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论粤语里程碑人物,“霑叔”黄霑(1941-2004)定是头几位可想到的。《狮子山下》、《上海滩》、《沧海一声笑》⋯⋯这位前辈词人、作家、作曲家的作品,影响遍及广大华人世界。2004年黄霑身故后,一班香港学者启动“黄霑书房”计划,历时两年多搜集了黄霑历年的专栏文章、学术论文、手稿、乐谱、传真、信件等文献,终在十六年后出版了《保育黄霑》一套五册,展示了黄霑身世与香港轨迹的交错,他对流行音乐的心得和见解、与同代音乐人的交往,成为研究黄霑至为重要的专集。端传媒为此专访在香港大学任教多年、长期关注流行文化和香港社会发展的编者吴俊雄,追古抚今,探究黄霑与粤语文化的关系。
一瞥霑叔书房
流行文化研究学者吴俊雄说,踏进黄霑的书房,“最记得是书,好多好多书。”
书房装潢和陈设简约,没有无谓的大件家具,没有地毡。“家居感觉很强,厨房常煲著汤水。”他第一印象,霑叔除了是读书人,也信佛理,一入门口就是一座三呎高的佛像。“一部小型的琴,正对佛像。”
书架比他想像中井然有序,就不同项目排放相关的书。手稿、文件与剪报分类妥当,按时排序。其中吸引他注意,是某几本“牛头不搭马嘴”的书,“苏轼作品集,旁边放了几本Edward De Bono讲创意思维的书。”受Edward De Bono启蒙的霑叔,90年代做了不少创意思维的讲座,常引用苏轼等古代词人作例子。
“有种感觉,他触类旁通,把表面上似乎无关的东西,串连在一起。”
翻开霑叔的书一看,很多划线和记号。“你见到一个好活跃的脑袋,不断问古人,是否真的这样?”例如一本民歌歌词书,专写那种直白情歌——我爱你爱到要跟住你死啦——黄霑在旁边写道 :“写得真好!写情应该咁样(这样)!”霑叔总是“人未到,声音先到”,连读书也七情上面,眉批“有声”,如同本人。
但在书房,吴俊雄见到的更多是霑叔豪情万丈底下,不为人知的细密与认真,还有其他。
2005年,吴俊雄与霑叔两位论文指导老师刘靖之、梁启平,应霑叔的家人之邀,到书房察看霑叔遗物。
未有保育念头前,吴俊雄不违言,最想私藏是黄霑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手抄笔记。“因为与我最近。”
97年至2003年其间,黄霑旁听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吴俊雄,两课有关香港流行文化研究的课。行内人、研究对象与研究学者真正的碰面与相交,竟是在学院。“24个星期,风雨不改,他坐在第一排的第三个座位,密密抄笔记。”
翻开那本笔记,犹有温度,好像霑叔未过世,“可以与他对话似的。”
吴俊雄大学办公室的工作桌台面,一大块玻璃,压著一比一实物复印的黄霑书台,即当年察看遗物,书台一瞥的定格。霑叔的书台当眼之处,有眼镜、放大镜、口风琴和稿纸。前方是电视机和音响、 唱片和影碟。音响柜内有电影《大家乐》的制作笔记、“迪士尼乐园巡回表演”的歌词手稿集等。
“我们搞学生报,颇受《号外》影响,它76年创刊,一整本印讲流行文化,以及歌影视产生出来的话题,即使连小说也夹杂了这些元素。当时香港作为城市,除了是中国边缘地方,也是发达的现代城市。”
晚年黄霑的手边书是《禅门日诵》和雍正帝自辑的《悦心集》。
书台如今“陈封不动”,保有霑叔生前的气息似的。虚虚实实的。的确,黄霑去世后,两人辛勤伏案的案桌,以另一种形式“神交”。
粉丝与开荒牛
“梁款”的分身,令吴俊雄有别于一般传统社会学系的学者。受左翼理论影响,治学认真严谨之余,却藏了个贪玩、贪看和贪听的心。
吴俊雄化名为“梁款”,90年代开始,在报章杂志以跳脱地道、好玩的文字,写下一篇篇流行文化评论文章。是个“学者型”歌影视超级粉丝。
“当时吴俊雄做专业嘢,梁款就做骑尼嘢(古怪事)。”梁款的名字,最早出现在香港大学刊物《学苑》。1977年入读港大,1979年任《学苑》总编辑的吴俊雄,说77年以前几乎没有人写流行文化,他和一班同学尝试开辟专栏,大讲流行文化。
“我们搞学生报,颇受《号外》影响,它76年创刊,一整本印讲流行文化,以及歌影视产生出来的话题,即使连小说也夹杂了这些元素。当时香港作为城市,除了是中国边缘地方,也是发达的现代城市。越来越多有钱人,也有很多色彩、种类的文化产品,但一般都不是高深精致,而是大众文化,娱乐文化。”
据说因编辑部人手不够,吴俊雄人格分裂,化身不同的笔名写文,学生报有一半文章出自他手,而其中一个笔名是“梁款”。梁款的定位,有意识地摆脱学究味,“坚持地道、细致,跟用家对嘴。令六岁的小孩和一岁的猪(麦兜)都有感觉,有启发。”他记得其中一篇专题,“梁款”长篇大论,写电视剧《变色龙》,提出了什么香港意识。
自小在西环成长的吴俊雄,是会记得“西环住了好多发唔到达的潮州人”,包括他父母。他自小就把西环的庶民日常,或底下阶层的营役与娱乐,当作电影观赏。其后家庭经营小型山寨,家境好一点,父亲会买来德国制收音机,英国制喇叭,品味音乐。也时常带十一、二岁的吴俊雄到戏院看邵氏电影。
“我读华仁中学时,吕大乐(社会学学者)坐我隔离,两人兴趣相近,经常结伴看戏。”因学校是耶稣会办,作风自由,吴俊雄和吕大乐不时走堂,到附近的京都戏院看电影。其后,他们和同学成立‘大众文化行动组’,热衷做街访,研究流行文化的影响。
在另一个访问,吴俊雄提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由观众,转而学术和研究角度,看待自己的兴趣之物。
(当年)学者们习惯看轻普及文化的流行音乐,觉得只有古典音乐、文学值得研究。特别是法兰克福克学派认为制作流行文化的工业由资本家操控,“利用流行文化流水式的生产模式,令文化再无自主。”读黄霑的论文,他逐一提出反对论据,大有平反之意。
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仍然“未有资格”步入学术殿堂。梁款曾在专栏写道:“学院关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延伸湮没,或工业化对社会秩序的撞击,多过普通人如何挖鼻交心的小问题。”“最早期的香港普及文化研究,全靠一群年轻学者、研究生和文化人在学院的边缘大胆挑拨,误起炉灶。”
吴俊雄的确感受到,当年学院对流行文化的不重视。黄霑博士论文也写道,学者们习惯看轻普及文化的流行音乐,觉得只有古典音乐、文学值得研究。特别是法兰克福克学派,他们认为,制作流行文化的工业,由资本家操控,只求利润,以及“利用流行文化流水式的生产模式,令文化再无自主。”读黄霑的论文,他逐一提出反对论据,大有平反之意。
早于九十年代中期,吴俊雄等学者,尝试做开荒牛、先行者,“误起炉灶”。“其他学科积累了一百年的研究,西方或本地研究也多,如香港工业发展,香港家庭等。但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差不多由零开始。”他教书只能“撞下撞下”,今日不知明天教什么。因没有书本参考,没有太多正规的学术文章,要赶潮流,很多都要自己构思。
至2000年,开始多了学者研究,可以旁征博引,才渐渐丰富。
“霑叔也是梁款的读者?”
“不知道,不过霑叔有引用过梁款的文字。”反而是吴俊雄作为电视迷,第一次在银幕上见到黄霑当香港小姐司仪,“最先见到他台前略癫狂的样子。”而每晚电视汁“捞饭”,总听到好多由他创作,有意境的歌词。如《家变》,《狂潮》,百几集电视剧,每晚片尾一定见到顾家辉、黄霑的名字。
“他们Set了典范,好的歌就是这些,应该触碰你心里的感情,而他们写的,我有Feel。”
其后,吴俊雄在整体霑叔的遗物遗稿后,观点超出了艺人与电视迷之界分。他发现,在制作书册第五本“黄霑年轮”时,本想做霑叔的生平,却变成了香港的生平。例如黄霑八岁随父母从广州来港,落户深水埗。他是1949年那一批逃避战乱的香港新移民。与同代走难的几百万人,是“选择了香港的中国人”;1951年入读喇沙,读“番书”,接受殖民地教育;在深水埗亲睹“石峡尾大火”及其后的“双十暴动”。自小双十,家中挂上民国国旗,他反复思考落地与生根,国族身份等问题;1956年,当香港社会步入转型之年,电台电视、广告及大众娱乐兴起。他热爱粤剧戏曲;国语、外国电影及音乐,跟随梁日昭做国语电影配乐,及口琴演出。“入到片场,上海来的演艺人都是霑叔的师传。”
吴俊雄在整体霑叔的遗物遗稿后,观点超出了艺人与电视迷之界分。他发现,在制作书册第五本“黄霑年轮”时,本想做霑叔的生平,却变成了香港的生平。
1965年,黄湛森才以“黄霑”为艺名,正式出道,在丽的映声主持文化节目《青年联谊会》;其后一直以此名,演戏、 填词、编剧、作曲和写专栏;以及正式入行,制作广告。被香港人视为一代鬼才。
黄霑在他香港大学的博士论文,详细分析这段影响他,也影响香港流行音乐发展的“前”脉络,大众娱乐如何从国语、西洋流行音乐与电影,转捩为“本土粤语”为主流王道。他曾引用吴俊雄《寻找本土香港意识》:
“香港人觉得自己属于香港,对他产生一种投入甚至自豪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适逢其会,和相对地点滴自发的过程。”早年香港人本土身份的确立,流行文化推波助澜不少。
吴俊雄想到更准确的形容,述说霑叔与他那一代人的关系——吴俊雄1957年出世,霑叔大他16年,1941年生,是介乎于吴俊雄与父辈之间的1.5代。“霑叔最特别,是他另一只脚,踏在第二代,负责把第一代吸收的东西,如中华文化的养份,转化为第二代也听得懂的东西。”
吴俊雄那一代人,及其后数代人,吸收1.5代人所发展和建立的香港流行文化和氛围而成长。
“我们和之前的世代,好大分别,我们土生土长,没有乡下记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得到安乐的生活,中间好多野你要牺牲、挣扎。这大堆开心不开心的感受,我们要Make sense of目前见到,了解在香港长大的经历,而霑叔这班创作人提供了某种东西。当时总觉得吸引。”
吴俊雄在《保育黄霑》特别提出,1976年是黄霑最重要的年份,也是粤语流行音乐重要的年份之一。那年,黄霑创作了《问我》,第一套新浪潮电影《跳灰》的插曲。“他和他那代人,许冠杰、郑国江、顾嘉辉等人,用粤语写本地心情、现代心情。霑叔提出了“我系我”,把当代本土香港人要对自己负责任这件事,释放出来。”
几十年后,吴俊雄换以师友身份,处理黄霑的遗物。身位复归了“研究对象”与“研究学者”,终于一窥曾经令他著迷的流行文化创作黑盒。
“书房有好多歌词手稿,抄下了最后版本,甚至有第二稿、第三稿的痕迹,如铅笔痕,纸仔,贴著写道:“点解我要咁改。”你知道了香港流行文化学者一路以来“估估下”的东西——流行音乐究竟如何生产?而黄霑几乎都画好图,告诉你,例如《沧海一声笑》如何经历难产的过程,最后第七稿为何变成如此。”
“流行文化与政治文化好不一样,创作人赶时间,整个创作过程不是学院派,要费煞周章,要写好蓝图。很多时即兴,赶时间,但流行文化创作从来没有什么纪录,有一份电影剧本已经好好。”吴俊雄认定,黄霑的书房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大宝库,决心要保育。十几年的保育过程,在霑叔身上,吴俊雄经常有一种,从他身上“又遇到新事、新物,可以向外发放的兴奋。”
3.7kg重的套书《保育黄霑》,甚至透视了香港流行文化发展、香港历史另一切面。也是吴俊雄,又名梁款,一位香港流行文化粉丝与学者,及数代人成长的透视。
“香港人觉得自己属于香港,对他产生一种投入甚至自豪的感觉,其实是一个适逢其会,和相对地点滴自发的过程。”早年香港人本土身份的确立,流行文化推波助澜不少。
跟吴俊雄上黄霑的一课
端:保育人的一生、或者以人为单位的保育,有别于以往“实体保育”,如文物、建筑或空间的保育。十多年来《保育黄霑》的成书过程,你对“流行文化保育”有没有新的体会和理解?
吴:以人为单位的保育很少,但未必完全没有,但如此系统和规模,黄霑属于比较突出。保育黄霑和保育皇都戏院有点接近,两者都是流行文化,有别于天星皇后码头等殖民时代建筑,它自有另一套较大的论述。皇都戏院或者黄霑,近年大家比较留意,如最初一开始讲,在学院研究流行文化是一片荒地,你保育,历史通常由皇宫开始,慢慢由巨宅、厉害家族的建筑群,通常是硬件,大历史,大人物。之后才落到小人物,小历史,如娱乐历史等,都不是最先被摆上台面的东西。皇都和黄霑,表面上是戏子,不摆上台面。
有人争论,如果香港没有黄霑,没有邓丽君,又是否香港呢?
因为香港离开皇朝很远,重要的事情都不在皇宫,而是发生在街头、流行事物上。出了这套书,更确定如果不通过黄霑(或制作流行文化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讲到香港故事。
那是香港的边缘故事,它是一个商埠,自觉做“细艺嘢”(小劳作),一班人在这里生活,希望明天生活好过今天生活而已。其一是做实业,稳扎稳打,揾食揾钱(讨生活赚钱);其二是香港人把生活的感觉,都放在文化娱乐,所以流行文化是香港重要一面。霑叔是流行文化标志性人物,所以由他带出香港故事,很适合。霑叔独特之处,没有一个人像他“多瓣数”。
端:与你曾经研究的歌神许冠杰,或其他流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对比,黄霑有何代表性?更能透视到流行文化工业,甚至是香港故事?
吴:从流行文化的层面,阿Sam和霑叔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和黄霑的分别,一个靓仔,另一个唔系咁靓仔(笑)。阿Sam是一个明星,站在台前。台前也重要,当出现一个人,大家都喜欢,就变成投射的对象,他作为一代人的投射对象,你会想,如果好像他唱歌那么好,就发达啦,好像他这么靓仔就好啦!他是可以黏得住的象征物。
霑叔不靓仔,但写好多东西。这方面,阿Sam一辈子都不够他来。霑叔在行内样样通晓,也在专栏记录有关的事。全香港没有一个演艺界的人,同时是专栏作家,而且写了四十年,每日都写,有时甚至写几个专栏。一篇写风花雪月,另一篇就写娱乐人物,总有一篇碰到行业发展。
这套书最重要的内容,都来自霑叔的专栏文章,四十年来,由1968年至2004年间,他把九成的剪报剪下来,并排好时序。而且由行内人讲行内事,霑叔亦有知识份子退后一步的能力,不只讲八卦事,也有好多观察和反省,甚至回望行业发生什么事。比起其他演艺人,他是更好的Storyteller。
那是香港的边缘故事,它是一个商埠,自觉做“细艺嘢”(小劳作),一班人在这里生活,希望明天生活好过今天生活而已。其一是做实业,稳扎稳打,揾食揾钱(讨生活赚钱);其二是香港人把生活的感觉,都放在文化娱乐,所以流行文化是香港重要一面。霑叔是流行文化标志性人物,所以由他带出香港故事,很适合。
端:有别香港人对黄霑的普遍印象,如“鬼才”、“香港仔”等,你另外强调其“匠人”的特质。在他书房里,你发现到什么能突显他这一面?
吴:只看他的书柜,就知道他读好多书,而且是这样读书,其底蕴是这样浸淫。后来看他怎样创作,匠人的感觉特别强烈。特别八十年代中,香港流行文化之前都是食老本,打天才波。到某阶段一定不够用。
霑叔会讲,演唱会靠五光十色,靠换衫来吸引观众是不够,例如法兰·仙纳杜拉来香港演唱,只靠一把靓声融化你,为什么不可以学人,一把靓声,一支结他?他写很多,理想的流行文化就是专注,下苦功,剔除无谓的枝节,精益求精地做上去。
后来看他的手稿,认定他就是匠人。电影配乐如《黄飞鸿》,老徐(徐克)给他25万做配乐,但霑叔倒贴六万,花了两个多月,做了以前的电影人没有做过的事,把一首古乐《将军令》变成西洋流行曲,林子祥唱,花个几月,找来二十多个《将军令》版本钻研。而且他有本事找来中乐团最Top演奏师黄安源拉二胡,中乐团配戴乐民的电子琴。他说,这是中国音乐其中一种现代化的方式。
端:你提到黄霑音乐上的尝试和实验。霑叔的博士论文有一部份研究中国音乐、上海国语时代曲、乐队,以及粤剧文化等,如何影响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发展。你如何看黄霑这种有前因、有脉络的“香港性”?
吴:书展讲座上,我约略讲过,黄霑属于“1.5代”香港人,一只脚在第一代,另一只脚在第二代。他就在中间,既有第一代人的影子,如1920、30年出生的人,自然与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如上海来的演艺人是他的师传,他入到片场,就见到一班上海大师。即使是粤乐大师,如红线女等,都来自省广的,他其中一只脚踩了在这些中华文化的养份。即使他读喇沙,教会学校,最厉害也是中文科。教他中文那班人,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喜欢诗词歌赋,喜欢翻译,也是古文人。他的出身与中国文化脱不了关系。
但最特别,是他另一只脚,踏在第二代,负责把第一代吸收的东西,转化为第二代也听得懂的东西。不再是用古文或四字成语“Sell畀”第二代的战后婴儿,他把古文意境变成地道语,广东话。如他创作的广告语,可口可乐的“认真好嘢!”,家计会的“两个就够晒数”或“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说他是香港仔,因为他说的话,香港人明。而且他时不时夹杂了第一代喜欢用的语言,如沧海一声笑,很古意,但又简洁、精炼和敏感。任何第二、三代的香港人也看得懂。
黄霑属于“1.5代”香港人,一只脚在第一代,另一只脚在第二代。他就在中间,既有第一代人的影子,如上海来的演艺人是他的师传,他入到片场,就见到一班上海大师。但最特别,是他另一只脚,踏在第二代,负责把第一代吸收的东西,转化为第二代也听得懂的东西。
端:提到霑叔创作的广告语,你曾说霑叔一生人唯一一份全职是广告人,而广告创作影响后来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面貌?你如何看霑叔这身份和创作的关系?
梁:那时广告行业很特别,对于后来他们如何做流行文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在广告界,要顶住两种势力,一种“外来势力”,如美国可口可乐厂,广告语是“It’s a Real Thing.”,无得改,你谂你。特别当年,外国人对本地人从来都歧视,我是上级,你是下级。另一班他要顶住,是上海文人,当时广告公司主笔,有经验能力的广告撰稿人多数上海来,他们喜欢古装中文,广告语一定用四字成语,如齿颊留香,毕生难忘等。初出道,霑叔要令两班人同时Buy他。当时他年轻,未做过这行,花了好多力气做成几个大项目,如可口可乐,人头马干邑等。这对于后来他做流行文化,影响很大,一定要撇开八股,现代化,不用以前的“陈言死语”。
后来我和周梁淑仪(70年代任TVB助理总经理)谈,在TVB叫人写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插曲,她提议,不如学黄霑那些广告歌,本地,短小,口语化,不累赘。周梁本人最大的贡献,是做了一堆《狂潮》、《家变》等长篇电视剧,彻底把电视剧的Landscape改变。以前仍是青宫残梦,到了周梁年代,变成真正的香港电视剧,也配上香港式的歌声。我们成日讲,霑叔等人模塑香港一代的声音,这些例子可以见到。
端:黄霑作为你与父辈之间的1.5代,你是1957年出世,霑叔大你16年,即你吸收1.5代人所发展和建立的香港文化和氛围而成长,七十年代开始,你如何感受由这班人所制造的流行文化?
梁:香港人身份建立,流行文化是一大推波助澜,有段时间,流行文化是二五仔,自己不喜欢粤语歌曲,也不喜欢粤语片,1970-1971年那时全港粤语片放映量是0。那时流行文化,背叛本土语言到那种程度。大家认为娱乐水平,英语最好,国语次之,粤语唔掂(不行)。甚至连粤语歌都未出世。直至1973年,戏院上映《七十二家房客》,第一套粤语电影,由TVB艺人用《欢乐今宵》的方法,在大银幕放映,大家觉得好笑和亲切。74年就是《鬼马双星》,许冠杰以粤语讲故事,唱歌。霑叔在中间也推波助澜,最初他主要写国语,因为市场不要你粤语歌。75年后霑叔开始大量写粤语歌,如《射雕英雄传》、《狂潮》。最特别当然是《问我》,新浪潮第一套电影《跳灰》插曲。
霑叔的论文写道,本来《问我》讲自己,唱唱下,变成了全香港人的歌——“我系我”,把当代本土香港人要对自己负责任这件事,释放出来。他和他那代人,许冠杰、郑国江、顾嘉辉等人,用粤语写本地心情、现代心情,不再讲挂住乡下,而是“我系我,我系一个现代人。”
端:你当年有追星吗?
吴:不是现在这种追星(笑)。买碟、睇戏、留意动态就有。我好喜欢阿Sam(许冠杰),他是歌影视跨媒体,最先看他是电视Gag show《双星报喜》,每星期一次,之后再是电影《鬼马双星》,再买他的唱片。以后他每出一张唱片,我第一时间去买。70年代中,歌影视跨媒体成为香港主流,你一样通,要瓣瓣通。上一代,你唱粤曲就唱一世,界线分明。当时由你最喜欢的东西,总结这些就等于香港啦!
霑叔等人做了这一堆我们很喜欢的东西,自然成为香港人决定性的元素,一定有“辉黄”(顾家辉、黄霑)的歌。那时我在英国读书,经常琅琅上口,也是他们的歌。最香港的事,就是这些声音和影像,所以身在英国,死也要去唐人街睇《半斤八两》,午夜场花几磅也要看。
端:霑叔97年在港大读博士学位,旁听你的课,你作为流行文化研究学者,霑叔作为行内人,也是你的研究对象,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争论、误读或者对话?
吴:我们没有争论,是他教我东西,这样说好似好假(笑)。我读书多年,最不知道行内事,作为观众十几年,观众角度我很熟悉;书,我好熟,英国伯明翰大学以至香港那班大师如何分析流行文化,了若指掌。但我没有“制造流行文化”的现场感觉,霑叔最强是这方面,他前线经验丰富到不得了,好多时坐下谈天,他补充我好多思维的空隙,提醒我,事情不是这样,也不只是这样。
本来《问我》讲自己,唱唱下,变成了全香港人的歌——“我系我”,把当代本土香港人要对自己负责任这件事,释放出来。他和他那代人,许冠杰、郑国江、顾嘉辉等人,用粤语写本地心情、现代心情,不再讲挂住乡下,而是“我系我,我系一个现代人。”
最深刻一次,电影《黄飞鸿》徐克拍李连杰,他刻意用低角度拍李连杰,课堂上我说,代表伟大的巨人帮中国人打出一条血路。霑叔皱眉头说,出来饮茶,倾倾。他说拍摄时他在现场,低角度只因为李连杰拍上一场打斗,打到脚断了,根本拍不到下身。只可以用低角度拍,“你分析的角度是错的。”
我当然可以反驳他,即使李连杰不断脚,徐克都会选择这种镜头,因你要拍个伟人,一定这样拍;有时不是创作者的企图可以解释云云。但他所说的,好入到我肉,我不知道现场的“意外”。而流行文化的主旨,就是意外,特别香港流行文化,拍摄现场飞纸仔,根本好少Storyboard,临场又会改。演员没到,找另一个演员来做,如《天蚕变》,连主演都变成另一个人。
这种临场、意外、即兴、碰撞,快快地一班人做出来,用所有的文化理论,好难解释到,但香港流行文化有一大段时间是这样做出来。李连杰之事还可以争论,但香港流行文化的意外性,我读没有一本书讲到这东西,是彻底盲点。他真的是我老师。
端:花了十六年时间,《保育黄霑》出版了,可以谈谈整个团队的组成和分工?下一步是?
吴:团队是自由组合。过程中出现什么项目,熟悉项目的朋友就走在一起。最初复修的阶段,最多人参与。因为你需要整理眼前的一堆物件,否则走不下去。我自己读社会学,书虫一名,连复修一张纸也不懂。那时找了在博物馆、资料馆专家,有四至五人加入,主力做保育复修,连我一共七、八人,用半年时间盘点物件,做最基本的保养保存。后来我们选取部分遗物,在香港大学邓志昂楼办了三天的展览,叫“霑叔读书的日子”,对世人说,我们找到一堆东西,需要做点什么。这十几年,有人加入,有人退出,十几二十人在黄霑书房的大雨伞之下工作过。最多时候是三人工作,我和另外两个,一个聘请,另一个志愿,他们都喜欢流行文化。三人不时做围读,手执霑叔的手稿和文章、书信,读完再读,在当中找到个主题,再记录下来。
黄霑还有好多东西未发表,如Failed Project,他试了好多自己觉得不见得人的东西;另外,还有黄霑的色情文化,这次完全没有碰到。他那本《不文集》,年年有人问,会否再出版,我会回答他,《不文集》不是一本书,而是前前后后一大堆他所写过的性文章,《不文集》只是其中一个旗槛出品。他其他很学究地探讨“性”。在明报周刊出,一边是专栏“不文集”,咸湿笑话,但你翻过一页,另一边是“性的欢乐”,另一个专栏,好正常地谈“性是人天生的东西”,为什么要怕而不追寻?如果做黄霑的性,表面是不文集,里面还有好多其他内容。
端:读过你明报访问导演庄澄,你问了他三条问题作结,他说好难回答。我尝试换少少字眼,也问你:黄霑是什么?香港是什么?人生是什么?
吴:黄霑是什么?黄霑是朋友,他是我面对面,认识的朋友,而且他也是香港人的朋友。这说法好似好滥,但他就是有此特质,我们不会讲顾家辉是香港人的朋友。但他是。因为他亲民,Approachable,是文人但不文,可以讲粗口,讲完无件事,“有咩咁大把啫?”他这种态度令他可以跨越不同的界,令他来往自如,没有什么架子,没有什么顾忌。他也做了好多香港人记忆深嵌的东西,如《问我》。
香港是什么?香港是一个常变的地方,变幻原是永恒。整个战后历史,香港不断变,每十年变一次,书册第五本“黄霑年轮”,本想做他的生平,做做下,变成香港的生平。发觉每十年,香港就出现好不一样面貌的东西。如果要总结香港,它就是不断变动中的群体,每一期都有新挑战。所以要特别留意,帮我们解决和面对挑战的人,如何把香港变得更好,所以我常强调,1.5代、2.5代的香港人。他们在版块变动间,Set了好多阶模,由古代香港变成现代香港,靠他们写了不同的歌,拍了不同的电影,令我们觉得下一个阶段应该这样走下去。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在不断变动中,拥抱著永恒。在香港很感受到此事,特别近这几年,如何和相亲相爱的人,企好,拥抱著永恒,就是人生的目标。
黄霑是什么?黄霑是朋友,他是我面对面,认识的朋友,而且他也是香港人的朋友。香港是什么?香港是一个常变的地方,变幻原是永恒。
后记
吴俊雄也有留意近年香港流行文化的复兴之势,他喜欢林家谦和Serrini,说林家谦,“个样不是好有表演技能,但这就成为了一种表演风格,他一出场大家都期待。”而Serrini,“不得了,风格多样化,有一种爆炸力,好多以前的女歌手都没有。”
Mirror十二子他不是个个认得,追过《大叔的爱》,特别欣赏Edan和Anson Lo的演技,“追回他们唱歌跳舞的MV,当知道演戏只是他们的副业,觉得惊人。”
新形势下的明星,都不同以往,是化整为零。吴俊雄说,他反而喜欢现在的流行文化,没有包袱,愿意试新、不怕失败的那种势。“霑叔一定喜欢,以前他自己也埋头做了一堆新嘢,不知道行不行。就像现在,失败也不用死,因成本低,自由度更大。”
原来黄霑还有好多东西未发表,如Failed Project,他试了好多自己觉得不见得人的东西,什么也有,如电影剧本《调景岭风云》,也有一批三分钟粤曲的歌词,将唐诗、宋词“流行曲化”等。
他说,这种试新,不怕失败,误打误撞。在意外中,不断创造。让我们了解到“香港是什么”。香港就是“试做九件的错,终于让我们见到,台面上第十件好东西”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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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見到《問我》 唏噓不知幾時會有保育黃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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