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失亲者：世界向前跑，他们留在了原地

编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一个足以瘫痪世界、为时代画下转折点的病毒闯入人们的视线。随后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万人感染、超过两百万人死亡。武汉，作为充满争议的“头号疫区”，渐渐隐没在其他重灾区的尘嚣中。在封城一周年之际，端传媒重访疫情起点，捡拾失落的个体，叩问疫情留下的改变、伤痛与重生。愿回望的目光，温暖当下的寒冬，并向未来注入力量。这是专题的第一篇，记录了失亲者的故事。

2020年最后一天，刘璐窝在沙发上，焦虑地等待手机提示音响起。

她刚刚发布了一条 1450 字的长微博——一封写给武汉某医院院长的公开信。2月8日，她的弟弟因感染2019冠状病毒肺炎，在ICU病房去世，年仅 43 岁。之后一整年，刘璐都想“要个说法”。她频繁拜访信访局、给相关部门写信、在微博@大V，但一直没收到任何回应，无奈之下，决定发出这封公开信。

十九天后，那条微博的数据一直停留在 9次转发、3条留言和7个点赞，其中，转发和留言都来自她自己的小号。

刘璐感到沮丧。在这座以“每天不一样”作为口号的城市里，向前看，似乎是唯一的选择。空了76天的街道很快被车辆和行人填满，上下班高峰期时，长江大桥和过江隧道依旧要堵上好几个小时。整改后重新开放的江汉路步行街，迅速被商户和顾客塞满，重现武汉商业“首街”的繁荣。大多数人都不愿回忆和谈论那段黑暗的日子，他们忙着赚钱，忙着消费，步伐匆匆地向前飞奔。

李文亮医生“吹哨”一周年，或是“发哨人”艾芬在微博上维权时，关于武汉疫情的记忆被短暂地唤醒，又迅速被新话题掩盖。但是，在微博不被注意的角落里，还有很多像刘璐这样的疫情中的失亲者，一遍一遍回溯亲人生前的细节，自顾自地说着“如果当初⋯⋯”3869这个武汉官方通报的死亡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彻底破碎的家庭和无法走出伤痛的人，他们被快速驶向前方的列车留在了原地、留在了悲痛中。

无法向前看的人

弟弟去世后，刘璐的生活像是停滞了。

她之前在网上做珠宝和化妆品生意，经常出去参加活动和饭局，认识新的客户。但2020年，她完全没心思打理生意。受疫情影响，生意本就不好做，总价值十几万的化妆品一盒一盒地堆积在家，房租拖欠了一年，刘璐也不愿意出门见客户。除了吃饭和睡觉，大部分时间，她都窝在货品旁边的沙发里看手机，一看就是一整天。

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差，常常整夜睡不着觉，中午从床上爬起来，头疼一整天。她曾尝试跟身边的朋友倾诉，絮絮叨叨说着弟弟的事情。一开始，大部分人都表现出关心和同情，劝她想开点。时间久了，说得多了，回应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不要再“传播负能量”。

刘璐气得删除了一大半的微信好友。这些人大部分是原来做生意认识的，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美食和美景，刘璐原来常常给他们点赞，但弟弟去世后，她一看到这些内容就莫名地生气，觉得他们只知道岁月静好，不懂人间疾苦。

在那之后，刘璐觉得没人理解她，躲进了网络世界。她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专门记录与弟弟有关的事，有时一天一条，有时一天三条，想到的时候就发。冬至那天，刘璐买来一份热气腾腾的水饺，第一件事就是拍视频，发到微博上，配的文字是：“我至今不能相信，你没有走过上一个的冬季。”

黄琳也觉得没有人能理解她。母亲去世后，她一直活在愧疚里，整夜失眠，无缘由地发脾气。特别是母亲刚离开的那段时间，她整天躺在家里哭，完全没有心思辅导女儿的作业，常为一些小事跟老公吵架。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僵，黄琳愈发不知该怎么跟他们开口，情绪都郁结在心里。

有时候实在崩不住了，黄琳会约老同学王薇出来聊聊天，她同样在疫情之中失去了母亲。黄琳佩服王薇——她很快重新开始工作，又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孩子的照片，似乎已走出了阴影。王薇却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呢？

三月底，王薇就响应复工复产的口号，回到工作岗位上，她根本没有时间处理悲伤。除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同事，王薇基本不跟人聊起母亲去世、自己和父亲感染的经历。“他们坐在家里看电视，根本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的。”

除了向前看，王薇觉得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在这场疫情之中，她不仅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儿，也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一个孩子的母亲，以及，一名体制内的工作人员。

领导要求大家天天在“学习强国”打卡，积极转发宣扬国家战“疫”的正能量新闻，王薇憋着一肚子火：“根本不是这样”，却只能机械地转发。“身为一个党员能怎么办呢？”她抹了把眼泪，勉强笑了下，“（党员这顶）帽子戴在头上，限制太多了。”

回到家里，王薇也没有喘息的机会，她忙着给丈夫做饭，辅导儿子做功课，周末还要去探望独居的父亲……生活迅速恢复到原来的节奏，她强迫自己忘记那几个月的经历，承担起母亲在家里的责任。

“听到别人比我惨，才觉得好受一些。”

独处的时候，那些痛苦的记忆如沉渣泛起。她到现在还记得，刚带母亲去医院的那几天，急诊大厅里挤满了人，光打针就要排队 12 个小时，有些人排着排着突然倒在地上死掉，几个小时都没人来处理，而排在身后的人绕过尸体继续向前蠕动。她记得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的病人正在吸氧，不知不觉地没了声音，人就这样走了；半夜去开水房打水，她踢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低头一看才发现是一具随意包裹着的尸体⋯⋯想起这些和母亲的死，王薇便会躲着家人哭一会儿，再迅速打起精神。“比我家还惨的多了去了，不都照样得活下去吗？”她这样自我安慰。

和王薇一样，刘璐也会从更悲惨的故事中汲取安慰。疫情之后，不玩微博、不关心社会事件的刘璐养成了看社会新闻的习惯。她关注了上百个新闻平台、律师和知识分子的账号，还加了好几个医患纠纷维权群——有人做近视眼手术导致失明，有人因误诊而全身瘫痪，有人只是拔个牙却猝死……

“听到别人比我惨，才觉得好受一些。”刘璐有时甚至觉得，这些可怜人比亲戚朋友们更贴近她的心。

刘璐跟好几个亲戚断绝了往来，包括弟媳。弟媳不赞同刘璐起诉医院、信访维权，觉得这是在“闹事”，怕影响到她和孩子今后的生活。两个人为此争吵过很多次，最后互删微信好友，再不往来。

11月，小侄子过生日，弟媳请了很多亲戚到家里庆祝，但没有邀请刘璐。那天晚上，她在外卖软件上给侄子买了一个蛋糕送过去，接着又给自己买了一份水饺。空荡荡的客厅里，刘璐独自坐在沙发上，边吃边看手机。

维权群里几百条信息迅速地滑动，刘璐看着这些陌生的网名，获得了一种莫名的安慰和力量——世上有那么多苦难，她并不是孤身一人。

最后一天，他留下一句：“救救我”

一些画面长久地缠绕着失亲者们。

提起母亲，黄琳就想起她们的最后一次对话，然后在心里骂自己。

2月9日，父亲作为确诊病人，由社区统一安排住进了武汉市普爱医院，一周之后，母亲也拿到了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黄琳和丈夫、孩子困在家里，她急得不停地给社区打电话，但社区称母亲属于特殊病人，需要由卫健委统一安排。

直到2月16日，母亲仍未入院。中午，母亲打来电话，用充满愤怒的语气命令黄琳立刻赶过去照顾她。黄琳解释说，小区封闭了，也没有车，她过不去。但母亲不依不饶，像小孩子一样闹脾气。黄琳的怒气一下子窜上来：“你都确诊了还要我过来，万一感染了怎么办，我的孩子和老公怎么办？”

黄琳挂掉了电话，她没有想到，这会是自己和母亲最后的对话。

晚上，黄琳还在犹豫要不要给母亲道歉，就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母亲去世了。她感觉脑袋像针扎一样疼，一低头，整个人晕倒在地。第二天一大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把遗体运走了，黄琳没来得及见母亲最后一面。

很久之后，黄琳辗转听到，母亲是被上门巡逻的工作人员发现的，当时她正躺在卫生间的地上，已没有了呼吸。这个消息再次让黄琳崩溃。她不敢细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经历了什么。这成了她永远的心结。

王薇也一直遗憾，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2月初，母亲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去世，得知消息时，王薇和父亲正在酒店隔离，父亲高烧至39度。为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王薇骗过隔离酒店的志愿者，偷偷开车出去。隔离病房不让靠近，王薇裹紧羽绒服，在湿冷刺骨的风里等了很久。她远远看见几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用担架抬出两具遗体，立即站起身来。其中一个应该就是母亲吧，她心里猜想，眼泪顺着脸颊淌到下颌。

接下来两个月，她和父亲相继确诊，在隔离酒店、医院和康复中心辗转多次，最终才康复回家。这段时间里，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照顾父亲上，从不提及母亲。只有晚上，躺在自己的病床上，王薇才会闭上眼，任眼泪止不住地流。

遗憾和愧疚拉扯着活着的人，让他们无法迈开脚步。

过去的一年，刘璐常常责怪自己太晚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官方前期信息不透明、媒体报导有限，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刘璐都觉得这只是一场流感。弟弟刚发烧时，她还说：“没必要去医院，吃几片维生素C，蒙着被子睡一觉就好了。”弟弟和弟媳先后确诊住进医院，她仍然没当大事。直到弟弟突然去世，她才恍然，原来这个病会死人。

刘璐生于1970年，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成长起来，事业达到巅峰时，又因下岗潮，再次陷入经济焦虑之中。回顾自己的人生，刘璐觉得自己始终围着钱打转。她和弟弟从小一起生活，关系很密切。长大之后，刘璐投身事业，不结婚，不生小孩，也很少跟亲人相处，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靠弟弟处理。弟弟去世后，刘璐才意识到，自己逃避了多少做姐姐的责任。不论是在感染期间，还是此前43年的人生里，她都没能照顾好他。但这一次，她没法再置身事外。

她把弟弟最后几天在医院里发的微信信息拼凑起来，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叙说：入院第一天，他说，按铃一个小时都没医生来照顾他。李文亮去世那天，他说，李医生条件那么好，都走了。最后一天，他留下一句，救救我，就昏厥过去，再也没能醒来。

刘璐对一件事耿耿于怀：弟弟入院两天就变重症，2月2日就变危重，为何没有被及时转入ICU？医院对弟弟的治疗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在得到解释之前，她没办法开始新的生活。

为弟弟“要个说法”

先开始，刘璐想以医疗损害为名起诉医院，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她四处咨询律师，自己写好起诉书提交到法院，又因没有医学会的医疗鉴定被退回。刘璐向中华医学会提出申请，却得到回应说，涉及2019冠状病毒肺炎的医疗鉴定超出其能力范围。诉讼这条路，还没开始，就被堵死。

刘璐多次对法院不予立案的决定提出质疑，每次都得到一样的回应：“因案件涉及疫情，需要研判并向上级汇报”、“根据上级精神和有关政策，法院目前对此类案件采取不予立案的政策”。

刘璐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相关部门都“谈疫色变”。她对医院的诊疗过程存在质疑，应该有渠道向医院或监管部门反映。为什么到了这件事上，一切都变得不正常了？她跑信访局、打市长热线、给各级领导写信……尝试了各种方法，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在其他家属的介绍下，刘璐学会了使用 Twitter 。鱼龙混杂的信息从防火墙的另一边喷涌过来，她甚至感觉，自己这几十年接受的教育几乎被推翻，原本稳固的世界观，一点一点坍塌。

为什么有些关于疫情的报导会被删除，为什么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会被判刑四年，为什么说真话会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作为一个从不关心也毫不了解政治的普通市民，她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刘璐偶尔会跟微博和 Twitter 上的网友聊起这些，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是一边骂一边叹气，最后无奈地说一句，在中国就是这样。

但“凭什么只能这样？”刘璐继续打电话、写信、跑信访局，试图在法律框架内开辟出一条表达诉求的路径。她从亲戚那里借来一个录音笔，跟法院、信访局或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沟通时，悄悄录音留证。除了原来的微信账号，她又注册了一个小号，还学会了使用 Signal 聊天，并从好几个逝者家属群里退出来，避免惹上麻烦。

这是不得已的举动。据刘璐了解，武汉解封之后，很多接受过国外媒体采访的人都被所属地的居委会、派出所或其他相关部门盯着。逝者家属们成了“敏感群体”，常常担惊受怕，不敢再接受媒体采访，也尽量避免跟其他家属联系。

在家属群体里，刘璐属于比较低调的那种，她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表达激进的观点，但仍然遭到其他家属的质疑。前一个月，有一位家属的诉讼在立案的前一天被撤销，有人猜测，是因为她总去“闹事”，给法院造成了压力，才连累了其他家属。刘璐又生气又难过，相比于其他朋友的不理解，家属之间的嫌隙更让人心寒。

但她自己也很难免于恐惧。12月，刘璐最早认识的逝者家属之一李伟从外地回到武汉，约她吃饭。李伟和弟弟年纪相仿，刘璐觉得很亲切，偶尔会在signal上跟他聊天。当李伟提出见面时，她既期待又忐忑。

在家属群里，李伟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父亲去世后，他充满了愤怒，在大量的外媒采访中声称，是政府的瞒报害死了父亲。

很多家属骂李伟是“汉奸”、“卖国贼”。刘璐对此忿忿不平，觉得李伟有表达的自由，恨不得站出来声援他。但与此同时，刘璐又很矛盾。她认为，有些外媒报导跟国内官媒报导一样具有偏向性。她不赞同李伟“打舆论战”的方式，这样很难推动事情的解决，反而会被当作政治博弈的工具。

见面那天，刘璐和李伟从午饭一直聊到晚饭时间，从小时候在武汉的记忆到今后的打算，什么都聊。但当李伟提出想把她介绍给外媒记者时，刘璐变得紧张起来，坚定地拒绝了。

李伟提出拍张合照留作纪念。“还是算了吧。”刘璐害怕因此跟李伟被归为同类，贴上“激进”的标签。

李伟尴尬地笑笑，“没事，我理解”。两个人沉默了一段时间，便仓促告别了。

出口

2020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是同一天，武汉的节日气氛尤其浓烈，马路两边挂满了红灯笼和红旗，大街小巷挤满了游玩的人。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期盼已久的亲人团聚的日子，但对刘璐来说，不过是又是难熬的一天。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窝在客厅的沙发里。有家属在群里发来节日祝福，刘璐回复了一句，“中秋快乐”。犹豫了十分钟，她又点开聊天界面，改口说道：“我们的中秋，没有快乐”。微信群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人回复她，“同感”，有人发来一个哭泣的表情。刘璐反复翻看这几条消息，心里觉得好受了一些。

过去的一年，像刘璐一样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人，从愤怒变得悲伤再变得无力。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他们太渺小，说不了什么，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安慰自己，时间会治愈一切。

王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那几个月的经历，时间久了，想起母亲的次数越来越少，家庭生活给她的满足感也越来越强。黄琳在母亲去世后一度陷入抑郁，最近，她在朋友的建议下开始向心理咨询师求助，一点一点地挪开压在心里的石头。

一些人寻求宗教的安慰。父亲在染疫后未得到及时医治，于2月初去世，一度令恩哥沉浸在悲愤中，在网上骂医院、骂政府。他是典型的武汉人，脾气大，性子急，带有一点江湖气。疫情之前，他在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都应付得游刃有余。但父亲的离世，击碎了这套游戏规则带给恩哥的自信，他转而皈依了佛教。

恩哥关掉了名下的公司，跟生意场上的人减少往来，也几乎不在网上跟人对骂。“都没意思。”他说。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在家里打坐念经，或开车几小时、到郊区的寺庙里供奉香火。按照佛经的说法，这样做能替死去的父亲行善积德，恩哥觉得，这比向政府追责更有用、更容易。

恩哥有时会尝试开导刘璐，劝她放下执念，“善恶终有报”。刘璐不认同他的做法，觉得这不是“放下”，而是“放弃”。但听他分享得多了，刘璐慢慢开始了解佛学，其中的生死观念给了她很大的慰藉。按照佛家说法，去世的人没有死，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刘璐试着去寺庙烧香。她跪在佛像正前方的蒲团上，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跟弟弟说话。音箱里的诵经声和淡淡的香火味在身边飘荡，刘璐感觉眼皮越来越沉，思绪越来越轻，弟弟的脸浮现在脑海里，好像他真的没有离开。

在那之后，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刘璐都会把一整天的时间空出来，去寺庙上香祭拜，其他的日子，再像往常一样看病历、写信、打电话、上访。刘璐听说，有些人维权了七八年才成功，还有人成了一辈子的访民。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想要的“说法”。

但现在，望不到尽头的日子，被无数个初一和十五切割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时间，刘璐觉得安心了很多，也更加确定，会继续走下去。

应受访者要求，刘璐、王薇、黄琳、李伟、恩哥为化名。

武汉封城一年，我们将在本周六（1月23日）带来一场线上的声音分享会，邀请曾于封城时于武汉以文字和影像记录的特约记者，以及疫情亲历者，以声音片段，剥开封城记忆的禁忌与忘却。

本次活动免费，“点此”报名即可参加。

📌小聚时间：2021 年 1 月23 日（六）19:30-21:30（UTC+8）

📌分享人：
武汉特约记者
疫情亲历者

📌主持人：
吴婧 端传媒总编
宁卉 端传媒国际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