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移居台湾一年的香港作家陈慧,正在台北中山地下书街的“炉锅咖琲”埋头写连载小说《弟弟》。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有时抬起头,望到一街之隔的诚品书店,心想:“从这里走到那里,需要多久呢?”
2022年底,《弟弟》实体书终于在台出版;短短几步路的距离,陈慧走了四年。四年的时间,听来不短也不长,然而陈慧却在这四年间接连经历了许多事:从2019年的社会运动,到香港剧变,从短暂休憩,转为移居台湾,“连屋都搬了四次”。
变动无常的时代洪流中,这也是不少人的生命写照。而从香港来到台北,虽然都是都市,但空间性格殊为不同。前者逼仄而喧嚣,抬头只能勉强看到一小片天,咖啡厅也未必让人久留;而后者,点一壶咖啡竟可续杯,许多店都可待上一整天,写累了便走出街,点一支烟,看看远方。
就是这样,在台北,“#咖啡店写作时光”一直是陈慧在社交媒体上的常备标签。原来她讲,过去在香港感到烦闷了,便会“逃”来台北的咖啡店;及至终于移居此地,咖啡店更顺理成章成为她进入他乡的入口,写作中的精神工场。
于是我们便跟随陈慧的足迹,在东门“咖啡小自由”闲坐直至日暮;又前往搬至大桥头附近的“蕼莳荳留”(原“515 cafe&books”)喝罗宋鱼汤,看两只店猫追逐斗恶;工作日的中山区,一间简餐咖啡店也成为作家的伫足地;而再走过去一些,则是渡她到台湾、写下第一篇与在地相连作品的街坊咖啡舖⋯⋯
1980s,香港“美国餐厅”
“天井的位置,身旁是学生,桌上有烟,喝的是冻柠啡,这是我的日常。”
—— 陈慧,2023年1月
2023年1月,位于香港铜锣湾的Café Corridorr宣布结业,陈慧在脸书上写下不舍。这是她在香港时最常去的咖啡店之一,此外还有她当时任教的湾仔香港演艺学院附近一家Pacific Coffee。一直以来,在咖啡店里写作、工作,是陈慧的习惯。
“怎样开始蒲(粤语:混迹)咖啡店的呢?”陈慧搅动杯身冒汗的冰咖啡,揭盅道:“是因为⋯⋯那个年代香港电影行业极度颓废的生活方式,自由而散漫。”
1980年代,陈慧在香港德宝电影公司(1984-1992)担任编剧。电影圈开工时间总不固定,身边又都是年轻电影人,她时不时就与朋友一起到处“打趸”(流连)。他们常常睡到下午四点,起床后就在餐厅约相见,常去彼时时兴的连锁“美国餐厅”。
陈慧至今还记得那里的样子:“整体装饰很美式,彩色玻璃、木枱餐点,好似美国公路餐厅,即是下午四点食早餐那种,好适合我们这些人,全天候打趸。”后来金融风暴,餐厅全线结业,大家还笑说:“是我们坐空了它!”
那是一个没手机、没平板的年代,去餐馆闲坐,要做些什么?“有班人喜欢看书的,就静静地看书。”陈慧回忆到,“多数是看书,不太写东西。但我有一本笔记簿,那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习惯。”除了看书,她也与同事们在一起“度桥”(想点子),有了什么想法便在本子上记下,由此闲坐也成为一种养份。
后来“美国餐厅”时光不再,陈慧也转行到了商台,但在咖啡店写作的时光,已然成为她生活里必不可缺的部份。“被人群包围,是一个很好的感觉。”陈慧笑著说这或许是巨蟹座的特性,一直在寻找一个自如的环境。
“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坐下,也不会被怀疑是外来人。”
2018年8月31日,离开湾仔的家,也告别住了半世的香港,陈慧拖著两大一小行李箱,那是她全部随身家当。
来到台湾以后,她依然在寻觅“打趸处”;然而在咖啡馆密度极高的台北,却并非间间都对味。有的店走文青风格,有些则限制入座时间,还有一类十分严谨,店门口就大大只字写著“请勿交谈”⋯⋯ 坐在“小自由”咖啡店的户外抽烟区,陈慧对我们打开IG相簿,与我们细数在台北几年来去过的咖啡店。
对她而言,其实并不是到了任何一家店里,打开电脑,就能开始书写:“有些店,你一走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自在或不自在,这与它好不好无关。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坐下,也不会被怀疑是外来人。”
“‘小自由’是自在的。”回想第一次来这,是因原本常去的咖啡店满座,陈慧便沿著永康街一路走,就在对街的巷弄中,看到了这座小房子:“远远见到,就觉得很特别,又想起小时候在九龙塘看到的那些楼。”她随即补充道:“户外又可以食烟。”
一杯冰美式,一支点燃的烟,于是陈慧的“自在咖啡地图”上,又多了一处落脚点。
咖啡小自由
台北市大安区金华街243巷1号
六条通,人间聚脚点
“我说我要热美式,阿姨只迟疑一下,很快就搅清楚我的发音,没再多说什么,也没有把我当透明体看待,感觉是在这里什么人都曾遇上过。”
——陈慧,〈午后雷阵雨〉
六条通,摩尔咖啡,座位从老旧的室内一路延伸到街边。陈慧熟门熟路地带我们来到这里,选定靠街的座位后,老板娘送来餐单,一边热情地说著:“好久不见!”
初来台湾不久后,陈慧就从她任职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所在的关渡,搬到更为闹市中心的中山租住,摩尔是她常常流连的据点。只是住不多久,又去了相对偏远的淡水,总算在今年才再搬回中山市区。“你知道作客人,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是令自己有归属感的‘老地方’。所以搬回中山区,对我来说很重要。”
“呢度好得意㗎(这里很可爱的)!”刚坐下不久,陈慧就兴奋地介绍到:“你看旁边那家咖啡店,那些男孩点手冲咖啡,就一直坐在那打游戏;前面台的几个叔叔,几乎每天都来,有时候到了晚饭时间,他们会消失一阵,过多一阵又再回来。”住在六条通附近时,陈慧也常常坐在这里看书,同时也以小说家独有的敏锐观察力,记下这些日常片刻。
“就是一群这样的中年男子, 说著台语,反而让我有一种‘我属于这里’的自在感受,不高也不低。”
在布满大小商店、酒吧的六条通,有著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呈现出一种“人间聚脚点”的状态。“我不会在咖啡店里找到家人,也许今天见到你、明天见到你,不代表我以后都会见到你。”在这个人声混杂、不断流动、你我皆不知来处的所在,陈慧感到一种“接纳”:“为什么我会在六条通这么自在?就是因为在这里,不会有人告诉你:我已经在这住了四十年。”
也因如此,尽管这里的居住环境并不舒适,但在陈慧看来,六条通却是一个对自己十分重要的地标。在这里,她第一次提笔书写台湾。
收录在《我台北,我街道2》(2022,木马文化)的短篇小说〈午后雷阵雨〉,写一位异乡女子不明白为什么男友来了台湾之后就不肯走,于是到台北寻找他的踪迹。小说中,女子时常在六条通的路边咖啡店里读书,因而认识了一位日本胖大叔,他们会点头打招呼、有时也会分享书里的故事⋯⋯
“胖大叔的专属位子在那里。”陈慧以眼神示意。斜对面一张圆桌,大叔们百无聊赖地坐著,仿佛时间在此静止。
“就是一群这样的中年男子, 说著台语,反而让我有一种‘我属于这里’的自在感受,不高也不低。”每天都来报道的大叔、坐在角落打游戏的姨姨⋯⋯在咖啡店看书的同时,陈慧也悉数观察著各式各样的陌路人,继而打开了进入此地的秘密通道。
摩尔咖啡
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一段105巷4之11号
进入台湾的方法,在永康街
“我和可乐站在那道熟悉的大门前,有点不知所措。我想要伸手进口袋掏钥匙,可乐拉住我,他盯住咖啡室竖在门边的灯箱,读上面他认得的字——快、乐、小。”
——陈慧,《弟弟》
“我想了想,发现其实去咖啡店,是我进入台湾的一个方法。”几日后,当我们再次约在“蕼莳荳留”见面,陈慧郑重其事地说:“我很想再去那间(咖啡店),都是因为很容易进入,在那里我很自在的。并不是说它给我一种很像庙街、油麻地的感觉,而是原来当我游走在这些咖啡店,就是我能够赖以进入台湾的时候。”
“蕼莳荳留”的前身,即位于永康街的“515 cafe&books”。2019年3月19日,陈慧在515写完了《弟弟》最终章:“从铜锣湾的Corridor写到永康街的515 cafe;《弟弟》陪著我适应搬到台北来的日子⋯⋯谢谢猫和咖啡。谢谢你们的爱。”她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当“蕼莳荳留”的两位店员听说有作家要在店里受访,一早就在猜到:“是不是那位香港人?”她们贴心地指著最里面的座位,是陈慧喜欢的位子。也许就是这些微小的默契和习惯,让陈慧与这座城市的连系更深。
“是这里的咖啡店给了我一种‘容纳’的感觉——台湾好像容纳了我。”
在异乡生活的这些年,陈慧仍与来自香港的朋友们保持联络,从而发现大家各自都有一套“进入新地方”的方法。“有一位朋友,每次去南门市场他都很开心,还有些人固定每个星期都要去‘雅苑’饮茶。可能对我来说,是这里的咖啡店给了我一种‘容纳’的感觉——台湾好像容纳了我。”
移居的几年里,陈慧常常被问及是否适应;对她而言,是否适应就在于有没有建立了新的习惯:“当你在一个地方,开始有一个这样的习惯的时候,你就知道‘settle’了。”
然而说是settle,却并不意味著刻意寻找一份归属感,反而更关乎她常常提及的“自在”:“其实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就可以了。工作场所也好,跟朋友相处也好,你知道你是的,你就在这里。这种状态就很自在。”
文学,两地异乡人
“有一天,我和可乐来到咖啡店,发现长沙发不见了。可乐开始哭。女侍应告诉我,老板把长沙发卖掉了。”
——陈慧,《弟弟》
“我会自我提醒,不要当这里是自己地方。”
尽管已在台湾住了四年,逐渐建立起新的生活节奏和习惯,陈慧如今依然保持著一份异乡人的警醒。更因为这种“人在异乡”的感觉,早在香港的生活中就已发生。“2007、08年开始,在湾仔,就已经有异乡人的感觉。一开始,看到有年轻人拿著张图片,我也会上前问说‘你要去哪里’;到后来,一出站满街都是行李箱、茶餐厅总有游客与你争位,到后来连点餐侍应也完全不懂听广东话。”
《弟弟》中也大幅书写了香港的变迁,落在个人头上,就连主角祖母的旧居都被卖掉、改建成咖啡厅。小说中写到,有段时间家姐可意常带著弟弟可乐去那家咖啡店,虽然心头忿忿,但店里保留下来的旧居家具,仍可带来一阵私密的安慰⋯⋯尽管不如书中般曲折,但这家咖啡店的确有原型。陈慧在湾仔地图上来回寻找:“就是在利园山道那边,这幢旧楼里,三楼还是四楼。”而现实中咖啡店的命运,也是几经转手,变成了其他舖位。
种种发生于日常的遽变,让眼前的地方愈来愈陌生,“我城”一下子变为“异乡”。
如今,陈慧可说是两地的异乡人,只是在她看来,这两种异乡却有著全然不同的意思:“在香港的‘异乡感’是有点放肆的——你就住在这里,异乡(感)来自一种精神洁癖;你介意这里明明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但是在台北,‘异乡’就名正言顺得多。”在香港以异乡人自居、清晰感受到客居故乡的感觉,陈慧将之形容为一种“扭拧”(别扭、抵触):“我自己很清楚这种‘扭拧’是怎么来的,而且要坚持这种异乡感,以正视听。”
而她的文学思考,也与此种异乡经验有相当密切的关联:“你会发觉文学本身是一种异乡的存在——文学就是一个异乡。那是在哲学、文学中很核心的问题:我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异乡人,我不会问这个问题。它可以很形而上, 也可以很形而下,而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诗人可能更是如此),那种异乡人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写作状态。”
“你会发觉文学本身是一种异乡的存在——文学就是一个异乡。”
异乡要怎么写?在陈慧笔下,它并不是刻意召唤出来的元素,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我会营造出一个这样的世界,《拾香纪》是如此、《弟弟》也是如此。写作时不会太过刻意,但当整件事出来的时候,(作品前后)就有了强烈的对比。”
例如《弟弟》的前二十回,陈慧近乎是以爱情成长小说的方式去经营,让角色们一路都“玩”得很开心;而到了后半截,则贯穿了雨伞运动从爆发到清场,蕴含社运后难以弥合的创痛和无力感。“前面愈开心、后面就愈难过,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这样的。”这种感觉,就像是原本还在毫无忧虑的故地、忽然被抛掷到异乡一般,“而且还很脆弱,用爱来维系的事物都很脆弱。”陈慧补充道,语气幽深而坚决。
蕼莳荳留
台北市大同区大龙街85巷8号
爱到底无所不能
“会吗?真的都会过去吗?真的都会停止吗?真的都会消失吗?”
⋯⋯
“原来,回忆,就是,爱。”
——陈慧,《拾香纪》
《弟弟》著墨于一段亲暱的姐弟关系:自从弟弟可乐出生以来,姐姐可意就一直强势地爱著他,恨不得廿四小时都把他带在身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定?陈慧解释道:“其实挑明来说,就像(Snoopy里的)Lucy一样——‘你不要理会他们,你跟著我,我们两个就是一个世界’。也就等于2019年、或者我们在金钟的时候一样,我们就是一个世界。”
那段“旧屋变咖啡厅”的故事还有后文:当谭可意有天发现,她赖以维系记忆的旧家长沙发,竟被咖啡店东当作古物轻易卖出,心中的恨与无力感无以复加。背后潜藏著的,或许也是陈慧对香港的一份眷念:“其实什么叫爱呢? 爱一个人到极致的时候,希望这个世界只剩下我和你,没有其他人。”
将记忆拉回到“九七”前的香港。当时,电视广告循环播放著过去的美好记忆,“狮子山下”主旋律开始飘荡,陈慧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1995、96年普遍有一种怀旧,怀旧于香港过去的150年。”如同平行时空一般,彼时的陈慧正以另一种角度回溯香港历史。当时她参与了香港电台《千色教室》节目的搜集资料工作,为了重新寻找这座城市的隐密历史,循迹找到了文武庙、东华三院与香港地之间的关系,也看到了曾经发生在此地的种种灾祸,也因此才说:“‘香港是福地’这话,未免太轻佻”。
“自由考验的,是你可以怎样得到一样东西?也许你会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
“那时候我看到的东西很不一样,就像第一次发觉,找到了一个我很爱她的朋友。我爱她,是因为我明白她,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陈慧说这近乎爱情:“我真的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只有我和香港,很单纯、很天真。”
然而外部世界的各种波澜,总是会将“我”与“香港”之间的秘密通道中断。街头运动一次次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创痛、离散、失去自由。“我相信一句话——爱到底无所不能,这可能和我的信仰有关。”陈慧是天主教徒,来台后仍会固定参与弥撒。她的信仰,则带来了一种超越性:“人世间要爱到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就是这样,爱到底便可以了。”
这一次陈慧说“爱”,不再是脆弱维系著彼此的表征:“其实爱去到最后是责任,这是很多人不想听的。”在陈慧眼中,爱与自由都相对于责任;因为有了自由,就更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自由考验的,是你可以怎样得到一样东西?也许你会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在历史上或现在的香港,很多人都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他们靠的是什么?是意志。其实那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之中,要去面对的事情。”
2020年后,在台湾眼看著香港发生的种种:清算、牢狱、背叛、信任破灭⋯⋯在时代崩坏的当下,还能如何守护日常?“正因为你(时代)这么不正常,所以我要正常,但这和香港人死都要返工(上班)两码事。”陈慧笑言,而她用以守护正常的、最核心的两件事情,就是:“写作、阅读”。
“其实那不正正说明了爱与意志之间的关系吗?很多作家不约而同都呈现出一件事:村上春树每天四五点起床跑步,卜洛克(Lawrence Block)跑纽约的马拉松⋯⋯大家很容易将这些归类为纪律。然而并不是有纪律就可以写作,即便不喜欢做某件事,都可以令自己很有纪律。”
若不是纪律,如此坚毅的习惯又是为了什么?在陈慧看来,这更关乎意志:“正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所以必须有这样的意志,令自己有相应的状态去做这件事。而我是因为太爱写作,因此会为了写作的状态去做些事情,那才是我的意志令我可以去做的。”
那么,陈慧是如何为自己创造写作状态的呢?“咖啡店。”她不假思索答道。
现时任教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陈慧,平日忙于教学、讨论、各项行政工作,种种事务压缩在一起;到咖啡店去写作,尽管仍会被突如其来的公事打断节奏,但始终能够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时空。在咖啡店,陈慧不仅写作,也看书,就像在四十年前的“美国餐厅”那样:“其实阅读很重要,我觉得写作是很需要滋养的,那种滋养可能不是那么物质上,而读到好的文字,很重要。”
写作与阅读,到底也关乎爱。
艺大咖啡馆
台北市北投区学园路1号
愿你我重逢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亲爱的弟弟,迫我面对了爱的实相——妳爱我,那么就请你和我一起,拥抱我的命运。”
——陈慧,《弟弟》
2014年,香港金钟,催泪烟散去后是夏悫村。那一年,陈慧投入社会运动之中。然而与理念先行的学者们不同,有句话陈慧常常挂在嘴边:“我是一个庶民。”
“人生在世,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庆幸。我当时没有社会学、政治学背景,唯有妈妈教落最简单的道理:将心比己。那是一种直觉——你相信什么?”对于陈慧来说,每一次的参与、行动,常常是基于直觉和本能:“我的参与和所有香港人一样,我所想到的,是庶民都会提出或思考的:平等、自由、选择。”
《弟弟》中所写的,也正是普通人在面对时代遍地砖瓦时,所遭逢和经历的种种。陈慧感慨,每年到了六、七月,假期都在游行的队伍中度过;连年发生的社会运动,也让身为老师的她不免心痛:“班细路好攰了(这帮小朋友都很累了),可不可以还个暑假给他们?”
但同时,也正是这些抗争现场,是从拥挤的维园走到金钟、再进入中环的那条必经之路,使得陈慧更加确认自己的香港人身份,并感受到一种共在:“你从来没有在一个这样的平日,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日光。那时的气氛好像很美、很悲伤,原来那种不寻常的安静,就是大家的苦,很苦。”
“其实潜台词就是,愿你安好。你不是好人好者(好好的),我怎能和你重逢?”
金钟道,临近却还未到游行终点,人潮比起点疏落许多,安静得几乎听到脚步声,暮色渐沉,夕阳斜下,队伍静默向前。对于媒体镜头而言,这或许是一帧毫无意义的画面;可是这条路上的每一个细节,已经深深刻印在陈慧心里。“斜阳伴晚烟,我像归鸟倦。”陈慧忍不住唱了起来,继而望著远处,仿佛正从记忆中指认出那条路。
“没有一个日落是相同的。”这句由可乐说出的金句,也印在了《弟弟》封面上。书中的无数次落日,也对应著现实中反复游行过的黄昏。而在那条每年夏天踏过的路上,许多人认识了、或多年不见,却又再次相遇了,这些重遇,也在陈慧的小说中屡屡发生著。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次重逢?
“其实潜台词就是,愿你安好。你不是好人好者(好好的),我怎能和你重逢?”说到这,陈慧沉默良久:“这可能是人生在世最后的希望——愿你我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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