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無時無刻，我們總是為了逃離不安，而陷入自我欺瞞。
──《存在與虛無》，沙特

我們不應再對事實抱以無端的輕視，並且該轉向真正值得拍攝的事實。
──《生與死》，土門拳

我的確在死亡的呼喊與混亂之中，燃起對於新人類的祈願。
──《死亡、愛與孤獨》，原民喜

一九五七年五月，就讀於東京大學的大江健三郎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首部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獲選五月祭獎，以學生作家的身分踏入文壇，隔年以小說〈飼育〉榮獲芥川獎，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芥川獎得主。一九五七年七月，日本戰後著名攝影家土門拳初次造訪廣島，即使距離原子彈投下之日已經過十二年之久，他仍大受衝擊，直至該年十一月，陸續前往廣島六次，著手拍攝大量照片，隔年出版攝影集《HIROSHIMA》，獲得海內外的巨大迴響。日後寫下《廣島札記》的作家大江健三郎，雖然早在一九六○年八月便曾前往廣島參加原爆紀念活動，但他在文章裡談到自己正是透過土門拳的這本攝影集才初次真正認識何謂「HIROSHIMA」，以及人們在遭遇原爆後的悲慘與勇氣，深受感動。

《廣島札記》此書之成立，緣於大江健三郎應岩波書店的雜誌《世界》之邀，於一九六三年與一九六四年兩度前往廣島採訪「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撰寫多篇文章，陸續刊載於《世界》上，其後文章更改標題並加上序章與後記，於一九六五年六月集結成《廣島札記》一書。在本書序章「往廣島……」裡，大江提到當時自己的「長子處於瀕死狀態，躺在保溫箱裡不知何時康復」，因此盛夏的廣島之旅，一開始是一場「如此疲憊困頓、沉默而憂鬱的旅程」。若熟悉日本一九六○年代的讀者，應該理解那是日本戰後面臨許多轉捩點的重要時期，同時也是大江作家生涯的巨大轉型期。

大江健三郎初期的作品，主要聚焦於日本人如何面對戰後社會的各種不安與自我欺瞞的掙扎。一九六三年六月，大江健三郎的長子大江光誕生，出生便患有先天性頭蓋骨異常，導致部分智能障礙。大江健三郎便是懷抱著如此困境，在不安與疑惑之間，踏上前往廣島的旅程。而一九六三年第九屆的「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也由於國際政治勢力的競逐，呈現一種劍拔弩張的困頓之勢。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蘇聯、英國和美國在莫斯科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而尚未進行核武試爆而亟欲追趕的中國，雖然與蘇聯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卻在此時出現對立；日本國內的政治勢力亦出現分裂，日共系勢力認為必須將「社會主義國」和「帝國主義國」的核武試爆分開看待，而總評（日本工會總評議會）與社會黨系勢力則反對所有的核武試爆，原爆受害者亦譴責所有核武之存在。憂鬱的大江健三郎前往廣島所面對的，便是如此的冷戰分裂態勢，潛藏於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的背後。原本美蘇冷戰體制下卻又出現中蘇對立，廣島反對核武的和平運動面對如此混亂困境，大江卻在其中發現了許多「真正具有廣島特質的人們」。

廣島在地報社《中國新聞》的社論主筆金井利博所推動的《原子彈與氫彈受災白皮書》計畫，正是引導大江發現「真正具有廣島特質的人們」之契機。相對於冷戰態勢下各國對於核武的激烈競逐，製作《原子彈與氫彈受災白皮書》計畫將人們的注意力拉回原爆受害者身上，要求詳細調查受害者的生活實態以利進行援助。這項計畫以廣島人的身分提出，本身便是一種主體性的展現。其中的代表者便是廣島紅十字會醫院的重藤文夫院長。面對原爆後遺症層出不窮，似乎永無止境，甚至導致年輕醫師不堪重負而自殺的「極限狀態」，重藤院長特意以忍耐所支撐的「遲鈍目光」，將其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秉持著一種「維持著日常生活的平穩，緩慢且冗長的節奏，平凡甚至稱得上是無聊的機械式反覆」，才不致陷入絕望之淵。大江認為，那種「遲鈍目光」裡其實潛藏著「如烈火般激烈的洞察力」，如此「具有警覺且敏銳觀察力的人，既不會陷入過度絕望，也不會沉醉於空泛的希望」，反映出一種務實而嶄新的人文主義（Humanism），亦即「真正具有廣島特質的人們」。

至此，大江在廣島人身上所發現的，似乎是在對抗原爆這場人造的極致暴力以及其強烈後遺症的過程裡，逐漸形成的某種普遍性人文主義。但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大江「再訪廣島」後，同年十月中國進行初次核武試爆，則觸發大江心中的普遍性人文主義，成為自身對於日本戰後民族主義的潛在追求。一九六○年代為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期，除卻官方主導的「經濟民族主義」（例如「一億總中流」意識）與藉由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推動「體育民族主義」，許多不同的民族主義試圖爭奪社會大眾的支持。例如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認為，進步派陣營內的戰後民族主義正是一九五○年代推進民主主義的原動力，但一九六○年安保鬥爭之後，由於日趨保守的社會氛圍與進步派分裂，導致民主主義運動停滯，造成某部分進步派開始重視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保守派長期對於戰後親美的現實不滿，因此提倡某種復古的民族主義，三島由紀夫的《文化防衛論》論述便是典型案例。在如此形塑戰後日本民族認同的競爭之下，大江健三郎面對中國達成戰後民族主義的里程碑，亦即核武試爆的衝擊之下，經由法國文學裡的「尊嚴」（dignité）概念與人文主義關懷，以「HIROSHIMA」作為否定核武之象徵，創建出一種大江獨特的「新日本民族主義」。

以我們從HIROSHIMA倖存下來的日本人名義，向包括中國在內、所有現在與未來擁有核武的國家，表達廣島原爆作為否定象徵的態度。這也就是說，我們急需確立原爆二十年後的新日本民族主義姿態。而對我而言，廣島的「正統的人類」，正展現了日本新民族主義中積極象徵的樣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日本戰後長期對於中國抱有侵略的罪惡感與道義上的責任感，大江也不例外，但面對中國進行初次的核武試爆，成為擁有核武的國家，而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彈攻擊的國家，大江從「HIROSHIMA」發展出蘊含人文主義關懷的戰後民族主義，正面否定中國大力推進的核武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廣島札記》相當特異之處。廣島人面對原爆攻擊的極限狀態之際，展現出堅忍承受且戮力不懈的精神特質──具有普遍性的尊嚴與人文主義，而大江則將其轉化為帶有反核與反戰意涵的日本民族主義，因此廣獲日本戰後進步派知識分子的支持。但若對照隔年四月由小田實與鶴見俊輔等人發起的反越戰組織「越平聯」（全名為「給越南和平市民聯合」），以及其後席捲各大學校園的全共鬥運動來看，民族主義推動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力量卻是日漸衰弱，大江的《廣島札記》可以說是如此關鍵轉捩點之時代產物。

正因《廣島札記》兼具人文主義的普遍性與民族主義的疆域性，當談到也有韓國人與沖繩人受到原爆傷害，同樣苦於後遺症的情形時，前述之雙重特質便無法免於因有效界限的不同而產生緊張關係。對於大江而言，該如何談論那些戰後「具有真正廣島特質的」「非日本人」，成為一個尖銳的難題。從人文主義的普世適用，轉化為民族主義的日本限定，從朝鮮與沖繩等地出身卻在廣島（或者長崎）遭受原爆的人們，是否有資格成為「真正具有廣島特質的人們」？此外，遭受原爆之苦的廣島人們，是否都如同大江所述地「具有真正的廣島特質」？本書的時代局限便在於此。

對於大江所形塑的「真正具有廣島特質的人們」與廣島當地的原爆受害者之間的形象差距，其實已有學者團野光晴從大都市和地方都市的書籍銷售數字，說明「廣島」形象在接受與傳播層面的不均勻狀態。而一九五七年土門拳所拍下的系列照片亦可窺見一二。一九四五年，十五歲的廣島少年小谷育男在距離原爆中心地一點五公里處遭受攻擊後，在醫院接受治療，因此結識了同為原爆受害者的十七歲少女須磨子。其後經過多次的植皮手術與治療休養，兩人決定結婚生子。一九五七年土門拳造訪廣島時所拍下的系列照片《原爆受害者結婚  小谷夫妻》裡，便可以看見小谷夫妻抱著長女浩美展露笑顏的幸福模樣。

二○二三年舉辦的攝影展上，小谷夫婦的次女文江看著那張照片，偶然間提到照片裡的笑顏，並非時常展露在自己家裡，父親小谷育男戰後在家族事業裡幫忙養殖牡蠣，卻因為原爆後遺症經常身體不適，導致工作都不長久，而開始喝酒澆愁，因此非常感謝土門拳的攝影為自己父母留下幸福的一瞬間。如此不同的回憶故事，目的並非批判攝影的虛構性，或者言說與事實間的龜裂矛盾，或許值得思考之處在於，無論是攝影抑或證言，在在揭示出片段真實相互重構的複雜動態，而在如此的重構動態裡，最重要的便是大江屢次強調的「想像力」。除了面對原爆後殘酷景象的「絕望想像力」，「具有真正廣島特質的人們」更顯現出某種不被絕望吞噬的「自由想像力」。

那是可以如此思考的想像力：「如果沒有原子彈的影響，這位患者原本應該是健康的人，因此，這位遭受轟炸的患者，他的疾病不就是由原子彈所造成的嗎？」以及不受既有概念束縛、能讓人如此思考的自由想像力：「經歷過那場異常的爆炸後，暴露其中的人體，有可能出現任何症狀，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在此，「不受既有概念束縛、能讓人如此思考的自由想像力」意味著朝向地獄的深淵，全神貫注地探尋凝視各種微小徵兆，在重構動態裡藉由語言朝向他者發動。抑或更加簡明地來說，作家的想像力用於連結不同次元的事物，如同小說家以雙手各自攀住不同岩壁的兩端，奮力掙扎以避免從高空落下，同時成為兩者的重合連結。那些蒐集微小徵兆的努力，便是試圖通往他者並與之重合的每個步伐。透過語言展現如此的想像力，則是某種主體性的展現。大江曾在《核時代的想像力》（原書名為「核時代の想像力」，一九六八年大江每個月都在東京新宿的紀伊國屋本店會館演講，其內容於一九七○年集結出版）一書的最後提到：

既然我們活在想像力之中，那麼在發揮想像力時，最核心的關鍵是什麼呢？想必就是所謂的「主體性」吧。當我說出一句話，就代表我是以自己的主體性，對這句話所包含的一切承擔責任。

如果大江文學的最初啟蒙者沙特（Jean-Paul Sartre），認為想像力奠基於對於既有世界的否定與超越，那麼大江則是在承受著恐怖與戰慄之中，以想像力重新承接他者的存在之重，主體性才有可能出現。換言之，那是一種自我與他者交互重合的主體性。在《廣島札記》裡，從人文主義轉為民族主義，想像力的射程最後到達名為「OKINAWA」的邊境島嶼。

我為何去沖繩？這自心底湧起的疑問，與沖繩那如寒冰般刺骨的拒絕──「你為何來此？」相互撕扯、啃噬，似要將我生生撕裂。（中略）每一次踏上那片土地，我都能強烈地感受到，一股將我拒之門外的壓力，如洶湧的暗流般瘋狂襲來。（中略）我是為了更深刻地了解他們而去沖繩的。然而，所謂的更深刻地了解他們，也就近乎絕望地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會很友善且斷然地拒絕我。即便如此，我還是要去沖繩。

在《沖繩札記》的開頭，大江在不安之中肩負起責任，接受來自他者的語言和視線，仍是奮力向前。因為唯有在與他者相互重構並藉由想像力編織語言，才能重獲某種反身性主體性，開始探問「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日本人とはなにか、このような日本人ではないところの日本人へと自分をか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か）。於是《廣島札記》裡人文主義的普遍性與民族主義的疆域性之間的緊張關係，便成為《沖繩札記》裡試圖將自我與他者相互重合後投射而出的原動力。其間描繪出的輪廓與姿態或隱或現，時有時無，仍在進化成形，因此展現在我們面前無數的線條與光影，便是青年作家大江在日本戰後思索掙扎的精神樣貌，這兩本札記則可以說是一位人文主義青年的自畫像。

台灣位於東亞島嶼群的關鍵位置，近年更處於戰爭進逼的風暴核心。在如此危機潛藏的年代，藉由重新閱讀大江健三郎的這兩本札記，台灣讀者可以嘗試思索如何在戰爭暴力這種極限狀態之下，透過想像力相互構築與他者之間的反身性主體性。遠方危機風雷四起，不過危機亦是轉機。不同於以往將血緣或語言文化作為絕對界線的排除性民族主義，或許台灣人終於也可以發動想像力，觀測並蒐集那些潛藏於事物縫隙的各種徵兆，開始探問自己：「台灣人是什麼，能否成為『不是現在這種台灣人』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