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在前线，一座文学博物馆的抵抗
一
2018年，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四年前，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收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捐赠——俄罗斯作家爱德华·利莫诺夫（Eduard Limonov）的一批档案。对于博物馆集体来说，他们几乎从未接受过如此棘手的礼物。
在俄罗斯，利莫诺夫是个传奇坏男孩，一生对抗环境的反叛者。他是苏联异见嬉皮诗人，70年代被克格勃逼得流亡。在美国，他写一些让其流亡同胞嗤之以鼻的硬核黄暴小说，又成了不受政府待见的激进左翼分子。苏联解体后，回到俄罗斯的他成了街头政治最耀眼的明星，誓与普京死磕到底。但在乌克兰人眼里，这家伙是个彻底的恶棍。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大帝国，而乌克兰正好是其帝国梦的第一个目标。2014年，当普京第一次出兵入侵乌克兰，当了一辈子刺头的利莫诺夫却选择加入欢呼的队伍，他写书诅咒乌克兰灭亡，而追随他的革命青年则离开俄罗斯的广场、街道，纷纷投身侵略者一边作战。到这批档案流落之时，利莫诺夫这个名字在乌克兰已经成了“法西斯”的同义词。
但不为许多人所知的是，仇乌者利莫诺夫有一个极具乌克兰特征的真名“萨温科”，以及一半乌克兰血统。4岁时，他随家人从俄罗斯搬到哈尔科夫，一住就是二十年。1980年代流亡国外时，他完成了半自传的“哈尔科夫三部曲”，讲述主人公从心狠手辣的恶少流氓成长为城市头号嬉皮诗人的经历。他在小说中提到，班上的乌克兰同学都羞于承认自己的血统，纷纷假装成俄罗斯人。这似乎很符合外界对这座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的刻板印象——“亲俄”。
利莫诺夫在2020年死于手术并发症。他死之前，这批档案在哈尔科夫已“流浪”了多年。从作家母亲手里接过这批档案的记者，也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没人愿意收下这批档案。最终，经过一番辗转，由一位本地俄语作家交给了文学博物馆。
但在整个哈尔科夫，也许很难找出一家文化机构，能在观念上比文学博物馆与利莫诺夫更格格不入的了。成立于1988年的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寻找这座 “亲俄”苏联工业城市城市被压抑、被掩盖的乌克兰文学往昔。
馆长名叫泰佳娜·佩雷普丘克（Tetiana Pylypchuk），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她是就在大战爆发前不久才接任馆长。她回忆说，远非所有博物馆员工都同意这个决定——接受利莫诺夫的这批档案。最后，有人用藏柏林历史博物馆处理纳粹遗物的例子说服了大家。当然，这也涉及到文学博物馆对自己的定位，佩雷普丘克解释道，如今的博物馆已不同于苏联时代，如果说苏联博物馆的宗旨是歌颂具体人物，那么新时代的乌克兰博物馆就是历史的承载者，它必须讲述事实。
利莫诺夫的这批档案包括了一些文书、记事本和一堆牛仔裤布料——牛仔裤是当时苏联最高级的奢侈品，而“牛仔裤裁缝”利莫诺夫的名声甚至一度超过了“诗人”利莫诺夫。
但接受档案后，还没来得及将其公开，2022年，全面战争爆发了。
和乌克兰所有的博物馆一样，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也关门谢客，并将馆藏转移至安全地点。当战争进行到第二年，城市依然不时被轰炸，城里的其他博物馆继续关闭，但文学博物馆却选择开门。馆藏仍存放在安全处，博物馆用一个个临展、项目、晚会、讲座来填补市民对文化生活的渴望，用一种年轻人能理解的全新语言与观众交流。这在一座前线城市绝非易事：要寻找合适办活动的防空洞，每场活动都要设想从停电到空袭的各种紧急情况，要用成本高昂的发电机发电，而财政拨给博物馆的经费本已捉襟见肘。
但佩雷普丘克义无反顾。在她看来，许多哈尔科夫人过去融入了俄罗斯文化，而俄罗斯入侵后，人们转而从乌克兰文化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正在危难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而文学博物馆呈现的恰恰就是人们急需的内容。虽然暂时没有常设展，但它逐渐成为一个重新定义博物馆的机构，一个哈尔科夫年轻人进行艺术实验，寻找自己“真身份认同”的文化社区。
对于利莫诺夫的这批档案，佩雷普丘克确信未来一定会展出——借以展示俄罗斯沙文主义对乌克兰局势的影响，或是展示苏联如何“用左翼思想掩盖其侵略性的政治与文化扩张”。
佩雷普丘克说，这虽然是“艰难的展品”，但仍得勇敢地去面对、处理。如果仅仅因为一段历史不合时宜就将其抹去，那就等于重复了苏联的错误，而且归根结底——“我们不能假装俄罗斯不存在。它存在，而且从哈尔科夫可以清楚地看到，距离我们只有40公里。”
二
泰佳娜·佩雷普丘克留着精神的波波头，看起来就和年轻的员工们一样朝气蓬勃。在大学里，她学的是俄罗斯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读本科时她就在文学博物馆当志愿者，没想到从此成了她一生的事业。
正是在这座博物馆，她阅读了那些被埋没作家的作品，大大改变了她对乌克兰文学只是外省农村文学的刻板印象。她意识到这种观念原来是帝国的建构，她在学校里被欺骗了。在1990年代，她决定完全接受乌克兰身份认同，并改说乌克兰语。
佩雷普丘克说，博物馆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展，名叫“乌克兰各各他”，主题是1930年代被苏联镇压的整整一代乌克兰文化精英，也就是“被枪决的文艺复兴”。
在帝国时代，乌克兰文化、语言曾受到长期压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明令禁止出版乌克兰语书籍。苏联成立后，乌克兰在形式上成为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共和国，乌克兰文学亦在1920年代迎来长期压抑后的短暂复兴，而这场复兴运动的中心，就是当时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哈尔科夫。
1929年，乌克兰的文学精英在哈尔科夫集资建起了一座作家公寓大楼。从空中俯瞰，楼的形状像呈С字型，被以西里尔字母С开头的Слово（“词语”）命名——在乌克兰语中，它既指词语，也指语言，更是福音书开头那句“太初有道”里的“道”。上帝用词语创世，而这座词语大楼的建成也意味着乌克兰文艺复兴的到来。
在这座“词语大楼”里，乌克兰最优秀的作家们过着集体生活：每天交流创作，争论流派短长，当然也少不了一切知识分子故事里必备的三角恋、争风吃醋、文人相轻。但当时乌克兰知识界最为关切的问题，还是乌克兰文化的发展方向：它到底应向俄罗斯文化对标看齐，沿着老大哥走过的路前行，还是应努力和莫斯科平起平坐，并以欧洲文化为学习的榜样。
这场大论战的声响很快传到了克里姆林宫。虽然作家们始终强调自己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在其中看到了危险的苗头，他向自己的忠仆们示意：这场游戏该结束了。
从1933年起，大楼的住户陆续被捕，送入古拉格，然后集体枪决。到1941年，大楼的66套公寓里，有40套的住户遭到镇压。幸存者不是选择沉默，就是背叛立场、出卖灵魂。词语大楼的结局也是整整一代乌克兰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根据一份统计，在1930年发表作品的259名乌克兰作家中，1938年后还在继续发表的只剩36人，其余人士多数都消失在了斯大林的血肉磨坊里。即使是斯大林死后，这些名字依旧是禁忌，他们的作品几乎被完全遗忘，哈尔科夫在人们的印象中，也变成了一座乌克兰文化仿佛从未存在过的城市。
三十年来，尽管佩雷普丘克和文学博物馆的同仁们不断努力向公众普及，但这段文艺复兴悲惨往事，仍长期属于学识渊博者才知道的城市冷门掌故。让这段历史突然引起公众关注的，恰恰是普京发动的侵略。“被枪决的文艺复兴”不仅是失落的文化记忆，更与现实形成了痛苦的呼应。
2024年5月，电影《词语大楼》在乌克兰上映，冷门历史第一次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然而，影片回应现实的需求也许过于迫切，以至于历史和文学几乎成了背景。片中所有的乌克兰作家都像是没有性格的纸片人，在某个无关的场景中突然朗诵自己的代表诗作，然后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抓走枪毙了。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虚构的主人公——一个长着普京的脸，和普京一样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蹩脚文人，住进大楼后，他出于嫉妒，为秘密警察卖命，陷害了所有人。
不留情的批评家挖苦道，可怜的乌克兰文学，难得拍了一部关于乌克兰知识分子的电影，可他们仍旧没有发声的机会，导演宁愿用一个虚构的小号普京来充当主角。就连影片中宏伟的大楼都比实景大了一号。真实的词语大楼更像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哈尔科夫居民楼。
现在，和哈尔科夫几乎所有的楼房一样，词语大楼的外墙上也随处可见战争带来的破坏。临街的正立面尚有新艺术和建构主义折衷风格的装饰，而朝院子的内立面就是赤裸的砖墙。通向院子的大门没有锁严实，我混进楼里转了一圈，发现里面也没有想象中“百年大宅”该有的富丽堂皇，反倒显得颇为破败和逼仄。朝街的两扇铁门间的门斗角落里，堆着几十个空酒瓶——看来周围的酒徒们也还没学会要对这座文化圣地心存敬畏。只有北面墙上挂着的一块刻有124个名字的书型纪念牌向我确认，这真就是那座传说中的词语大楼。
不过，一切毕竟才刚刚开始。佩雷普丘克并不气馁。乌克兰独立只有三十年，而这三十年充满了各种困难。她说：“我们需要时间来形成自己的文化记忆，找到讲述自己历史的方式。”更何况有些转变已经发生了。
三
2024年8月的一个中午，天降大雨，我刚到哈尔科夫不久，正在离文学博物馆不远处的一家快餐店里躲避。突然头顶传来一声巨响。快餐店里的人面面相觑——怎么防空警报还没响就爆炸了？几秒钟后，本地电报频道纷纷紧急推送：“这是打雷！”
在哈尔科夫，几乎每个人都会在通讯软件“电报”上关注几个本地防空信息频道。每当防空警报响起，这些频道就会用一句德尔斐神谕般的暗号来传递空袭具体信息：使用哪种武器、预计飞向何方，然后市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是留在室内、躲进地铁站，还是继续在街上走。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看一眼手机，若无其事地耸耸肩，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严格按安全规则行事，一听到警报就寻找掩体躲藏，那么在这座城市就做不了任何事。警报声在这里成了日常生活的背景音。
当天晚上，我又在那家快餐店解决晚饭。它位于城市的主街普希金街。那时哈尔科夫已进入灯火管制时间，即使在主街上，也近乎伸手不见五指。空袭警报一如既往地又响了。城内的GPS系统被干扰，我用不了打车软件，于是便拨打叫车电话。我报上了所在城市和地址：哈尔科夫，普希金街xx号。电话那头的接线员一阵沉默，大概是在检索，最后她没好气地告知：查无此街，搞清楚了再打，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哈尔科夫再也没有普希金街了。2024年1月23日，俄罗斯轰炸哈尔科夫市中心，普希金街上大量民众丧生。哈尔科夫市政府随后下令将普希金街和地铁普希金站改名。
如今这条街的新名字是斯科沃罗达街。赫雷霍里·斯科沃罗达（Hryhorii Skovoroda）是18世纪巴洛克时代的行游诗人、哲学家。就像许多哈尔科夫周边地区的历史名人一样，现代的国界把他完整的一生切成了两半。他有乌克兰哥萨克血统，却更常用俄语写作。他的出生、死亡地都在乌克兰，但也经常前往俄罗斯的腹地游历。他对两国文化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却也成了两国彼此争夺的文化遗产。当然，这并不妨碍俄罗斯军队在2022年5月将这位哲学家位于哈尔科夫郊外的故居博物馆炸毁，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
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也在帮助推广、普及斯科沃罗达的文学遗产。2023年10月，他们推出了一个叫“斯科沃罗蹈”（Skovorodance）的项目，让乌克兰的著名诗人、音乐人将他的作品译成乌语，然后再改编成舞曲，随后邀请市民前来跟着他诗歌的节奏蹦迪。
在全面战争前，打开任何一座乌克兰大城市的地图，都仿佛打开了俄罗斯文学史教科书：普希金街、托尔斯泰街、陀思妥耶夫斯基街、契诃夫街等等。普希金街消失后，改名的哈尔科夫街道越来越多。但远非所有市民都能接受这一点。
在城北的一片居民区，我随机问了一些路人。许多市民内心纠结：被狂轰滥炸了那么久，难免对俄罗斯的一切心怀仇恨与厌恶，可另一方面，这些路名毕竟已是故乡记忆的一部分，如此剧变让人无法适应。有人心存顾虑，支持改名被认为是一种“正确”、“爱国”的立场，而发声反对改名的人，会被贴上“亲俄”的标签。
一位坐在长椅上休息的女士欲言又止，似乎有所担忧：“一方面，经历了这三年他们对我们做的这一切，这完全都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她指了指我伸在她面前录音的手机，“我不想说，你把这个东西拿走。”
哈尔科夫一夜间改掉了50条街道和4座地铁站的名字。一位正在排队买菜的阿姨沮丧地说：“我在哈尔科夫生活了一辈子，我是九代哈尔科夫人，可如今走在市中心，我感到无所适从。每一条街的名字我都不认识，我成了自己城市的异乡人。”对改名心存异议的人，往往试图通过强调自己与故乡城市的深厚联系来为自己的看法辩护。无独有偶，后来我在乌克兰的其他城市还遇到了许多“四代基辅人”、“五代敖德萨人”。
既然“九代哈尔科夫人”都找不到北，那作为第一次光顾此地的外国人，我在哈尔科夫街头的常态就是迷路。
一条路的官方名称虽然修改了，但路边的路牌却往往还是旧名字。事实上，如今乌克兰城市的路牌就仿佛考古地层剖面。在一条改名街道的路边，你可以看到新路名路牌、涂掉旧路名但还没写上新路名的空白路牌、乌语旧路名路牌、俄语草草改成乌语的旧路名路牌、俄语旧路名路牌。到了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甚至还能看到不少苏联时期的路牌。而在谷歌地图上，多数街道的改名信息还没有及时跟进，而有的街道则只改了乌克兰语名称，旁边对应的英语和中文翻译还一如其旧。甚至到了本地人口中也是一锅乱炖：“你走到普希金街左拐，往前走100米就是了，地址是斯科沃罗达街xx号。”
但是在乌克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看来，虽会带来暂时的不便，但街道改名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佩雷普丘克对我说，街道命名与其说是文化问题，毋宁说是政治问题。俄罗斯用自己的作家命名乌克兰的街道，这是一种帝国标记领地的手段。普希金从没来过哈尔科夫，但哈尔科夫人都知道普希金的诸多事迹，与此同时，人们却对乌克兰文艺复兴的伟大作家们毫无了解，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把普希金街改名，并不是反对作为诗人的普希金，而只是反对这种帝国政策。
2023年7月，为了向更多市民普及街道改名的意义，文学博物馆在哈尔科夫市中心策划了一个叫“专名”的展览。
一系列旋转展板分别介绍了二十二位俄罗斯作家和乌克兰作家的生平与创作，以及他们和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关系。每块展板的两面，分别是黑色和白色，黑色是为哈尔科夫街道冠名的俄罗斯作家，而白色则是哈尔科夫本地的乌克兰作家。俄罗斯作家往往被呈现为帝国主义者，拥护俄罗斯的殖民扩张，对乌克兰语言和文化持不屑的态度，或者和哈尔科夫从未有过任何关系。
在我看来，这种黑色与白色的对立似乎也带有道德评价的潜台词，不过佩雷普丘克并不同意我的观察。她强调，这种颜色设计的意图主要是想揭示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文化了解得太多，对自己的文化却依然知之甚少，多数乌克兰作家对哈尔科夫人而言仍只是一页白纸。
四
利莫诺夫刚在哈尔科夫开始写诗时，总被拿来和谢尔盖·叶赛宁（Sergei Yesenin）相比较。他在自己的“哈尔科夫三部曲”中曾嘲讽道，这并非因为人们不知道其他诗人的存在，而是“对萨尔季夫卡的小伙子们”来说，叶赛宁比其他所有诗人都亲切得多。
2018年，当利莫诺夫的档案还在哈尔科夫找不到归宿时，他的肉身在莫斯科接受了生前的最后一次采访。记者问他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纳粹，他先是含糊其辞，随后承认说，“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萨尔季夫卡。
萨尔季夫卡（Saltivka）是二战后在哈尔科夫城北新建起的工人新村。和当时苏联涌现的大量类似新村一样，这里的街头被一群心狠手辣的青少年流氓混混统治着，而利莫诺夫就是其中一员。
而叶赛宁有时被誉为“最俄罗斯的诗人”，他的粉丝光谱包含从中国俄语系一年级新生到萨尔季夫卡街头恶少的一切人。这不仅是因为这位20世纪初的美男子诗人擅长描写俄罗斯乡村的景色，还因为他常常写透了俄罗斯农民对时代剧变的迷茫和孤独，写他们如何在大都市堕落成醉汉、流氓和罪犯。而这也是诗人自己的命运。1920年，叶赛宁在哈尔科夫待了近一个月。有学者将他在哈尔科夫的活动概括为“演讲、读诗、出了本小书、陷入爱河”。如果补上“喝酒”的话，这个清单会完整得多。这二十几天的逗留让后世哈尔科夫的叶赛宁崇拜者们得以把对文学和家乡的爱结合在一起，甚至有本地学者写了一部近200页的专著，就叫《叶赛宁在哈尔科夫》。
1967年，利莫诺夫离开哈尔科夫前往莫斯科。正是从那时起，萨尔季夫卡建起了越来越多千篇一律的高层住宅楼。这里最终成为全苏联规模最大的睡城之一，三分之一的哈尔科夫人居住于此。纵横分明的道路把萨尔季夫卡切割成一个个用数字编号的小区，每个小区里都有无数一模一样的高层住宅楼，小区的中央通常是几座学校和幼儿园。
522小区的中央是哈尔科夫第17学校。它曾是哈尔科夫最大、最好的学校之一，战前有近1400名学生。许多孩子每天通勤穿越全城，来到这座位于睡城的英语专科学校上学。
斯韦特兰娜·布莱顿（Svitlana Bredun）自1980年代起就在这里担任俄罗斯文学教师。她从小就是叶赛宁才华的崇拜者，1990年代末，她在第17学校内建了乌克兰唯一一座叶赛宁博物馆。
严格来说，这座文学博物馆并未在国家博物馆名录中注册登记，它更像是一间“叶赛宁主题教室”。每所乌克兰的中小学里总会有几座类似的小博物馆（在第17学校，还有面包博物馆和军事荣光博物馆）。但这间小小的教室是布莱顿心血的产物，所有展品都是她和学生、家长，以及哈尔科夫的叶赛宁崇拜者在几十年间一点一滴搜集而得。一整面墙讲述了诗人在哈尔科夫的经历与成就，房间的其他角落则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叶赛宁诗集、传记，诗人的铜像、相片，其生活年代的各种历史物件，甚至还有从其故乡村子里带来的植物种子。博物馆和学校时常举办叶赛宁研讨会和诗歌晚会，通常都由布莱顿主办。
2010年，哈尔科夫的铁路局出资重修博物馆，在改造前，他们还将校长与布莱顿接去莫斯科参观那里的叶赛宁博物馆。布莱顿继承了莫斯科博物馆的许多布展理念，并复制了一些展品带回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市长和当时俄罗斯驻哈尔科夫的总领事都出席了重修后的开幕式。后者在致辞中表示：“第17学校为俄乌友谊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叶塞宁博物馆的开馆对乌克兰，尤其哈尔科夫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
2022年6月2日凌晨，一枚俄罗斯导弹正中学校大楼，巨大的破坏力完全摧毁了建筑的核心区块。第17学校像一具被开肠破肚的尸体躺在萨尔季夫卡522小区递上，图书馆里的藏书像五脏六腑那样倾泻出来，一晃而过的电视镜头捕捉到了书的名字：《俄罗斯国情》、《俄乌词典》。
爆炸后，布莱顿也来到了现场，她举起一面从废墟中救出的乌克兰国旗，哽咽着说，自己一直在教孩子们去爱俄语、爱俄罗斯文学，而如今这群“异教徒”摧毁了一切。“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俄罗斯的东西。一点都不会有。”她的声音中透着盛怒与决绝。
袭击过去两年后，我来到萨尔季夫卡。这里是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地方，因而也是遭破坏最严重之处。虽然许多被摧毁的公寓楼已重建完毕，但小区还是显得空荡荡，缺乏生气。几个老太太围坐在小区某处的桌前玩骨牌，对我开玩笑说：“年轻人，你来晚了，两年前那才叫可怕。”几个青少年坐在长椅上喝着啤酒，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第17学校的情况。“它被x翻了，”一个醉醺醺的男孩没好气地说，“和我们的家一样，都被x翻了。”
这些少男少女是从周边城镇逃出的流离失所者，他们的家乡已经被战争从地表上彻底抹去。对他们来说，哈尔科夫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和平的避风港了。
第17学校的遗址依然是断壁残垣。被导弹直接命中的门厅和上方的教室什么都没剩下。两边残存的墙上还能隐约看到迎接学生的壁画，一边是哈尔科夫的标志性景点，上方用乌语写着“欢迎来哈尔科夫”，右边则是大本钟、西敏宫和红色电话亭，上方用英语写着“欢迎来学校”。
校长和其他几位老师在受损较轻的毗邻学校借用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门口堆了几箱马口铁罐——往里面卷上瓦楞纸、浇入蜡油，就是前线士兵急需的战壕蜡烛。即使“寄人篱下”，大家仍不忘抽空做志愿者工作援助前线。
第17学校至今仍有900多名学生登记在册，尽管许多人已不在哈尔科夫，但他们宁愿上这里的网课，而不是在陌生的西乌克兰或欧洲线下学习。校长说，有不少学生家长表示，一旦学校重建完成，他们就会带着孩子回哈尔科夫。然而她也不知晓重建的日程。一切取决于财政拨款，而现在的当务之急自然还是战争。老师们也无法想象，重建后的第17学校将会开办什么样的博物馆，这一切都太遥远。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再有叶赛宁博物馆，也不会再有俄罗斯文学课。
我没能找到斯韦特兰娜·布莱顿。有周边居民透露，曾看到她多次来到学校，试图拯救一些幸存的馆藏，但博物馆完全被炸毁，已经没有任何能救出的东西了。校长告诉我，布莱顿辞职了，说是健康原因，与家人一起离开了乌克兰。
因为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斯韦特兰娜·布莱顿她不再愿意与外界联系。但在哈尔科夫，并不是所有的叶赛宁崇拜者都像布莱顿一样决绝地告别。
五
哈尔科夫城北的植物园附近，也曾有一条叶赛宁街。在街口住宅楼的墙上，曾有一幅叶赛宁主题的大型壁画，上面是穿着俄罗斯农民传统服饰的诗人和各种动物，并配有他的两句诗：
对动物而言我是个好朋友，
我的每行诗都疗愈动物的魂灵。
2023年8月，文学博物馆前员工、画家季娜·奇穆日（Dina Chmuzh）与另一位画家一起将这幅壁画抹去，重新创作了一幅关于乌克兰历史延续性的爱国主题作品。古代的大教堂、编年史家、钱币、国徽等一系列历史元素由共同的植物根系串联起来，贯穿画幅。
不过，显然有些叶赛宁的崇拜者对此十分不满。尚在她们为新画打草稿时，就有人在上面涂写了原来壁画上的那句诗，并加上大大的“谢尔盖·叶赛宁”字样。
两位画家抹去了涂鸦内容，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然而，两个月后，已经完成了的壁画再次被叶赛宁的粉丝破坏。这次涂写了诗人的另四行诗：
战争吞噬了我的全部魂灵。
为了某个他人的利益，
我朝原本亲近的躯体射击，
还挺胸迈向自己的兄弟。
形式上看，这是一首反战诗，但在如今乌克兰社会的主流叙事中，它却是一种精心打扮的“敌对宣传”。因为俄乌战争并不是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而是一场俄罗斯发动的侵略和殖民战争，乌克兰人也并非为“他人的利益”而战，而是在保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持续推动本地街道改名进程的组织“去殖民化乌克兰”在电报贴文中暗示，这种破坏行为“属于安全局的管辖范围”。
壁画很快又得到修复。一个月后，又有人用白颜料涂抹了壁画。“去殖民化乌克兰”的活动人士在电报中愤怒地咒骂“俄粉鬼子”（vatni chorty）。但这一次，两位画家放弃了修复。
夏天我去了那个地方，但我看到的仍是被涂抹过的残缺壁画。这场围绕叶赛宁的拉锯战并没有赢家。
在这座曾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会，战争已成为一个生活的常量。耳畔是持续回荡的防空警报，目光所及则是无尽的残破楼房。很难找到没有受到空袭破坏的建筑，哪怕某座房屋没有被直接命中，至少也会有许多玻璃窗被震碎。在远离前线的城市，人们尚会替换新玻璃，而在哈尔科夫，频繁的空袭使得这成了徒劳的无用功。于是人们用一种叫OSB的刨花木屑板填补空洞。
如果说窗户是建筑的眼睛，那么OSB就像是义眼，它的黄色成了哈尔科夫的主色调，坐车在城市的主街上飞驰，就像掠过黄色的洪流，又好似观看勃鲁盖尔的《盲人引领盲人》在面前无限绵延。哈尔科夫的街头艺术家试图将废墟变成艺术抵抗和战争创伤的表达空间。
在市中心的OSB板上，季娜·奇穆日抄录了大量乌克兰当代诗歌，这些诗歌往往都与战争的残酷或民族创伤直接相关。比如在市中心一座居民楼的板上，她抄录了当代作家维多利亚·阿梅林娜（Viktoria Amelina）的一首诗：
我军的损失数字已被保密
战争结束前数字不会公布
会是邻居，那个常种红花的
奇怪女人的丈夫
是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朋友
是我们如此爱戴的老师
还有那个惹毛所有人的姑娘
那个永远讨所有人喜欢
但似乎爱上了那个姑娘的画家
以国家机密之名
我发誓，不会去数战死的人
数到精疲力尽
直到战争结束
（其实我数过——但数不清了）
在斯科沃罗达街一家咖啡馆的大窗板上，奇穆日抄下了一首战地诗人马克西姆·克雷夫佐夫（Maksym Kryvtsov）的长诗。这首诗始于基辅一家咖啡馆墙上顾客的题字：“我会找回我的生活，我承诺”。通过描绘这家咖啡馆的日常场景，揭示出后方生活的宁静与温暖。然而，战争的阴影在诗人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炮火、泥泞、地雷和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他渴望回归平凡的城市生活，过上在咖啡馆里享受的日子，却又深知这种平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战争的创伤已让他无法融入其中，他宁愿快点返回战壕。结尾是诗人犹疑的自问：“我会找回我的生活吗？我承诺。”
克雷夫佐夫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2024年1月，他在前线阵亡。
而阿梅林娜则成了另一个数不清的损失数字。2023年7月，在一家披萨店就餐的阿梅林娜，死于俄罗斯的空袭。
六
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坐落于一座19世纪古典式二层小宅邸，门外种了两棵大果树。夏天的暴雨过后，地上落满了青苹果。
博物馆二楼的特展厅里，正在举办一个叫“以城市之名”的展览。展厅的中央是一张奇特的小桌子，凹凸不平的桌面呈现出土地的质感，上面摆满了楼、树、人形状的木刻小模型，用一根绳索串联起来——这张桌子就是哈尔科夫这座城市的微缩象征。而四周的墙面上，挂了许多用铁丝搭成的骷髅面具，提醒人们笼罩这里上空的战争与死亡。
在这张城市之桌旁边，我告诉佩雷普丘克，我正在调查乌克兰的文学共同体如何在战时寻找新身份认同——她立刻纠正：“不是新身份认同，而是真身份认同。”
2024年8月一个夏夜，我前往文学博物馆参加一场音乐会。地点就在博物馆的庭院。早在全面战争爆发前，这座庭院就已是全市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场所之一。庭院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哈尔科夫文学名人的单线肖像画，而庭院中央搭了一座星形帐篷作为舞台和观众席，四周还有许多长凳、秋千。
当晚举办的是利沃夫民谣歌手马里扬·佩罗若克（Marian Pyrozhok）的晚会。博物馆开放了40个名额，但现场至少来了100多人。
佩罗若克身形瘦削，顶着侧分短发，蓄着达利式的唇髭，气质颇有点像导演塔可夫斯基。他时而弹奏吉他，时而用琴弓把它拉出提琴的声效。他的唱词以20世纪乌克兰文艺复兴诗人的作品为主，虽然大多是寻常的抒情诗，但在战争年代，听者往往能从中领悟到更多。比如这首写于100多年前的《海鸥》：
带着悲伤，带着痛苦
在田野之上
满是海鸥的哀鸣，
仿佛在遥远的
无名的过去，
奴隶的哭泣
在异国他乡。
那仿佛是
母亲在为
夭折的孩子恸哭，
身处奴役，
身处苦难，
死于悲痛，
死于黑暗。
轻柔地飞翔
在沼泽上空，
海鸥疾飞，海鸥盘旋——
有时因绝望
发出哀嚎，
有时在哭泣中
带着微笑。
场下，有一个女孩始终在跟随音乐的律动，赤足在草坪上即兴舞蹈。两个女孩听完这首歌后抱头痛哭。一个短金发女孩坐在第一排，一直在默默为歌手画像。更多人站在庭院里轻声寒暄聊天。一位常在国际媒体上抛头露面的著名哲学家特地从基辅赶来。
自始至终，我都没在庭院里听到一句俄语。在这座多数居民依然说俄语的城市，文学博物馆的庭院就像是一座不沉的乌语岛。不仅不沉，而且靠着佩雷普丘克和员工们的辛勤围垦，它正在越变越大。
音乐会开始后不久，观众们的手机警铃纷纷响起，不过这一回是防空警报解除的通知。坐在我身边的大叔开玩笑地竖了竖大拇指，对我嘀咕了一句“拜登”——一个多月前，拜登政府终于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援助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此后哈尔科夫受到的空袭频率大大降低。尽管如此，持续两个小时的音乐会没有被防空警报打断，这对哈尔科夫而言仍是难得的奢侈。
音乐会结束后，坐在第一排的短发女孩把她画的肖像拿去给佩罗若克看，歌手笑眯眯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名叫维罗妮卡·科茹日科（Veronika Kozhushko），今年18岁，大家都叫她妮卡，是战争洗礼下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哈尔科夫艺术家。
每一场文学博物馆的展览和晚会上，都能看到妮卡的身影——画画、拍照、朗诵，或是在展览结束后作为积极观众接受媒体采访。“斯科沃罗蹈”的舞会结束后，她抱怨因为学校里不教斯科沃罗达，她过去对这位哲学家一无所知，经历了今天的晚会，她会开始读他的诗。“专名”展览过后，她告诉记者，过去在学校里学俄罗斯文学这种“恶心的学科”给她带来了创伤，她希望这座城市必须根除俄罗斯地名。
与此同时，文学博物馆及其一直致力于推广的乌克兰文艺复兴也改变了她。我们可以根据妮卡在自己Instagram页面上发布的作品重建她的创作轨迹。在大战爆发前，她只是在为经典摇滚明星画一些稚嫩的同人作品。战争刚开始时，她画了许多抵抗主题的作品，但往往只是因袭一些时兴的新闻照片和爱国迷因。但从2023年起，当妮卡开始发现文艺复兴诗人的创作，她仿佛在一夜间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在妮卡的作品里，最常见的主题是扭曲或受伤的人体，以及闪耀着光芒的星。前者折射出她个人或城市受到的创伤与痛苦，而后者则象征着永远不会消失的希望。2024年5月，妮卡举办了自己的首场画展。她开始在哈尔科夫的文化圈小有名气，并且像大多数乌克兰文化界人士一样，立刻用自己的声望为军队募款。
脸书上流传着一位捷克记者拍摄的一段视频，蹦蹦跳跳的妮卡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艺术志向。她说，战争没有改变她的意识，只是让她蜕变、成熟，成了她和百万哈尔科夫人生命的一部分。她立誓尽己所能，“为那些再也不能发声的人创作……只为我们的故事能让人知晓，只为我们的文化能让人听到”。
佩雷普丘克这样评价妮卡和她的朋友们：“我看着她们，心想：这下博物馆后继有人了。她们能继续我们的事业，并创造自己的东西。别说是博物馆了，这个国家都后继有人了。”
2024年8月30日，我离开乌克兰的几天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颗俄罗斯滑翔炸弹击中哈尔科夫的一座公园，夺走了妮卡年轻的生命。
她再也无法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创作了。许多悼念她的人写道，她太过热爱“被枪决的文艺复兴”，以至于自己也最终成了殉道者中的一员。
在文艺复兴一代中，妮卡最爱的诗人是梅海利·塞门科（Mykhail Semenko），尽管这位乖张的未来主义者通常被认为晦涩难懂，但妮卡似乎总能在其中抓住最贴近自己生命体验的东西。2023年3月，她第一次为塞门科画像，并把他称作自己“爱上乌克兰文学的起点”和“灵感源泉”。肖像的背景上写着诗人的名作《巴塔哥尼亚》：
我不会死于死亡——
我会死于生命。
我将死去——生命将会消亡，
旗帜不再飘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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