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個好奇的孫仔——我辦了幾場香港人家族史寫作班

香港人很喜歡說，去日本旅行是「返鄉下」。鄉下在我們祖父輩那一代，是嚴肅而莊重的，是根之所在。香港人會這樣輕易戲言，是因為很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如我，大多都覺得自己沒有鄉下。但我仍深刻記得，小學註冊資料時，是要填「籍貫」一欄的。我真正的鄉下是中山石岐，小時候覺得嫲嫲的廣東話很奇怪，睡覺她不說「瞓覺」，會說「眯覺」，她說鄉下是這樣講的。

為什麼我的父母會在香港生下我？而不是中山、台灣或東南亞？他們又為何離鄉別井來到香港？香港幾乎沒有這種尋根文化。最近，我因為拍攝紀錄片《尚未完場》，鑽進了一位五十代年叱咤一時的娛樂大亨家族史，我雖然跟他們毫無關係，卻看得津津有味。

主人翁歐德禮流着猶太人血統，但行事風格活脫脫是「香港仔乜都得」精神，因為營運的璇宮戲院蝕錢，所以要地盡其用：早上播黃飛鴻粵語片、下午是林黛、葛蘭的國語片、晚上則舉辦所謂高等文化的音樂會。我以為1949年後的香港只有落泊的難民、導致5萬人無家可歸的石硤尾寮屋區大火，但原來同一時空也有 Isaac Stern 和 Benny Goodman 一眾大師在香港演奏，怎不被震撼！雖然只是一個人的故事，卻提供了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生活的另類寫照，甚至牽扯出香港與世界關係的種種細節，顛覆了我以為「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認知。

紀錄片結尾有一句帶點狂妄但又很有志氣的話，由我的拍檔兼「首席」研究員祁凱達說﹕「自己歷史自己寫，話語權要靠自己爭取」。由細微的家庭史觀照過去，不只是重新挑戰主流論述，也將很多被忽視的人群，滿有生命力的故事重新呈現出來。可惜，香港人不太讀歷史。反正殖民地不談愛國與歸屬感，香港史從來不受重視。若要重構香港人的歷史意識，家庭史應該是最好的切入點，史料文獻就躺在那個十年沒翻過的抽屜裏，唾手可得，內容貼身易有共鳴，而且往往有驚人發現。

我和孫中山、胡適的距離

為了推廣香港人做家庭史，我乘着電影《尚未完場》的餘溫，於今年初開始，着力舉辦了好幾場「實戰式」的工作坊，包括口述歷史和資料搜集的心得。想不到這舉動，竟然引來相識多年的朋友陳彥楷，向我透露他曲折的尋根故事。

成長於八十年代，陳彥楷小時候在新蒲崗唐樓長大，父親做清潔，獅子山下典型的藍領家庭。辛勞了一天回家吃飯的父親，曾在飯桌上說過一個如傳說般的家族往事﹕「孫中山常常去太爺在文咸東街（註1）的銀匯打躉，有次見到孫中山把報紙倒轉來讀，太爺就問：『孫同志，有何煩惱搞到要倒轉張新聞紙嚟睇呀?』孫中山答 ：『在煩惱革命的經費…』」

聽起來有點像周星馳電影橋段，但正因為父親說得風趣，陳彥楷一直記在心中，更促使他長大後整理家庭史。

他對這位借錢給孫中山的曾曾祖父最感興趣，但最初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直到找上了 106 歲的姑婆：「她一口台山話難以聽懂，不停跟我說她爺爺的名字是『富言公、富言公。』」後來幾經轉折找到鄉下族譜，才對上姑婆口中的名字，其實是「赴賢公」才對。

這位祖先、即陳彥楷的曾曾祖父陳赴賢，昔日由台山跑到舊金山做中醫，之後輾轉來了香港做生意，家勢顯赫，有兩個兒子在外國大學畢業。其中較有名的叫陳元英， 1916年愛丁堡醫學院畢業，是香港早期推動西方醫學的翹楚，常常跟同盟會中人交往。陳彥楷在多本革命歷史書（註2）中找到曾伯父的名字，還發現他兒子原來是香港青山醫院（註3）第一任院長。不過，陳彥楷那一支派，卻因祖父早逝，家產被瓜分：「反正去到阿爸一代已經很窮，小學畢業就要去搵食養家。」

為何要花那麼多精力追尋今天跟自己再無瓜葛的親戚？陳彥楷打趣回應：「有個朋友研究人類圖，說我是圖譜中的『家族人』，又喜歡講故事。」事實上，他也無法解釋，自己為何會一頭裁進這個無底深潭，家中長老隨機說一點回憶，他便要花上好幾天找資料佐證：「最初去尋親，其他人都奇怪我是否有什麼企圖，是否想找出未分的家產。我只是覺得家族的過去很神秘，想拼湊未完整的故事。說得偉大一點，我家的故事正是一部華人百年近代史呀！」

十多年前我認識陳彥楷時，他在搞社運，這跟他祖上搞革命，可有什麼神秘的血脈相連？當然這也太穿鑿附會了，有天他把家族史考究完，自有他的啟示吧。

陳彥楷家中長輩喜歡話當年，但不是人人都這般幸運。回說我舉辦的家庭史工作坊，很多參加者都遇上同一個困惑，就是好難打開長者們的口；問到家中往事，往往被敷衍過去，祖父輩的事蹟在父母那一代已經斷層。

這時，那些舊信件、出世紙、工作證等便成為家庭史的研究起點。每次工作坊，我都會邀請大家帶一樣「文物」來分享，其中 Winnie 的家傳之寶令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30多歲的 Winnie 有次回內地探望祖母，不知說起什麼，老人家突然在一堆雜物中，找出一張受潮發黃的「廢紙」，上面是四個毛筆手寫大字： 「獻金救國」。那是七七事變三周年，加拿大安大略省華僑統一抗日救國總會，發給她曾祖父的證書。更驚人的是，題字人是胡適。

活了三十多年，突然發現自己跟有名的歷史人物繫上，她頓時驚呼起來﹕「胡適？教科書上五四運動那個胡適嗎？有那麼誇張嗎？還是手寫的哦！」多年後說起，Winnie 眼睛仍是瞪得大大的，震憾猶存。「但內地的家人竟然沒聽過胡適是誰，我馬上取了這份文物回來把它裝裱好。」

托賴曾祖父名字獨特，也多得資訊科技發達，她在網上一查，就找到加拿大圖書館數碼化了的舊報紙檔案，得知他在唐人街頗有名氣，也捐款無數。「我姐姐對這段歷史無感，只是納悶，要是太爺不愛國，我們現在就發達了。但歷史沒有如果，富家小姐是做不成了，我反而很想理解，太爺當年的愛國情懷是怎樣來的。」

Winnie 很想探究當年家人的生活狀況： 「他們為何來了香港又要回去國內，畢竟這些決定最後影響了我的人生佈局、我與香港的關係。」

在 Winnie 追問之下，堂哥傳來祖父的畢業證書。她一直聽聞阿爺在香港就讀共產黨開辦的達德學院，僅此而已，直到望見真本又心頭一震﹕「媽呀！原來我跟阿爺讀同一個系！都是法政！世事兜兜轉轉，竟然有這種不約而同。」

祖父在解放後回國報效，後來因為地主出身成分不好，被派到北方去，據說捱壞了身子英年早逝。這段家庭史Winnie 還是一知半解，但她想繼續發掘下去﹕「太爺和阿爺都對國家貢獻良多，但結局都不好。我覺得重新找尋真相，可以還他們一個公道。」

家族史中，未被記錄的一面

有人基於「致命的認真」鑽研家庭史，更多人因為好奇而成為工餘興趣。家庭史在外國很盛行，過去廿年衍生了一個成熟而龐大的市場，有業界人士預計這個產業在2026年的收益高達 80 億美元。 其中龍頭 Ancestry.com 是一個網上資料庫，靠電腦掃描人口統計調查及各類型的政府文件，幫顧客以姓名尋找家族淵源。

華人世界做得較好的有「中華家脈」，靠族譜、出入境檔案和墓碑製作資料庫。免費的史料也數之不盡，例如 newspaperobituaries.net 就搜羅了英美加各大訃聞平台，百年前離世的平民百姓都有機會找到，是非常重要的資料來源。

我也見過外國出版「追蹤你的 xx 祖宗」系列，xx 包括以地區劃分，例如蘇格蘭、威爾士、倫敦、列斯各地祖先；以職業劃分的有空軍、海軍、打過一戰二戰的、從事醫護、開礦、鐵路的祖先；獨特一點的以貴族及教區 (parish) 作切入點；當然少不了以種族區分的專書，針對不同家庭特性，引導你使用不同資料庫或關鍵詞去尋人。

這系列叢書已經出版了五十多本，試想我們華人世界，要是有專書教大家追尋五邑各區的氏族歷史，或是指導如何從文革文獻、革命史料中找祖宗，實在功德無量，甚至會成為一門生意？有沒有人坐言起行？

有從事華人家庭史研究的，都知道中國人家族文獻，相比西方的準確度明顯不足，甚至為了光宗耀祖，族譜有杜撰成分。撰寫《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的 Joseph Esherick 就提到，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個人書信紀錄少之又少，正式的家族紀錄大多只有男性角度，選材狹窄，流於歌頌和強調忠孝之道，難以讓人了解家族中人的關係與矛盾。

因此，跟長輩做口述歷史，顯得更為重要。工作坊參加者袁慧筠說，萌生訪問爸爸的念頭，是源於一個迫切需要——因為他患上柏金遜症。

袁爸爸年輕時在虫鼠隊當公務員，那時候廉政公署還未成立，貪污成風﹕「上司叫我收黑錢，我不做，他們便調我去港督府，守了九年，很可憐。」但袁爸爸沒有因此選擇「躺平」，每天辛勤打理港督府花園，有空便躲在茶水部讀英文自修。

他在錄音訪問中回憶，港督麥理浩每天晨運都遇見他，有次主動打開對話：「小朋友，你幹嘛天天都在這裡工作？」袁爸爸答：「因為怕蚊咬到你，所以天天都來。」麥理浩後來給他寫了兩封表揚信，還一年加了他三次工資。

到入住長沙灣公屋，袁爸爸見當區治安不好，自告奮勇上任第一屆居民協會。我一面聽着袁家的故事，一面在腦海重組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史：廉潔的價值是怎樣在袁爸爸那代人心中植根，成為香港人傲視亞洲的一項美德？自助居民組織逐一成立，當年社區領袖如何為居民爭取更好的生活？沒有民主制度下的充權過程是怎樣？「公僕」概念是怎樣在官僚體系中成形？袁慧筠也同意，當中可伸延的研究好多，但她最念茲在茲的，卻不是這些宏大議題。

「父親一生正直，樂於助人，而且堅持靠一己之力，推動改變。我在大學研究政策，也是想為社會帶來結構性的改變。我回望人生有條軌跡，就是隨着爸爸的腳步走。」剛退休的袁慧筠，打算未來專心整理爸爸的錄音，好好書寫他的故事。

「我生於十號颱風溫黛（註4）襲港之時，有時我想，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來到世上，好像生來有種責任，要把一些重要的東西記下來。」袁慧筠在工作坊上說這句話時，有點盪氣迴腸的感覺，此時另一位參加者突然舉手，說自己有位親戚也在同一天出生，長大後甚至改了個英文名做 Wander，大家笑作一團。我突然看到一條無形的線，因着大家開始講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將很多不同的人生連結起來。

超越慎終追遠的尋根之旅

上文提到曾曾祖父經常借錢給孫中山的陳彥楷，留意到台灣民間有很多家族史的工作坊。他提到，不少台灣人是靠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追溯自己祖先的過去。市民只需到戶政事務所，付費台幣15元便可以查看。

這份戶籍文件是個寶，有一欄叫種族，有人看到才駭然發現自己有原住民血統！除了職業及出生年月等一般資訊，以仔細見稱的大和民族，還註明戶主有否吸食鴉片、纏足、身心障礙、接種疫苗等。陳彥楷說，台灣近年也冒起尋找自己身世的熱潮﹕「政府大力推動，因為要建構台灣人的主體性嘛。」

回顧家庭史，在我看來跟孝道和血緣沒有關係。親情這回事，在很多破碎家庭中是過譽的，但我們可以透過認識家族的起跌，了解自己和身處的社會是怎樣一路走來。

記錄家庭史也不止於保存集體記憶，更在於建構身份認同。香港家庭其中一種共同經歷，是海外華僑背景。但如擁有「獻金救國」家傳之寶的 Winnie 一樣，這個記憶遙遠而朦朧，有個海外僑領曾祖父也不得而知。當我們這一代以為自己出身平凡時，其實不然。原來才兩代前的人，已經越洋過海見過世面，也側寫了香港跟世界各地的緊密關係，香港一直都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城市，為何今天漸漸變成只向北望？透過重新整理家中的華僑身份，在今天要面對去留抉擇的子孫，會得到什麼新啟示嗎？

現代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幾乎人人家裏都有一個由內地走難或偷渡來港的故事，那主要是發生在四十年代末期國共內戰，直至1980年取消抵壘政策（註5）之間的日子。香港人口由戰後60萬，幾年間翻了幾倍，1950年中已達220萬，當中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難民（註6）。除了由上海、廣州等地南來的人，香港同時收容了大批在東南亞經歷排華的華僑。

這兩批移民帶着強橫的開墾性格，在當時兼容並蓄、不問身世的香港落地生根，創造香港日後的經濟奇蹟（註7）。在家庭歷史工作坊上，大部分參加者就是這批移民的後代，大家莫不因為談到家人這段大同小異的經歷而產生共鳴，一班本不相識的陌生人，頓時因為「命運共同體」而熟絡起來。

一個家庭的走難故事或許與你無干，但若能好好梳理無數家庭的走難故事，就能重構一個時代的面貌，見證社會變遷。這種大視野由小歷史（microhistory）形塑，一方面保持了敍事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強調了香港本位的視覺，見樹又見林。雖然此刻我不知道整理上世紀的香港家庭移民史，可以帶來什麼新的論述，但一定會比官方的史觀有趣，也是「話語權要自己爭取」的體現。

遲來的本土意識，源於獨特的人口結構

香港歷史研究近年在民間冒起，各種舊照片專頁、研究二戰、殖民史的、地方誌的組織如雨後春筍。有說是紅線處處難以談論當下，唯有回首前塵；也有說是近年本土意識抬頭，香港人終於認真看待我們獨特的歷史。

與其歸咎政治原因，我更覺得這股本土意識覺醒，註定是在2000年後發生，而且牽頭的大多是七十後、八十後一代，這跟香港移民社會的特殊人口結構有重大關係。正如前文所講，戰後香港收容了大量南來移民，要直到七十年代，本地出生的居民人數才首次超越非本地出生的，也即是說，直到40多年前，一大批「鄉下就是香港」的人才正式出現。

那批人，也包括我在內。我們從小視香港為家，見識過末代的殖民地統治，跟走難南來的祖父母還有一面之緣，能夠追蹤到華僑或內地的連繫。若要訴說近代香港家庭最曲折的往事，以及體會到其中迫切性的，必然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

其中一位對記錄香港歷史很有觸覺的，是我認識多時的一位同輩記者鄭美姿。她最近幾年致力採訪和記錄香港長者的生命故事，去年策展了一場展覽會，展出逾百位香港平凡長者的生命故事，每個公公婆婆的人生皆獲獨立製作成一本「小書」。小書裏面刊登了「那些年」的泛黃老照片、富殖民色彩的英屬香港證件，以及約二三千字有關他們逃難來港、落地生根的文字故事。

展覽中那些充滿溫度的文字非常動人，所以鄭美姿被我拉去家族史工作坊當講者，分享做口述歷史的技巧。這次我邀請她為此文撰寫一個小段，讓大家、也讓我自己，可從另一對眼睛回看書寫家庭對社會的意義：

記錄消失中的香港——鄭美姿

直到我真真正正用NGO的身份，蒐集了香港逾百位「無名無姓」長者的生命故事，並且於深水埗一個很草根的地區為其生命舉行了展覽會之後，我才倏地意識到，這些公公婆婆的人生並不只屬於他們，他們的經歷、他們一路走過來的路，原來也一併屬於香港的。說得「悲情」一點，是屬於正在消失的一種香港想像。

在他們已經過去的人生旅程中，我重組了一批人如何攀山涉水、在險要的走難路途上目睹同伴或遇溺或跌死，九死一生終於來到香港境內，因着「抵壘政策」而成為了香港人。在他們口中，還重組了各式各樣的畫面，例如九龍城寨、填海前的維多利亞公園，以至在殖民地時代遍地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調景嶺。對於香港來說，由於經濟的發展、政治主權的更迭、意識形態的改變，當下的香港，跟前述的香港，幾乎是完全扣不上來的，中間的斷裂鋒利而且不可癒合。如果沒有口述文字粗疏的接連，我們簡直不可能想像那個時空所發生過的事情。

可惜那種由 NGO 所進行的縫補工作，只是杯水車薪。訪問垂垂老矣的長者，試圖從他們口中得見歷史的做法，是注定跑輸時間的一場無情競賽。因此當《尚未完場》導演徐岱靈告訴我其團隊正在計劃「家庭歷史自己寫」的一系列講座時，我覺得異常振奮。始終我們那種 NGO 式針對陌生長者所進行的「生命故事」記錄，需要 funding 的支持，隨時話停就停，並且無可避免跌入「跑數」的輪迴，做出來的故事雖能拼湊成一部份的香港的歷史，但由於這種形式的生命故事蒐集，欠缺了長者家人的主動付出和參與，因此在鞏固家庭關係上，根本遠遠不如「家庭歷史自己寫」的那種層次。

《尚未完場》團隊所推廣的個人家庭歷史探查，是一場關於家庭歷史價值觀念的大幅重塑和改變；香港長久以來的家庭文化，更着重於對長輩的身體照料，其人生經歷以至富有歷史意義的文件，下一代似乎更習慣用「斷捨離」的方法去面對和處理。

如果能讓更多人意識到家中長輩可能埋藏着有如電影一樣的經歷，如果讓更多人能得到共鳴而開始追查自己家庭的歷史，那將會是一趟何等有意思的全民「自己歷史自己寫」旅程。

家庭史終歸是人生的故事

鄭美姿對平凡家庭的故事，有着義無反顧的肯定，不過在工作坊上，曾仲堅卻存疑：「除非有天我成名了，否則實在價值不大，也沒有人有興趣看。」作為一名社會學系學者，他早就把家中的文獻翻個透，畢業證書啦、1909年清朝還在時的出世紙啦，全部保存得宜，看得我們嘩嘩叫，他家是個博物館嗎？

其中一張文物級孤本，是祖父母的結婚證書，上面列有「介紹人」名字，一查不得了，竟然是國民黨的少將。再鍵入曾祖父名字，還牽扯出跟大白兔糖工廠創辦人的私人恩怨。手握眾多線索，但他始終不太信服自己一家的歷史，能有多大作為。

但他明明講得眉飛色舞。

其中他姑媽的故事，跟社會結構或任何大歷史瞬間都沒有關係，卻最說到我心坎處。曾姑媽人生大起大跌，曾經擁有一幢樓，最後竟被男人騙了。許多年後，那男人從國外寄了一個包裹來。曾仲堅以說書人的語氣賣了一下關子﹕「你猜她如何反應？姑媽恨意未忘，望也不望就把箱子退走。我們家裏人有時都會提起，很好奇那箱子裏放了什麼。」

我也不禁想，曾姑媽一生都活在悔恨中嗎？她臨終前有沒有放下？我道﹕「這個很有畫面，可以拍電影了。」曾眨眨眼說﹕「而那個箱子被退回的門口，我是去過的。」

家庭史的意義，其實很多學者早有專書論述，其私密之處對家人有特別意義，其公共性也是無可置疑。除了抗衡或補充主流大歷史，當中跨越時間地域的情感共性，才是我覺得最珍貴之處。在大時代下，即使沒有家國情仇，也有兒女私情，我們當下無法釋懷的糾結，有誰沒經歷過？回顧當年祖父輩為何流落到香港，如何重新生活，最後牽引到我們為何存在於此時此刻。這是一趟令人感到安頓的旅程。

光說其他人的家庭史，那麼我自己呢？媽媽說祖先在清朝當官，但文革後什麼都沒有了，跟內地親屬也沒有聯繫，很難追溯。爸爸那邊是農民出身，十多歲時經澳門來港，並沒有偷渡游水被鯊魚追殺的驚心動魄，然後做了大半生的士司機，似乎沒有轟烈的大事可記。但最近香港鬧哄哄在追討的士司機沒禮貌又拒載，我才突然驚醒，的士人生也很好看呀，也可以側寫一個行業由盛入衰的轉變。最重要的是，快將移民的兩歲小姨甥，長大了只能靠我的記錄，憶記那遙遠的公公婆婆和香港。

註：
1. 文咸東街位於上環，商舖大多跟東南亞、新舊金山經商，或稱南北行，現時還留有很多賣參茸海味的店。有說當年的銀匯也會買賣軍火。
2. 包括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及《成露茜論文集》
3. 香港首間現代化的精神科醫院
4. 溫黛1962年襲港，釀成183人死、388人傷、7萬人無家可歸。
5. 抵壘政策為港英政府對來自中國內地非法入境者的難民政策，於1974年11月實施。由中國內地偷渡到香港市區的界限街以南，即能獲取香港居民身分； 但若在其他地方被截獲，即被遣返。由於非法入境問題嚴重，此政策於1980年底取消。
6. Gatrell, Peter. 2013.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Refuge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及 香港年報
7. 此論點參考了紀錄片《尚未完場》，吳俊雄博士訪問中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