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霑是什么，香港是什么：《保育黄霑》这套书，为何编了十六年？

【编者按】论粤语里程碑人物，“霑叔”黄霑（1941-2004）定是头几位可想到的。《狮子山下》、《上海滩》、《沧海一声笑》⋯⋯这位前辈词人、作家、作曲家的作品，影响遍及广大华人世界。2004年黄霑身故后，一班香港学者启动“黄霑书房”计划，历时两年多搜集了黄霑历年的专栏文章、学术论文、手稿、乐谱、传真、信件等文献，终在十六年后出版了《保育黄霑》一套五册，展示了黄霑身世与香港轨迹的交错，他对流行音乐的心得和见解、与同代音乐人的交往，成为研究黄霑至为重要的专集。端传媒为此专访在香港大学任教多年、长期关注流行文化和香港社会发展的编者吴俊雄，追古抚今，探究黄霑与粤语文化的关系。

一瞥霑叔书房

流行文化研究学者吴俊雄说，踏进黄霑的书房，“最记得是书，好多好多书。”

书房装潢和陈设简约，没有无谓的大件家具，没有地毡。“家居感觉很强，厨房常煲著汤水。”他第一印象，霑叔除了是读书人，也信佛理，一入门口就是一座三呎高的佛像。“一部小型的琴，正对佛像。”

书架比他想像中井然有序，就不同项目排放相关的书。手稿、文件与剪报分类妥当，按时排序。其中吸引他注意，是某几本“牛头不搭马嘴”的书，“苏轼作品集，旁边放了几本Edward De Bono讲创意思维的书。”受Edward De Bono启蒙的霑叔，90年代做了不少创意思维的讲座，常引用苏轼等古代词人作例子。

“有种感觉，他触类旁通，把表面上似乎无关的东西，串连在一起。”

翻开霑叔的书一看，很多划线和记号。“你见到一个好活跃的脑袋，不断问古人，是否真的这样？”例如一本民歌歌词书，专写那种直白情歌——我爱你爱到要跟住你死啦——黄霑在旁边写道：“写得真好！写情应该咁样（这样）！”霑叔总是“人未到，声音先到”，连读书也七情上面，眉批“有声”，如同本人。

但在书房，吴俊雄见到的更多是霑叔豪情万丈底下，不为人知的细密与认真，还有其他。

2005年，吴俊雄与霑叔两位论文指导老师刘靖之、梁启平，应霑叔的家人之邀，到书房察看霑叔遗物。

未有保育念头前，吴俊雄不违言，最想私藏是黄霑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手抄笔记。“因为与我最近。”

97年至2003年其间，黄霑旁听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吴俊雄，两课有关香港流行文化研究的课。行内人、研究对象与研究学者真正的碰面与相交，竟是在学院。“24个星期，风雨不改，他坐在第一排的第三个座位，密密抄笔记。”

翻开那本笔记，犹有温度，好像霑叔未过世，“可以与他对话似的。”

吴俊雄大学办公室的工作桌台面，一大块玻璃，压著一比一实物复印的黄霑书台，即当年察看遗物，书台一瞥的定格。霑叔的书台当眼之处，有眼镜、放大镜、口风琴和稿纸。前方是电视机和音响、唱片和影碟。音响柜内有电影《大家乐》的制作笔记、“迪士尼乐园巡回表演”的歌词手稿集等。

“我们搞学生报，颇受《号外》影响，它76年创刊，一整本印讲流行文化，以及歌影视产生出来的话题，即使连小说也夹杂了这些元素。当时香港作为城市，除了是中国边缘地方，也是发达的现代城市。”

晚年黄霑的手边书是《禅门日诵》和雍正帝自辑的《悦心集》。

书台如今“陈封不动”，保有霑叔生前的气息似的。虚虚实实的。的确，黄霑去世后，两人辛勤伏案的案桌，以另一种形式“神交”。

粉丝与开荒牛

“梁款”的分身，令吴俊雄有别于一般传统社会学系的学者。受左翼理论影响，治学认真严谨之余，却藏了个贪玩、贪看和贪听的心。

吴俊雄化名为“梁款”，90年代开始，在报章杂志以跳脱地道、好玩的文字，写下一篇篇流行文化评论文章。是个“学者型”歌影视超级粉丝。

“当时吴俊雄做专业嘢，梁款就做骑尼嘢（古怪事）。”梁款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香港大学刊物《学苑》。1977年入读港大，1979年任《学苑》总编辑的吴俊雄，说77年以前几乎没有人写流行文化，他和一班同学尝试开辟专栏，大讲流行文化。

“我们搞学生报，颇受《号外》影响，它76年创刊，一整本印讲流行文化，以及歌影视产生出来的话题，即使连小说也夹杂了这些元素。当时香港作为城市，除了是中国边缘地方，也是发达的现代城市。越来越多有钱人，也有很多色彩、种类的文化产品，但一般都不是高深精致，而是大众文化，娱乐文化。”

据说因编辑部人手不够，吴俊雄人格分裂，化身不同的笔名写文，学生报有一半文章出自他手，而其中一个笔名是“梁款”。梁款的定位，有意识地摆脱学究味，“坚持地道、细致，跟用家对嘴。令六岁的小孩和一岁的猪（麦兜）都有感觉，有启发。”他记得其中一篇专题，“梁款”长篇大论，写电视剧《变色龙》，提出了什么香港意识。

自小在西环成长的吴俊雄，是会记得“西环住了好多发唔到达的潮州人”，包括他父母。他自小就把西环的庶民日常，或底下阶层的营役与娱乐，当作电影观赏。其后家庭经营小型山寨，家境好一点，父亲会买来德国制收音机，英国制喇叭，品味音乐。也时常带十一、二岁的吴俊雄到戏院看邵氏电影。

“我读华仁中学时，吕大乐（社会学学者）坐我隔离，两人兴趣相近，经常结伴看戏。”因学校是耶稣会办，作风自由，吴俊雄和吕大乐不时走堂，到附近的京都戏院看电影。其后，他们和同学成立‘大众文化行动组’，热衷做街访，研究流行文化的影响。

在另一个访问，吴俊雄提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由观众，转而学术和研究角度，看待自己的兴趣之物。

（当年）学者们习惯看轻普及文化的流行音乐，觉得只有古典音乐、文学值得研究。特别是法兰克福克学派认为制作流行文化的工业由资本家操控，“利用流行文化流水式的生产模式，令文化再无自主。”读黄霑的论文，他逐一提出反对论据，大有平反之意。

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仍然“未有资格”步入学术殿堂。梁款曾在专栏写道：“学院关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延伸湮没，或工业化对社会秩序的撞击，多过普通人如何挖鼻交心的小问题。”“最早期的香港普及文化研究，全靠一群年轻学者、研究生和文化人在学院的边缘大胆挑拨，误起炉灶。”

吴俊雄的确感受到，当年学院对流行文化的不重视。黄霑博士论文也写道，学者们习惯看轻普及文化的流行音乐，觉得只有古典音乐、文学值得研究。特别是法兰克福克学派，他们认为，制作流行文化的工业，由资本家操控，只求利润，以及“利用流行文化流水式的生产模式，令文化再无自主。”读黄霑的论文，他逐一提出反对论据，大有平反之意。

早于九十年代中期，吴俊雄等学者，尝试做开荒牛、先行者，“误起炉灶”。“其他学科积累了一百年的研究，西方或本地研究也多，如香港工业发展，香港家庭等。但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差不多由零开始。”他教书只能“撞下撞下”，今日不知明天教什么。因没有书本参考，没有太多正规的学术文章，要赶潮流，很多都要自己构思。

至2000年，开始多了学者研究，可以旁征博引，才渐渐丰富。

“霑叔也是梁款的读者？”

“不知道，不过霑叔有引用过梁款的文字。”反而是吴俊雄作为电视迷，第一次在银幕上见到黄霑当香港小姐司仪，“最先见到他台前略癫狂的样子。”而每晚电视汁“捞饭”，总听到好多由他创作，有意境的歌词。如《家变》，《狂潮》，百几集电视剧，每晚片尾一定见到顾家辉、黄霑的名字。

“他们Set了典范，好的歌就是这些，应该触碰你心里的感情，而他们写的，我有Feel。”

其后，吴俊雄在整体霑叔的遗物遗稿后，观点超出了艺人与电视迷之界分。他发现，在制作书册第五本“黄霑年轮”时，本想做霑叔的生平，却变成了香港的生平。例如黄霑八岁随父母从广州来港，落户深水埗。他是1949年那一批逃避战乱的香港新移民。与同代走难的几百万人，是“选择了香港的中国人”；1951年入读喇沙，读“番书”，接受殖民地教育；在深水埗亲睹“石峡尾大火”及其后的“双十暴动”。自小双十，家中挂上民国国旗，他反复思考落地与生根，国族身份等问题；1956年，当香港社会步入转型之年，电台电视、广告及大众娱乐兴起。他热爱粤剧戏曲；国语、外国电影及音乐，跟随梁日昭做国语电影配乐，及口琴演出。“入到片场，上海来的演艺人都是霑叔的师传。”

吴俊雄在整体霑叔的遗物遗稿后，观点超出了艺人与电视迷之界分。他发现，在制作书册第五本“黄霑年轮”时，本想做霑叔的生平，却变成了香港的生平。

1965年，黄湛森才以“黄霑”为艺名，正式出道，在丽的映声主持文化节目《青年联谊会》；其后一直以此名，演戏、填词、编剧、作曲和写专栏；以及正式入行，制作广告。被香港人视为一代鬼才。

黄霑在他香港大学的博士论文，详细分析这段影响他，也影响香港流行音乐发展的“前”脉络，大众娱乐如何从国语、西洋流行音乐与电影，转捩为“本土粤语”为主流王道。他曾引用吴俊雄《寻找本土香港意识》：

“香港人觉得自己属于香港，对他产生一种投入甚至自豪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适逢其会，和相对地点滴自发的过程。”早年香港人本土身份的确立，流行文化推波助澜不少。

吴俊雄想到更准确的形容，述说霑叔与他那一代人的关系——吴俊雄1957年出世，霑叔大他16年，1941年生，是介乎于吴俊雄与父辈之间的1.5代。“霑叔最特别，是他另一只脚，踏在第二代，负责把第一代吸收的东西，如中华文化的养份，转化为第二代也听得懂的东西。”

吴俊雄那一代人，及其后数代人，吸收1.5代人所发展和建立的香港流行文化和氛围而成长。

“我们和之前的世代，好大分别，我们土生土长，没有乡下记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得到安乐的生活，中间好多野你要牺牲、挣扎。这大堆开心不开心的感受，我们要Make sense of目前见到，了解在香港长大的经历，而霑叔这班创作人提供了某种东西。当时总觉得吸引。”

吴俊雄在《保育黄霑》特别提出，1976年是黄霑最重要的年份，也是粤语流行音乐重要的年份之一。那年，黄霑创作了《问我》，第一套新浪潮电影《跳灰》的插曲。“他和他那代人，许冠杰、郑国江、顾嘉辉等人，用粤语写本地心情、现代心情。霑叔提出了“我系我”，把当代本土香港人要对自己负责任这件事，释放出来。”

几十年后，吴俊雄换以师友身份，处理黄霑的遗物。身位复归了“研究对象”与“研究学者”，终于一窥曾经令他著迷的流行文化创作黑盒。

“书房有好多歌词手稿，抄下了最后版本，甚至有第二稿、第三稿的痕迹，如铅笔痕，纸仔，贴著写道：“点解我要咁改。”你知道了香港流行文化学者一路以来“估估下”的东西——流行音乐究竟如何生产？而黄霑几乎都画好图，告诉你，例如《沧海一声笑》如何经历难产的过程，最后第七稿为何变成如此。”

“流行文化与政治文化好不一样，创作人赶时间，整个创作过程不是学院派，要费煞周章，要写好蓝图。很多时即兴，赶时间，但流行文化创作从来没有什么纪录，有一份电影剧本已经好好。”吴俊雄认定，黄霑的书房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大宝库，决心要保育。十几年的保育过程，在霑叔身上，吴俊雄经常有一种，从他身上“又遇到新事、新物，可以向外发放的兴奋。”

3.7kg重的套书《保育黄霑》，甚至透视了香港流行文化发展、香港历史另一切面。也是吴俊雄，又名梁款，一位香港流行文化粉丝与学者，及数代人成长的透视。

“香港人觉得自己属于香港，对他产生一种投入甚至自豪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适逢其会，和相对地点滴自发的过程。”早年香港人本土身份的确立，流行文化推波助澜不少。

跟吴俊雄上黄霑的一课

端：保育人的一生、或者以人为单位的保育，有别于以往“实体保育”，如文物、建筑或空间的保育。十多年来《保育黄霑》的成书过程，你对“流行文化保育”有没有新的体会和理解？

吴：以人为单位的保育很少，但未必完全没有，但如此系统和规模，黄霑属于比较突出。保育黄霑和保育皇都戏院有点接近，两者都是流行文化，有别于天星皇后码头等殖民时代建筑，它自有另一套较大的论述。皇都戏院或者黄霑，近年大家比较留意，如最初一开始讲，在学院研究流行文化是一片荒地，你保育，历史通常由皇宫开始，慢慢由巨宅、厉害家族的建筑群，通常是硬件，大历史，大人物。之后才落到小人物，小历史，如娱乐历史等，都不是最先被摆上台面的东西。皇都和黄霑，表面上是戏子，不摆上台面。

有人争论，如果香港没有黄霑，没有邓丽君，又是否香港呢？

因为香港离开皇朝很远，重要的事情都不在皇宫，而是发生在街头、流行事物上。出了这套书，更确定如果不通过黄霑（或制作流行文化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讲到香港故事。

那是香港的边缘故事，它是一个商埠，自觉做“细艺嘢”（小劳作），一班人在这里生活，希望明天生活好过今天生活而已。其一是做实业，稳扎稳打，揾食揾钱（讨生活赚钱）；其二是香港人把生活的感觉，都放在文化娱乐，所以流行文化是香港重要一面。霑叔是流行文化标志性人物，所以由他带出香港故事，很适合。霑叔独特之处，没有一个人像他“多瓣数”。

端：与你曾经研究的歌神许冠杰，或其他流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对比，黄霑有何代表性？更能透视到流行文化工业，甚至是香港故事？

吴：从流行文化的层面，阿Sam和霑叔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和黄霑的分别，一个靓仔，另一个唔系咁靓仔（笑）。阿Sam是一个明星，站在台前。台前也重要，当出现一个人，大家都喜欢，就变成投射的对象，他作为一代人的投射对象，你会想，如果好像他唱歌那么好，就发达啦，好像他这么靓仔就好啦！他是可以黏得住的象征物。

霑叔不靓仔，但写好多东西。这方面，阿Sam一辈子都不够他来。霑叔在行内样样通晓，也在专栏记录有关的事。全香港没有一个演艺界的人，同时是专栏作家，而且写了四十年，每日都写，有时甚至写几个专栏。一篇写风花雪月，另一篇就写娱乐人物，总有一篇碰到行业发展。

这套书最重要的内容，都来自霑叔的专栏文章，四十年来，由1968年至2004年间，他把九成的剪报剪下来，并排好时序。而且由行内人讲行内事，霑叔亦有知识份子退后一步的能力，不只讲八卦事，也有好多观察和反省，甚至回望行业发生什么事。比起其他演艺人，他是更好的Storyteller。

那是香港的边缘故事，它是一个商埠，自觉做“细艺嘢”（小劳作），一班人在这里生活，希望明天生活好过今天生活而已。其一是做实业，稳扎稳打，揾食揾钱（讨生活赚钱）；其二是香港人把生活的感觉，都放在文化娱乐，所以流行文化是香港重要一面。霑叔是流行文化标志性人物，所以由他带出香港故事，很适合。

端：有别香港人对黄霑的普遍印象，如“鬼才”、“香港仔”等，你另外强调其“匠人”的特质。在他书房里，你发现到什么能突显他这一面？

吴：只看他的书柜，就知道他读好多书，而且是这样读书，其底蕴是这样浸淫。后来看他怎样创作，匠人的感觉特别强烈。特别八十年代中，香港流行文化之前都是食老本，打天才波。到某阶段一定不够用。

霑叔会讲，演唱会靠五光十色，靠换衫来吸引观众是不够，例如法兰·仙纳杜拉来香港演唱，只靠一把靓声融化你，为什么不可以学人，一把靓声，一支结他？他写很多，理想的流行文化就是专注，下苦功，剔除无谓的枝节，精益求精地做上去。

后来看他的手稿，认定他就是匠人。电影配乐如《黄飞鸿》，老徐（徐克）给他25万做配乐，但霑叔倒贴六万，花了两个多月，做了以前的电影人没有做过的事，把一首古乐《将军令》变成西洋流行曲，林子祥唱，花个几月，找来二十多个《将军令》版本钻研。而且他有本事找来中乐团最Top演奏师黄安源拉二胡，中乐团配戴乐民的电子琴。他说，这是中国音乐其中一种现代化的方式。

端：你提到黄霑音乐上的尝试和实验。霑叔的博士论文有一部份研究中国音乐、上海国语时代曲、乐队，以及粤剧文化等，如何影响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发展。你如何看黄霑这种有前因、有脉络的“香港性”？

吴：书展讲座上，我约略讲过，黄霑属于“1.5代”香港人，一只脚在第一代，另一只脚在第二代。他就在中间，既有第一代人的影子，如1920、30年出生的人，自然与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如上海来的演艺人是他的师传，他入到片场，就见到一班上海大师。即使是粤乐大师，如红线女等，都来自省广的，他其中一只脚踩了在这些中华文化的养份。即使他读喇沙，教会学校，最厉害也是中文科。教他中文那班人，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喜欢诗词歌赋，喜欢翻译，也是古文人。他的出身与中国文化脱不了关系。

但最特别，是他另一只脚，踏在第二代，负责把第一代吸收的东西，转化为第二代也听得懂的东西。不再是用古文或四字成语“Sell畀”第二代的战后婴儿，他把古文意境变成地道语，广东话。如他创作的广告语，可口可乐的“认真好嘢！”，家计会的“两个就够晒数”或“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说他是香港仔，因为他说的话，香港人明。而且他时不时夹杂了第一代喜欢用的语言，如沧海一声笑，很古意，但又简洁、精炼和敏感。任何第二、三代的香港人也看得懂。

黄霑属于“1.5代”香港人，一只脚在第一代，另一只脚在第二代。他就在中间，既有第一代人的影子，如上海来的演艺人是他的师传，他入到片场，就见到一班上海大师。但最特别，是他另一只脚，踏在第二代，负责把第一代吸收的东西，转化为第二代也听得懂的东西。

端：提到霑叔创作的广告语，你曾说霑叔一生人唯一一份全职是广告人，而广告创作影响后来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面貌？你如何看霑叔这身份和创作的关系？

梁：那时广告行业很特别，对于后来他们如何做流行文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在广告界，要顶住两种势力，一种“外来势力”，如美国可口可乐厂，广告语是“It’s a Real Thing.”，无得改，你谂你。特别当年，外国人对本地人从来都歧视，我是上级，你是下级。另一班他要顶住，是上海文人，当时广告公司主笔，有经验能力的广告撰稿人多数上海来，他们喜欢古装中文，广告语一定用四字成语，如齿颊留香，毕生难忘等。初出道，霑叔要令两班人同时Buy他。当时他年轻，未做过这行，花了好多力气做成几个大项目，如可口可乐，人头马干邑等。这对于后来他做流行文化，影响很大，一定要撇开八股，现代化，不用以前的“陈言死语”。

后来我和周梁淑仪（70年代任TVB助理总经理）谈，在TVB叫人写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插曲，她提议，不如学黄霑那些广告歌，本地，短小，口语化，不累赘。周梁本人最大的贡献，是做了一堆《狂潮》、《家变》等长篇电视剧，彻底把电视剧的Landscape改变。以前仍是青宫残梦，到了周梁年代，变成真正的香港电视剧，也配上香港式的歌声。我们成日讲，霑叔等人模塑香港一代的声音，这些例子可以见到。

端：黄霑作为你与父辈之间的1.5代，你是1957年出世，霑叔大你16年，即你吸收1.5代人所发展和建立的香港文化和氛围而成长，七十年代开始，你如何感受由这班人所制造的流行文化？

梁：香港人身份建立，流行文化是一大推波助澜，有段时间，流行文化是二五仔，自己不喜欢粤语歌曲，也不喜欢粤语片，1970-1971年那时全港粤语片放映量是0。那时流行文化，背叛本土语言到那种程度。大家认为娱乐水平，英语最好，国语次之，粤语唔掂（不行）。甚至连粤语歌都未出世。直至1973年，戏院上映《七十二家房客》，第一套粤语电影，由TVB艺人用《欢乐今宵》的方法，在大银幕放映，大家觉得好笑和亲切。74年就是《鬼马双星》，许冠杰以粤语讲故事，唱歌。霑叔在中间也推波助澜，最初他主要写国语，因为市场不要你粤语歌。75年后霑叔开始大量写粤语歌，如《射雕英雄传》、《狂潮》。最特别当然是《问我》，新浪潮第一套电影《跳灰》插曲。

霑叔的论文写道，本来《问我》讲自己，唱唱下，变成了全香港人的歌——“我系我”，把当代本土香港人要对自己负责任这件事，释放出来。他和他那代人，许冠杰、郑国江、顾嘉辉等人，用粤语写本地心情、现代心情，不再讲挂住乡下，而是“我系我，我系一个现代人。”

端：你当年有追星吗？

吴：不是现在这种追星（笑）。买碟、睇戏、留意动态就有。我好喜欢阿Sam（许冠杰），他是歌影视跨媒体，最先看他是电视Gag show《双星报喜》，每星期一次，之后再是电影《鬼马双星》，再买他的唱片。以后他每出一张唱片，我第一时间去买。70年代中，歌影视跨媒体成为香港主流，你一样通，要瓣瓣通。上一代，你唱粤曲就唱一世，界线分明。当时由你最喜欢的东西，总结这些就等于香港啦！

霑叔等人做了这一堆我们很喜欢的东西，自然成为香港人决定性的元素，一定有“辉黄”（顾家辉、黄霑）的歌。那时我在英国读书，经常琅琅上口，也是他们的歌。最香港的事，就是这些声音和影像，所以身在英国，死也要去唐人街睇《半斤八两》，午夜场花几磅也要看。

端：霑叔97年在港大读博士学位，旁听你的课，你作为流行文化研究学者，霑叔作为行内人，也是你的研究对象，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争论、误读或者对话？

吴：我们没有争论，是他教我东西，这样说好似好假（笑）。我读书多年，最不知道行内事，作为观众十几年，观众角度我很熟悉；书，我好熟，英国伯明翰大学以至香港那班大师如何分析流行文化，了若指掌。但我没有“制造流行文化”的现场感觉，霑叔最强是这方面，他前线经验丰富到不得了，好多时坐下谈天，他补充我好多思维的空隙，提醒我，事情不是这样，也不只是这样。

本来《问我》讲自己，唱唱下，变成了全香港人的歌——“我系我”，把当代本土香港人要对自己负责任这件事，释放出来。他和他那代人，许冠杰、郑国江、顾嘉辉等人，用粤语写本地心情、现代心情，不再讲挂住乡下，而是“我系我，我系一个现代人。”

最深刻一次，电影《黄飞鸿》徐克拍李连杰，他刻意用低角度拍李连杰，课堂上我说，代表伟大的巨人帮中国人打出一条血路。霑叔皱眉头说，出来饮茶，倾倾。他说拍摄时他在现场，低角度只因为李连杰拍上一场打斗，打到脚断了，根本拍不到下身。只可以用低角度拍，“你分析的角度是错的。”

我当然可以反驳他，即使李连杰不断脚，徐克都会选择这种镜头，因你要拍个伟人，一定这样拍；有时不是创作者的企图可以解释云云。但他所说的，好入到我肉，我不知道现场的“意外”。而流行文化的主旨，就是意外，特别香港流行文化，拍摄现场飞纸仔，根本好少Storyboard，临场又会改。演员没到，找另一个演员来做，如《天蚕变》，连主演都变成另一个人。

这种临场、意外、即兴、碰撞，快快地一班人做出来，用所有的文化理论，好难解释到，但香港流行文化有一大段时间是这样做出来。李连杰之事还可以争论，但香港流行文化的意外性，我读没有一本书讲到这东西，是彻底盲点。他真的是我老师。

端：花了十六年时间，《保育黄霑》出版了，可以谈谈整个团队的组成和分工？下一步是？

吴：团队是自由组合。过程中出现什么项目，熟悉项目的朋友就走在一起。最初复修的阶段，最多人参与。因为你需要整理眼前的一堆物件，否则走不下去。我自己读社会学，书虫一名，连复修一张纸也不懂。那时找了在博物馆、资料馆专家，有四至五人加入，主力做保育复修，连我一共七、八人，用半年时间盘点物件，做最基本的保养保存。后来我们选取部分遗物，在香港大学邓志昂楼办了三天的展览，叫“霑叔读书的日子”，对世人说，我们找到一堆东西，需要做点什么。这十几年，有人加入，有人退出，十几二十人在黄霑书房的大雨伞之下工作过。最多时候是三人工作，我和另外两个，一个聘请，另一个志愿，他们都喜欢流行文化。三人不时做围读，手执霑叔的手稿和文章、书信，读完再读，在当中找到个主题，再记录下来。

黄霑还有好多东西未发表，如Failed Project，他试了好多自己觉得不见得人的东西；另外，还有黄霑的色情文化，这次完全没有碰到。他那本《不文集》，年年有人问，会否再出版，我会回答他，《不文集》不是一本书，而是前前后后一大堆他所写过的性文章，《不文集》只是其中一个旗槛出品。他其他很学究地探讨“性”。在明报周刊出，一边是专栏“不文集”，咸湿笑话，但你翻过一页，另一边是“性的欢乐”，另一个专栏，好正常地谈“性是人天生的东西”，为什么要怕而不追寻？如果做黄霑的性，表面是不文集，里面还有好多其他内容。

端：读过你明报访问导演庄澄，你问了他三条问题作结，他说好难回答。我尝试换少少字眼，也问你：黄霑是什么？香港是什么？人生是什么？

吴：黄霑是什么？黄霑是朋友，他是我面对面，认识的朋友，而且他也是香港人的朋友。这说法好似好滥，但他就是有此特质，我们不会讲顾家辉是香港人的朋友。但他是。因为他亲民，Approachable，是文人但不文，可以讲粗口，讲完无件事，“有咩咁大把啫？”他这种态度令他可以跨越不同的界，令他来往自如，没有什么架子，没有什么顾忌。他也做了好多香港人记忆深嵌的东西，如《问我》。

香港是什么？香港是一个常变的地方，变幻原是永恒。整个战后历史，香港不断变，每十年变一次，书册第五本“黄霑年轮”，本想做他的生平，做做下，变成香港的生平。发觉每十年，香港就出现好不一样面貌的东西。如果要总结香港，它就是不断变动中的群体，每一期都有新挑战。所以要特别留意，帮我们解决和面对挑战的人，如何把香港变得更好，所以我常强调，1.5代、2.5代的香港人。他们在版块变动间，Set了好多阶模，由古代香港变成现代香港，靠他们写了不同的歌，拍了不同的电影，令我们觉得下一个阶段应该这样走下去。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在不断变动中，拥抱著永恒。在香港很感受到此事，特别近这几年，如何和相亲相爱的人，企好，拥抱著永恒，就是人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