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毒戰八年後，遺屬在咖啡店說故事

弟弟被殺後的五年，Sharon 變得寡言，心口有塊大石壓着，一直都取不出來。大多數時間，她都是這樣過活：失眠，哭着入睡、哭着醒來。媽媽總是在酗酒或睡覺，最常見逃避現實的兩種方式。她會嘗試安慰，但最後兩個人總是一塊哭起來。

家裡角落有一個櫃子，上面放滿大小神像和一個木製十字架，弟弟的照片夾在中央；她會在那佇立良久，回想弟弟還在的日子。悲傷自然不過，但她要逼自己理智——她是單親媽媽，還有孩子要養，必須工作。

走在路上，只要看到年輕男生，腦中不禁浮現弟弟的樣子：「如果他沒死，現在應該也差不多這麼大了」。回到工作地方，同事知道她的遭遇，但不願多談；思念湧來時，只好自己偷偷抹眼淚。若是撐不住了，就到教堂裡點根蠟燭，坐在耶穌像前祈禱：「我相信，祢讓這件事發生總是有原因的。」

八年前，杜特爾特鐵腕開展反毒戰，允許警察捕殺毒販和吸毒者。但那時候許多與毒品無關的生命都被捲入，Sharon 的弟弟是其中一個：某個夜晚，他在街上突然被蒙面電單車手射殺。法醫屍檢後說，弟弟身中十多槍，毒品測試呈陰性。

說到這裡，Sharon 哭了，停下來喝了口水。心情平復以後，向我微笑一下。她今年39歲，個子瘦小，染一頭金髮。我們坐在馬尼拉奎松市（Quezon）的一家咖啡店，這裡所有店員都是反毒戰受害者的遺屬。店在2021年開張，取名叫 Silingan Coffee，Silingan 在宿霧語中是「鄰居」的意思。創辦人 Brother Jun 說，他想把孤立無援的遺屬聚在一起。在這裡，他們能像鄰居一樣，互相分享幫忙。

四月中旬，我第一次到訪 Silingan Coffee。這裡格局方正，面積不大，與隔壁一家文青咖啡店風格迴異，裝潢更平實簡單，只有一個開放式廚房、一張吧枱和數張木椅桌。臨近打烊時間，三、四個店員坐在廚房聊天吃晚飯。帶我來的嚮導 Aram 是這裡常客，在他把我介紹給每一個人以後，店員們逐一報上自己的名字，還自然地補上一句：我哪個親人死了——比如是，「我是Sharon，我失去了弟弟。」說這些時，大家的臉上都沒有什麼表情，仿如閒話家常。

在這裡，遺屬們聚在一起，過往說不出口的在這裡被釋放。他們重建信任，慢慢學會表達哀傷，有時候還帶點幽默感——「你家死了幾個？」「噢，一個嗎？」「我有三個。」

建一片心安之地

入夜的馬尼拉依舊悶焗，不見寧靜。電單車在路上風馳電掣，司機慣性地響鞍，堵車狀況跟白天沒差，大馬路亮起一整片紅燈。在我住的酒店附近，一巷之隔有一家24小時營業的便利店。每晚補充完生活品，回去經過巷子時，我都下意識地往那盡頭望去，巷裡招牌的燈光映着一些人影，偶爾傳來狗吠聲。

當年每個夜晚，腥風血雨的反毒戰就在這般的巷子裡發生。

Brother Jun Santiago 是攝影記者，也是巴克拉蘭教會（Baclaran church）傳教士。八年前，他每個深夜追着案發現場跑，用相機紀錄每一宗殺戮，同時他給現場遺屬留下聯絡電話，幫助他們辦葬禮；而如果遺屬害怕被人報復，教堂也會向他們提供庇護。

「以前來的人通常是受到颱風、洪水影響，但那（反毒戰）是一場人為災難，它影響的是窮人、普通人。」Brother Jun 說。那段時間，他接觸了至少387名在馬尼拉的遺屬，有些人在解決葬禮問題後離開，有人則因為找不到生計在教會留下來。但自那時開始，因為怕遺屬有需要時找不上自己，從此沒有改過電話號碼。

2020年，菲律賓在疫情下長期封城、實施宵禁。Brother Jun 隔段時間到不同省份派發物資包，重新接觸當年的遺屬。一些人誠懇地對他坦白，單靠物資並不足以維持生活，他們想要的是一份工作。

但那時候社會停擺，市面根本沒有工作可言。可是遺屬的請求，Brother Jun 又不忍回絕。他想起2013年，超級颱風海燕吹襲菲律賓，造成超過6000人死亡，數年之後，自己曾開過一家咖啡店供倖存者工作，盈利則為受影響的孩子交學費。他暗忖，或許同樣的方法可以給遺屬一個機會，「他們想工作，而我有時間、有積蓄。」

除此之外，Brother Jun 更想營造一個匯聚遺屬的地方，讓人們記住歷史、國家的黑暗面。「他們是受害者、失去了親人、生活直接受到影響，這一切就是故事。」他鼓勵遺屬講出自己的遭遇，把聲音傳開來，「只要他們一直講，社會就不會忘記。」

一些支持人權活動的藝術家朋友迅速給他推薦舖位。於是咖啡店順利在2021年10月開張，但當時疫情正達高峰，打後整整八個月，一個客人都沒有。為了給員工發工資，他賣掉自己的相機鏡頭，向朋友借錢。對 Brother Jun 來說，這不是一門生意，而是一種承諾。

污名

Chris 是 Silingan Coffee 隔壁美容店的店主，今年34歲。她跟我說，當年咖啡店開幕她也不察覺有什麼特別，是後來到店裡買奶昔才知道，「那裡每個店員都有自己的故事。」

一個母親哭著給她展示兒子被殺的照片，「他躺在路上，人們在圍觀，地上都是血。」她說自己很痛苦，想跟着兒子一起離開。另有一名男生跟她緩緩說道，哥哥和父親都是在自己面前被槍殺。自那以後，只要聽到門被大力關上，他就以為是槍聲，會驚恐發作。

「眾所周知，我們菲律賓人很常微笑，你只要拿出相機，人們就會帶著燦爛的笑容站在你面前——即使他們淹在洪水中，」Kaloy 形容，樂觀面對事情是菲律賓人的文化和特質，但這往往叫人忽視和拒絕承認心理健康的需要。

Kaloy Anasarias 是巴萊復健中心（BALAY Rehabilitation Center）的項目經理。巴萊是一家從事社會心理復康的人權組織，主要為政治暴力倖存者提供心理支援。反毒戰開始後，組織中數個年輕成員被殺害，巴萊開始支援法外處決的倖存者。

Kaloy 目睹一個又一個沒法消化哀傷的遺屬，被現實問題重重壓住，加重心理負擔。他提到，大多反毒戰受害者都是來自貧窮家庭和社區，主要是男性、也是家庭支柱。於是留下來的老弱婦孺，一夜間承擔巨大的經濟壓力，而他們往往得不到社群的幫助。

當年警方以整頓治安為名掃蕩，所以行動無論有多血腥粗暴，仍然有不少民眾支持，但這種支持會在社區內製造分裂——當受害者被污名，遺屬往往受到社群孤立歧視。「過去，鄰舍總在經濟困難時互相支持，但如今這種關係破裂，鄰居不再與他們交談，他們感到孤獨和受傷。」

這些年來，Kaloy 接觸超過140個家庭，不少人都出現失眠症狀，有人變得抑鬱孤僻，「憤怒亦非常明顯，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憤怒、對當局感到憤怒。」

一直講﹑一直講

「其實我對他們的故事、親人如何被殺不感興趣，」Chris 歪着頭，照着前方的鏡子說，「讓我真正好奇的，是他們如何處理那種痛、如何仍然帶着微笑活下去？」一天，一個店員到店裡植睫毛時，躺在床上，大家聊開來。Chris 好奇問他，「你是怎麼恢復過來的？」他閉着眼睛回答：「就是一直講、一直講。」

咖啡店是讓他們卸下心防的地方。Brother Jun 還記得，剛開店時 Sharon 十分害羞，每次採訪都不太願深談。是一次，接受完菲律賓理工大學的學生訪問，學生之後回來咖啡店，告訴 Sharon 她的故事被收錄在學校圖書館裡，學生說：「也許你目前得不到公義，但你的故事不會被忘記。」

「她看到了說故事的價值。」 Brother Jun 說，「無論我拍下多少照片，都無法做到這效果，但是他們可以，這是他們對公義和問責的渴求，這很重要。」

2016年6月15日，Jules 哥哥到家對面的小商店買東西，一輛小貨車突然駛至，車上的人向他開了三槍，「一顆在頭上，一顆在脖子上，還有腳上……」Jules 猜，「也許這是讓他逃不了。」那年 Jules 才21歲，在讀大學二年級。家裡沒了支柱，她只能輟學；因為聽過槍聲，每當晚上有狗叫，她就開始恐慌，「你會控制不住想…是不是又有人來了。」Jules 說，「我不知道如何再信任每個人。」

三天葬禮過後，Jules 全家搬到別的省份去，「父親說，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前進，忘記發生的痛苦事情。」

搬去的新省份後，因為工作機會並不多，Jules 一家很難糊口，三年後只好回到悲傷之地。半年前，Jules 加入 Silingan Coffee，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記者採訪。但過去那幾年，她習慣了家人都很有意識地不再提起那件事，現在突然要她講，她突然不知該從何開始。「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她托了托鼻樑上的琥珀大眼鏡。

是 Sharon 鼓勵了她，「你可以的！」Jules 一邊顫抖，一邊試着把經歷說出來。採訪結束以後，她感到輕鬆、釋放。Jules 說，在事情發生之後，她都很少笑，但在有着相同創傷的人之間，她重拾對別人的信任，由衷地感受到快樂。用她的話來形容，那還是「因禍得福」，「在咖啡店工作，我才能夠支持我哥哥兒子的學業。」她哥哥去世時，遺下了一名7歲的兒子。

不過情緒像一條河流，不總是靜止。Brother Jun 也理解，他跟每個店員說，「雖然講故事是我們的使命，但如果你沒有心情分享，可以對客人說：『對不起，我今天很辛苦，這一次我不能告訴你，但我可以問問別人。』」

Chris 想了很久，後來慢慢明白，當內心壓抑的情緒被釋放，有了出口，「它就解決了一半的問題，我覺得他現在已經好起來了……雖然內心不是百分百完全沒事，但他可以坦白地把事情說出來。」

「菲律賓人很愛哭，我們經常哭、大哭，但哭過之後，我們就獲得了生活的力量。」最近，一個店員告訴 Chris，他要跟朋友去旅行了，Chris 很為他感到驕傲，「我問他，你真的可以嗎？」

男生輕輕回答：「是的，與其不斷糾結於過去，我不如過好自己的生活。」

陽光普照

據菲律賓獨立媒體 Rappler 獲得的菲律賓國家警察 (PNP) 文件，顯示杜特爾特執政不足兩年間，警方記錄了超過23000宗兇殺案（HCUI），相當於平均每天有33人被殺。當中指出家人無辜被殺的不計其數，反毒戰引來國際社會及人權組織的譴責批評。

2019年，杜特爾特宣布退出國際刑事法院（ICC），以阻止國際社會對反毒戰展開調查。不過調查終在 2023年7月重啟。今年4月，菲律賓前國會議員 Antonio Trillanes IV 再表示，ICC 已聯絡逾50名現役及前警員協助調查。但現任總統小馬可仕重申，不會將杜特爾特交給 ICC。

Brother Jun 提到，雖然很多遺屬並不願去追究警方及政府的責任，但有部份人仍然在為摯親的死，等一個說法、等一個終結（closure）。可在追責過程中，遺屬間會存在妒忌，「尤其當有他們聽到某些案件得到進展，某名涉案的警員被起訴。」——因為在一個行政緩慢的國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得到公義。

我問 Sharon，你有沒有很痛恨杜特爾特。她笑笑，很快就答，「不，我不生氣，我的憤怒沒什麼作用。」她說，她會為杜特爾特祈禱，「他說他是負責清理毒梟。但是，（結果）只有窮人受到影響，而他們並不都是毒梟。我總是說，如果他真的想杜絕毒品，他首先要找到根源，而不是殺死無辜的人。」

「他也是一個人，我希望他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是不是正確。」Sharon 說。

「我想，主要原因是他們想得到平安（peace）」，Chris 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如果你寬恕那些讓你痛苦的人，痛苦會得到釋放，帶來平安。」當人不再為過去兜轉，內心有了平靜，生活就會變得容易前進，「一旦你向前邁進，你就會開始喜歡欣賞小事，每天都會感激還有新的一天。」

在訪問結束的第二天，我又來到咖啡店。那天天氣太熱了，我跑進簷蓬下遮陽，用手扇着風，正好碰着 Jules 從店裡走出來。店才剛開門，裡面還是陰暗，只有一把風扇在搖動着。「今天真的很熱對吧？」她抬着頭望天問。「對呀，」我轉過頭看着她，鼻樑上額頭上都綴了好幾顆汗珠，再看看熾熱的太陽。

門口好幾盆大葉植物綠得發亮。我突然想起 Kaloy 說過，「人們有一種自然的能力來克服痛苦的經驗，但這不一定意味著他們完全沒事，而是他們找到了一種恢復並繼續生活的方法。」

後記：毒戰仍在發生

咖啡店雖然平實，但其實佈滿了許多有意思的裝飾。像是在通往二樓的黑色鐵樓梯，每階級的垂直面都用白油漆寫了一句話，一句連一句，拼成一首詩：

It’s not a war on illegal drugs.
It’s an illegal war on drugs.
And it’s not even really a war on drugs
It’s an illegal war on the poor.
And it’s not really a war, because that implies
that one side had the capacity to fight back.
It’s an illegal massacre of the poor.

又比如在右方牆壁上，掛上一件客人送的黑色T-shirt，上面印着「PEOPLE WHO USE DRUGS ARE PEOPLE」。一天，我正在端詳着雜誌架上的書，身旁的嚮導 Aram 冷不防拋出一個問題：「你知道在菲律賓一條人命多少錢嗎？」

我愣了一下，沒聽懂，於是問白一點：「你是指僱人殺一個人嗎？」對，他接着說，是十萬披索。「十萬，你就可以在菲律賓拿掉一條人命。」我快速算了一下，那不到1400塊港幣。人是不值錢的，那都只是槍械、子彈和人工的錢。

2022年，緝毒署發起「#真實數據菲律賓」（#RealNumbersPH）運動。報告指，自2016年7月到2022年6月期間，當局展開近24萬次行動，6252人死亡。但民間團體估計，被殺的人至少近3萬。

同年，小馬可斯上任。大家關心反毒戰是否已經結束了，但小馬可斯說他會延續前任的作法，不過「不開槍，不流血」。然而，據2023年7月的數據顯示，仍然有超過350人在政府鎮壓中喪生，有人權組織者指做法只是「重複陳舊的公關路線」——其實，反毒戰至今仍在發生，只不過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