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願你我重逢」,在台北咖啡館寫作的香港作家

在香港的異鄉感,來自一種精神潔癖;在台北是自我提醒,別當這裡自己地方。而你到底發覺,文學本身就是一種異鄉的存在
作家陳慧。攝:唐佐欣/端傳媒
文學 風物

2019年初,移居台灣一年的香港作家陳慧,正在台北中山地下書街的「爐鍋咖琲」埋頭寫連載小說《弟弟》。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有時抬起頭,望到一街之隔的誠品書店,心想:「從這裡走到那裡,需要多久呢?」

2022年底,《弟弟》實體書終於在台出版;短短幾步路的距離,陳慧走了四年。四年的時間,聽來不短也不長,然而陳慧卻在這四年間接連經歷了許多事:從2019年的社會運動,到香港劇變,從短暫休憩,轉為移居台灣,「連屋都搬了四次」。

變動無常的時代洪流中,這也是不少人的生命寫照。而從香港來到台北,雖然都是都市,但空間性格殊為不同。前者逼仄而喧囂,抬頭只能勉強看到一小片天,咖啡廳也未必讓人久留;而後者,點一壺咖啡竟可續杯,許多店都可待上一整天,寫累了便走出街,點一支菸,看看遠方。

就是這樣,在台北,「#咖啡店寫作時光」一直是陳慧在社交媒體上的常備標籤。原來她講,過去在香港感到煩悶了,便會「逃」來台北的咖啡店;及至終於移居此地,咖啡店更順理成章成為她進入他鄉的入口,寫作中的精神工場。

於是我們便跟隨陳慧的足跡,在東門「咖啡小自由」閒坐直至日暮;又前往搬至大橋頭附近的「蕼蒔荳留」(原「515 cafe&books」)喝羅宋魚湯,看兩隻店貓追逐鬥惡;工作日的中山區,一間簡餐咖啡店也成為作家的佇足地;而再走過去一些,則是渡她到台灣、寫下第一篇與在地相連作品的街坊咖啡舖⋯⋯

「蕼蒔荳留」。攝:陳焯煇/端傳媒
「蕼蒔荳留」。攝:陳焯煇/端傳媒

1980s,香港「美國餐廳」

「天井的位置,身旁是學生,桌上有煙,喝的是凍檸啡,這是我的日常。」
—— 陳慧,2023年1月

2023年1月,位於香港銅鑼灣的Café Corridorr宣布結業,陳慧在臉書上寫下不捨。這是她在香港時最常去的咖啡店之一,此外還有她當時任教的灣仔香港演藝學院附近一家Pacific Coffee。一直以來,在咖啡店裡寫作、工作,是陳慧的習慣。

「怎樣開始蒲(粵語:混跡)咖啡店的呢?」陳慧攪動杯身冒汗的冰咖啡,揭盅道:「是因為⋯⋯那個年代香港電影行業極度頹廢的生活方式,自由而散漫。」

1980年代,陳慧在香港德寶電影公司(1984-1992)擔任編劇。電影圈開工時間總不固定,身邊又都是年輕電影人,她時不時就與朋友一起到處「打躉」(流連)。他們常常睡到下午四點,起床後就在餐廳約相見,常去彼時時興的連鎖「美國餐廳」。

陳慧至今還記得那裏的樣子:「整體裝飾很美式,彩色玻璃、木枱餐點,好似美國公路餐廳,即是下午四點食早餐那種,好適合我們這些人,全天候打躉。」後來金融風暴,餐廳全線結業,大家還笑說:「是我們坐空了它!」

那是一個沒手機、沒平板的年代,去餐館閒坐,要做些什麼?「有班人喜歡看書的,就靜靜地看書。」陳慧回憶到,「多數是看書,不太寫東西。但我有一本筆記簿,那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習慣。」除了看書,她也與同事們在一起「度橋」(想點子),有了什麼想法便在本子上記下,由此閒坐也成為一種養份。

後來「美國餐廳」時光不再,陳慧也轉行到了商台,但在咖啡店寫作的時光,已然成為她生活裡必不可缺的部份。「被人群包圍,是一個很好的感覺。」陳慧笑著說這或許是巨蟹座的特性,一直在尋找一個自如的環境。

陳慧在咖啡小自由。攝:唐佐欣/端傳媒
陳慧在咖啡小自由。攝:唐佐欣/端傳媒

「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坐下,也不會被懷疑是外來人。」

2018年8月31日,離開灣仔的家,也告別住了半世的香港,陳慧拖著兩大一小行李箱,那是她全部隨身家當。

來到台灣以後,她依然在尋覓「打躉處」;然而在咖啡館密度極高的台北,卻並非間間都對味。有的店走文青風格,有些則限制入座時間,還有一類十分嚴謹,店門口就大大隻字寫著「請勿交談」⋯⋯ 坐在「小自由」咖啡店的戶外抽菸區,陳慧對我們打開IG相簿,與我們細數在台北幾年來去過的咖啡店。

對她而言,其實並不是到了任何一家店裡,打開電腦,就能開始書寫:「有些店,你一走進去的時候,就會感受到自在或不自在,這與它好不好無關。有些地方就是,你一坐下,也不會被懷疑是外來人。」

「『小自由』是自在的。」回想第一次來這,是因原本常去的咖啡店滿座,陳慧便沿著永康街一路走,就在對街的巷弄中,看到了這座小房子:「遠遠見到,就覺得很特別,又想起小時候在九龍塘看到的那些樓。」她隨即補充道:「戶外又可以食菸。」

一杯冰美式,一支點燃的菸,於是陳慧的「自在咖啡地圖」上,又多了一處落腳點。

咖啡小自由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1號

咖啡小自由。攝:唐佐欣/端傳媒
咖啡小自由。攝:唐佐欣/端傳媒

六條通,人間聚腳點

「我說我要熱美式,阿姨只遲疑一下,很快就攪清楚我的發音,沒再多說什麼,也沒有把我當透明體看待,感覺是在這裡什麼人都曾遇上過。」
——陳慧,〈午後雷陣雨〉

六條通,摩爾咖啡,座位從老舊的室內一路延伸到街邊。陳慧熟門熟路地帶我們來到這裡,選定靠街的座位後,老闆娘送來餐單,一邊熱情地說著:「好久不見!」

初來台灣不久後,陳慧就從她任職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所在的關渡,搬到更為鬧市中心的中山租住,摩爾是她常常流連的據點。只是住不多久,又去了相對偏遠的淡水,總算在今年才再搬回中山市區。「你知道作客人,一定要找到一個地方,是令自己有歸屬感的『老地方』。所以搬回中山區,對我來說很重要。」

「呢度好得意㗎(這裡很可愛的)!」剛坐下不久,陳慧就興奮地介紹到:「你看旁邊那家咖啡店,那些男孩點手沖咖啡,就一直坐在那打遊戲;前面檯的幾個叔叔,幾乎每天都來,有時候到了晚飯時間,他們會消失一陣,過多一陣又再回來。」住在六條通附近時,陳慧也常常坐在這裡看書,同時也以小說家獨有的敏銳觀察力,記下這些日常片刻。

摩爾咖啡。攝:陳焯煇/端傳媒
摩爾咖啡。攝:陳焯煇/端傳媒

「就是一群這樣的中年男子, 說著台語,反而讓我有一種『我屬於這裡』的自在感受,不高也不低。」

在佈滿大小商店、酒吧的六條通,有著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呈現出一種「人間聚腳點」的狀態。「我不會在咖啡店裡找到家人,也許今天見到你、明天見到你,不代表我以後都會見到你。」在這個人聲混雜、不斷流動、你我皆不知來處的所在,陳慧感到一種「接納」:「為什麼我會在六條通這麼自在?就是因為在這裡,不會有人告訴你:我已經在這住了四十年。」

也因如此,儘管這裡的居住環境並不舒適,但在陳慧看來,六條通卻是一個對自己十分重要的地標。在這裡,她第一次提筆書寫台灣。

收錄在《我台北,我街道2》(2022,木馬文化)的短篇小說〈午後雷陣雨〉,寫一位異鄉女子不明白為什麼男友來了台灣之後就不肯走,於是到台北尋找他的蹤跡。小說中,女子時常在六條通的路邊咖啡店裡讀書,因而認識了一位日本胖大叔,他們會點頭打招呼、有時也會分享書裡的故事⋯⋯

「胖大叔的專屬位子在那裡。」陳慧以眼神示意。斜對面一張圓桌,大叔們百無聊賴地坐著,彷彿時間在此靜止。

「就是一群這樣的中年男子, 說著台語,反而讓我有一種『我屬於這裡』的自在感受,不高也不低。」每天都來報道的大叔、坐在角落打遊戲的姨姨⋯⋯在咖啡店看書的同時,陳慧也悉數觀察著各式各樣的陌路人,繼而打開了進入此地的秘密通道。

摩爾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05巷4之11號

摩爾咖啡。攝:陳焯煇/端傳媒
摩爾咖啡。攝:陳焯煇/端傳媒

進入台灣的方法,在永康街

「我和可樂站在那道熟悉的大門前,有點不知所措。我想要伸手進口袋掏鑰匙,可樂拉住我,他盯住咖啡室豎在門邊的燈箱,讀上面他認得的字——快、樂、小。」
——陳慧,《弟弟》

「我想了想,發現其實去咖啡店,是我進入台灣的一個方法。」幾日後,當我們再次約在「蕼蒔荳留」見面,陳慧鄭重其事地說:「我很想再去那間(咖啡店),都是因為很容易進入,在那裡我很自在的。並不是說它給我一種很像廟街、油麻地的感覺,而是原來當我遊走在這些咖啡店,就是我能夠賴以進入台灣的時候。」

「蕼蒔荳留」的前身,即位於永康街的「515 cafe&books」。2019年3月19日,陳慧在515寫完了《弟弟》最終章:「從銅鑼灣的Corridor寫到永康街的515 cafe;《弟弟》陪著我適應搬到台北來的日子⋯⋯謝謝貓和咖啡。謝謝你們的愛。」她在社交平台上寫道。

當「蕼蒔荳留」的兩位店員聽說有作家要在店裡受訪,一早就在猜到:「是不是那位香港人?」她們貼心地指著最裡面的座位,是陳慧喜歡的位子。也許就是這些微小的默契和習慣,讓陳慧與這座城市的連繫更深。

陳慧在「蕼蒔荳留」。攝:陳焯煇/端傳媒
陳慧在「蕼蒔荳留」。攝:陳焯煇/端傳媒

「是這裡的咖啡店給了我一種『容納』的感覺——台灣好像容納了我。」

在異鄉生活的這些年,陳慧仍與來自香港的朋友們保持聯絡,從而發現大家各自都有一套「進入新地方」的方法。「有一位朋友,每次去南門市場他都很開心,還有些人固定每個星期都要去『雅苑』飲茶。可能對我來說,是這裡的咖啡店給了我一種『容納』的感覺——台灣好像容納了我。」

移居的幾年裡,陳慧常常被問及是否適應;對她而言,是否適應就在於有沒有建立了新的習慣:「當你在一個地方,開始有一個這樣的習慣的時候,你就知道『settle』了。」
然而說是settle,卻並不意味著刻意尋找一份歸屬感,反而更關乎她常常提及的「自在」:「其實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就可以了。工作場所也好,跟朋友相處也好,你知道你是的,你就在這裡。這種狀態就很自在。」

文學,兩地異鄉人

「有一天,我和可樂來到咖啡店,發現長沙發不見了。可樂開始哭。女侍應告訴我,老闆把長沙發賣掉了。」
——陳慧,《弟弟》

「我會自我提醒,不要當這裡是自己地方。」

儘管已在台灣住了四年,逐漸建立起新的生活節奏和習慣,陳慧如今依然保持著一份異鄉人的警醒。更因為這種「人在異鄉」的感覺,早在香港的生活中就已發生。「2007、08年開始,在灣仔,就已經有異鄉人的感覺。一開始,看到有年輕人拿著張圖片,我也會上前問說『你要去哪裡』;到後來,一出站滿街都是行李箱、茶餐廳總有遊客與你爭位,到後來連點餐侍應也完全不懂聽廣東話。」

《弟弟》中也大幅書寫了香港的變遷,落在個人頭上,就連主角祖母的舊居都被賣掉、改建成咖啡廳。小說中寫到,有段時間家姐可意常帶著弟弟可樂去那家咖啡店,雖然心頭忿忿,但店裡保留下來的舊居傢俱,仍可帶來一陣私密的安慰⋯⋯儘管不如書中般曲折,但這家咖啡店的確有原型。陳慧在灣仔地圖上來回尋找:「就是在利園山道那邊,這幢舊樓裡,三樓還是四樓。」而現實中咖啡店的命運,也是幾經轉手,變成了其他舖位。

種種發生於日常的遽變,讓眼前的地方愈來愈陌生,「我城」一下子變為「異鄉」。

摩爾咖啡。攝:陳焯煇/端傳媒
摩爾咖啡。攝:陳焯煇/端傳媒

如今,陳慧可說是兩地的異鄉人,只是在她看來,這兩種異鄉卻有著全然不同的意思:「在香港的『異鄉感』是有點放肆的——你就住在這裡,異鄉(感)來自一種精神潔癖;你介意這裡明明不是這樣的,為什麼會搞成這樣?但是在台北,『異鄉』就名正言順得多。」在香港以異鄉人自居、清晰感受到客居故鄉的感覺,陳慧將之形容為一種「扭擰」(彆扭、抵觸):「我自己很清楚這種『扭擰』是怎麼來的,而且要堅持這種異鄉感,以正視聽。」

而她的文學思考,也與此種異鄉經驗有相當密切的關聯:「你會發覺文學本身是一種異鄉的存在——文學就是一個異鄉。那是在哲學、文學中很核心的問題:我從哪裡來的?如果不是異鄉人,我不會問這個問題。它可以很形而上, 也可以很形而下,而我覺得特別是對於寫小說的人來說(詩人可能更是如此),那種異鄉人的狀態,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寫作狀態。」

「你會發覺文學本身是一種異鄉的存在——文學就是一個異鄉。」

異鄉要怎麼寫?在陳慧筆下,它並不是刻意召喚出來的元素,而是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我會營造出一個這樣的世界,《拾香紀》是如此、《弟弟》也是如此。寫作時不會太過刻意,但當整件事出來的時候,(作品前後)就有了強烈的對比。」

例如《弟弟》的前二十回,陳慧近乎是以愛情成長小說的方式去經營,讓角色們一路都「玩」得很開心;而到了後半截,則貫穿了雨傘運動從爆發到清場,蘊含社運後難以彌合的創痛和無力感。「前面愈開心、後面就愈難過,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這樣的。」這種感覺,就像是原本還在毫無憂慮的故地、忽然被拋擲到異鄉一般,「而且還很脆弱,用愛來維繫的事物都很脆弱。」陳慧補充道,語氣幽深而堅決。

蕼蒔荳留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85巷8號

「蕼蒔荳留」。攝:陳焯煇/端傳媒
「蕼蒔荳留」。攝:陳焯煇/端傳媒

愛到底無所不能

「會嗎?真的都會過去嗎?真的都會停止嗎?真的都會消失嗎?」
⋯⋯
「原來,回憶,就是,愛。」
——陳慧,《拾香紀》

《弟弟》著墨於一段親暱的姐弟關係:自從弟弟可樂出生以來,姐姐可意就一直強勢地愛著他,恨不得廿四小時都把他帶在身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定?陳慧解釋道:「其實挑明來說,就像(Snoopy裡的)Lucy一樣——『你不要理會他們,你跟著我,我們兩個就是一個世界』。也就等於2019年、或者我們在金鐘的時候一樣,我們就是一個世界。」

那段「舊屋變咖啡廳」的故事還有後文:當譚可意有天發現,她賴以維繫記憶的舊家長沙發,竟被咖啡店東當作古物輕易賣出,心中的恨與無力感無以復加。背後潛藏著的,或許也是陳慧對香港的一份眷念:「其實什麼叫愛呢? 愛一個人到極致的時候,希望這個世界只剩下我和你,沒有其他人。」

將記憶拉回到「九七」前的香港。當時,電視廣告循環播放著過去的美好記憶,「獅子山下」主旋律開始飄蕩,陳慧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現象:「1995、96年普遍有一種懷舊,懷舊於香港過去的150年。」如同平行時空一般,彼時的陳慧正以另一種角度回溯香港歷史。當時她參與了香港電台《千色教室》節目的搜集資料工作,為了重新尋找這座城市的隱密歷史,循跡找到了文武廟、東華三院與香港地之間的關係,也看到了曾經發生在此地的種種災禍,也因此才說:「『香港是福地』這話,未免太輕佻」。

「自由考驗的,是你可以怎樣得到一樣東西?也許你會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

陳慧在「蕼蒔荳留」。攝:陳焯煇/端傳媒
陳慧在「蕼蒔荳留」。攝:陳焯煇/端傳媒

「那時候我看到的東西很不一樣,就像第一次發覺,找到了一個我很愛她的朋友。我愛她,是因為我明白她,我從她身上看到了其他人看不見的東西。」那是怎樣的一種感受?陳慧說這近乎愛情:「我真的希望這個世界沒有其他人、只有我和香港,很單純、很天真。」

然而外部世界的各種波瀾,總是會將「我」與「香港」之間的秘密通道中斷。街頭運動一次次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創痛、離散、失去自由。「我相信一句話——愛到底無所不能,這可能和我的信仰有關。」陳慧是天主教徒,來台後仍會固定參與彌撒。她的信仰,則帶來了一種超越性:「人世間要愛到底,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其實就是告訴你,這件事就是這樣,愛到底便可以了。」

這一次陳慧說「愛」,不再是脆弱維繫著彼此的表徵:「其實愛去到最後是責任,這是很多人不想聽的。」在陳慧眼中,愛與自由都相對於責任;因為有了自由,就更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自由考驗的,是你可以怎樣得到一樣東西?也許你會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在歷史上或現在的香港,很多人都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他們靠的是什麼?是意志。其實那就是我們成長過程之中,要去面對的事情。」

2020年後,在台灣眼看著香港發生的種種:清算、牢獄、背叛、信任破滅⋯⋯在時代崩壞的當下,還能如何守護日常?「正因為你(時代)這麼不正常,所以我要正常,但這和香港人死都要返工(上班)兩碼事。」陳慧笑言,而她用以守護正常的、最核心的兩件事情,就是:「寫作、閱讀」。

一隻咖啡店的貓,站在陳慧工作的電腦上。圖:受訪者提供
一隻咖啡店的貓,站在陳慧工作的電腦上。圖:受訪者提供

「其實那不正正說明了愛與意志之間的關係嗎?很多作家不約而同都呈現出一件事:村上春樹每天四五點起床跑步,卜洛克(Lawrence Block)跑紐約的馬拉松⋯⋯大家很容易將這些歸類為紀律。然而並不是有紀律就可以寫作,即便不喜歡做某件事,都可以令自己很有紀律。」

若不是紀律,如此堅毅的習慣又是為了什麼?在陳慧看來,這更關乎意志:「正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做這件事,所以必須有這樣的意志,令自己有相應的狀態去做這件事。而我是因為太愛寫作,因此會為了寫作的狀態去做些事情,那才是我的意志令我可以去做的。」

那麼,陳慧是如何為自己創造寫作狀態的呢?「咖啡店。」她不假思索答道。

現時任教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陳慧,平日忙於教學、討論、各項行政工作,種種事務壓縮在一起;到咖啡店去寫作,儘管仍會被突如其來的公事打斷節奏,但始終能夠闢出一塊屬於自己的時空。在咖啡店,陳慧不僅寫作,也看書,就像在四十年前的「美國餐廳」那樣:「其實閱讀很重要,我覺得寫作是很需要滋養的,那種滋養可能不是那麼物質上,而讀到好的文字,很重要。」

寫作與閱讀,到底也關乎愛。

藝大咖啡館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藝大咖啡館。圖:受訪者提供
藝大咖啡館。圖:受訪者提供

願你我重逢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親愛的弟弟,迫我面對了愛的實相——妳愛我,那麼就請你和我一起,擁抱我的命運。」
——陳慧,《弟弟》

2014年,香港金鐘,催淚煙散去後是夏愨村。那一年,陳慧投入社會運動之中。然而與理念先行的學者們不同,有句話陳慧常常掛在嘴邊:「我是一個庶民。」

「人生在世,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慶幸。我當時沒有社會學、政治學背景,唯有媽媽教落最簡單的道理:將心比己。那是一種直覺——你相信什麼?」對於陳慧來說,每一次的參與、行動,常常是基於直覺和本能:「我的參與和所有香港人一樣,我所想到的,是庶民都會提出或思考的:平等、自由、選擇。」

《弟弟》中所寫的,也正是普通人在面對時代遍地磚瓦時,所遭逢和經歷的種種。陳慧感慨,每年到了六、七月,假期都在遊行的隊伍中度過;連年發生的社會運動,也讓身為老師的她不免心痛:「班細路好攰了(這幫小朋友都很累了),可不可以還個暑假給他們?」

但同時,也正是這些抗爭現場,是從擁擠的維園走到金鐘、再進入中環的那條必經之路,使得陳慧更加確認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並感受到一種共在:「你從來沒有在一個這樣的平日,有機會看到這樣的日光。那時的氣氛好像很美、很悲傷,原來那種不尋常的安靜,就是大家的苦,很苦。」

「其實潛台詞就是,願你安好。你不是好人好者(好好的),我怎能和你重逢?」

香港書展内擺放著陳慧的書《弟弟》。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書展内擺放著陳慧的書《弟弟》。攝:林振東/端傳媒

金鐘道,臨近卻還未到遊行終點,人潮比起點疏落許多,安靜得幾乎聽到腳步聲,暮色漸沉,夕陽斜下,隊伍靜默向前。對於媒體鏡頭而言,這或許是一幀毫無意義的畫面;可是這條路上的每一個細節,已經深深刻印在陳慧心裡。「斜陽伴晚煙,我像歸鳥倦。」陳慧忍不住唱了起來,繼而望著遠處,彷彿正從記憶中指認出那條路。

「沒有一個日落是相同的。」這句由可樂說出的金句,也印在了《弟弟》封面上。書中的無數次落日,也對應著現實中反覆遊行過的黃昏。而在那條每年夏天踏過的路上,許多人認識了、或多年不見,卻又再次相遇了,這些重遇,也在陳慧的小說中屢屢發生著。為什麼要寫那麼多次重逢?

「其實潛台詞就是,願你安好。你不是好人好者(好好的),我怎能和你重逢?」說到這,陳慧沉默良久:「這可能是人生在世最後的希望——願你我重逢。」

咖啡小自由。攝:唐佐欣/端傳媒
咖啡小自由。攝:唐佐欣/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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