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香港大學新生註冊日第一天，21歲的馮敬恩在港大校園主圖書館下層天橋，向每位入學新生派發學生會的宣傳單張，他自2015年2月開始擔任港大學生會會長。
看着魚貫進入大學的新生，馮敬恩既興奮又憂慮：「你看這班新生，剛剛進入大學，如果將來（香港）大學每一班，都有一個黨委書紀坐在旁邊時，整個思想、學術自由，都沒有了，社會會慢慢萎縮。」
很多人都認得這個戴着黑框眼鏡的男生，他就是在7月28日，為了抗議校委會延遲任命副校長，衝擊校委會會議室的其中一個學生。這天馮敬恩身上穿着的，亦正是衝入校委會會議室時那一件「香港大學學生會」的黑色T恤。
衝擊行動之後，有叫好聲亦有叫罵聲。8月20日，港大人文學院院長、哲學教授Timonthy O'Leary 於《南華早報》撰文表達對學生和平抗爭的欣賞。在O'Leary看來，哲學甚至整個大學教育應該培養有反思性的「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大學不應該向政治壓力妥協。
不過，亦有更多學者對大學生的衝擊行為表示不滿。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撰文表示，「這其實是打着民主的旗幟，施行暴力和專政，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與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有什麼兩樣？」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亦於8月7日發聲明，譴責任何一方在任何情況下的暴力行爲，並指校方會就衝擊事件收集證據，不排除對涉事者作紀律處分，若找到任何刑事證據，定當向警方舉報。
願意站出來，就是因為對大學有承擔，假若有後果時，我會願意去付出。
面對校方嚴厲追求責任之舉，8月13日馮敬恩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說：「擔心一定有，但我們看到大學有不公義的情況，願意站出來，就是因為對大學有承擔，假若有後果時，我會願意去付出。」這個年輕人的眼裏滿是急切。在他看來，擁有100年歷史的港大目前存在着「制度暴力」，學術自由岌岌可危。
上莊食飯睡覺上廁所
大學生中流傳着大學的5科必修課：讀書、上莊（擔任校內學生組織幹事）、住hall（宿舍）、part-time（兼職）、拍拖（談戀愛），馮敬恩自言只做了頭兩項，「我份人比較全程投入，我覺得上莊是一個commitment（承諾），如沒盡全力做，可能會有遺憾，所以我現在的人生除了莊務（校內學生組織事務），其餘就是食飯、睡覺、上廁所。」
這天，馮敬恩派完傳單，就忙不迭到港大學生會辦公室處理莊務。突然他手機響起，接過電話後，二話不說便跑出辦公室，向校內黃克競樓對面的天橋飛奔。他板着臉，以一副緝兇般的緊張神情，逐一檢視天橋上的柱子。每條柱上，都留有紙張被撕走的痕跡。
跑了幾回後，馮敬恩停下來嘆了口氣說︰「我們貼了關於副校長任命事件的海報在柱上，同學通知我有校方的人將海報撕走，明天我們會重新貼上去。」
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會議室事件已經過去接近一個月，馮敬恩仍忙着寫公開信及接受傳媒訪問解釋行動原因，跟同學開會檢討成效及商討未來行動方向。9月開學前，他又要準備迎接新生入學的一連串活動及參與迎新營。
他自言，每天也睡得不好，「晚上會乍醒，醒後便拿電話看，怕有人找我，或有突發事件。」
我始終覺得沒做錯
面對校方嚴詞、學者圍罵，馮敬恩與這場衝擊事件中心的大學生，片刻之間被主流社會貼滿負面標籤，一時成了眾矢之的。這些責罵的中心是馮敬恩，尤其當日，他是打開會議室大門、讓學生衝進去的那一位，他被稱作「始作俑者」，多次被要求公開道歉。
「我始終覺得同學入去（會議室）表達意見，是沒做錯的，」馮敬恩重申，「（行動）沒達到預期效果，這個錯誤是必須要承認的。有些非學生走了進去（會議室），令埸面難控制，加上地下大堂有大量關注事件的市民，用一些很進取的手法表達意見，最後也算在學生頭上，這都是我們一開始沒有預計到的。」
港大校委會委員李國章用「香港文化大革命」形容這次衝擊事件﹔前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批評涉事大學生為「被寵壞的小混蛋」，指有關學生應被「監禁一天」，以儆傚尤。
為何大家見到眼前的制度暴力，可以無動於衷，但當見到同學一片赤子之誠，去制止制度暴力再做一些傷害同學的決定的時候，就說我們是暴力呢？
但與手段相比，馮敬恩希望大家理解他正在爭取的是社會公義，他說自己更不明白的是，大學部分學者為什麼對不公無動於衷。
「所謂的學者、學人，見到社會的不公義時，沒出聲，反而學生希望推動少少變革時，就突然間傾巢而出，我想問他們一個問題，學人的風骨何在？」馮敬恩這樣回應。
馮敬恩表示，同學曾採用靜坐、遊行、遞交請願信等「和平」方式表達訴求，卻未能解決副校長任命問題，最後唯有衝入校委會會議室表達意見。記者問馮敬恩是否認為行為過分，他反問道︰「為何大家見到眼前的制度暴力，可以無動於衷，但當見到同學一片赤子之誠，去制止制度暴力再做一些傷害同學的決定的時候，就說我們是暴力呢？」
最緊要是同學怎看
學者、大眾的不理解，馮敬恩反駁得理直氣壯，更直言朋友及同學都很支持他，為他打氣，但談到家人對他參與社運的看法時，他的語氣明顯放緩。
他說母親曾表明不喜歡他參與校政及社會改革運動，「我媽媽會覺得，讀大學就應該好好去讀書，她會擔心我影響學業及工作前途，她一直也有話（嘮叨）我，叫我想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頭幾回被罵會不開心，但我經常提醒自己，我是被同學『問責的』，其他人怎看不太重要，最緊要是同學怎看。
馮敬恩在港大文學院主修中國語言文學及政治與公共行政學，暑假之後，即將升讀三年級。他說衝擊事件後，多次在街頭被陌生市民指斥他行為暴力，又一次在旺角逛街時，有一中年男子罵他是「讀屎片」。
「頭幾回被罵會不開心，但我經常提醒自己，我是被同學『問責的』，其他人怎看不太重要，最緊要是同學怎看。」
站在抗爭最前線，馮敬恩自覺值得，「以往我們享受的法治、人權、自由，是別人用生命、鮮血，搞革命換來的，所以相對前人來說，我付出的並不是太多。」
今年下半年，馮敬恩表示會引領同學，繼續關注副校長任命事件，及密切留意今年11月校委會換主席的形勢，「希望同學能透過不同事件，去關注（校委會）制度。」馮敬恩認為，現時掌管大學的校委會組成很不合理，「校外人士過多，校內人士佔少數，面對強權無力回天。」他認為應加強學生及教職員對校政的決策程度，因此會盡力在任期內，做出一份制度改革建議書，並於明年2月在校內發動公投，收集學生意見，力求推倒他心目中的暴力制度。
「學生不可畫地為牢」
對港大任命副校長的風波，22歲的梁曉暘也一直密切關注。他現在香港城市大學修讀社會工作副學士，暑假過後將升讀二年級。2015年2月起，他開始擔任城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我覺得好憤怒，因為學校的事，應該由師生去決定，我們有權去選擇我們的校園生活，但在現今制度下，我們是被排外的。
「一間院校的學生勢弱，其他院校都會失勢，唇亡齒寒，港大再有事發生，我們一定會去支援。」梁曉暘說。與馮敬恩一樣，梁曉暘一直是校內抗爭的活躍分子，近期尤其關注政府干預大學管治的事件。「梁振英作為必然校監，不斷去干預校園內的人事任命，作為一個大學生，我覺得好憤怒，因為學校的事，應該由師生去決定，我們有權去選擇我們的校園生活，但在現今制度下，我們是被排外的。」
梁曉暘舉例說，去年11月14日，城大宣布擬將旗下專上學院與澳洲臥龍崗大學結成為期5年的「策略性聯盟」，7天之後校董會就通過了方案。「我們難以左右管理層的決定，大學師生共治的概念，在城大是看不到的。」梁曉暘當時與同學一起擺街站，在校內進行示威及遊行，但沒被理會，亦未能改變任何結果。
梁曉暘認為校內的事學生要理，校外的事，學生作為社會公民，更應該去理，「不可以畫地為牢。」從2012年反國教運動起，梁曉暘開始積極參與社運，當時他剛參加完城大迎新營，學兄、學姊提議到反國教現場看看，他也跟着去，在現場感到那種不公義的氛圍，他決定在位於添馬艦的政府總部留守，留守一直持續了10天。去年6月13日，他在反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期間，衝擊立法會，後被控參與非法集結、企圖以暴力方式進入立法會地下大堂及妨礙立法會人員罪，將於今年9月宣判。
留有一頭長髮的他說，「自從我被捕後，我就把頭髮留起來，直到法庭判我無罪時，或宣判我要入獄時，才會剪。」對於被捕，梁曉暘表示，「我從沒後悔，我只是犯法，卻沒犯罪。」
隨着新生入學，城大校園內的迎新活動一浪接一浪，梁曉暘亦積極參與其中。8月10日，他在城大內的活動室，帶領着約50名同學，排練即將舉辦的迎新營遊戲及歌舞活動。約兩個小時後，梁曉暘坐在城大學生會辦公室外的走廊上，滿頭大汗的說︰「我希望可以透過迎新活動，以朋友身份，與新生多傾談特首校監必然制及其他時事問題，希望能引發更多討論，令更多人去關心社會，這是一種傳承。」
如果社會上沒那麼多不公義的事，我們都不希望走上街頭去抗爭，這是政府迫成的。
對於社會上一直有聲音指現今大學生行為激進，梁曉暘表示︰「當示威集會、靜坐抗議都無用時，我們才會考慮衝擊或破壞的行為。我們在爭取的東西，未必與你無關，或者你理解了後，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我們都好希望有一個開心、快樂的青春時刻及大學校園生活，如果社會上沒那麼多不公義的事，我們都不希望走上街頭去抗爭，這是政府迫成的。」梁曉暘說完之後，又再走入同學堆中，互相打鬧，一片嬉笑聲。
沒什麽負擔，放膽去做
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文化研究系的王澄烽，即將升讀二年級。入讀中大前，他在香港專上學院修讀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期間他曾在職工盟實習，感受到工人的辛酸及無助，之後他加入了左翼21，學習與勞工相關的議題。
後來，他又加入土地正義聯盟及捍衛農村青年陣線，關注土地議題，並認識到當時正面臨恒基地產收地的元朗馬田壆村田香花園主人。
2014年9月22日，田香花園突然出現大型鑽探機器擬作勘探，王澄烽得知消息後立即趕赴現場，並爬上鑽探機，以身體阻止工程開展，最後被警察記名。
王澄烽說︰「我們不去就沒有人會幫，那怕是一件小事，只要是對的，趁自己年輕，沒什麽負擔，就放膽去做。」
從田香花園開始，王澄烽輾轉參與了不同與農地有關的抗爭，入讀中大的第一年，他決定參選學生會，希望感染更多大學生關心時政，與不公義抗衡。
除了為不同議題爭取他心目中的公義，王澄烽自言最喜歡接觸大自然，有空便會下田耕種，希望藉此感受在農地上的生活。除此之外，他自言生活與一般青年差不多，也喜歡打機及看動漫畫。
今年3月上任學生會會長後不久，王澄烽便為他眼中的學校內部的不義之事行動起來。4月尾，中大學生會發現校方邀請了解放軍駐港部隊到中大與學生交流。
王澄烽憶述，知悉事件後，感到十分憤怒，「解放軍於八九六四時，血腥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現竟容許這支由極權政府管治的軍隊進入校園，如果開了與解放軍合作的先例，無疑象徵政權打壓院校的自主性。」
經此一役，感覺自己比以前自信，我看到同學團結起來的力量，成功使當權者屈服了一次。
於是他在4月30日發聲明批評校方「向中共政權獻媚」，要求取消活動，並表明若活動如期進行，將舉橫額及展示解放軍屠殺學生的相片抗議。最終，校方於5月6日決定暫延有關活動。
「經此一役，感覺自己比以前自信，我看到同學團結起來的力量，成功使當權者屈服了一次。」王澄烽直言。
他開始反思今日香港的大學管理制度，「中大校董會內的學生代表人數嚴重不足，無法有效傳達學生的聲音，但最大的問題仍是特首校監必然制。」他表示，全港8間大學的學生會，已有共識，將各自透過成立修例小組，舉行諮詢和公投，與同學一起檢討大學管理層的組成。
投身社運的大學生捍衛院校之戰，隨着港大一場副校長任命之事，必然繼續延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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