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年】笔访钟耀华：伤痛是曾经投身的证明，我想这些都是爱

如果那些事情来得迅猛，且一声令下世界而变⋯⋯

人生在世，该以什么姿态活着？

端：你仍然记得十年前，在香港变化之始面前，自己的心情和光影吗？当时的你是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现在回望，往后的日子你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你怎样理解这十年时间在自己生命中的份量？

钟耀华：香港一直在变化——渔村变金融中心、民主发展循序渐进、自由节节倒退、去除港英余毒重回正轨⋯⋯视乎我们选择哪一个角度切入。这个时间点，所谓十年前，我理解是说香港自从1997年主权移交后，中国对香港的介入渐多，政治自由甚至经济自由也走下坡，或面临巨变，人们想要拼口气，想要相信守护什么，最后2014年爆发雨伞运动。

真正的自由不会全然因外力而灭绝，那是来自人们心中的勇气与力量，而这些往往都来自曾经的记忆与感动。

十年前，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那时政政系（政治与行政学系）还是政政系，名字未变，我有过好多思想上、生命上的冲击。当时想要选择这个学系，只是因为想以生命改变生命，也只是因为中文大学相对香港大学，有山有水，也来得土味更重。

我很讨厌光鲜亮丽的其他大学，那些灯火通明，那些西装毕挺的油头，那些英国殖民遗风。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只是受了日本漫画特别是“海贼王”的潜移默化吧？人能够随性而行，不断锻炼自己，感染身边的人一起同行，去挑战那过于庞大的世界与历史，那不是很青春热血吗？我想或许是这样吧？

不过人从中学毕业，面对更广阔的世界，竟是如此茫然。眼见图书馆里书藏万本，而自己一无所知；眼见身边都是满口理论，随便一个概念都滔滔不绝的学长与师长，只有一股热血的自己，算得上是什么？于是我失落，自悲，毫无信心，像头野猪乱冲猛撞，在课上课外不断提问，不断找老师问像我这样的年纪时，你们有想过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吗？世界过于庞大而自身过于渺小，究竟自己之于世界，算得上什么。

“改变是漫长而悠长的，细水长流，那时我是如此深信着，如信仰一般——我没有想过改变可以是身不由己，步向灭亡而毫无寸进，死不留名，但现在的我，又不那么悲哀了。”

然后某天在大学图书馆里我忽然想明白，如果那些事情来得迅猛，且一声令下世界而变，其实正如暴政极权一样恐怖，那只是以生命统治生命。改变是漫长而悠长的，细水长流，那时我是如此深信着，如信仰一般——我没有想过改变可以是身不由己，步向灭亡而毫无寸进，死不留名，但现在的我，又不那么悲哀了。

我到大陆广东从化的一条山村实习，被当地人、带我实习的社工感动了，他们接纳了我的无知，与过于天真的纯情，我详细记录在《在最暗的夜，无人看到你是否站直》一文里（曾刊《明报》，收于《时间也许从不站在我们这边》）。

我又接触了政治学，那时候系所上的老师们热切参与公共讨论，他们给我机会参加师友齐集的讨论会，会定期和我们见面，带我和同学行山，让我参与到“博群计划”大学未圆湖边的月夜文艺活动。感谢周保松、马岳、李家翘与黄鹤回，我觉得自己找到脚下着力的微小支点，可以开始伸手摸向无际的天空。我觉得政治或者社会，应该可以变得更好，后来我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因缘际会下成了学生会会长。

但我仍旧困惑。 我好想知道，人生在世，该以什么姿态活着。所有的参照对我来说都不自在，都不舒服，我渴望某种自由，无以名状的漫游，而眼前仿佛依然无尽高墙，每天看着民间受打压，一个又一个机构倒下或向建制跪低，媒体被威胁恐吓，身边的师长被拘捕或控告。

那个时候，这就是我世界的全部。在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有一处“天人合一亭”，前临吐露海港，远望八仙岭山线，亭下有极浅的水池，呈新月型，两旁有大树。荫下垂柳，有时微风吹拂，而当池面平静如镜时，就会映照天地。人在那里，好像可以思考各种毫无实用，但在在支撑人们生命的愁绪。有时候，甚至觉得可以越过所有高墙，一跃而自由。

有次我站在亭下好久好久，望着那迷人的景色思想出神，眼眶徐徐沾湿。那天稍后遇见好友岑敖晖，他对我说在路上看到我的背影，好担心我会做出什么事，但又不想打扰。我口里说没事，但没多说，因为我也不肯定自己会做出或不做出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感应到，我想那是某种波动的共鸣，仿佛某些东西被回应了，而我还不确定那是什么。

那个天人合一的瞬间，那个八仙吐露的微风，那个被发现的关怀，成为我往后许多生命勇气的参照或者根源——对我来说那是自由的具体画面与链接。我烂身烂势（衣着破烂），前有天地后有同伴，去做自己想做的，觉得应该要做的事吧。

2014年雨伞运动，当学民思潮黄之锋与学联罗冠聪宣布冲入公民广场，当港大戴耀廷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当我所参与的学联成员都被警察拉（拘捕）得七七八八时，我成为了9月28日警察发射催泪弹时，台上唯一的学生代表。其实一切都是偶然，但就这样被写到历史的时序上面。无论参与了当时与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对话，还是尝试闯京而被注销了“回乡证”，一切都只是巧合。

那其后的十年，面对催泪弹和警棍如雨，面对被告，面对吃人的租金与残酷的社会，面对2019年的爆炸，我认知到自己的懦弱，也知道自己并非无所畏惧。我有在意的人，有珍重的事，我还不想死。我不是自己一个，身边有好多人爱护着自己，支持自己，我想要活下去。我知道自己只是站在那些如石沉大海坠落的人们身上的一头黑鸟，紧紧抓住他们的肩膀直到出血，才有了小小的生命栖点。

“我知道自己只是站在那些如石沉大海坠落的人们身上的一头黑鸟，紧紧抓住他们的肩膀直到出血，才有了小小的生命栖点。”

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可能吗？

端：雨伞清场，十年过去；2019至今，也有五个年头了。十年间，你从香港到台湾，又赴英国；2022年，你的书写合辑《时间也许从不站在我们这边》获得了台湾金鼎奖。请问可有一些词语，你觉得适合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

钟耀华：我想或者是“力量”、“声音”、“旅途”。

自2020年起，香港反抗运动被全面镇压，身边的朋友陆续被捕入狱，过去眼前人不断受伤被捕的画面反复浮现，而自己侥幸。我感觉自己的力量逐点流失。“失去力量”是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但感受却是真实的。我无法写文章，或者说，觉得怎样写都不对。

“于是我发现我喜欢读的，是人人负重又无法前进的哀伤，历史压辗下的肉体，时代巨轮让人非如此不可死命地跑⋯⋯”

曾经我希望写作是种进入运动前的热身，引领自己以及读者进入某种状态，顺着心流，或许激情，或者静心。我着重文字的感观想象，现实褪去底色，容许内在的野性蔓生遍野，改造存在的思想地景，而不仅是，几个论点。道理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正如自己一路走来，都是有些感觉在前，带点无知，才能推动自己不断前进。

其实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无法写作。我大学本科读政治，比较多读政治理论、英美的分析政治哲学。2014年雨伞运动我担任当时学生组织“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的文宣写作者，工整的三段论，怎样的前题——人生而自由平等，推出怎样的政治想像，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如何。

这么工整，如此洁净，乃至于面对警棍如雨下的现实太过无力、无感染、无解释力。 如数式一般的理论，想要囊括万千世界，是不是有点傲慢。于是我发现我喜欢读的，是那些人人负重又无法前进的哀伤，历史压辗下的肉体，时代巨轮让人非如此不可死命地跑的故事、小说、报道文学。我读查建英讲哥哥的《国家的敌人》，读阿历塞维奇讲白俄的报道文学、细碎自白与剪辑，我读哈维尔讲无权势者的权力，我读奥加朵卡萩关于波兰的星系拼贴⋯⋯我在里头，找到生命无力意义丧失的具体感觉，找到原来人人都会这样的安慰。

2019的香港成为承载爆炸的容器，无论是实在的燃烧，或是而后的灰尘，还是高温空气的震动，都波及每道生活，大家都遍体鳞伤。我发现自己一路从雨伞运动，到吃人的社会生存现实，到被政治检控，再到反修例运动，不断累积的伤痛已侵蚀内心，内在已被某种哀伤与无力笼罩。就算世间有再多人在不同时空地点共同都承受着同样的艰难，但最深刻的梦魇降临每个个体时，我们都是孤独的，我们都要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但如何可能？

“最深刻的梦魇降临每个个体时，我们都是孤独的⋯⋯”

必须要潜到最幽暗的心谷，仿佛有个洞穴，里面埋藏着一些自己也不愿知晓的秘密。 原来我想前行。我离开了香港，到了台湾，后来到了英国。是不是失去了笼牢，失去了对抗的墙，就变得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活着？ 是不是太习惯在狂风与暴雨里寻找意义，就变得无法感受风和与日丽？我有点不知道该怎样写作，要说些什么。

愤怒、仇恨和悲哀曾经确实推动我向前，她们陪伴我，保护我，也滋养我，我曾想要证明，想要解释，觉得在瓦解的世界里，要坚持奋战，这些情绪给予我力量，狂嚎，充满爆发力与生命力。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我想试着纯粹地活着，带着那些记忆，恢复五感，真正感受世间，理解广阔世界的玄奥。

我开始会用“开心”，会讲“爱”，这是我从来未尝过的喜悦。我觉得香港“好嘈”（很吵），工作模式好嘈，人好嘈，情绪好嘈，风景好嘈。没错那是我的故乡，我爱，也可以有不喜欢。一路以来我都觉得自己在香港好像被排斥，到哪里都不属于哪里。反而一年过后，在英国，经历过极度绷紧抑郁之后，开始有点曙光，内心的那团小火，慢慢再重新点燃起来，温柔和暖的，不再暴烈。

只要世间有信念不息，有钟反复敲响，旅途就会继续，无所谓搁浅与停滞，至于会来临的情绪，不必拒绝，不过是行囊里，再多一些的信物而已。这过程有时会茫然若失，不过又好像有点释怀。或者这是自由吧。于是我又觉得可以尝试再写。

该怎样运用自己的声音，最近在调节表达的方法，尝试关于揭露与隐而不发的节奏，施放的力度，但好像又怎样写感觉都不对，都不满意。但我相信，了悟自己的同时，我们就会看见身边的爱与链接，她们一直存在，只是被暂时遮蔽——被自己或外在的选择。我会继续写。

“只要世间有信念不息，有钟反复敲响，旅途就会继续，无所谓搁浅与停滞。”

在台湾，去到大山大海

端：这次通信之前的几年，你曾短暂经过台湾，想知道台湾在你生命中意味着什么？ 台湾作为华人社会的一个存在，虽然对你来说停留的时日不久，可会形成关于这里的观感与看法？台湾有哪些特质令你印象深刻吗？这些与香港是怎样不同的质地吗？

钟耀华：我在台湾留了一年左右，当时租住在东门的雅房，就读于台北艺术大学（北艺大）的文学跨域创作所。我预期自己会在台湾读这个硕士两到三年。在提交的创作计划里，本来是写打算在首年，若比较进入状态，到台湾不同地方走住，特别是山、乡间与大海，去和山地之人、讨海之人认识，广结朋友。

我是这样写着的——“就算写作是孤独，人总是活在于世，想像力总是来自周边的环境与挑战。我总觉得生命的能量总是潜藏在那些传统陆地以外之地，当然能量都有创造与破坏，但正因如此，才能打破许多界限——特别是海洋，我对海洋总是着迷，因为一切在地上行之有效的律法与习惯都全不管用。要是就算我无法远洋航行，起码都想试过海洋的生活。”

结果呢，我没想过无力是真的，身体似乎无能力活动，要离开我所身处的雅房已经困难重重。大部分时间都是倒在床上，瑟缩在床上的一角，顶多是下楼走到东门市场，买些生活用品煮食材料，然后走到永康街的公园里呆坐，看着小孩在里面跑来跑去，逆滑梯而上，与朋友争执⋯⋯我还深刻记得有时我在耳机重复播放Hertz的《末日快车》，想象MV里一幕幕关于香港被抹去的印记与城景空镜，攸攸的，缓慢的，泪流满面，如决堤般无法止息。

我坠进忧郁的世界，每天浏览香港发生的新闻，急着重新整理，想知道又有谁被捕了，哪个组织又被逼解散了。疫情关系，我只身一人在台湾，曾经的公共发表平台几乎全部因政治打压倒下，自觉疚对香港的朋友，又在责骂自己，却同时抗拒作为香港人的身份——我又有什么资格去代表香港，去述说关于香港的一切。就像曾经奋斗过的世界骤然崩塌，站在突然而至的颓垣败瓦，而脚边散落自己曾经的话语和狂嚎。

离开东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一星期两次到北投上课的日子。北艺大依山而建，也像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都要在捷运站往上坡爬，上山，而沿路，可以看到城景。北艺大山上视野宽阔，看得见稻田，每次一步步走，都仿佛看见大埔吐露海港，仿佛沧海桑田。有时晚上留在北艺关渡山上，望去万家灯火，又会浮起燃烧的中文大学山城，以及堵塞公路的整片车辆红灯灯海。

文跨所上的吴怀晨老师喜欢山水，愿意分享，会带学生出游，他会带学生到桃园考察，去理解桃园绿捷区段征收案的问题，去参观致力于在城乡交界打造永续生活基地的“江湖开放工作室”，去听在地人的生命经验与故事。他对我关怀，我从他的眼神里接收到他的关爱，一种前辈照料后辈，但保持距离使我有自己的空间去舔舐自己的伤口 我想，如果我提不起劲，那可以借助别人的热情去使自己前行多一点点吗？

“我又有什麽资格去代表香港，去述说关于香港的一切。就像曾经奋斗过的世界骤然崩塌，站在突然而至的颓垣败瓦，而脚边散落自己曾经的话语和狂嚎。”

后来我跟他和王宝萱去探访过几次桃园航空城反迫迁户，他们像朋友，是那种经历生命重要关头后彼此扶持的老友；我也托怀晨老师课堂安排的缘份，到了嘉义山上认识了邹族安大哥，和大哥关于离去与返乡的对话，以及和同学之间在全然黑暗山上的经验，都震撼我的心，某些坚固难解的枷锁，好像被稍稍松动。

我也遇上贺淑芳老师。她是种朴素老派的老师，阴声细气，说起话来缓缓流过，如果细心聆听，里面有着对文学极为绵延的热情。她愿意读我的文字，和我交流，长篇地展现她的热爱与艰难。关于热情、离散，边缘与声音，我们交流了许多，她的敏锐与耐心，使我愿意和她分享内心难以启齿的纠结，她也不急着纠正，就只是默默在听，在适时给出她自己的感觉。

“但我相信，了悟自己的同时，我们就会看见身边的爱与连结，她们一直存在，只是被暂时遮蔽——被自己或外在的选择。我会继续写。”

我有好几次和她对话之间释放眼泪，而当刻并不自知，直到感觉脸上有雾。她对于地方的探索，我们也在同学郭明珠的安排下，去了猴狪，在由老矿工用老人年金和长满老茧的双手打造的矿工文史馆，感受到关于记忆的执着与坚持；也在贺老师安排了，由同学李绍庭驾驶，去了台南后壁探访艺术家陈武镇，了解关于白色恐怖与他创作的故事。

我们也在台南去了见李易昆，在他那个农舍的家园里，当我说自己太过写理论，好像都是外在借别人的东西来说话，他说明白我的意思，说他都写理论，但每一篇都深刻地从自己内心思考过才写出来，他的眼神和言谈举止间散发出来的气息，都使我折服；台南之旅在回程前，我们以海边作结。

没想到了最后，山海都是借他人的力气，才抵达得了，但又好像打开了我某种内在的孤独。有些事情自有安排，不必着急。

有时我会怪责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动力。最近读香港作者苏朗欣的短篇小说集《观火》，里面“打火”一篇，晓晴对智洋说：“来这麽久什么地方都没去过，还说什么想看大山大海，根本骗人。” 读到时，我才有点释怀。原来都一样，都会想看山海但被内心翻山倒海的哀伤所淹埋，无法前行，但我现在好像可以了。

不夸张的说，台湾是个接住我的地方，我在里面遇到好多温柔的师长同学，我还要特别多谢上面未提到的吴佳骏、游以德、郭艾珊、梁绣怡、吴岱芸、吴纬婷、陈丽娟、尹雯慧。这个地方的人接受我，邀请我，是他们把我拉出那个自我郁闭的黑洞，使我不至因为失去活动而身心灵萎靡，而无法复健。我对台湾的所有观感与特质或者看法，都是来自他们——热情、细腻、温柔，愿意聆听故事，让述说流畅，对故事有种纯粹的热爱。

什么是“离开”？

“我很怕被人发现，彷佛一但被认知是香港人，就必须不断去讲关于香港的一切。但我觉得，也许并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

端：离开台湾的决定艰难吗？亦或是经历过离开香港，“离开”的份量有改变吗？离开台湾时，是否曾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声音？

钟耀华：我也想过留在台湾。我看过不同政策，但也找不到比较确定地可以令自己长期居留与工作的办法。当时离开香港，是一种告别，一种想要短暂喘息的离去。

在台湾，我发现这里和香港很相似，分享共同的文字，说着彼此都能明白的语言。一个人说话的表情，到底代表着内心的什么，每个人背后的压力与期昐是什么，面对的社会结构与机器都非常相似，反倒使我有种莫名的混淆与错置感。

我在台湾其实不敢与人交流，不愿表达自己香港的身份与故事，有种和香港与中国太近的错觉。我很怕被人发现，仿佛一但被认知是香港人，就必须不断去讲关于香港的一切，特别是关于2019年，一路说一路说，把所有东西牢牢钉死在十字架。但我觉得，也许并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

直到有次在台北微风影院看着银幕上《忧郁之岛》里，自己的陈词与眼泪，我忽然有种感觉，被不同时空里的自己包围——银幕里的我、2019年在法庭时的我、在观影中的我。我已经不知道哪个我才是真实的自己。我到现在也不具体确定是什么，但就是一种感觉必须得跳出这种不断自我的围困，我要去更广阔和陌生的地方，去了解在解放的土壤上，我到底是什么模样。

当然也有想要和伴侣叶泳琳重聚的渴望，重建生活的想法。所以这次离开台湾，比较有种追求，更甚于之前的逃离。离开台湾前，我只找了几个熟悉的编辑、老师和朋友讲，我收到他们的祝福，没有判断也没有把东西拉扯到关于政策或党派，只是回到我个人的选择，分享一种支持。我很感恩。

“被不同时空里的自己包围⋯⋯我已不知哪个我才是真实的自己。但就是一种感觉必须跳出不断自我的围困，要去更广阔和陌生的地方，去了解在解放的土壤上，我到底是什么模样。”

“家”是睡觉的地方

端：新的地方在英国，想必华人是少数，会面临某种“言说”的困境吗？在海外“讲述”香港故事时，你曾遇过意料之外的反应吗？“异地”是怎样的？在新的环境中，写作与你的关系可有什么变化吗？

钟耀华：抵达英国之初，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个舞者，我就像失去了舞台。我是写作者，我用中文书写，但本地人读英文，所以我的读者都在海外，在台湾，或者香港。我可以讲什么？写下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又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都在努力捡拾爆炸后的碎片，建立生活，有必要再读另一个人的自怜自艾吗？好多问号，我不只停止书写，连阅读都停止了。我过去是开书店的，在英国初期变得连书店都不想逛。可能对于自己远离自己文化根源有种不愿接受，也对陌生的本地书业有种恐惧。每次经过书店，我都只想快步行走。是叶泳琳在我身边，一路拉住我，说进去看一下嘛。我才不情不愿踏进书店。

过去在香港在台湾，书店里大大小小的作品或者名字，我大概都认识，也大概知道哪本书在市场上大概可以卖得怎样。我知道香港台湾的阅读气氛，会知道什么样的书或者题目可以打动读者打动人心，也因为大量的阅读与接触，只要摸摸书封，细看书的设计，以及读读简介，就大约知道这本书想说、想传递的讯息是什么。

但在英国的书店，一切格局甚至书本的气味虽然都熟悉不过，对我来说却全部都是陌生得难以解读的符码，每本书我仿佛都想像是对我有种敌意，或者冷漠，好像我和它们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特别是我过去读非虚构、读理论的中文书比较多，英文书的话也是读这类，在香港和台湾也是这些出版占多；去到虚构类文学作品，我只读中文创作或译本，甚少读英文版，而在英国，最畅销最多人读的，书店位置最当眼、占最大宗的，却是虚构文学作品，这就与我显得更格格不入。于是我被动地行入，落寞地步出书店。

“原来有些渴望，来自心底里微火，只要被触发，恐惧就会被驱散。”

我花大量的时间适应英国的天气，冷、干、冬天持续的多雨，无日无之的阴翳，稀少的太阳，原来真的会有winter blue。我每日由早到晚对着电脑，浏览求职网，写求职信，什么都申请。不知道是否我有政治案底，仓库、速递、超市什么都没有回音。我开始想，自己喜欢的事提不起劲去做，不喜欢的事也没人愿意让我做，我在这里可以怎样生活？

後來幸運地找到一份和過去自己興趣相關的全職工作，才稍稍緩解了我的鬱結。在收到工作的offer後，我和泳琳去了Bath觀光，她提起說，不如去找書店行下，當時的我，已經習慣了她這種邀請，我說好。我們去了一個market裏的小小二手書店，我有種感覺身處在元朗大橋街市裏我們那間小小的生活書社1.0的一角，那麼熟悉的氣息。

然后按地图的指引，我们去到了Topping and Company Booksellers在Bath的分店。那是一座巨大的希腊复兴式建筑，乳白的石头外墙，圆拱屋顶，步入书店向上望，会见到雕花的穹顶，店里布满手造的书架，配以特色的滚动楼梯可供查阅较高架上的作品。放眼去有半阁楼，有地库，全部放满书，成千上万本的书。圆形球状吊灯，柔黄的灯光却又闪闪生辉，只要进去就感受到书店的灵气，有文字的灵魂在跃动，这里是独立书店的殿堂。

我和泳琳对望，就心领神会。当初生活书社1.0阶段在湿街市小小铺位时，我们想迈向更广阔的2.0，四出寻找铺位，预算有限，所有符合我们预算的店面都不满意，那个经纪（房仲）到最后说，不如再让你们看看，有一个超出你们预算的位置。我们当时只是去到那个店面门外，那个后街，那些午后阳光洒落大树绿意之间的淅淅沥沥，我们也是彼此对望，就知道是这里，就咬紧牙关，租下店面，往前迈进。

我和泳琳几乎同时在Topping在Bath的书店里说，如果可以在这里工作就好了。那种兴奋。但我们都清楚知道，做书店收入不多，而且刚抵埗异地，我需要钱去生存，没可能放弃刚接受了的难得的全职offer。当然更重要的是，书店当时没有要请人。还有令我自己惊讶的是，我居然会说出这句说话，而早不久我还在一直逃避书店。

原来有些渴望，来自心底里微火，只要被触发，恐惧就会被驱散。

一个星期后，泳琳在滑手机时突然向我大叫，Topping正在社交平台招周末店员，一星期工作一天，我呆着了，到底是不是有那么巧合？我可以一边全职工作，一边感受这边的书业到底是什么回事？我彷似看到一个邀请，召唤我重新接触文字与阅读，在对书本充满热情的环境下，重新站起来。

但我还是犹豫，一个星期上班六天，虽说过去在香港我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但现在的我已经不年轻了，体力已有不继，而且用英文去表达关于书，加之我对英国书业的生态几乎毫无概念，我能胜任吗⋯⋯泳琳就像知道我的思绪，她对我说，你去吧申请吧，我全力支持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世间的流离失所各式各种，有乌克兰，有阿富汗，有香港，有巴勒斯坦⋯⋯香港人只是其中的一页。”

在那些时候身边人的一句，那种力量是多么庞大，就像有强风狂浪涌至吹拂洗擦掉所有不相干的杂念，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她的鼓励，我到底还会不会申请。我迅速就写下申请的电邮，自己对书的热爱重新点燃，嘭嘭嘭嘭。后来Topping接纳了我，那些见面与试工，然后在工作里面自己的质疑与身边同事的支持又是另一个故事。

但我可以说，对于书本的热情是可以感染彼此，超越文字语言的。当我和同事彼此说到关于书、关于自己最近读到喜爱的作品时，眼神迸发的流光闪电，脸上的笑容，那就如看到一个人的灵魂在翩翩起舞，内在热情之火在攸然摇曳。

英国人的社交及职场很多small talk，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说，可能是闲聊？即是那种什么都说说，见面就要讲两嘴，但又不需要谈得更深入的，是礼节性多于想深入交流的。他们会想听、会想知，但也就止于几句。起初我讲自己是写作者，曾开书店时，很别扭，觉得无法企及比上。但是对他们来说，根本只是像说自己的pronoun是he/she/they或者讲天气一样平常。没什么特别出众，也没什么特别平凡。转眼间他们就会讲别的东西。

我慢慢发现，我是没办法只讲两句就停的。比如当他们会问我来自哪里时，喔香港啊之前做什么，写作开书店啊，那还有写吗？香港出版的环境是怎样？那自然是一连串的故事，我不是说要如纪录片般钜细靡遗地讲，但那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总结的。

世间的流离失所各式各种，有乌克兰，有阿富汗，有香港，有巴勒斯坦⋯⋯英国历史上有所谓疾风世代，1940至70年代大量加勒比海的牙买加人来到英国，开展新生活；1970/80年代有越南难民，或者叫“boat people”来到英国生活；香港人只是其中的一页，过去也一直有人，只不过这几年，这个国家关于香港的书页内容，再度愈来愈多，大家都在谱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不同人种，带着不同的故事，来说来讲。

是的，香港的故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渐次边缘，激烈的抗争画面不再，没有议题，同时全世界都忙着处理下行的经济，战争的阴霾，热战的危机，香港也变得平凡不过。那也无相干，那就平凡地讲，日常地讲。不为什么，只因为那是自己的构成，那些思念与经历定义了今天的自己，无需要逃避，也不需要过份强调。就算很多英国人和当初我在台湾遇见的台湾人一样，听到香港故事都说“真不好意思”，连带礼貌地眯起同情的眼，然后我曾经就不说下去了，但现在的我想，那又有什么所谓？

因为我们要说，只是因为想念起，勾起记忆，只不过想说，那是无法绕过的自己关于生命的答复。我不知道在外面的世界是怎样，但在书店里，我知道大家都很爱护我，有时就真的只是，不知道怎样回应，我想如果是十年前没经历许许多多的我，面对这些分享我也只能够听，默默的听。

后来和同事们相熟了，在平安夜比较闲的书店里，一起玩古老的比卡超打排球web game，我知道他们并不抗拒我，并不因我外来的身份而有所保留，他们好奇我的故事，我的作品，我们分享各自的创作，谈如何的写，关于自我表达与对写作的信念，在写作里如何寻找自我。在此我必须感谢Matt、Saskia、May、Jess、Laras、Kyla、Millie、James的陪伴与交流。

很多英国人都和香港有关连，上代的哪个祖辈曾任英国空军或者海军、曾经在香港上过岸，曾在香港工作，或者他们自己曾经在香港旅游过生活过，我也甚至在书店遇到本地英国人，听我口音和样貌，就直接用不纯正的广东话问我：“香港人？” ，他是2020年后从香港撤离、回到英国的商人，他和我说着哪里的蛋挞与烧味好食，批评着香港政府的极权，当中夹杂唔咸唔淡的广东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有不同的离乡别井。有位同事的爸妈是印尼人，父母在她小时候因工作关系举家搬到挪威，现在她来到英国读书。在圣诞节的时候，她在书店问我假期有什么打算，会去哪里吗？我说我会回家睡觉，休息。她问我，回家是指香港吗？我说不，我是指在所住的房子。这刻我才发现，原来对她来说，家是他方，在远处，我没有问那到底是挪威还是印尼；而现在的我，家是睡觉的地方，并不是英国或者香港。

经历了英国的这一年多，异地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原来又不是我以为的那回事。至于“回家”，对不同人来说，有不同的意思，而我的世界里，那曾经浓稠的执着已经稀释了许多。

现在我就只是想写，也不会想太多了。珍惜每个来得不易的读者，只要有人愿意读，我就已经享受了，这不就是写作者最大的快乐吗？有时思前想后，其实也只会窒碍自己前行。没有所谓准备好的，只有自己想与不想。 想与不想都无所谓，自己回答得到自己的内心，谁又有资格要求我们交代什么？当我们有所不知的时候，我们才更清楚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幻变无常的真实。

当中文阅读和书写在异地稀缺艰难的时候，我才更深刻了悟什么对我来说才是重要。曾经写作对我来说，是那么理所当然——有场地，有呼应的读者，有书店的小社群。现在这些都随着爆炸化成碎片，连带自己都散落一地，最想抓着和去做的，原来是当时那些以为寻常的日子。

每次我到书店上班的时候，我都是带着笑容的，内心的那股兴奋，简直就像小时候准备翌日学校秋季旅行时失眠的那种状态。是的极度疲累，但和文字相伴那种满足感胜过千言万语。

“她问我，回家是指香港吗？我说不，我是指在所住的房子。这刻我才发现，原来对她来说，家是他方，在远处；而现在的我，家是睡觉的地方，并不是英国或者香港。”

去与留，何为“香港”的韧性

端：近年来香港社群在不停讨论“离开的人”与“留下的人”，你可有什么想法吗？离开，留下，对你来说，愿意怎样去理解？亦或存在某种“卡”在中间的状态？

钟耀华：有时候生活都是半推半就，并没有什么比什么更好，或更优越。不需急于证明自己的选择正确。有时也许只是未有动力离去，未有迫切，又或者满意建立起来的网络与在地连结。

如果在一片土地有做到自己喜欢的事，或者有稳定的收入与生活，我觉得也是一种blessing，都得来不易。要留要走，有时只是一念之间，一道选择。生活会经历四季，选择的意义也会随着时间变化，今天的醇酿，可能是明日的腐臭，反而亦然，也不一定，反反复覆。我现在会视每个选择为一个旅程上的阶段。是某个时间点上的渴望，或者无可奈何，或者主动抉择，亦都是大潮流的影响下，把我们带离或留下在一个地方。至于将来会往何处去，不如期待生命会如何引领我们。

但我相信每个情感都是真实的，无论来自离开或留下的人。甚至这两者的群体内部，都会基于每个个体不同的状况，衍生出各有张力的主张与控诉，或者叹息。

香港从来不是既定的故事，这个地方对许多人来说，从来都是自由与开放的代名词。不管持什么想法与立场，人们都可以对之说三道四，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共冶一炉。无论说香港是终于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孩子，还是被英国养母遗弃的地方；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还是一代又一代人逃难至此的奋斗生存故事；它也许是自由世界在共产国度的桥头堡，也可以是经济自由的市场天堂；抑或是英美势力的叛乱基地，也是争取民主自由的一步一脚印⋯⋯

还有更多你可以述说下去。这是香港的韧性，有人说是不东不西，有人说是hybrid，有人说是本土甚至民族；曾是西方眼中的东方之珠，也曾是中国赚取外汇学习先进技术制度的飞地；现在有人为离开内疚或决志，有人为留下而修心或抱怨；放下或前进⋯⋯就算现在政治上变得封闭和混浊，“香港”两个字所盛载的依然丰富，人们还在愿意讨论，或者争夺关于香港的诠释，就说明这个地方仍然未死。

“香港从来不是既定的故事，这地方对许多人来说，从来都是自由与开放的代名词。不管持什么想法与立场，人们都可以对之说三道四，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共冶一炉。”

所以我觉得什么样的情感都属于香港，都代表香港，也是让“何为香港”这个问题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延续“香港”这个词语的腹地范围。

挪用袁洁敏早前在《明报》写〈离散未过时——由《月明星稀》讨论延伸〉一文中的意思，串连起这个香港身份的，也是剧场《月明星稀》几个主要角色的共通点：身处的世界突如其来地出现巨大裂缝，原来的地方象征性地回不去了。

我想再延伸她的延伸，这个巨大裂缝之所以出现，亦在于年月的过程里，有着这群香港人的参与和投身，这种曾经与后来，渴望与现实的错位，是由现在受伤的香港人所共同凿击而来的。曾经发梦的人，生出异常的勇气，抗争，投入，所以痛。我在不同的地方都说，伤痛是曾经投身的证明，不论是因远方爆炸的波及（借李昭骏《远方的爆炸声》），或是来自在里在外的观火（借苏朗欣《观火》）。受伤的时候有人会指骂，有人会埋怨，有人会理解，有人困惑，有人逃避，有人面对⋯⋯我想这些都是爱。

爱的裂缝与错位后，大家都带着伤痕努力适应崩塌后的世界，从自己与身边开始，尝试在看似浮沙之上，找寻精神落脚扎根的点，搭建接着彼此的关系网络。有时方法不同，有时着力不同，但关于香港这片土地上共同的经验，伤痛和爱，都在连结“香港”这个身份认同。要学习接受，然后表达爱，其实并不容易，很多爱最后都是撕杀收场，也有很多爱最后和谐幅射普照世间，如何表达爱，是经历离散后，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也还在学习的事。

离散也许是种感觉，无论身处香港与否，某些东西消失了，某种气氛不再了，某些记忆散落海外，都是异地。一种哀愁与惆怅，也分享了离散，也使离散变得真实。这种感觉其实蛮普遍的，在外地生活过后，会发现当代全球人员流动，来来去去，但总会有某种精神故乡，是国族的，自然的，宗教的，古老的，文化的，各式各样，始终植根在人们内心，这种感觉超越了地域，但又会因为在地的元素而构成独有的香港离散。

我们不知道历经几代后，还有什么元素留得下来，所谓香港又成为什么模样。但书写和创作，把以为远方的声音与画面传递下去。谁又能说，当下与将来不会有拾遗者，透过这些断书残卷，指认与开辟出属于他们时代的香港？

“爱的裂缝与错位后，大家都带着伤痕努力适应崩塌后的世界。有时方法不同，有时着力不同，但关于香港这片土地上共同的经验，伤痛和爱，都在连结‘香港’这个身份认同。”

穿梭之门⋯⋯

端：从你之前的书里，读到你很喜欢Pink Floyd，想听你分享这一年在听的歌，或诗？它们对你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钟耀华：是的，我曾经很喜欢Pink Floyd，可是我又好像过了一个阶段。Pink Floyd很多创作都是Roger Waters的brain child，我慢慢想卸下那种控诉与指责，现在我更喜欢David Gilmour的音乐。

音乐与诗，或者说书与文字，对我来说都是状态与情绪切换的方法与渠道，其他人可能透过酒精、药物、运动、或者一声颂钵、一道呼吸、一篇吟诵，一个伸展，一片晴空⋯⋯我不是那种要修练稳定情绪状态的人，我喜欢高低起伏，翻来覆去，川上弘美的一本散文集名很打动我——《时晴时阴》，生命也许亦如是，有时晴空倏然乌云密布，下秒已经微光放晴， 英国的天气与生活也正这样。这让我更珍惜每道阳光的滋味，更珍重每片散落的碎片，和全心感受黑暗海岸足下的每次浪潮。

——香港音乐人黄衍仁在专辑《面包与玫瑰》里这样低吟唱诵着，我在他的歌里，时常找到某种远方的感应。

在不同的状态，在我想要沉浸在某种世界时，我会切换不同的音乐大碟。写《旅途》的时候，是听菅野祐悟的《Pluto Original Soundtrack》；写这篇笔访回覆时，是黄衍仁的《折堕忘形》，之间会断穿插David Gilmour的《Luck and Strange》、山本康太的《Attack on Titian Original Soundtrack》、Evan Call的《Frieren： Beyond Journey’s End Original Soundtrack》⋯⋯

游走——音乐与诗歌，是一道穿梭之门，如果愿意，穿过祂们，我们看见世间幻变摇曳的影像放缓，某些真实在里头，某种珍重在低鸣，光芒穿越微尘的散射，抵达我们，照天地，照众生——音乐停竭，我们照见自我，在银色的长河，流水翻滚，星月依然，日子过去，每个刹那在起舞，旋律不息，生命持续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