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破天荒出現難民代表團。國際奧委會（IOC）提供機會予難民運動員參加現代競技運動的殿堂級盛會，在難民議題如此矚目的今天，其政治意義極大。而 IOC 今次籌組難民代表團的決定，也一反該組織長期以來代表西方精英階層中的右翼保守力量的形象，並且進一步體現了競技運動和奧運會可以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平台的可能。
但對昔日的 IOC 而言，以運動作為爭取平等的平台卻曾經是不能被接受的事。
種族平等：由 Black Power Salute 到 Cathy Freeman
奧運歷史上其中一幕最令人難忘的場面，發生在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男子200公呎短跑的頒獎禮上。當時兩位非洲裔美國籍跑手──冠軍 Tommie Smith 和季軍 John Carlos 在頒獎台上舉起了戴上了黑色手套的拳頭，以示對種族不平等的不滿。對於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 的 Black Power Salute，不但西方主流輿論並不認同，連在同屆奧運會奪得重量級拳擊金牌、後來轉打職業賽也成為拳王的非洲裔美國籍名將科曼（George Foreman），也嘲笑二人的舉動。時任國際奧委會會長的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更是憤怒，他向美國奧委會施壓，於是後者將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 逐出奧運村。美國奧委會亦發表聲明指二人的行為違反了體育精神和無禮。
諷刺的是，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和1964年東京奧運一樣，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在大批非洲國家向 IOC 施壓下，未有獲邀參加（南非要到1992年，種族隔離政策行將結束時才能重返奧運）。由此可見，IOC 當年制裁南非只是國際壓力下的無奈之舉，而不是有意識藉奧運平台推動種族平等。否則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 就不會因為他們的政治行動而成為眾矢之的。
到2000年，夏季運動會在澳洲悉尼舉行。本身是當地原住民，而且曾就原住民權益問題批評時任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的田徑好手 Cathy Freeman 被委以在開幕禮裡點燃聖火的重任。Cathy Freeman 在贏得女子400公呎賽跑冠軍後，手持澳洲國旗和代表原住民的旗幟繞場一周。今次沒有 IOC 人士公開批評她，西方媒體也大多對她的舉動抱持正面態度。Cathy Freeman 得到和32年前的 Tommie Smith 和 John Carlos 不同的待遇，反映了西方精英階層在種族議題態度上的轉變。
奧運中的性別不平等
相對種族議題，IOC 近年用了更多心思在兩性平權這方面。在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中，女性運動員的數目是零。後來雖然增設了女子組賽事，但在二次大戰前，大部分比賽仍然是男性專利。為了抗議奧運上的性別歧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出現過四屆「女子奧運會」（Women’s World Games），由國際婦女體育組織舉辦，藉此挑戰男性主導的 IOC。
儘管在今天的 IOC 委員當中，男女委員的比例仍然懸殊，但自從2012年倫敦奧運引入了女子拳擊項目後，女性運動員已可以參加所有夏季奧運項目。同時，IOC 要求所有參賽國家都要派出女性運動員參加奧運，足證 IOC 對女性的態度和100年前已是兩回事。在前年年底通過的「2020」改革方案中，IOC 亦訂下讓女性運動員的比例達到五成的目標。近年 IOC 亦鼓勵各單項體育總會舉辦混合性別的隊際比賽，這樣的舉動也有顯著的進步色彩。
索契冬奧：讓運動員發聲
IOC 近年對性別議題持比較進步的立場，卻因為2014年的索契冬季奧運會而備受質疑。在2013年中，俄羅斯通過一條被視為歧視性小眾的法例修正案（《關於保護兒童免遭有害其健康和發展信息侵害》）。不少申張性小眾權益的組織希望利用索契冬季奧運會向普京政權施壓。美國總統奧巴馬（歐巴馬）更特意委任了兩名已出櫃的同性戀者為冬奧代表團成員。面對大國俄羅斯，IOC 沒有對該法案表明態度，但也算有回應訴求。除了後來將反對性傾向歧視的文字列入《奧林匹克憲章》外，在索契奧運期間，IOC 亦破天荒表明容許運動員在記者招待會上就相關議題發表意見。不少運動員因而把握機會，在賽事期間發言表明立場。IOC 這次的決定等同承認了運動員在奧運官方活動中有發表政見的權利。
2016年的運動政治觀
IOC 當然稱不上是什麼進步組織。尤其是面對各國惡劣的人權紀錄時，IOC 沒有決心，也沒有多少能力去改變現況。前年年底，IOC 將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主辦權交予近年統治愈見高壓的中國（北京唯一的對手是同是專制國家的哈薩克城市阿拉木圖）。去年公開的2024年夏季奧運會主辦城市合同，雖然有提及新聞自由、勞工權益和性小眾權利，但國際特赦組織卻指相關條款太過空泛，對促進人權難有實際作用。
但上文提及近來 IOC 的轉變，卻是反映了西方精英階層如何由漠視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變成當下視兩者均為政治不正確的事。而 IOC 一手促成難民代表團，亦反映出難民流離失所這人道危機已成為西方主流社會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問題。
社會進步不是從天而降的。上世紀初的女子奧運會就是透過競技運動爭取兩性平等的先鋒。上月美國的年度卓越運動表現獎頒獎典禮（ESPY Award）上，四名非洲裔籃球明星獲安排在台上發言聲援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更證明了運動員就政治訴求發聲，只要是符合一般理解下的「普世價值」原則，西方主流社會都已接受。因此，如果有運動員在今次奧運會藉機高調表達人權相關的政治訴求，相信 IOC 也不會非議。
當然，IOC 容忍的言論自由也肯定有限度。如果有運動員藉奧運會爭取民族獨立，故意令大國尷尬，又或者如上屆南韓男足的朴鍾佑一樣，將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糾紛帶到競技場上，相信 IOC 又會重申「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的觀點。
總括而言，面對國際民間社會不斷的壓力，IOC 已經作出了一些姿態上算是進步的改革。無可否認，IOC 理應利用其特殊地位，為人權做出更多貢獻，例如在選擇奧運主辦城市時認真考慮其人權狀況，而非僅考慮政局是否穩定。但今天或許令人更不安的是，當 IOC 透過組織難民代表團來打造一個進步形象，甚至無意中挑戰了 IOC 自己堅持了上百年的民族國家至上觀時，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右翼排外風潮卻儼如成為了挑戰西方精英階層的主要政治力量。在這時空下，向來保守的 IOC 好像成為了世界進步政治陣營一員。這只令人為人類文明的未來更為擔憂。
（李峻嶸，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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