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洋的地震“预言”：当日本的末日想象撞上香港的风水文化

一条关于“今年7月5日日本将发生大地震”的预言，于今年4月前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快速发酵。

这条预言来自日本漫画家龙树谅的《我所看见的未来》，该预言漫画于九十年代连载，1999年首次集结出版。关于七月的日本灾难，作者在书中写道，自己梦见日本和菲律宾中间区域的海底破裂，引发巨大海啸，海啸的高度高于东日本大地震时的三倍，牵连到香港、台湾和菲律宾。

这一预言在Youtube、Tiktok和Facebook等平台迅速被传播，并流传到海外地区。台湾事实核查中心分析，相关谣言的数量在今年3月后开始不正常地上升，4月到5月数量急剧上升，许多谣言影片用AI生成画面，搭配惊悚叙事来二次传播。龙树谅的预言也开始和诸如泰国命理师、香港风水师等其他预言师的说法结合，形成映照，在媒体上流传。

龙树谅在今年6月自费出版的《天使的遗言》中澄清，网上流传的“大灾难发生于2025年7月5日凌晨4点18分”说法为谣言。日本气象台和地震专家也多次辟谣，但谣言传播不止。

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估算，这一“末日预言”造成日本高达5600亿日元的经济损失。彭博社援引ForwardKeys的数据显示，自四月以来，来自台湾、香港和韩国飞往日本的机票预订数量有所下降，其中来自香港的预订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下滑了50%。计划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抵达的每周预订量也暴跌了83%。

七月过去，预言不攻自破，但仍有留下值得讨论的问题。日本灾难预言是如何发酵和传播的？港人对于日本灾难预言的热烈反应背后，和香港的本地文化有怎样的关联？地震又是否可以被准确预测？

地震“预言”背后的日本“末日想象”文化

这场地震预言的出处《我所看见的未来》源于九十年代，最早在1994年到1998年间于朝日新闻旗下的漫画杂志《真正恐怖的故事》上连载。

九十年代，日本“末日想象”不断流行。1990年后，日本泡沫经济从顶峰处破灭，许多企业和个人面临巨额债务，社会进入被称为“失落的十年”的经济大萧条。伴随着经济崩盘，日本发生了一系列动荡事件。1989年，昭和跨入平成年代之际，首都圈出现了连环杀手宫崎勤诱拐杀害了4名女童事件，轰动全国。第二年日本又接连发生札幌的右翼团体枪杀事件，以及左派反对天皇登基的爆破事件。

1995年随即成为标志性的年份。1995年1月，日本发生了阪神大地震，这场七级地震导致6000多人死亡，四万多人受伤，受灾地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仅仅两个月后，东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再次重创日本社会。奥姆真理教成员在东京的早高峰地铁上释放沙林神经毒剂，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达6000多人，事后该教派的多名策划者被判死刑。

奥姆真理教的兴起，也映照出当时末日想象的流行。奥姆真理教于1984年在日本成立，其教义融入了当时日本热销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教团宣扬人类将迎来末日，唯教徒能拯救日本，本土教徒一度达到上万人。一本研究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的书中提到，教团在后期大量招募流浪汉并将其训练为士兵时，会给他们播放宫崎骏的《风之谷》，这部影片讲述了在充满毒气的末世时代中，主角娜乌西卡最终拯救人类的故事，很大程度契合了教团的宗旨。

“九十年代后半期成为了战后日本史上人们对社会性自我实现的信赖感最低的时代，”日本文化研究者宇野长宽在2008年的著作《00年代的想象力》中如此写道，“ 相信着‘努力的话，就能找到生存意义’的日本社会，开始滑入到‘即使努力，也找不到生存价值’的世界中去了”。

弥漫着危机感的九十年代成为末日预言热销的时期，日本作家​​五岛勉的《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累计销量至少超过200万部，书中预言1999年7月人类将面临大劫难。动画《樱桃小丸子》《哆啦A梦》也推出与末日预言有关的剧情。也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预言漫画书《我所看见的未来》于1999年7月集结成册出版。

“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结束，日本社会变得低靡，这样不好的状态有可能作用于预言的流行。”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兼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森信人告诉端传媒。

二战、原爆、核污染和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末日想象，同样贯穿于《哥斯拉》《日本沉没》《你的名字》等日本影视作品。1954年首次上映，至今累计了38部的《哥斯拉》系列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怪兽电影，其设定被认为是对二战后日本人对战争创伤和核武器恐惧的隐喻。William Tsutsui在著作《Godzilla on My Mind》中写道，“该系列自1954年原作开始，有一个延续至今的核心主题：日本的深刻脆弱性。”

现在回看，九十年代幻想的世界末日没有到来。流行文化的叙事也伴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于野长宽在2008年的书中指出，进入21世纪，日本的流行文化叙事发生新的转变：主角的敌人从强大的社会或外部力量，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与自己相当的普通人，形成一种普通人为了个体生存，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大逃杀”的叙事，漫画《死亡笔记》即这一叙事下的代表作。

九十年代的想象如何在当下发酵？

长期处于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中，日本社会对灾难流言并不陌生。

根据NHK媒体研究部的中丸宪一在研究《‘灾害流言’——为应对误信息与假信息》中的梳理，早在1891年10月的浓尾地震中，就曾传出“海啸即将来袭”的流言，1914年的鹿儿岛县樱岛的火山喷发时，鹿儿岛市区也扩散过海啸将来袭等传言。

但近年来，社交媒体的普及改变了灾害谣言的传播机制。中丸宪一指出，与过去那种通过人际链条层层传播不同，现在社交媒体将信息直接发布给大众，随后被人们转发。在灾害流言的传播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起到了类似传统报纸、电视和广播的作用。

NHK统计发现，此次“7.5地震”末日谣言最初由日本介绍都市传说的网红传播，仅日语便有至少1400个相关视频，总观看次数超过1亿次。不过从去年底开始，预言在以港台地区为中心的海外地区扩散，与该话题相关的繁体字影片在Youtube上有至少220部，总播放次数超5200万次。有标题开头为“快逃！活命必看！2025年七月世纪大灾难？”的视频，播放达百万次；另介绍都市传说的中文自媒体“老高与小茉”也推出针对预言的介绍视频，播放量超500万。TikTok上相关影片不仅有以英语制作的，也有泰语和越南语，部分影片播放次数超过200万。

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兼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森信人对端传媒指出，该预言对日本的影响集中在旅游业，相比香港等海外地区的强烈反应，他观察日本社会反而不那么相信本次预言，“对日本人来说，外国人那么相信这则预言，是让人惊讶的事情。”

在森信人的记忆里，这是多年来首次有日本的灾害预言在海外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如果从旅游数据来看，港人的反应最剧烈：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的估算，6月的外国游客总数约338万人，较去年同月增长7.6%；其中来自台湾、中国、韩国和美国等多地游客数都刷新6月单月的历史记录，而香港游客大幅缩减33.4%。而前一个月，香港游客也下滑约11%，在国家旅游局公布的当月访日游客数的23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是唯一减少的地区。

为什么香港对日本地震预言如此敏感？

香港恒生大学的传播学院副教授陈智杰对端传媒表示，一个原因是预言和本地风水文化的结合，其次是日本是香港人热衷的旅游目的地，与港人生活有一定现实关联。“真实的感觉加上超自然的解说，传闻就会变得有真切感。”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日式灾害预言“通过社群媒体扩散到香港，与本地流行的风水文化融合，激发了出乎意料的影响力。

多家日媒提及，香港风水师助推了预言在港的传播，世界日报列举了七仙羽、李丞責和苏民峰等多位风水师对事件的参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峯在一篇评论中指，在香港，风水不止是一种民间习俗，也是一种媒体现象，在媒体上有一群相当显著的代表人物。

在陈智杰看来，风水在香港已发展成了流行文化，这种作为流行文化的风水论述具备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及不同条件下导向不同结果的可能性（contigency）。

这些特点也体现在通过风水文化“转译”后的日本灾难预言。今年初，香港风水师苏民峰曾在TVB节目中提及，今年日本、韩国、阿拉斯加等东北方位国家“处在病灾难位”，容易发生灾难，不建议人们到日本等地旅行。

从传播学角度看，陈智杰指出这些风水的灾难预测归属于“非正式资讯”（informal information），与之相对的是由正规机构和渠道分发的“正式资讯”（formal information），如政府通报、专家报告和新闻报道。非正式资讯的分发和传播更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消息可能未经实证但容易引发人们的不安或好奇，诸如都市传说和阴谋论等。

陈智杰对端传媒解释，这类“非正式资讯”通常会承担一种社会功能，即表达社会微妙的集体情绪。“可能是一种‘不安’、‘很不舒服’、‘uneasiness’”，陈智杰说。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不安的集体感受很难直接言说，但会体现在诸如风水文化、阴谋论、怪力乱神的都市传说的流行之中。

与其认为风水预言是“假的”“迷信”，不如说是它折射出社会心理层面的另一重真实。陈智杰认为预言在港流行这一现象背后透露的不安情绪，难以定位到单一原因，可能是经济下行、社会氛围变化或生活压力等多重因素的结果。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风水也提供给人们在不确定感中的能动性，例如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房子的方位来获得好运势，或不去日本以避免天灾。有针对香港风水话语和实践的文化研究认为，香港的风水文化是在顺应命运与运势的基础上，给予了个体一定的主动权与控制力。人们可以调整自身所处的空间，避开灾祸和负面能量，借助风水的人们不再只是忧虑命运，而能建立信心和希望。

香港大学的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教授锻治本正人在X做了有趣的比喻：“尽管有人说下个月“被预言”的地震“毫无科学依据”、“以现代科学无法预测地震”，但这些话在香港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就像你跟日本人说“血型性格判断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御神签不是科学预测、护身符和未来没有任何关系”，可以想象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不過，香港对预言的热烈反应，不能被简单推导为“人们全然相信”，陈智杰观察，对日本灾害的预言在年初已经在香港网络上出现，但许多讨论中预言话题被作为社交谈资分享，总体上“娱乐的心态比较多”。

但这种社交性的资讯分享也可能影响个体行为。如果从传播学中的“推敲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理论来看，人们对于信息处理有两种途径。当资讯涉及重要议题时，人会依据“核心路径”，理性评估和考量信息，如买房时会仔细阅读合同。但当讯息的切身影响较小时，比起搜集数据材料深入分析，人们更倾向以作出决策成本更低的选择，如日常外出吃简餐，大多数人不会去调研餐馆的背景资料后才做选择。同理，在日本预言的传播中，一些人会选择以简单的规避风险，如改变旅游计划的时间、目的地来換得安心。

当个体选择汇聚成集体行为，则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力。“集体行为从来都预料不到，像民主社会的大选投票一样，大选结果永远难以预料，”陈智杰说，“这可能是当初传播资讯的人想不到的”。

地震可以被精确预测吗？预测技术存在哪些争议？

此次地震“预言”的传播，或許也有现实因素的推波助瀾。今年1月，日本地震研究委员会将未来30年南海海槽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从70%上调到80%，并在3月发表了南海地震后果的损失预估：如果发生震级为9级左右的地震，最严重情况下死亡人数将达约30万人，受伤者约95万人，建筑物全毁数量约为235万栋，经济损失预计约为270万亿日元。港大的鍛治本正人教授在接受NHK采访中认为，南海海槽地震的灾难预估也提高了人们对预言的关注度。

面对预言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日本官方多次出来公开辟谣。气象厅长官野村龙一在5月21日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预测地震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规模，以目前的科学水平是不可能的。此类说法纯属谣言，是虚假信息。”

森信人认为，相比于华语地区，日本社会不那么相信预言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已了解地震预知的技术边界。“2011年东北大地震发生后，从科学角度不能预测几月几日发生什么样的地震，这成为了一种共识，普通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书籍上都有相关的科普。

人类目前无法预知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这也是海内外眾多地震学家的共同結論。

在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任职超30年的地震学家 Lucy Jones 曾对BBC表示，几乎不可能要准确预测地震发生，造成地震的地质因素复杂且不断变化，地震的规模很可能是在地震发生的当下才逐步形成的。

“人类在面对危险时，会强烈地想从中找出某种规律，这是对恐惧非常自然的反应。不过，这样的规律感并没有任何预测能力。” Lucy Jones 告诉BBC。

作为全球地震最频发的国家之一，日本社会一度对地震预测投注了很高期待，但这一乐观预期随着过去几十年多次大地震的创伤而被迫不断调整。目前，日本地震研究的重心已不再聚焦于对近年地震的明确预估。

曾担任日本地震学会会长的加藤照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世纪七十年代是人们对地震预报持相对乐观态度、期望值较高的时期。自1965年起，日本政府组织全国高校、政府机构和国家研究机构推进《地震预报观测研究计划》并以该计划为蓝本在全国逐步建立了地震观测网络。

然而，1995年的1月17日，阪神淡路地区发生了地震。 这次大地震是对日本的地震预报产生巨大的冲击，尽管阪神淡路地区位于地震观测网络范围内，当时7.3级的大地震并未被成功预测，死亡人数近6500人。

阪神地震促使日本政府对地震预报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总理府（即后来的文部科学省）设立了“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简称地震本部）。 在地震和地壳运动的预测上，大学和国家机构从分开研究转为共同合作，并从长期视角来评估活断层的活动——这种评估首次使用了“未来30年内发生地震的概率为XX%”的概率预测。

基于阪神大地震的预测失败，日本的地震研究重点从对短期情况的明确预测，开始转向长期性的大地震概率评估。

这一转向的产物之一，是如今时常出现在新闻媒体中的地震概率预测地图。该预测地图由地震本部下设的地震研究委员会负责，于2005年开始发行，地图预测了未来30年内发生震度6弱（日本标准）以上地震的概率，并被用于制定相关防灾政策和规划。

在2011年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后，概率图的可靠性成为新的争议焦点。和阪神地震一样，2011年的这场9级特大地震同样未被成功预测。当时作为日本地震学会副会长的加藤照写道，“此次北部地震未能得到科学预报，可以说令日本地震学界，特别是包括我在内的长期致力于推进国家地震预报研究的人们深感失望。”2011年10月，日本地震学会为此召开了一场主题为“质疑地震学的现状”的研讨会，地震学会也首次声明，“按照现有科学条件下，地震预测极其困难”。

对概率图的猛烈批评声之一，来自东京大学地震学的名誉教授Robert Geller。他在一篇2011年发表在《Nature》上的文章中指出，从1979到2011发生的大地震，都发生在了预测图上显示大地震概率较低的地方，其合作者也曾发表过对概率图的类似批评。不过，地震学界对于Geller的质疑声也有诸多反驳。

今年1月，日本地震研究委员会将未来30年南海海槽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从70%上调到80%，同样引来质疑。根据共同社报道，有研究者认为用以推算地震发生间隔的数据有限，数据本身的可靠性也存疑。提出该计算方法的研究者表示，如果2030年前后未发生巨大地震，就将停止使用该算法计算地震发生概率。

可以看出，目前的地震研究不仅无法预测准确的地震时间、规模和地点，长期的概率预测也仍然存在数据使用和方法论上的诸多争议。

在《预测创造的社会》（《予測がつくる社会 》）中，日本的科学社会学学者铃木舞和地震学家纐纈一起指出，概率预测争议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地震概率模型的验证很难遵循科学的“可复现”标准，地震的特殊性质使得很难让研究者们很难有统一的数据标准，例如在过往的争论中，有研究者倾向选择计算出来的模拟数据，也有人使用过往的实际数据。

另一问题是，地震预测模型能参考的数据非常有限，由于大地震每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发生一次，数据积累极其缓慢。举例来说，地震模型和天气预报所用的模型就完全不同，后者是基于每天大量的数据来不断验证，且可以根据结果修订，因此有较高的准确性。不过，森信人补充，目前日本社会依赖的地震预测信息之一仍然是长期概率评估，另一个是日本气象厅发布的紧急速报，即监测到地震后发出的警报。

对于日本社会而言，当地震无法被准确预知，最重要还是为不确定性做长期准备。在年初调高南海大地震的发生概率时，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平田直强调，“将数字四舍五入后由70～80%变为80%，这并不意味着概率提高了10%。另一方面，这依然是一个说明地震随时可能发生的数字。因此希望大家今后也继续做好随时应对地震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