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杀人？没有法律定义和标准工时，月做350小时猝死的香港电梯工人

“我总是觉得，他好像还在。”

丈夫猝然离世，陈太把大部分遗物都清理掉，惟独保留著最贴身的物件：手机和钱包。手机仿佛是她和先生维持连系的工具：“除了行山和游水，他没什么喜好，常常是我玩什么他又跟著玩。吃完饭，我们就一起坐在这里玩手机。”昔日二人对坐的饭桌，如今只剩她一个，口里道著日常，眼眶不知不觉间渗著泪水。 “一开始他看我玩，明明说这个游戏很闷，后来他却跟著玩上瘾了。现在我帮他继续玩，一起升级。”

结婚20多年，一起生活了8000多天，再平凡的片段，此刻都成为心中的千斤重担。

2024年7月9日，电梯维修员陈家儿在工作期间心脏病发去世，终年59岁。

出事前的周末，陈家儿连续工作了三日两夜：7月6日早上开工，直至7月8日晚上才下班，合共工作了59小时。睡一觉后，7月9日早上他又继续上班去。当日下午接近5时半，他在深井的屋苑完成了一宗紧急维修个案，将被困者救出后，走到电梯大堂向保安交还锁匙时，忽然晕倒。保安急忙召来救护车将他送院抢救，延至晚上7时证实不治。

解剖报告显示，陈家儿主要死因是缺血性心脏病。雇主星玛电梯公司在呈交予劳工处的表格上特别写道，这并非工作相关的伤亡。7个月后，劳工处来信表示，由于雇主没有给予书面同意，处方对其死亡补偿的申索不作裁定。

“我老公在这间公司工作了25年，每个月加班挨夜，工作3、400个小时，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他还是在工作的时间倒下的，怎可能与工作无关？为什么公司可以不负责任？”事发时，陈生陈太一对子女还在读大学，学费、生活费、殓葬费尽数压在陈太一人的肩膊上，陈太独力难支，她向雇主苦苦哀求，希望雇主念在先生多年贡献，协助度过经济难关，至少为陈生支付殓葬费。然而，雇主拒绝承担责任。

陈太意气难平，决心要为死去的丈夫鸣冤。

解构电梯工人长工时之谜

陈家儿的病发，是否真的与工作完全无关，纯粹个人疾病？先来解开第一层的谜题：电梯工人的工作时间真的那么长吗？通宵待命的时间又是否劳累，抑或是大部分时间都可以休息？

陈家儿去世前半年，每个月平均工时超过350小时。笔者访问了3位来自不同公司的电梯维修员，发现他们每月工时都超过300小时，有的更长达每月400多小时。

他们的休息安排与陈家儿大致相若，一个月里只有3个星期日可获休息，其中一个星期日需要轮班通宵工作，此外每个月还有5至7天要值夜班，每个月常有连续工作13天的情况，更夸张的是连续工作20天也有之。

不同公司值夜班的模式各有些微差异，有的是由公司编更及工人自行协商调更，有的是固定每隔几天要值一次夜班，有的则是一个月里有一整星期值夜更。最后这种模式看起来最是疲累，电梯维修员梁先生（化名）就是其中一员。在值夜更的那周，他们日更也要继续上班，亦即至少会连续工作7日7夜合共168小时。168小时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行业中，雇员普遍每日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5天，一个月下来是176小时，2024年香港雇员的工时中位数大致如此。

换言之，梁先生一个星期就做足了普遍港人一个月的工时。

他有时会因为夜更当值时接了太多宗紧急维修个案，疲倦得实在撑不下去而向上司请假。他说，这时上司总是百般留难，即使间中允许，最多也只能请假一天，不可以连续缺席。上司的说法是，日间当值时不一定要工作，只需要到场让客人见到即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电梯维修员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为两项：定期检查保养（俗称抹油），与及紧急维修。他们通常是在日间时间做抹油，晚上则在休息室候命，一接到紧急维修召唤就要外出工作。

受访维修员日间的工作量都很接近，每日要保养6至8部电梯，不过，电梯故障不会看时间，日间收到紧急维修召唤也是常见的事，这时维修员只能先搁下保养工作，先做维修。一空闲下来，就要回头处理堆积的保养工作。

另一位维修员孔先生（化名）说：“日间工作完已经很累，需要休息，有时三更半夜在休息室差不多睡著了，忽然就会接到电话要做维修。”一个月内，有没有试过有一晚可以睡到天亮，不用做紧急维修的？孔先生想了想，笑说：“几乎没有......可能是一年内会有一晚吧。”

陈家儿太太听丈夫的同事说，公司的休息室有浴室、洗衣机和床位，但由于夜更时间经常会有维修工作，例如是凌晨12时接到电话，外出工作完回来，洗澡安顿好，都已经3时了，可能早上6时又再接到电话，一晚往往只有两、三个小时可以休息。

在家里，为免家人担心，陈家儿很少谈及工作。陈太说，早年女儿会考后获得本地大学录取，但是，父亲早出晚归的辛劳，她看在眼里，为了不加重父亲的负担，女儿毅然选择在内地升读大学。

除了身体的劳累，维修员还面对精神上的压力。孔先生说：“接到电话会很紧张，要在合约指定时间之内到达。如果是有人被困，20分钟内要去到。单纯是坏机而没有人被困，就要在45分钟内去到。到达之后，还要跑楼梯、落井或是上电梯顶。一宗维修工作快则十多分钟完成，慢则要花数小时。维修牵涉多重技术，包括机械、电器、电脑知识，很伤脑筋的。”

陈家儿1981年入行当电梯维修员，已有40多年经验，陈太展示丈夫的不同专业资格证。摄：林振东/端传媒

陈家儿1981年入行当电梯维修员，16岁由学徒做起，已有40多年经验。然而，直到去世前，他每日的底薪只有673港元，比起一般地盘杂工日薪800元还要低。如果完全不加班，他的月入就只有约1.7万元，低于香港入息中位数。在病发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陈生的工资接近4万元，当中超过一半是加班收入。

受访的维修员不约而同地指出同一个长工时的原因：公司开出极低的底薪，令工人必须大量加班才有足够收入，以应付生活所需。另一个常被提及的原因则是人手不足，而这是低底薪、长工时与及工作艰辛种种因素交织之下产生的恶性循环。

人手不足的问题不仅令工作量增加，还会造成安全问题。

由闭路电视截图可见，陈家儿倒下的一刻，身边并无其他同事支援。据陈太了解，他当时是独自一人去做维修工作。机电工程署在《升降机工程及自动梯工程实务守则》列出，有15项工作是必须确保由两名或以上工程人员进行，如果无可避免要派人单独工作，须先作出风险评估。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像陈家儿那样独自工作的情况非常普遍。孔先生表示：“走修理多数是一人工作，遇上政府部门来检查时，公司就会多派一个人来，符合机电署两人工作的要求。”

更有甚者，工作量太大难以应付时，有的维修员分身不暇，会派学徒冒签及盖印。每次做保养检查，维修员都要拿著一个标示其姓名、机电署注册编号、员工编号的印章，盖印再加签名，证明已进行工程。梁先生指出，“那个印章一人只可持有一个，但有的人会私下另外制作多几个印章叫人帮手盖印。”曾有同事委托他代为盖印冒签，遭他一口拒绝：“犯法的事我不会做。”

孔先生指出，种种原因令年轻人不愿入行，粗糙估计，他所在的公司有超过一半的维修员是50岁以上。连同去世的陈家儿在内，上文4位电梯维修工人都是年过50岁。每月动辄工作3、400个小时，再加上人口老化，电梯维修从业员的过劳问题令人担忧。

家属申索赔偿的四大难关

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执行长黄怡翎，从过去任职国会助理后到NGO共20年间，协助多宗怀疑过劳死个案的家属进行认定，争取赔偿，著有《过劳之岛：台湾职场过劳实录与对策》一书。

黄怡翎了解到陈家儿的个案后，认为他的情况大致上符合台湾的过劳死认定标准：“我们这边，工人病发前半年的任意一个月平均工作时间达256小时就已经算是过劳了，他还是平均每月工作350小时以上。看到这样的个案我很惊讶，他们为什么需值班这么长时间？这种工作模式应该要限制，我们连保全都不可以这样做，只有医师才会24小时轮班。”

对于雇主和保险公司通常以“工人是自身疾病病发，并非工作引致”的说法推卸赔偿责任，黄怡翎回应道，一个健康的心脏不会突然出事，一定是工人本身有些状况，但那些状况不会令人突然死亡。举例说，一个工人可能本身有疾病，但如果出现症状之后，按医生指引吃药与及正常作息，可以多活20年。可是当工人因为工作而无法正常作息，令病情恶化，身体越来越差，其病发还是应该视作由工作引起。

如果陈家儿的案件发生在台湾，家属就已经获得了基本的入场券，可将案件交由职业医学专家及劳动局去评估。可是，当事情发生在香港，家属只能自行追讨赔偿。

在现行的制度下，陈太在索偿路上面对著四大难题。首先，《雇员补偿条例》并没有将过劳死列入赔偿范畴。

环顾四周，台湾、日本、韩国都有法例保障，若确认工人因为工作过劳而引致自身疾病病发，可获赔偿。中国大陆的工伤保险条例亦有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将视同工伤。而香港《雇员补偿条例》并没有过劳死的部分，工伤个案的基础须为“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体受伤”，而自身疾病病发是否属于意外、与工作是否有关，须由家属举证证明，过往的法庭案例亦时有争议，败诉居多。

以台湾的《职业促发脑心血管疾病认定参考指引》为例，当中明确订立了目标疾病、有医学评估与鉴别诊断方面的指引、有具体的指标去评估工作负荷程度。当个案存在争议时，亦有政府内部机制处理，家属毋须立即诉诸法庭。

黄怡翎解释赔偿流程，一般疑似过劳死的个案，首先要收集工时与工作压力负荷的资料，让职业医学专家撰写评估报告书及诊断书，送到劳工保险局。如果出现争议，案主可以申请呈交到职业疾病鉴定委员会，委员会接到个案后会委托专家进行调查，再进行决议。

若第一次决议未通过，会就委员提出质疑部分再次继续进行调查及及收集资料，进行第二次决议。如此往复，经过三次决议仍未通过的话，劳保局会参考委员会意见决定保险给付的核发结果，若家属仍有异议，可再提出诉愿程序，若再失败则可上诉至法庭处理。

不过在香港，劳工处对疑似过劳死的个案并无裁决权。

陈家儿去世7个月后，陈太收到劳工处来信，由于雇主不同意，因此劳工处无法裁决个案。《雇员补偿条例》赋予劳工处的权力非常有限，在其他较典型的个案中，即使劳工处调查完认为个案很大可能是工伤，只要雇主不承认责任，劳工处便没有权限作进一步行动，案主只能入禀法庭索偿。

雇主星玛电梯公司呈交予劳工处的表格上特别写道，这并非工作相关的伤亡。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面包师傅曾锦林个案亦是面对同样结果。曾锦林于启德一间面包店工作，他是全店最早开工的，要赶及在早上6点出到第一批面饱。每天凌晨4点，他就要到面包工场，最晚做到晚上7时才下班，每天工作13至15小时，若想放假，要自行找替工。他的工作时间十分长，经常向太太和妈妈诉说工作辛苦。

2021年2月4日早晨，曾锦林被同事发现倒卧于面包工场，其时，他手里拿著制作面包的茄酱，芝士散落一地，焗炉里还有一盘已烤到焦黑的面包，可以想像，他是工作期间病发，倒下一段时间后才被发现。

曾太与陈太一样，都收到劳工处的来信表示无法裁决。不幸的是，由于面包店的雇主拒绝合作，曾太无法获取曾生的工作时间证明，在缺乏证据之下，只好放弃追讨。

由于没有过劳死赔偿制度，家属要自行举证，需要证明死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对病发的影响，同时亦需要医学证据的支持。

黄怡翎表示，在台湾，案主可以到医院挂号，找职业医学专家帮忙看解剖报告、工作资料等，以撰写评估报告书及诊断书，让家属在这基础之上作出追讨。

而在香港，公众并不容易接触到职业医学专家。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主席余德新医生说，香港的医学专科学院1993年开始提供职业医学专科培训，目前的职业医学医生绝大部分都在医管局或是劳工处就职。医管局的职业医学医生专门处理医管局内部员工的工伤和复康，服务不对公众开放。

而劳工处的医生有部份在职业健康诊所应诊，不过，这些医生不会为陈太这类案主撰写提交法庭的报告。如果家属想自行找职业医学专家写报告成立过劳案件，就要大海捞针式在坊间寻找为数不多的私人执业的职业医学医生。

走过上述三大难关后，若家属仍意志坚定，想继续追讨下去，就要面对法律诉讼的门槛。因为法律诉讼成本高昂，通常家属会先申请法律援助，法援的审查有两关，一是资产审查，二是案情审查。

后者很视乎申请人能否提供充足理据而定，专门支援工伤者及工业意外遗属的工业伤亡权益会，过去曾协助数十宗猝死个案的家属申请法援，能够获得法援支持的个案目前只有四宗，但最后都因为证据不够充份而无法继续获得法援资助。

假如要私人聘请律师继续法律行动，家属须面临支付庞大律师费的风险，当法援停止资助后，那两宗个案的家属，最后只得含泪中止诉讼。

在世界各地，过劳的概念与争议

过劳死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开始引起讨论。当时为二战之后，日本社会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发展，同时，勤奋的工人在工作场所猝死的情况也受到关注，日本开始将过劳死视为社会问题。1987年，日本政府将此前26年间累积的医学知识整理归纳，确认过劳与心脑血管病发的关系，并公告《有关脑血管疾病及缺血性心脏疾病等的认定基准》，让工作过劳受害者得以申索赔偿。后来，台湾及韩国亦有将心脑血管疾病纳入职业灾害的赔偿范围。

实际上，过劳问题不只出现在亚洲，也有欧洲国家以立法的方式阻止过劳情况出现，例如法国就在2017年立法“离线权”，让雇员下班后有权中断与工作相关的连系，保持身心平衡，后来，比利时、澳大利亚等亦仿效立法。

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在学术期刊《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每周工作55小时或以上的人，跟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人相比，中风风险高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则增加17%。世卫的公共卫生、气候变迁与环境部门主任 Maria Neira 博士明确表示：“每周工作55小时或以上会严重危害健康。”

香港多次获得全球过度劳累城市、工时最长的城市之称，根据香港统计处“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报告”，在2024年5至6月，香港有28.3万雇员每周工作56小时以上，5.2万人每周工时更达72小时以上。以世卫的标准，这28.3万雇员正受到过劳的危害，当中5万多人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劳工处接获雇员在工作期间猝死的个案呈报，每年超过130宗，2022年更有160宗，似乎有上升趋势。

就著限制工作时间的问题，政府曾于在2013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由劳方、资方、政府三方代表共同收集民间意见以讨论立法的可行性，完成首轮咨询工作后，劳资分歧严重，资方强烈反对立法，劳方代表于2016年退出委员会。到了2017年，缺乏劳方代表的委员会达成共识，并没有建议立法规定标准工时，仅建议以合约订明工作时间，被坊间批评为货不对办。

为了回应民间要求立法赔偿过劳死的呼声，2017年劳工处委托职安局进行的《工作间死亡个案与工作情况关系的研究》，对200宗工作期间心脑血管病死亡的个案进行调查。

2021年，劳工处在立法会中披露研究报告。职安局指，没有单一因素是造成这些工作间心脑血管病死亡个案的唯一原因，劳工处则表示，这些个案的心脑血管病发是由多种风险因素引起，包括死者本身的病史、个人生活习惯等，结论是，“他们的心脑血管病很大程度可能归因于其潜在病理变化的自然发展”。劳工处仅表示，日后会努力推广职场健康文化，并无谈论任何关于立法的问题。

当时，众多劳工团体对报告表示失望。工业伤亡权益会指出，报告内容并没有否认工作因素与个人因素都会促成雇员的死亡，即使雇员本身有相关病史或健康问题，劳工处仍然可以进一步研究，长时间、高压工作对于雇员病发猝死的影响，至少可以参照台湾的指引，对工作因素在病发中所占的比重进行评估。

可是，发表报告过后，劳工处再没有就过劳议题作进一步行动，过劳死立法变得更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