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5年，支聯會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案今日（9月11日）判刑，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判囚7年3個月、前主席李卓人判囚7年、前副主席何俊仁判囚5年2個月；支聯會判罰150萬港元，須3個月內繳清。

是日，何俊仁身穿深灰夾克外套和灰色內襯，戴上黑框眼鏡，神情嚴肅。李卓人身穿藍色風衣和白衣，神情較輕鬆；他入庭時向太太點頭，並向家屬席微笑打招呼揮手，家屬揮手回應時遭保安出聲阻止。

鄒幸彤是最後入庭的被告，她身穿軍綠色外套和淺藍色Tee，笑著欲向公眾揮手時被阻止。她被安排坐在被告欄最遠一邊，手裡拿著資料夾、筆和筆記。在記者席看過去，三名懲教人員一度圍住她繞手站著，難以看見她。

法庭早上10時07分左右開始判刑，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先簡短提及會押後證物「國殤之柱」的處理，隨即宣判刑期結果，維時約7分鐘便退庭。

宣判時三人表現平靜。散庭時，李卓人先在胸前劃十字手勢，再向公眾席鞠躬。鄒幸彤向公眾席飛吻，並伸直手臂向公眾席露齒而笑，她再舉起雙手後隨即被懲教人員阻止及遮擋。她最後抱住文件離席時，再回頭向公眾家屬席以嘴型告別。幾位家屬親友初時神情憂心，最後亦平靜站立看向眾被告，直至他們離席。

法庭僅用7分鐘宣讀判刑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兩級罰則，「情節嚴重」者最高可判囚10年，「情節較輕」者囚5年以下、拘役或管制。

根據判刑理由書新聞摘要（摘要並非判刑理由一部分），法庭提到根據呂世瑜案和馬俊文案的罰則、法律原則和本案證據，指雖然本案不涉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被告等也未有就如何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時間表，但本案屬「情節嚴重」。

原因包括：(1)案發時動盪不安的社會氛圍、(2)被告等的活動持續14個月之久；(3)被告等利用各類活動和不同的社交平台犯事；(4)被告等在香港具一定的動員和影響力；（5）被告等的活動屬全港性，接觸面廣，而且影響不同年齡層人士；及(6)被告等在相信其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一意孤行，屬有預謀之舉。

聽取求情後，法庭認為三人在控罪期間同為常委和主要行事者，罪責基本相同，無分軒輊，以7年6個月監禁作各人判刑起點。

何俊仁早前認罪，但因是交付程序和排期後認罪，法庭給予22個月認罪扣減。他「病情已告穩定」，須定時服藥和覆診，但健康狀況不足以構成減刑理由，懲教會給予適當治療和照顧。

由於何和李卓人都曾擔任長達21年的公職，法庭酌情給予各3個月的刑期扣減。此外，法庭再基於辯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節省審訊時間，以及審訊有一再延後對被告造成心理壓力，再給予三名被告3個月刑期扣減。

而支聯會的罰則是基於其在控罪期間所舉辦的活動、知名度和動員力，言論和活動在香港的影響力因素等。

案件不設陪審團，由法官李運騰、陳仲衡、黎婉姫審理。主控為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辯方支聯會由「破產管理署」委派資深大律師林芷瑩代表答辯，李卓人、何俊仁由大律師沈士文、梁麗幗、胡栢昌代表；鄒幸彤自辯。

李和鄒早前不認罪、被判罪成，何俊仁則在開審時已認罪。截至判刑日，李卓人已就本案還押1442天，何俊仁已還押1301天，鄒幸彤則還押1418天。早前李和何的爭取建議法庭以「情節較輕」的程度輕判（即0-5年內）；倘若屬「情節嚴重」類別仍應屬該類別中的最低程度。鄒親自陳情時則表示無罪可悔，如法庭裁定支聯會案情節嚴重，她會視為讚美。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現身席上。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資深大律師石永泰亦坐在律師席。就記者所見，家屬席有曾任國際家務工聯會秘書長、李卓人的太太鄧燕娥，鄒幸彤媽媽，前支聯會常委、天安門母親運動成員劉家儀，及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等人。公眾席上，大多為戴上口罩的人士。47人案被告、前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及前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以及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亦現身法庭。

李桂華在庭外表示，刑期顯示三人罪責極其嚴重。他點名批評，鄒幸彤「亳無悔意，冥頑不靈」，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李提及，案件調查期間不斷受外部勢力攻擊，在法庭宣判各被告罪成後，情况變本加厲，他希望外部勢力能尊重香港秉持的法治精神，停止作出無理的攻擊。

「看到法庭今日作出的判刑，蠢蠢欲動的人士應當引以為戒，不要試探我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他說。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區主任伊蓮·皮爾森 Elaine Pearson 認為對和平的天安門燭光晚會組織者施以嚴厲判決，暴露政府對記憶與人民的殘酷和不安。她認為，香港高等法院嚴懲了進行普通民主活動的社運人士，侵犯他們的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權利。

家屬感裁決不公，李卓人、鄒幸彤將上訴

判刑後，被告親友於法庭外接受記者訪問。大批警察不斷驅趕家屬親友和記者離開法院外範圍，有記者險些跌倒，場面混亂。

眾人移師到對面的庫務大樓接受訪問。曾任國際家務工聯會秘書長的鄧燕娥、李卓人的太太在庭外訪問一度哽咽，表示對法庭重判憤怒亦傷心：「有什麼好說呢？作為李卓人妻子，今日是很傷心的一日。他已經由2021年4月16日開始坐監，現在還要多坐三年，判這七年實在太重。不過我知道李卓人是心安理得的，但是我們也是無可奈何。」

她認為法官沒有考慮辯方陳詞，判決非常不公，表明一定會就判刑及定罪上訴。「我相信他狀況是可以的，但他不OK，這（結果）不OK。」她希望李卓人「撐住」、「撐到底」。

被問及判決與香港人的關係，鄧燕娥認為很多人會感到震驚及憤怒。 「我們知道數以百萬計市民曾經進入維園，即使沒有入過也是支持入面的燭光。所以這個判決也是對很多人的刑罰，難以接受。」

鄧燕娥認為香港已失去言論自由。她指本案反映就算三人沒有用任何非法手段亦有重罰，此判決就「發聲」下了定義。「我覺得言論自由已經是過去式。」她說。

鄒幸彤媽媽說，想起與女兒很多年前的對話：「終有一天，我要在法庭上，跟他們好好辯一辯。」她語氣堅定，提及某次女兒在法庭激辯後探訪她，鄒幸彤很開心地說：「很爽啊！我終於可以脫下大狀袍（大律師袍），痛痛快快代表自己講真話，原來係咁爽！」

「她不是一個稱職的大狀。她只是一個出色的被告。」鄒媽媽說，鄒幸彤今天終於能完成多年來自己想做的事。「我不知是否應多謝拉她上被告欄的人，真的要多得他們翻開六四的記憶，幫手將六四真相……近年香港發生的事寫入香港法庭的紀錄之中。」

鄒幸彤媽媽紮住一頭長髮馬尾，她指自從女兒開始留長頭髮，她便陪著一同留髮。她最後抱抱鄧、劉兩人，感謝逆風同行的眾人，寄語不要為判決太難過、灰心和內疚，「大家一定要好好生活」。

她以自己身上Tee的手指尾圖案為喻——手指尾舉向天的動作、之所以能高高在上，是因為另外四隻手指——其他大多數沒有企起身。但她認為這個動作「違反自然」、「傷筋骨」，不會維持很久。

前支聯會常委、天安門母親運動成員劉家儀指鄒幸彤將會上訴，並認為：「今日無論判多少，我們也覺得是過重。」

她提及支聯會三十多年來堅持言論自由、五大綱領，她代表被告感謝記者堅持新聞自由、繼續報導；亦代表三人感謝天安門母親至今一把年紀仍堅持真相。她再代表支聯會感謝在香港及海外點起悼念燭光的每一個人，亦相信「香港人爭取自由的靈魂是不會消失」。

「困禁他們7年的軀體，但他們的靈魂是自由的。」她說。對於何俊仁的健康狀況，她指希望懲教有好的安排、尤其是炎熱天氣的降溫處理，這不只是為了何、還有年紀較大的被囚者。

劉家儀又強調法庭只是對「結束一黨專政」作出判決，並無定性悼念六四是犯法，她希望外界不要「上綱上線」。

前支聯會常委鄧岳君今早攜同魯迅的著作《吶喊》到場，判刑後他在庭外受訪指，2021年支聯會解散表決當日是魯迅生忌，因此今天攜同魯迅著作來呼應。鄧又提及，魯迅在1927年在香港青年會曾發表名為《無聲的中國》演講，他認為就六四事件，香港曾幾何時是「一個代中國發聲的地方」，現在同樣也要收聲，他對此感到唏噓。

他認為本案的真正罪名是支聯會因為過往的悼念活動，牽涉到香港當下的現實處境，因而遭到「清算」。被問及會否擔心六四歷史文物的去向，「如果被銷燬是可惜，但重點（是）精神，物品已是次要。大家的心，如果繼續合情合理合法去紀念（六四），是更加重要。」

判刑理由：不涉暴力仍屬情節嚴重？

根據判刑理由書，支聯會和三名被告，共同被控一項「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違反《國安法》第22及23條，即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控罪所指的「非法手段」是「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特別是第一條和序言）」。

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溯效力，被告等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思想或《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而受審。他們被定罪和判刑純然是因為他們在控罪期間觸犯了《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

法庭認為本案屬「情節嚴重」。李卓人和何俊仁的代表大律師沈士文曾提到，在現時的社會實況以及被告的主觀狀態下，兩人均不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任何威脅。他指本案罪行的等級應屬「情節較輕」，因為不涉及煽動他人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

他又指，本案煽動行為導致他人實施實質罪行的可能性極低，因為「結束一黨專政」這行動綱領存在已久，但受眾沒有作出任何威脅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行為。此外，被告沒有煽動他人採取任何具體、經過計劃的行動；「結束一黨專政」只是空洞的主張；《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的刑罰具參考價值。

辯方律師亦提到，控方最後無法證明「受禁行為（二）」（「推翻『中央政權機關』」）。而本案為首案裁定違反《憲法》的行為構成《國安法》下的「非法手段」、屬新的觀點，被告等並非明知而為之；被告等在控罪時段以前的言行只是背景；及被告等在煽動過程中所展現的周密性、技巧及投入程度低。《國安法》實施後，社會氣氛已經與2019年及2020年初不可同日而語，支聯會也相對沉寂，最後解散。

法庭指根據呂世瑜案，法庭會作出的量刑考慮包括：（a）在適用的量刑幅度內確定起點；（b）根據相關的加刑和減刑因素從起點進行調整，並須在適用的量刑幅度內釐定暫定刑期。本案中，國安法第三十三條的減刑因素並不適用——被告可因自動放棄犯罪、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等「從輕、減輕處罰」。

法庭指並沒忽略本案不涉及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被告等未有就如何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時間表，以及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導致任何實際的妨害。再者，本庭沒有忽略「支聯會」的所言所行都是公開的。

然而，法庭仍然判處案件為「情節嚴重」的原因如下：

一、案發時《國安法》已落實，仍有部分港人不願意接受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也不願意接受《憲法》和《基本法》所制定的憲制秩序。被告等在動盪不安的社會氛圍下作出煽動言行，令國家安全和公眾秩序面對更大的風險；

二、被告等言行和作為並非單一事件，長達14個月之久；並持續多次作出犯罪行為；

三、案發期間，被告等透過多種活動和媒體作出具煽動性的言行，尤其是網上社交平台，其受眾可以無限次反覆瀏覽和轉載，增加案情嚴重性；

四、「支聯會」紮根香港超過30年，三人均為社會知名人士，為市民所熟悉，在香港具動員和影響力。他們的言論及行為對社會大眾的影響，遠非寂寂無名之輩可比；

五、被告等的活動屬全港性，接觸面廣，而且影響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其潛在妨害不容輕視；及

六、被告等即使相信「結束一黨專政」此主張可能有違《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在《國安法》生效後仍一意孤行，大力鼓吹推動其主張，屬有預謀的舉動。

法庭不接受被告等指因不了解《國安法》而誤墮法網。經考量所有因素，法庭以7年半監禁作為三名被告的共同判刑起點。

對於支聯會的判罰，法庭指《國安法》的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法人團體被告的支付能力也是相關因素，但並不具決定性，即使被告未必具備足夠的支付能力，款額仍需足以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及具備一定阻嚇力。

減刑考慮：何認罪減22個月，及其餘減刑理由

判刑理由書提及眾被告的背景及減刑考慮。

支聯會於1989年5月21日成立，約有200多個成員團體。它設有常務委員會，自1989年開始至2021年共32屆。2021年10月26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命令公司註冊處處長將「支聯會」自公司登記冊中剔除。

李卓人在香港出生，現年69歲，已婚。他於1975年入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1978年大學畢業後便投身工運和關心中國民主的工作。法庭提到他自1990年代起參與職工盟、成立工黨；1995年至2016年他擔任立法局及立法會議員共21年；並自1989年起一直擔任支聯會董事。控罪期間，他是支聯會的董事和主席。

何俊仁在香港出生，現年74歲，已婚。他在1971年至1975年間就讀香港大學法律系，並於1977年取得事務律師的執業資格，後來成為一間律師行的合夥人。何曾於2017年確診肺癌，同年切除部分肺部組織，須定期覆診及服藥。法庭提到他在1994年加入民主黨，曾任主席；自1989年起是支聯會董事，期間曾擔任主席等不同職位。控罪期間，他是支聯會董事和副主席。何在1995年至2016年這21年間擔任立法局及立法會議員，出任不同法定機構的公職。

鄒幸彤在香港出生，現年41歲，未婚，是一位大律師。她自小學時期、90年代初已跟隨母親參與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並在2010年大學畢業，後來曾任職支聯會職員約半年，其後留下做義工。她自2014年起擔任支聯會常委和董事，2015年成為副主席，直至支聯會解散。

理由書提到，鄒幸彤拒絕將她的陳詞稱為「求情」，她堅持自己沒有犯罪，所以無法從罪犯的角度分析本案屬於「情節較輕」或「情節嚴重」的類別。她指她的言行是基於其民主信念，旨在追尋理想及做對香港有益的事，並無任何不良動機。「因此，她不認為自己有做錯，亦不感到後悔。她更表示在往後的日子，仍會一如既往地堅守自己的信念。」另外法庭指出，她曾強調支聯會和她的所言所行一直都是公開行事，並無掩飾。

法庭指不會視三人的刑事紀錄為加刑因素。

法庭提到，何俊仁於開審當日正式認罪，但由於是在交付程序及排期之後才認罪，不應獲得三分之一的全額認罪扣減，故此給予22個月減刑。

法庭提到HKSAR v Yeung Suet-ying Clarisse and Ors 一案（47人案上訴案），認為被告之前因其社區服務而可能獲得的任何刑期扣減，可能因其屢次犯法而被抵消。李卓人和何俊仁曾擔任公職長達21年，公共服務是積極良好品格的重要表現；雖然法庭不會視被告刑事紀錄為加刑因素，但他們也不是初犯。法庭權衡各樣因素之後，認為可以酌情給予李卓人和何俊仁各3個月的扣減。

對於支聯會，法庭指辯方資料顯示其現存於銀行和破產管理署的現金約有103萬港元，並擁有一個約值580萬港元的物業；但未能提供負債數目。代表律師林芷瑩提到辯方於審訊時同意大量控方的案情及證據，大幅節省審訊時間和公帑，並請求法庭考慮審訊延期對被告等的影響。

法庭認為，支聯會在控罪期間透過其舉辦的活動、刊物、網上平台、實體和網上六四紀念館等，不斷鼓吹其「結束一黨專政」的行動綱領。因其知名度和動員力，其言論和活動在香港有廣泛的影響力；合適罰款為150萬港元，「雖然林資深大律師已經盡力為支聯會求情，但本庭認為沒有其他可以減刑的理由」。

案件原定於2025年5月6日開審，後來延後至2026年1月22日開審，法庭提到辯方節省審訊時間、延後開審等情況額外給予三人各3個月的扣減。

法庭押後處理「國殤之柱」，六四證物或將被沒收

值得注意的是，支聯會案中被當局沒收的六四證物的去向。

庭上，法官李運騰簡短提及除「國殤之柱」的其他證物已處理。就「國殤之柱」，他指各方對物品事主是誰、如何處理物件有所分歧，將押後處理，並或可由他們其中一名法官審理。他特別提到鄒幸彤需要再向法庭解釋，她目前以什麼身份來爭辯「國殤之柱」的處理，「你本身不是物主，物件的處理方法和你沒有什麼關係。」鄒聞言點頭。

判刑前，鄒幸彤的個人網誌特別提及本案中六四證物的處理。「沒想到，反而是這個毫不起眼的程序上，當局的意圖才真正原形畢露了。」

她指證物處理是普通行政程序，審訊完便歸還、存檔、沒收；若和犯罪相關的物品當然不會歸還，但她認為不應順便沒收私人財物。她指法庭強調了悼念六四並不犯法，而且犯罪行為只限於2020年7月之後的行為，但控方並沒嘗試分辨哪些證物與控罪相關，只是全部要求沒收。

她列出了沒收清單：大量六四相關、歷史相關、政治人權相關書籍及詩集，也有文物及逾期刊物如北京市公安局當年扣押李卓人款項的單據；六四和民運的影音記錄，例如 「六四受難者家屬證辭」、「天安門母親之路」；及各種雜物如掛畫、風箏。

其中也包括最受關注、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創作的「國殤之柱」。被告求情當天（8月28日），鄒幸彤反對控方沒收「國殤之柱」，控方則指稱國殤之柱是犯案工具。而高志活亦於同日去信香港大學、高等法院、律政司，申明自己是「國殤之柱」的創作者和擁有者，要求歸還。他強調「國殤之柱」「絕非違禁品或違法物品，絕不涉及任何犯罪活動」。

鄒幸彤在網誌中問道：「法庭和控方都很着重說他們不是針對六四，那麼沒收大量有關六四的紀錄、書籍、物品等的理據何在？」

她猜測文物以後可能會被銷燬，憂慮支聯會多年來收集的歷史紀錄永遠消失：「單是想像那千多本書都得付諸一炬，想像那些絶版的孤本，血淚寫成的證據都將消失，想像着民主女神像再一次被推倒軋碎，想像着『民主人權法治』被活埋的樣子，就不由得感到內心一痛。」

「然而，努力記住我們失去了什麼，將來才有可能把它們找回來吧。那就讓這張『沒收清單』，成為新的、不能被消滅的歷史記錄吧。」她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