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愿你我重逢”，在台北咖啡馆写作的香港作家

2019年初，移居台湾一年的香港作家陈慧，正在台北中山地下书街的“炉锅咖琲”埋头写连载小说《弟弟》。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有时抬起头，望到一街之隔的诚品书店，心想：“从这里走到那里，需要多久呢？”

2022年底，《弟弟》实体书终于在台出版；短短几步路的距离，陈慧走了四年。四年的时间，听来不短也不长，然而陈慧却在这四年间接连经历了许多事：从2019年的社会运动，到香港剧变，从短暂休憩，转为移居台湾，“连屋都搬了四次”。

变动无常的时代洪流中，这也是不少人的生命写照。而从香港来到台北，虽然都是都市，但空间性格殊为不同。前者逼仄而喧嚣，抬头只能勉强看到一小片天，咖啡厅也未必让人久留；而后者，点一壶咖啡竟可续杯，许多店都可待上一整天，写累了便走出街，点一支烟，看看远方。

就是这样，在台北，“#咖啡店写作时光”一直是陈慧在社交媒体上的常备标签。原来她讲，过去在香港感到烦闷了，便会“逃”来台北的咖啡店；及至终于移居此地，咖啡店更顺理成章成为她进入他乡的入口，写作中的精神工场。

于是我们便跟随陈慧的足迹，在东门“咖啡小自由”闲坐直至日暮；又前往搬至大桥头附近的“蕼莳荳留”（原“515 cafe&books”）喝罗宋鱼汤，看两只店猫追逐斗恶；工作日的中山区，一间简餐咖啡店也成为作家的伫足地；而再走过去一些，则是渡她到台湾、写下第一篇与在地相连作品的街坊咖啡舖⋯⋯

1980s，香港“美国餐厅”

“天井的位置，身旁是学生，桌上有烟，喝的是冻柠啡，这是我的日常。”
—— 陈慧，2023年1月

2023年1月，位于香港铜锣湾的Café Corridorr宣布结业，陈慧在脸书上写下不舍。这是她在香港时最常去的咖啡店之一，此外还有她当时任教的湾仔香港演艺学院附近一家Pacific Coffee。一直以来，在咖啡店里写作、工作，是陈慧的习惯。

“怎样开始蒲（粤语：混迹）咖啡店的呢？”陈慧搅动杯身冒汗的冰咖啡，揭盅道：“是因为⋯⋯那个年代香港电影行业极度颓废的生活方式，自由而散漫。”

1980年代，陈慧在香港德宝电影公司（1984-1992）担任编剧。电影圈开工时间总不固定，身边又都是年轻电影人，她时不时就与朋友一起到处“打趸”（流连）。他们常常睡到下午四点，起床后就在餐厅约相见，常去彼时时兴的连锁“美国餐厅”。

陈慧至今还记得那里的样子：“整体装饰很美式，彩色玻璃、木枱餐点，好似美国公路餐厅，即是下午四点食早餐那种，好适合我们这些人，全天候打趸。”后来金融风暴，餐厅全线结业，大家还笑说：“是我们坐空了它！”

那是一个没手机、没平板的年代，去餐馆闲坐，要做些什么？“有班人喜欢看书的，就静静地看书。”陈慧回忆到，“多数是看书，不太写东西。但我有一本笔记簿，那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习惯。”除了看书，她也与同事们在一起“度桥”（想点子），有了什么想法便在本子上记下，由此闲坐也成为一种养份。

后来“美国餐厅”时光不再，陈慧也转行到了商台，但在咖啡店写作的时光，已然成为她生活里必不可缺的部份。“被人群包围，是一个很好的感觉。”陈慧笑著说这或许是巨蟹座的特性，一直在寻找一个自如的环境。

“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坐下，也不会被怀疑是外来人。”

2018年8月31日，离开湾仔的家，也告别住了半世的香港，陈慧拖著两大一小行李箱，那是她全部随身家当。

来到台湾以后，她依然在寻觅“打趸处”；然而在咖啡馆密度极高的台北，却并非间间都对味。有的店走文青风格，有些则限制入座时间，还有一类十分严谨，店门口就大大只字写著“请勿交谈”⋯⋯ 坐在“小自由”咖啡店的户外抽烟区，陈慧对我们打开IG相簿，与我们细数在台北几年来去过的咖啡店。

对她而言，其实并不是到了任何一家店里，打开电脑，就能开始书写：“有些店，你一走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自在或不自在，这与它好不好无关。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坐下，也不会被怀疑是外来人。”

“‘小自由’是自在的。”回想第一次来这，是因原本常去的咖啡店满座，陈慧便沿著永康街一路走，就在对街的巷弄中，看到了这座小房子：“远远见到，就觉得很特别，又想起小时候在九龙塘看到的那些楼。”她随即补充道：“户外又可以食烟。”

一杯冰美式，一支点燃的烟，于是陈慧的“自在咖啡地图”上，又多了一处落脚点。

咖啡小自由
台北市大安区金华街243巷1号

六条通，人间聚脚点

“我说我要热美式，阿姨只迟疑一下，很快就搅清楚我的发音，没再多说什么，也没有把我当透明体看待，感觉是在这里什么人都曾遇上过。”
——陈慧，〈午后雷阵雨〉

六条通，摩尔咖啡，座位从老旧的室内一路延伸到街边。陈慧熟门熟路地带我们来到这里，选定靠街的座位后，老板娘送来餐单，一边热情地说著：“好久不见！”

初来台湾不久后，陈慧就从她任职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所在的关渡，搬到更为闹市中心的中山租住，摩尔是她常常流连的据点。只是住不多久，又去了相对偏远的淡水，总算在今年才再搬回中山市区。“你知道作客人，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是令自己有归属感的‘老地方’。所以搬回中山区，对我来说很重要。”

“呢度好得意㗎（这里很可爱的）！”刚坐下不久，陈慧就兴奋地介绍到：“你看旁边那家咖啡店，那些男孩点手冲咖啡，就一直坐在那打游戏；前面台的几个叔叔，几乎每天都来，有时候到了晚饭时间，他们会消失一阵，过多一阵又再回来。”住在六条通附近时，陈慧也常常坐在这里看书，同时也以小说家独有的敏锐观察力，记下这些日常片刻。

“就是一群这样的中年男子，说著台语，反而让我有一种‘我属于这里’的自在感受，不高也不低。”

在布满大小商店、酒吧的六条通，有著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呈现出一种“人间聚脚点”的状态。“我不会在咖啡店里找到家人，也许今天见到你、明天见到你，不代表我以后都会见到你。”在这个人声混杂、不断流动、你我皆不知来处的所在，陈慧感到一种“接纳”：“为什么我会在六条通这么自在？就是因为在这里，不会有人告诉你：我已经在这住了四十年。”

也因如此，尽管这里的居住环境并不舒适，但在陈慧看来，六条通却是一个对自己十分重要的地标。在这里，她第一次提笔书写台湾。

收录在《我台北，我街道2》（2022，木马文化）的短篇小说〈午后雷阵雨〉，写一位异乡女子不明白为什么男友来了台湾之后就不肯走，于是到台北寻找他的踪迹。小说中，女子时常在六条通的路边咖啡店里读书，因而认识了一位日本胖大叔，他们会点头打招呼、有时也会分享书里的故事⋯⋯

“胖大叔的专属位子在那里。”陈慧以眼神示意。斜对面一张圆桌，大叔们百无聊赖地坐著，仿佛时间在此静止。

“就是一群这样的中年男子，说著台语，反而让我有一种‘我属于这里’的自在感受，不高也不低。”每天都来报道的大叔、坐在角落打游戏的姨姨⋯⋯在咖啡店看书的同时，陈慧也悉数观察著各式各样的陌路人，继而打开了进入此地的秘密通道。

摩尔咖啡
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一段105巷4之11号

进入台湾的方法，在永康街

“我和可乐站在那道熟悉的大门前，有点不知所措。我想要伸手进口袋掏钥匙，可乐拉住我，他盯住咖啡室竖在门边的灯箱，读上面他认得的字——快、乐、小。”
——陈慧，《弟弟》

“我想了想，发现其实去咖啡店，是我进入台湾的一个方法。”几日后，当我们再次约在“蕼莳荳留”见面，陈慧郑重其事地说：“我很想再去那间（咖啡店），都是因为很容易进入，在那里我很自在的。并不是说它给我一种很像庙街、油麻地的感觉，而是原来当我游走在这些咖啡店，就是我能够赖以进入台湾的时候。”

“蕼莳荳留”的前身，即位于永康街的“515 cafe&books”。2019年3月19日，陈慧在515写完了《弟弟》最终章：“从铜锣湾的Corridor写到永康街的515 cafe；《弟弟》陪著我适应搬到台北来的日子⋯⋯谢谢猫和咖啡。谢谢你们的爱。”她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当“蕼莳荳留”的两位店员听说有作家要在店里受访，一早就在猜到：“是不是那位香港人？”她们贴心地指著最里面的座位，是陈慧喜欢的位子。也许就是这些微小的默契和习惯，让陈慧与这座城市的连系更深。

“是这里的咖啡店给了我一种‘容纳’的感觉——台湾好像容纳了我。”

在异乡生活的这些年，陈慧仍与来自香港的朋友们保持联络，从而发现大家各自都有一套“进入新地方”的方法。“有一位朋友，每次去南门市场他都很开心，还有些人固定每个星期都要去‘雅苑’饮茶。可能对我来说，是这里的咖啡店给了我一种‘容纳’的感觉——台湾好像容纳了我。”

移居的几年里，陈慧常常被问及是否适应；对她而言，是否适应就在于有没有建立了新的习惯：“当你在一个地方，开始有一个这样的习惯的时候，你就知道‘settle’了。”
然而说是settle，却并不意味著刻意寻找一份归属感，反而更关乎她常常提及的“自在”：“其实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就可以了。工作场所也好，跟朋友相处也好，你知道你是的，你就在这里。这种状态就很自在。”

文学，两地异乡人

“有一天，我和可乐来到咖啡店，发现长沙发不见了。可乐开始哭。女侍应告诉我，老板把长沙发卖掉了。”
——陈慧，《弟弟》

“我会自我提醒，不要当这里是自己地方。”

尽管已在台湾住了四年，逐渐建立起新的生活节奏和习惯，陈慧如今依然保持著一份异乡人的警醒。更因为这种“人在异乡”的感觉，早在香港的生活中就已发生。“2007、08年开始，在湾仔，就已经有异乡人的感觉。一开始，看到有年轻人拿著张图片，我也会上前问说‘你要去哪里’；到后来，一出站满街都是行李箱、茶餐厅总有游客与你争位，到后来连点餐侍应也完全不懂听广东话。”

《弟弟》中也大幅书写了香港的变迁，落在个人头上，就连主角祖母的旧居都被卖掉、改建成咖啡厅。小说中写到，有段时间家姐可意常带著弟弟可乐去那家咖啡店，虽然心头忿忿，但店里保留下来的旧居家具，仍可带来一阵私密的安慰⋯⋯尽管不如书中般曲折，但这家咖啡店的确有原型。陈慧在湾仔地图上来回寻找：“就是在利园山道那边，这幢旧楼里，三楼还是四楼。”而现实中咖啡店的命运，也是几经转手，变成了其他舖位。

种种发生于日常的遽变，让眼前的地方愈来愈陌生，“我城”一下子变为“异乡”。

如今，陈慧可说是两地的异乡人，只是在她看来，这两种异乡却有著全然不同的意思：“在香港的‘异乡感’是有点放肆的——你就住在这里，异乡（感）来自一种精神洁癖；你介意这里明明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但是在台北，‘异乡’就名正言顺得多。”在香港以异乡人自居、清晰感受到客居故乡的感觉，陈慧将之形容为一种“扭拧”（别扭、抵触）：“我自己很清楚这种‘扭拧’是怎么来的，而且要坚持这种异乡感，以正视听。”

而她的文学思考，也与此种异乡经验有相当密切的关联：“你会发觉文学本身是一种异乡的存在——文学就是一个异乡。那是在哲学、文学中很核心的问题：我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异乡人，我不会问这个问题。它可以很形而上，也可以很形而下，而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诗人可能更是如此），那种异乡人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写作状态。”

“你会发觉文学本身是一种异乡的存在——文学就是一个异乡。”

异乡要怎么写？在陈慧笔下，它并不是刻意召唤出来的元素，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我会营造出一个这样的世界，《拾香纪》是如此、《弟弟》也是如此。写作时不会太过刻意，但当整件事出来的时候，（作品前后）就有了强烈的对比。”

例如《弟弟》的前二十回，陈慧近乎是以爱情成长小说的方式去经营，让角色们一路都“玩”得很开心；而到了后半截，则贯穿了雨伞运动从爆发到清场，蕴含社运后难以弥合的创痛和无力感。“前面愈开心、后面就愈难过，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这样的。”这种感觉，就像是原本还在毫无忧虑的故地、忽然被抛掷到异乡一般，“而且还很脆弱，用爱来维系的事物都很脆弱。”陈慧补充道，语气幽深而坚决。

蕼莳荳留
台北市大同区大龙街85巷8号

爱到底无所不能

“会吗？真的都会过去吗？真的都会停止吗？真的都会消失吗？”
⋯⋯
“原来，回忆，就是，爱。”
——陈慧，《拾香纪》

《弟弟》著墨于一段亲暱的姐弟关系：自从弟弟可乐出生以来，姐姐可意就一直强势地爱著他，恨不得廿四小时都把他带在身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定？陈慧解释道：“其实挑明来说，就像（Snoopy里的）Lucy一样——‘你不要理会他们，你跟著我，我们两个就是一个世界’。也就等于2019年、或者我们在金钟的时候一样，我们就是一个世界。”

那段“旧屋变咖啡厅”的故事还有后文：当谭可意有天发现，她赖以维系记忆的旧家长沙发，竟被咖啡店东当作古物轻易卖出，心中的恨与无力感无以复加。背后潜藏著的，或许也是陈慧对香港的一份眷念：“其实什么叫爱呢? 爱一个人到极致的时候，希望这个世界只剩下我和你，没有其他人。”

将记忆拉回到“九七”前的香港。当时，电视广告循环播放著过去的美好记忆，“狮子山下”主旋律开始飘荡，陈慧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1995、96年普遍有一种怀旧，怀旧于香港过去的150年。”如同平行时空一般，彼时的陈慧正以另一种角度回溯香港历史。当时她参与了香港电台《千色教室》节目的搜集资料工作，为了重新寻找这座城市的隐密历史，循迹找到了文武庙、东华三院与香港地之间的关系，也看到了曾经发生在此地的种种灾祸，也因此才说：“‘香港是福地’这话，未免太轻佻”。

“自由考验的，是你可以怎样得到一样东西？也许你会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

“那时候我看到的东西很不一样，就像第一次发觉，找到了一个我很爱她的朋友。我爱她，是因为我明白她，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陈慧说这近乎爱情：“我真的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只有我和香港，很单纯、很天真。”

然而外部世界的各种波澜，总是会将“我”与“香港”之间的秘密通道中断。街头运动一次次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创痛、离散、失去自由。“我相信一句话——爱到底无所不能，这可能和我的信仰有关。”陈慧是天主教徒，来台后仍会固定参与弥撒。她的信仰，则带来了一种超越性：“人世间要爱到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就是这样，爱到底便可以了。”

这一次陈慧说“爱”，不再是脆弱维系著彼此的表征：“其实爱去到最后是责任，这是很多人不想听的。”在陈慧眼中，爱与自由都相对于责任；因为有了自由，就更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自由考验的，是你可以怎样得到一样东西？也许你会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在历史上或现在的香港，很多人都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他们靠的是什么？是意志。其实那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之中，要去面对的事情。”

2020年后，在台湾眼看著香港发生的种种：清算、牢狱、背叛、信任破灭⋯⋯在时代崩坏的当下，还能如何守护日常？“正因为你（时代）这么不正常，所以我要正常，但这和香港人死都要返工（上班）两码事。”陈慧笑言，而她用以守护正常的、最核心的两件事情，就是：“写作、阅读”。

“其实那不正正说明了爱与意志之间的关系吗？很多作家不约而同都呈现出一件事：村上春树每天四五点起床跑步，卜洛克（Lawrence Block）跑纽约的马拉松⋯⋯大家很容易将这些归类为纪律。然而并不是有纪律就可以写作，即便不喜欢做某件事，都可以令自己很有纪律。”

若不是纪律，如此坚毅的习惯又是为了什么？在陈慧看来，这更关乎意志：“正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所以必须有这样的意志，令自己有相应的状态去做这件事。而我是因为太爱写作，因此会为了写作的状态去做些事情，那才是我的意志令我可以去做的。”

那么，陈慧是如何为自己创造写作状态的呢？“咖啡店。”她不假思索答道。

现时任教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陈慧，平日忙于教学、讨论、各项行政工作，种种事务压缩在一起；到咖啡店去写作，尽管仍会被突如其来的公事打断节奏，但始终能够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时空。在咖啡店，陈慧不仅写作，也看书，就像在四十年前的“美国餐厅”那样：“其实阅读很重要，我觉得写作是很需要滋养的，那种滋养可能不是那么物质上，而读到好的文字，很重要。”

写作与阅读，到底也关乎爱。

艺大咖啡馆
台北市北投区学园路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