發現，他最常把「教育」掛在嘴邊。短短兩個小時，提及十多次「教育」，其次是「醫療」。
「我比較嘮叨，」他說，對演員基本要求是守時，「演員如果遲到，我會講一天的道理，我會質問他們：『你們懂不懂得感恩？』」他曾對柯震東說：「你們這些人都沒苦過，長得好看，那是你運氣好，不代表你厲害。」
就算使用激將法，趙德胤也說得慢條斯理。談到電影教育，他要求男女主角都要看過他提供的百部電影片單，「我講一百部，他們沒看過一部，我說那你們完蛋了，你們就靠出去拍拍照、亂講一些八卦就當明星了，我跟柯震東說你這樣不行啊，這一百部電影你要看完。」
《再見瓦城》開拍前，仍有人持續推薦主角人選給趙德胤，甚至直言不看好選角佈局，有聲音說柯震東不適合，有的說吳可熙沒票房，還有人「勸告」他：這樣組合很危險。
但趙德胤才不管這些，他習慣跟隨直覺走。同時，他會回頭會告訴演員：「就算全世界都不給你機會，你都要每天做準備。」又不時抽問吳、柯兩人：「當演員的本質是什麼？你們的功課是什麼？」
眾人有目共睹，趙德胤會在電影籌備期做足功課，拍攝時，又推翻先前的規劃。拍攝《冰毒》、《翡翠之城》等獨立電影，他幾乎沒有劇本；即使《再見瓦城》是他第一部有劇本的電影，也常即興添加「不在本裏的東西」。
「他有很強烈的直覺。」吳可熙觀察，趙德胤在拍攝期具有驚人的爆發力；這種靈活的調度方式常嚇壞工作人員。例如在泰國拍攝時，就有泰籍工作人員常問：「怎麼又跟昨天開會講的不一樣？」
「泰國製片習慣按表操課，趙德胤一來他們全慌了，就我們幾個老班底受得了，每天都在安撫這些人（新進劇組）。」與趙德胤結識20年、同為緬甸華人的王興洪，自學生時代起，就參與趙德胤多部電影拍攝，早習慣這種「自由發揮」的風格。
但這種風格其實是被匱乏環境逼迫出來的。王興洪說：「別人拍片是『要什麼就有什麼』，我們向來是『有什麼就用什麼』。」
王興洪也透露，學生時期，就讀台科大的趙德胤，若有關於電影的新想法，會立刻跑到隔壁的台大宿舍，拉着王興洪分享電影夢，「他（趙德胤）訓練講故事能力，我訓練耐心、想像力。」如今，為了想出好劇本，趙德胤常把自己關在浴室尋找靈感，熱水澡一洗下去，就是三個小時。
「我follow我的靈感，攝影師或其他人如果不同意，我沒時間解釋，會很固執去做。」趙德胤自承，曾因此和夥伴大聲理論理論，甚至吵架在所不惜，「直覺是情感的延伸，如果情感套不進去作品，就沒有認同，那你根本不該去拍。」
他曾說，過去獨立製片方式都是打游擊；仔細想想又說，也許連打游擊都稱不上，「野馬脫韁的亂搞，搞到哪裏算哪裏，大家都不知道在幹嘛。」
大家都不知道在幹嘛，那倒無妨。獨立製片替他帶來最珍貴的一課，就是臨機應變，「什麼都很好」。《再見瓦城》拍攝期間，一場戲設定女主角求職失敗後，在烈日曝曬的路旁躁鬱難耐，孰料一開拍就下起大雨，眾人準備收工，趙德胤卻執起導演筒。「大家要撤了，我說不要撤，這更好！」他笑着說，求職失敗後在滂沱大雨中傷心哭泣，這還有比這更狼狽的畫面嗎？
這種「跟着直覺走」的作風，其實源於大導演李安和侯孝賢給他的啟蒙。2009年，趙德胤在金馬電影學院聆聽李安上課，眾多年輕導演表示擔心拍片不成功，李安問眾人何謂不成功？眾人答，票房不好、拿不到獎。李安回應：「你們不應該管這個啊。」又問：「應該要問，你們的感情是在哪裏？」
直到今天，這番對話仍影響着趙德胤，「我覺得他們（李安、侯孝賢）都還是直覺的人，他們要選擇什麼題材，沒有那麼多束縛。」曾有觀眾對趙德胤說，作品別老是圍繞着緬甸，應該嘗試緬甸以外的題材；但侯孝賢給他的建議是：「直覺上想拍什麼，你就拍什麼。其他的，不必要。」
趙德胤並非電影科班出身，常說自己沒有學過電影，但回憶起這些，仍然感激。他說：「這些刺激實在太重要了，影響了我後來的很多判斷。」
談故鄉，很大的矛盾
「如果沒有台灣的磁場或環境，我不可能當導演或拍電影。畢竟我所有知識，思考邏輯，所有關於文明的、專業的、電影的、藝術的養成，全都在這邊。」他甚至比喻，自己是台緬兩地融合的產物，產物的交界點已無法辨識，像是一種顏料倒入另一種顏料，色彩分子愈來愈細，想要分辨、拆開，根本不可能。
「故鄉和我有很大的矛盾。」他不諱言，受到台灣的薰陶，某些觀念上，已與故鄉親友產生歧異，諸如男女平權議題等。久久返緬一次的他，常因此與親友激烈爭執，「大家到最後覺得我就是外國人，大家說：『你不懂我們，你就是台灣人。』」
回到原鄉，趙德胤卻成了異鄉人。甚至，極少數的緬甸鄉親說他是亂搞的異議份子，帶着外地的知識，回鄉拍攝緬甸的落後與匱乏。「還好這些聲音不大，不然我脆弱的時候，可能就不要做（導演）了。」
不做導演，那考慮過做其他行業嗎？「有啊，我一直都有很多打算。」他一直很有生意頭腦，高中在餐廳打工，考慮過進軍餐飲業；大學作業負責文案企劃，同學都推派他上台報告，因此認真想過報考政大廣告，朝行銷企劃發展。研究所時，接觸到攝影，他認真考慮回鄉當起婚攝：備妥一台相機、買好五套禮服，就能在緬甸做新人的生意。
那麼，現在的打算是什麼？
「我想先跳脫一下緬甸這個主題。」他解釋，「我陷得太深、太累了⋯⋯去拍一個這麼在意的東西（緬甸），想改拍一個不是那麼熟、可以冷眼旁觀的題材。」他希望回到四、五人的小型團隊，在台灣偏鄉蹲點，拍攝以台灣主題作品。
但有傳聞說，趙德胤打算不再拍攝緬甸題材？「不可能啦，緬甸一定還有很多大時代的故事啊。」他再次喃喃着，那幾乎被奉為圭臬的電影哲學，「總是要follow你的直覺啊。」
讀者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