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願你我重逢」，在台北咖啡館寫作的香港作家

2019年初，移居台灣一年的香港作家陳慧，正在台北中山地下書街的「爐鍋咖琲」埋頭寫連載小說《弟弟》。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有時抬起頭，望到一街之隔的誠品書店，心想：「從這裡走到那裡，需要多久呢？」

2022年底，《弟弟》實體書終於在台出版；短短幾步路的距離，陳慧走了四年。四年的時間，聽來不短也不長，然而陳慧卻在這四年間接連經歷了許多事：從2019年的社會運動，到香港劇變，從短暫休憩，轉為移居台灣，「連屋都搬了四次」。

變動無常的時代洪流中，這也是不少人的生命寫照。而從香港來到台北，雖然都是都市，但空間性格殊為不同。前者逼仄而喧囂，抬頭只能勉強看到一小片天，咖啡廳也未必讓人久留；而後者，點一壺咖啡竟可續杯，許多店都可待上一整天，寫累了便走出街，點一支菸，看看遠方。

就是這樣，在台北，「#咖啡店寫作時光」一直是陳慧在社交媒體上的常備標籤。原來她講，過去在香港感到煩悶了，便會「逃」來台北的咖啡店；及至終於移居此地，咖啡店更順理成章成為她進入他鄉的入口，寫作中的精神工場。

於是我們便跟隨陳慧的足跡，在東門「咖啡小自由」閒坐直至日暮；又前往搬至大橋頭附近的「蕼蒔荳留」（原「515 cafe&books」）喝羅宋魚湯，看兩隻店貓追逐鬥惡；工作日的中山區，一間簡餐咖啡店也成為作家的佇足地；而再走過去一些，則是渡她到台灣、寫下第一篇與在地相連作品的街坊咖啡舖⋯⋯

1980s，香港「美國餐廳」

「天井的位置，身旁是學生，桌上有煙，喝的是凍檸啡，這是我的日常。」
—— 陳慧，2023年1月

2023年1月，位於香港銅鑼灣的Café Corridorr宣布結業，陳慧在臉書上寫下不捨。這是她在香港時最常去的咖啡店之一，此外還有她當時任教的灣仔香港演藝學院附近一家Pacific Coffee。一直以來，在咖啡店裡寫作、工作，是陳慧的習慣。

「怎樣開始蒲（粵語：混跡）咖啡店的呢？」陳慧攪動杯身冒汗的冰咖啡，揭盅道：「是因為⋯⋯那個年代香港電影行業極度頹廢的生活方式，自由而散漫。」

1980年代，陳慧在香港德寶電影公司（1984-1992）擔任編劇。電影圈開工時間總不固定，身邊又都是年輕電影人，她時不時就與朋友一起到處「打躉」（流連）。他們常常睡到下午四點，起床後就在餐廳約相見，常去彼時時興的連鎖「美國餐廳」。

陳慧至今還記得那裏的樣子：「整體裝飾很美式，彩色玻璃、木枱餐點，好似美國公路餐廳，即是下午四點食早餐那種，好適合我們這些人，全天候打躉。」後來金融風暴，餐廳全線結業，大家還笑說：「是我們坐空了它！」

那是一個沒手機、沒平板的年代，去餐館閒坐，要做些什麼？「有班人喜歡看書的，就靜靜地看書。」陳慧回憶到，「多數是看書，不太寫東西。但我有一本筆記簿，那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習慣。」除了看書，她也與同事們在一起「度橋」（想點子），有了什麼想法便在本子上記下，由此閒坐也成為一種養份。

後來「美國餐廳」時光不再，陳慧也轉行到了商台，但在咖啡店寫作的時光，已然成為她生活裡必不可缺的部份。「被人群包圍，是一個很好的感覺。」陳慧笑著說這或許是巨蟹座的特性，一直在尋找一個自如的環境。

「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坐下，也不會被懷疑是外來人。」

2018年8月31日，離開灣仔的家，也告別住了半世的香港，陳慧拖著兩大一小行李箱，那是她全部隨身家當。

來到台灣以後，她依然在尋覓「打躉處」；然而在咖啡館密度極高的台北，卻並非間間都對味。有的店走文青風格，有些則限制入座時間，還有一類十分嚴謹，店門口就大大隻字寫著「請勿交談」⋯⋯ 坐在「小自由」咖啡店的戶外抽菸區，陳慧對我們打開IG相簿，與我們細數在台北幾年來去過的咖啡店。

對她而言，其實並不是到了任何一家店裡，打開電腦，就能開始書寫：「有些店，你一走進去的時候，就會感受到自在或不自在，這與它好不好無關。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坐下，也不會被懷疑是外來人。」

「『小自由』是自在的。」回想第一次來這，是因原本常去的咖啡店滿座，陳慧便沿著永康街一路走，就在對街的巷弄中，看到了這座小房子：「遠遠見到，就覺得很特別，又想起小時候在九龍塘看到的那些樓。」她隨即補充道：「戶外又可以食菸。」

一杯冰美式，一支點燃的菸，於是陳慧的「自在咖啡地圖」上，又多了一處落腳點。

咖啡小自由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1號

六條通，人間聚腳點

「我說我要熱美式，阿姨只遲疑一下，很快就攪清楚我的發音，沒再多說什麼，也沒有把我當透明體看待，感覺是在這裡什麼人都曾遇上過。」
——陳慧，〈午後雷陣雨〉

六條通，摩爾咖啡，座位從老舊的室內一路延伸到街邊。陳慧熟門熟路地帶我們來到這裡，選定靠街的座位後，老闆娘送來餐單，一邊熱情地說著：「好久不見！」

初來台灣不久後，陳慧就從她任職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所在的關渡，搬到更為鬧市中心的中山租住，摩爾是她常常流連的據點。只是住不多久，又去了相對偏遠的淡水，總算在今年才再搬回中山市區。「你知道作客人，一定要找到一個地方，是令自己有歸屬感的『老地方』。所以搬回中山區，對我來說很重要。」

「呢度好得意㗎（這裡很可愛的）！」剛坐下不久，陳慧就興奮地介紹到：「你看旁邊那家咖啡店，那些男孩點手沖咖啡，就一直坐在那打遊戲；前面檯的幾個叔叔，幾乎每天都來，有時候到了晚飯時間，他們會消失一陣，過多一陣又再回來。」住在六條通附近時，陳慧也常常坐在這裡看書，同時也以小說家獨有的敏銳觀察力，記下這些日常片刻。

「就是一群這樣的中年男子，說著台語，反而讓我有一種『我屬於這裡』的自在感受，不高也不低。」

在佈滿大小商店、酒吧的六條通，有著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呈現出一種「人間聚腳點」的狀態。「我不會在咖啡店裡找到家人，也許今天見到你、明天見到你，不代表我以後都會見到你。」在這個人聲混雜、不斷流動、你我皆不知來處的所在，陳慧感到一種「接納」：「為什麼我會在六條通這麼自在？就是因為在這裡，不會有人告訴你：我已經在這住了四十年。」

也因如此，儘管這裡的居住環境並不舒適，但在陳慧看來，六條通卻是一個對自己十分重要的地標。在這裡，她第一次提筆書寫台灣。

收錄在《我台北，我街道2》（2022，木馬文化）的短篇小說〈午後雷陣雨〉，寫一位異鄉女子不明白為什麼男友來了台灣之後就不肯走，於是到台北尋找他的蹤跡。小說中，女子時常在六條通的路邊咖啡店裡讀書，因而認識了一位日本胖大叔，他們會點頭打招呼、有時也會分享書裡的故事⋯⋯

「胖大叔的專屬位子在那裡。」陳慧以眼神示意。斜對面一張圓桌，大叔們百無聊賴地坐著，彷彿時間在此靜止。

「就是一群這樣的中年男子，說著台語，反而讓我有一種『我屬於這裡』的自在感受，不高也不低。」每天都來報道的大叔、坐在角落打遊戲的姨姨⋯⋯在咖啡店看書的同時，陳慧也悉數觀察著各式各樣的陌路人，繼而打開了進入此地的秘密通道。

摩爾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05巷4之11號

進入台灣的方法，在永康街

「我和可樂站在那道熟悉的大門前，有點不知所措。我想要伸手進口袋掏鑰匙，可樂拉住我，他盯住咖啡室豎在門邊的燈箱，讀上面他認得的字——快、樂、小。」
——陳慧，《弟弟》

「我想了想，發現其實去咖啡店，是我進入台灣的一個方法。」幾日後，當我們再次約在「蕼蒔荳留」見面，陳慧鄭重其事地說：「我很想再去那間（咖啡店），都是因為很容易進入，在那裡我很自在的。並不是說它給我一種很像廟街、油麻地的感覺，而是原來當我遊走在這些咖啡店，就是我能夠賴以進入台灣的時候。」

「蕼蒔荳留」的前身，即位於永康街的「515 cafe&books」。2019年3月19日，陳慧在515寫完了《弟弟》最終章：「從銅鑼灣的Corridor寫到永康街的515 cafe；《弟弟》陪著我適應搬到台北來的日子⋯⋯謝謝貓和咖啡。謝謝你們的愛。」她在社交平台上寫道。

當「蕼蒔荳留」的兩位店員聽說有作家要在店裡受訪，一早就在猜到：「是不是那位香港人？」她們貼心地指著最裡面的座位，是陳慧喜歡的位子。也許就是這些微小的默契和習慣，讓陳慧與這座城市的連繫更深。

「是這裡的咖啡店給了我一種『容納』的感覺——台灣好像容納了我。」

在異鄉生活的這些年，陳慧仍與來自香港的朋友們保持聯絡，從而發現大家各自都有一套「進入新地方」的方法。「有一位朋友，每次去南門市場他都很開心，還有些人固定每個星期都要去『雅苑』飲茶。可能對我來說，是這裡的咖啡店給了我一種『容納』的感覺——台灣好像容納了我。」

移居的幾年裡，陳慧常常被問及是否適應；對她而言，是否適應就在於有沒有建立了新的習慣：「當你在一個地方，開始有一個這樣的習慣的時候，你就知道『settle』了。」
然而說是settle，卻並不意味著刻意尋找一份歸屬感，反而更關乎她常常提及的「自在」：「其實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就可以了。工作場所也好，跟朋友相處也好，你知道你是的，你就在這裡。這種狀態就很自在。」

文學，兩地異鄉人

「有一天，我和可樂來到咖啡店，發現長沙發不見了。可樂開始哭。女侍應告訴我，老闆把長沙發賣掉了。」
——陳慧，《弟弟》

「我會自我提醒，不要當這裡是自己地方。」

儘管已在台灣住了四年，逐漸建立起新的生活節奏和習慣，陳慧如今依然保持著一份異鄉人的警醒。更因為這種「人在異鄉」的感覺，早在香港的生活中就已發生。「2007、08年開始，在灣仔，就已經有異鄉人的感覺。一開始，看到有年輕人拿著張圖片，我也會上前問說『你要去哪裡』；到後來，一出站滿街都是行李箱、茶餐廳總有遊客與你爭位，到後來連點餐侍應也完全不懂聽廣東話。」

《弟弟》中也大幅書寫了香港的變遷，落在個人頭上，就連主角祖母的舊居都被賣掉、改建成咖啡廳。小說中寫到，有段時間家姐可意常帶著弟弟可樂去那家咖啡店，雖然心頭忿忿，但店裡保留下來的舊居傢俱，仍可帶來一陣私密的安慰⋯⋯儘管不如書中般曲折，但這家咖啡店的確有原型。陳慧在灣仔地圖上來回尋找：「就是在利園山道那邊，這幢舊樓裡，三樓還是四樓。」而現實中咖啡店的命運，也是幾經轉手，變成了其他舖位。

種種發生於日常的遽變，讓眼前的地方愈來愈陌生，「我城」一下子變為「異鄉」。

如今，陳慧可說是兩地的異鄉人，只是在她看來，這兩種異鄉卻有著全然不同的意思：「在香港的『異鄉感』是有點放肆的——你就住在這裡，異鄉（感）來自一種精神潔癖；你介意這裡明明不是這樣的，為什麼會搞成這樣？但是在台北，『異鄉』就名正言順得多。」在香港以異鄉人自居、清晰感受到客居故鄉的感覺，陳慧將之形容為一種「扭擰」（彆扭、抵觸）：「我自己很清楚這種『扭擰』是怎麼來的，而且要堅持這種異鄉感，以正視聽。」

而她的文學思考，也與此種異鄉經驗有相當密切的關聯：「你會發覺文學本身是一種異鄉的存在——文學就是一個異鄉。那是在哲學、文學中很核心的問題：我從哪裡來的？如果不是異鄉人，我不會問這個問題。它可以很形而上，也可以很形而下，而我覺得特別是對於寫小說的人來說（詩人可能更是如此），那種異鄉人的狀態，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寫作狀態。」

「你會發覺文學本身是一種異鄉的存在——文學就是一個異鄉。」

異鄉要怎麼寫？在陳慧筆下，它並不是刻意召喚出來的元素，而是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我會營造出一個這樣的世界，《拾香紀》是如此、《弟弟》也是如此。寫作時不會太過刻意，但當整件事出來的時候，（作品前後）就有了強烈的對比。」

例如《弟弟》的前二十回，陳慧近乎是以愛情成長小說的方式去經營，讓角色們一路都「玩」得很開心；而到了後半截，則貫穿了雨傘運動從爆發到清場，蘊含社運後難以彌合的創痛和無力感。「前面愈開心、後面就愈難過，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這樣的。」這種感覺，就像是原本還在毫無憂慮的故地、忽然被拋擲到異鄉一般，「而且還很脆弱，用愛來維繫的事物都很脆弱。」陳慧補充道，語氣幽深而堅決。

蕼蒔荳留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85巷8號

愛到底無所不能

「會嗎？真的都會過去嗎？真的都會停止嗎？真的都會消失嗎？」
⋯⋯
「原來，回憶，就是，愛。」
——陳慧，《拾香紀》

《弟弟》著墨於一段親暱的姐弟關係：自從弟弟可樂出生以來，姐姐可意就一直強勢地愛著他，恨不得廿四小時都把他帶在身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定？陳慧解釋道：「其實挑明來說，就像（Snoopy裡的）Lucy一樣——『你不要理會他們，你跟著我，我們兩個就是一個世界』。也就等於2019年、或者我們在金鐘的時候一樣，我們就是一個世界。」

那段「舊屋變咖啡廳」的故事還有後文：當譚可意有天發現，她賴以維繫記憶的舊家長沙發，竟被咖啡店東當作古物輕易賣出，心中的恨與無力感無以復加。背後潛藏著的，或許也是陳慧對香港的一份眷念：「其實什麼叫愛呢? 愛一個人到極致的時候，希望這個世界只剩下我和你，沒有其他人。」

將記憶拉回到「九七」前的香港。當時，電視廣告循環播放著過去的美好記憶，「獅子山下」主旋律開始飄蕩，陳慧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現象：「1995、96年普遍有一種懷舊，懷舊於香港過去的150年。」如同平行時空一般，彼時的陳慧正以另一種角度回溯香港歷史。當時她參與了香港電台《千色教室》節目的搜集資料工作，為了重新尋找這座城市的隱密歷史，循跡找到了文武廟、東華三院與香港地之間的關係，也看到了曾經發生在此地的種種災禍，也因此才說：「『香港是福地』這話，未免太輕佻」。

「自由考驗的，是你可以怎樣得到一樣東西？也許你會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

「那時候我看到的東西很不一樣，就像第一次發覺，找到了一個我很愛她的朋友。我愛她，是因為我明白她，我從她身上看到了其他人看不見的東西。」那是怎樣的一種感受？陳慧說這近乎愛情：「我真的希望這個世界沒有其他人、只有我和香港，很單純、很天真。」

然而外部世界的各種波瀾，總是會將「我」與「香港」之間的秘密通道中斷。街頭運動一次次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創痛、離散、失去自由。「我相信一句話——愛到底無所不能，這可能和我的信仰有關。」陳慧是天主教徒，來台後仍會固定參與彌撒。她的信仰，則帶來了一種超越性：「人世間要愛到底，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其實就是告訴你，這件事就是這樣，愛到底便可以了。」

這一次陳慧說「愛」，不再是脆弱維繫著彼此的表徵：「其實愛去到最後是責任，這是很多人不想聽的。」在陳慧眼中，愛與自由都相對於責任；因為有了自由，就更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自由考驗的，是你可以怎樣得到一樣東西？也許你會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在歷史上或現在的香港，很多人都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他們靠的是什麼？是意志。其實那就是我們成長過程之中，要去面對的事情。」

2020年後，在台灣眼看著香港發生的種種：清算、牢獄、背叛、信任破滅⋯⋯在時代崩壞的當下，還能如何守護日常？「正因為你（時代）這麼不正常，所以我要正常，但這和香港人死都要返工（上班）兩碼事。」陳慧笑言，而她用以守護正常的、最核心的兩件事情，就是：「寫作、閱讀」。

「其實那不正正說明了愛與意志之間的關係嗎？很多作家不約而同都呈現出一件事：村上春樹每天四五點起床跑步，卜洛克（Lawrence Block）跑紐約的馬拉松⋯⋯大家很容易將這些歸類為紀律。然而並不是有紀律就可以寫作，即便不喜歡做某件事，都可以令自己很有紀律。」

若不是紀律，如此堅毅的習慣又是為了什麼？在陳慧看來，這更關乎意志：「正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做這件事，所以必須有這樣的意志，令自己有相應的狀態去做這件事。而我是因為太愛寫作，因此會為了寫作的狀態去做些事情，那才是我的意志令我可以去做的。」

那麼，陳慧是如何為自己創造寫作狀態的呢？「咖啡店。」她不假思索答道。

現時任教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陳慧，平日忙於教學、討論、各項行政工作，種種事務壓縮在一起；到咖啡店去寫作，儘管仍會被突如其來的公事打斷節奏，但始終能夠闢出一塊屬於自己的時空。在咖啡店，陳慧不僅寫作，也看書，就像在四十年前的「美國餐廳」那樣：「其實閱讀很重要，我覺得寫作是很需要滋養的，那種滋養可能不是那麼物質上，而讀到好的文字，很重要。」

寫作與閱讀，到底也關乎愛。

藝大咖啡館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