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狗，学者）
在一个关于“什么让你觉得祖国强大了”的知乎问题下面，有一个2023年的答案曾经这样写道（该答案现已删除）：
以前：
鹰酱：兔子，你船上有违禁物品，我说你有你就有，我现在就要派人上去搜查。
兔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忍。
现在：
鹰酱：兔子，我怀疑你这船上有违禁物品。
兔子：你说得对，还真有，鹰酱我劝你少管闲事，否则去你西海岸放烟花，你也不想看到阿拉伯沙漠和西伯利亚高原长出数不胜数的无人机和防空导弹吧。
“鹰酱”和“兔子”来自民族主义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分别指代美国和中国。这里对于当下中国外交和军事实力的想象，当然是夸大的（中国并不能号令俄罗斯和阿拉伯国家共同挑起世界大战），但却也代表了民族主义者关于“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的流行叙事。而这种“中国崛起”的想象，又与作为对照的“以前”分不开。
这里提到的“上船搜查”事件，指的大概是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当年7月，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所属集装箱货轮“银河号”，自天津出发驶往迪拜方向。在货轮出发后，美国政府称，有确凿证据证明该货轮将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美国随后派出军舰和直升机进行跟踪监视，并截停银河号。随后，在两国交涉下，美国放弃上船搜查，同意由第三方进行检查。最终，银河号接受了沙特人员的检查，并未发现化学武器材料。
该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一种看起来较为可靠的说法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导弹科学家华棣（此人在1999年在中国访问时被逮捕，并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他表示，根据自己的内部消息，银河号起初的货运清单上的确有化学品，而中国政府并不知情。在中国政府获知此消息后，就阻止了这批化学品装船。美国则在得到此情报后没有先行与中国交涉，而是直接公开问罪，试图羞辱中国，但最终反而让自己的情报部门难堪。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被当时和后来的很多中国民众视为中国外交和军事的失败，甚至成为一种“国耻”记忆。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九十年代充满了屈辱的回忆：除了银河号事件之外，中国还经历了申奥失败，台海危机，大使馆被炸，为了加入世贸组织而进行的谈判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屈辱的让步。
但同时，九十年代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加深的十年：八九之后的制裁被突破，改革重启，“与国际接轨”成为了新的时代口号，甚至在安全领域，中国也开始逐渐卷入各地区的纷争和冲突之中。实际上，中国在九十年代走出孤立的过程，也是后来民族主义“崛起”叙事必不可少的前提。正是由于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干预中东等地的国际事务，才让后世可能形成中国能让“阿拉伯沙漠长出防空导弹”的想象。
这些变化体现的，是中国在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战略的一种双向运动：在国际领域，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中国需要不断加深与世界的接触，需要向国际社会表达出“接轨”的愿望，让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相信中国愿意遵循已有的规则。但在国内，为了维护政权稳定、防止“自由演变”，中国不得不诉诸于激进的民族主义，渲染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同时让国内日渐民族主义的公众（以及第三世界的其他专制主义国家）相信，中国不需要遵循、甚至有意愿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
这一层矛盾，贯穿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并且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突破封锁：睦邻友好与第三世界外交
在八九后的年代里，中国的领导人和学者才开始意识到，建构一种新的主权理论有益于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意。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中国在九十年初期的首要任务，都是面对1989年的余波。国内的不稳定自不必说，在国际领域，中国政府派军队屠杀和平示威者的行为引起了西方国家道义上的愤怒。在六四事件发生后，美英法德等多国立即以严厉的措辞谴责了中国的行径。
随着谴责一同到来的是经济上的制裁。美国于6月5日中止了对华武器出口，并要求重新审核两国之间的各项协议。随后，美国还表示，将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上反对对中国发放新的贷款。欧盟各国和日本也宣布了对中国的各项制裁。其中，当时中国贸易的重要伙伴日本宣布，对中国的出口必须经过逐项审核之后才能放行，并冻结了一笔57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西方发达国家，在八十年代是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对象。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被以经济改革为主要目标的邓小平政府当作外交的首要任务。观摩学习和贸易洽谈，是中国领导人在八十年代外交出访的主要内容。因此，六四后西方国家给中国施加的制裁，不可谓不严重。
但中国领导人们这时也意识到，无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多么重要，它们毕竟不是国际政治的全部。在八十年代，中国为了经济发展，大致上放弃了对经济不那么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这些国家曾经是毛时代外交的主体，是曾经“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兄弟”国家。而在八九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急转直下，而东欧阵营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无法指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声援。于是，第三世界国家重新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线。
同时，中国也预判到，西方国家可能会将对中国的谴责交付联合国大会，甚至在国际组织里提出对中国的制裁方案。因此，争取非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就更显紧迫和重要。
或许可以称为巧合的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挑战西方政治道德准则的时刻。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里，无论是支持专制主义的霍布斯、代言自由主义的洛克、还是具有早期社会主义意味的卢梭，其主权思想都是基于个人将自身权利向国家的让渡，即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衍生出的一种推论是，人权是主权的基础，而这导向了二十世纪（以及当代）普遍认同的“人权高于主权”思想。但在二十世纪后期，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出现了对“主权”的新理念。这种理念被一些学者称为“防御性主权”（defensive sovereignty），近似于启蒙时代前的绝对主权观念，但其理论基础不是“君权神授”，而是“国家”的“生存权”，认为国家在面对安全威胁时必须强化对人口的控制。对于第三世界学者而言，对国家生存的威胁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宗主国对新生国家的持续干预。
对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这种“防御性”主权的理念显然比较熟悉，因为它已经被很多中国国家主义学者用来论证中国政权强制性权力的合法性。但中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国家，对该理论的采用实际上也相对较晚。在八十年代，中国出于毛时代“反霸权”话语的残存遗产，偶尔会在联合国等场合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观念表示赞同，但无论在政策还是学术层面，都并未认真讨论过这类理论。
只是在八九后的年代里，中国的领导人和学者才开始意识到，建构一种新的主权理论有益于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意。他们也预期，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冷眼相对时，这些本身早已对西方政治理论和道德优越感不满的国家可能会对中国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
九十年代初破冰外交的首要实施者，是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钱其琛在政治上主要的保护人是李鹏。钱其琛利用其与保守派的联系，让本来可能会受到李鹏反对的灵活外交政策在领导层中获得支持，并利用其丰富的外交手段促进国际社会对李鹏的接纳。
九十年代初破冰外交的首要实施者，是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钱其琛在政治上主要的保护人是李鹏。五十年代，钱其琛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李鹏曾任苏联的中国学联主席，而钱其琛则被委托照顾身为周恩来养子的李鹏。李鹏是八九民运主要的声讨对象和六四后国际（以及国内民众）敌意首要针对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钱其琛与李鹏一样是政治上的保守派。相反，钱其琛利用其与保守派的联系，让本来可能会受到李鹏反对的灵活外交政策在领导层中获得支持，并利用其丰富的外交手段促进国际社会对李鹏的接纳。
1989年的一份政治局决议宣布，中国将会继续与第三世界国家和“老朋友”的交往，并加大这一方面外交的力度。这一新的外交方针首先体现在了非洲。1989年7月，钱其琛出访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和莱索托，而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则出访了科特迪瓦、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加纳。在六月到十月的几个月里，非洲的多个国家陆续表示对中国“平息暴乱”的“理解”或“支持”，而中国外交官的出访在这其中功不可没。
1990年，钱其琛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埃及、阿联酋、苏丹、伊拉克、叙利亚、沙特和约旦。1991年，他又回到了非洲，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一系列对非洲和中东国家的访问后，钱其琛的外交终于也获得了部分欧洲国家的认可和同情。1991年，在非洲四国的访问后仅一个月，钱其琛从欧洲较为“边缘”的国家入手，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和马耳他（波保匈三国已于1990年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在六四事件仅仅过去一年半之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就成功回到了西欧外交之中。1992年初，李鹏以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名义来到美国，并与老布什总统举行了私人会谈。这进一步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外交封锁正逐步瓦解。
八九后中国外交所寻找的另一个突破口，是中国的邻国，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密切、同时又渴望与中国建立经济往来的日本和韩国。六四事件后，韩国决定暂停与中国的建交谈判。但这一中止并未持续多久。彼时的韩国与中国一样，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彼此都渴望更多的贸易交流。这次中止最终只是象征性的表示，并未让韩国放弃中国的经济利益。
1990年9月，亚运会在北京如期举行，并没有遭遇任何代表队抵制。亚运会代表了北京“向前看”的决心，也表明了亚洲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在亚运会后，中韩两国立刻同意互设贸易代表。随后的1991年，军委副主席、曾任六四戒严部队总指挥的刘华清访问首尔，这是中国首次有高级官员访问韩国。同一年，韩国和朝鲜一同加入联合国，而这一进展的背后正是中国的支持。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
钱其琛在其回忆录里提到，中国很快认识到日本是“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阵线中薄弱的一环”。这一预估被证明是准确的。日本的确愿意推动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正常化”，因为这样既可以与中国继续经贸往来，也可以通过让中国缓和态度而在西方国家面前交差。
1990年1月，国务委员邹家华受邀访问东京，日本成为参与制裁的国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国领导人访问的国家。在发出邀请之前，日方对北京表示，如果中国能够解除自1989年5月开始的戒严令，将会极大推动对外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于是，在邹家华到访日本的前一周，中国宣布戒严令解除，算是在西方国家面前还了日本一个人情。在1990年7月的G7峰会上，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宣布恢复对中国的贷款，成为第一个对中国解除制裁的国家。此时距离日本宣布制裁只过去了一年。1991年8月，海部俊树访问北京，其间中国表示愿意加入核不扩散条约。1992年4月，江泽民访日；10月，明仁天皇访华，成为第一个到访中国的日本天皇。
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正式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和解，这对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由于与美国彻底决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与日本的良好关系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技术和资金上的“备胎”。当然，中日关系显然存在巨大的隐患。在明仁访华期间，中国政府禁止了民间一切关于日本应向中国交付侵华战争赔偿款的言论。急于与日本恢复关系的中国也没有对明仁关于侵华战争的模糊言论和拒绝道歉的表态进行纠缠。不难理解，迫于这些历史问题上的压力，在2000年代到来后，日本曾在九十年代初给与中国的巨大帮助往往被宣传机器所抹去了。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让欧盟更加担心自己在中国的贸易会被取代。于是随着日本的破冰，没有了压力的欧洲各国也对中国巨大的商机表示了妥协。1990年10月，欧盟宣布取消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与中国的商贸和政治往来。1991年9月，前来商谈香港交接事宜的英国首相梅杰就成为了第一个在六四后访问北京的欧洲领导人，而其欢迎仪式举行的地点，正是在天安门广场。
海湾战争与中国的战略转向
九十年代初中国在中东的外交面临着一个微妙的平衡：中国既不想激怒美国，又需要与美国竞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还需要考虑一旦美国被激怒之后的后手措施。这一微妙的局面首先就体现在了海湾战争上。
柏林墙的倒塌发生于1989年，苏联解体发生于1991年。但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冷战结束真正的标志点，其实是1990年发生于中东的海湾战争。在冷战时期，苏联是伊拉克最重要的盟友。在1990年，苏联的态度，是决定中东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而当苏联在安理会上为授权武力打击伊拉克的678号决议投下赞成票的一刻，国际政坛的冷战格局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
在对安理会678号决议的投票表决中，中国投了弃权票，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投赞成票的国家。投弃权票是中国在安理会上的“常规操作”，但这次弃权票的意义却不同寻常。对中国而言，这张弃权票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积极干涉中东事务的开始。
中东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由来已久，但对中美而言，参与中东政治的历史其实都很短。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美国更倾向于通过英国和伊朗政府在中东的影响力确保石油安全，而非自己插手。直到伊朗政权更迭、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才开始对中东直接派遣部队进入中东。在八十年代初，中国曾热烈地支持美国海军进入波斯湾，认为这是对抗苏联区域霸权的有力举措。但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力减弱、中苏关系缓和，中国逐渐担心美国对中东国家的影响，但这一担心直到九十年代才变得急迫。
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在八十年代开始迅猛增长，但七十年代末渤海油田的发现，让邓小平政府一度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石油仍然可以自足。随着需求量指数增长，这一预期在九十年代初被证明是错误的。而相应的，就是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不需要大量中东石油时，中国认为其战略利益只是“坐山观虎斗”，让美国减少苏联对中东的控制；但在九十年代，不仅中国开始需要直接与中东打交道，并且二虎相争之中的一虎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美国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影响者。尤其是在六四之后的制裁之中，一旦中美彻底决裂，中国担心美国将会利用其对全球航路的控制切断中国的石油供给，此时中东到中国的陆路交通和管道运输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九十年代初中国在中东的外交面临着一个微妙的平衡：中国既不想激怒美国，又需要与美国竞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还需要考虑一旦美国被激怒之后的后手措施。这一微妙的局面首先就体现在了海湾战争上。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中国对伊拉克进行了谴责，但中国领导人也很明确地认为，美国会借助此机会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势力。李鹏在一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表示，美国干预伊拉克的状况是当前国际形势不平衡的表现，因为如果苏联愿意支持伊拉克，美国绝敢对伊拉克施压。这可以视为中国对美国干预表达的一种隐晦的不满。在这场冲突中，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不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科威特和伊拉克同为中国的贸易伙伴，但科威特的油田由科威特还是巴格达控制，则对中国无关紧要。但如果科威特成为美国的盟友，则会对中国的战略利益造成损害。但同时，正因为石油资源的重要性，中国也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触怒美国——一旦中国明确反对美国干预，必将对本就岌岌可危的两国关系造成巨大打击。何况中国也不会愿意得罪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此时站在美国一边的其他阿拉伯国家。
中国选择了稳妥的外交方案，以不反对美国干预换取其可以从美国换取的最大利益，尤其是取消六四后对中国的制裁。在海湾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宣传机器也并未批评美国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中国则在中东各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展开积极的“和平外交”。海湾战争虽然是为了打击首先入侵了科威特的萨达姆政权，但中国努力打造的话语将美国塑造为侵略性的、好战的霸权国家，而中国则被描绘为热爱和平、从不使用暴力的仁德之国。客观来说，中国在此时也的确采取了争取和平的外交行动。在联合国军对伊拉克开战前，中国接待了伊拉克副总理访华，并在会见中力劝其尽快从科威特撤出。
在九十年代的国际挑战之下，中国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在当时，即使在党内保守派的头脑中，也不是一条可行的路线。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段，国内的民族主义逐渐增长。
中国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其实也是基于对战争的一种预判，即美军的行动不会顺利，会遭到伊拉克的顽强抵抗，会让美国陷入越战一般的持久战泥潭之中。1991年1月的一份国务院文件中，中国政府指示宣传机器不要在战争开始阶段公开批评美国，因为等到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后，国际舆论自然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而到时中国就可以顺利地用反霸权主义的言论争取更多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的支持，并从美国对中东失败的控制中获得更多经济利益。
然而美国仅用了一个半月就逼迫伊拉克撤出了科威特，并给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和通讯指挥设施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国所展示的高科技战争手段给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中国领导层感到了焦虑，有些鹰派高层开始担心如果中美军事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不仅会进一步干涉台湾问题，也可能会在西藏进行颠覆活动。早就不满于邓小平早先削减军费的解放军高层趁机向邓小平和江泽民施压，在伊拉克停火后仅仅两周，中国就宣布了军费预算的大幅增长。而1991年底正式独立的俄罗斯很快就成为了中国首要的武器卖家，这也给日后的中俄同盟打下了基础。
中国在中东的一大外交重点是伊朗。而九十年代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也最能体现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平衡。伊朗于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九十年代，克林顿内阁将对伊朗的遏制（containment）列为官方政策，而为了遏制伊朗，美国多次请求中国的协助。因此，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同样面临着既要与美国竞争、又不能得罪美国的问题。
伊朗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一个稳定可靠的石油来源。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数量实际上非常有限，不仅八九十年代如此，今天也仍然如此（根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不到80万吨，是从沙特进口石油量的百分之一不到，是从美国进口石油量的十分之一）。但其他主要的石油出口国，除俄罗斯外，都非常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在中国所想象的中美决裂情境下，如果美国切断海上运输线路，中国能够得到的可靠的石油供给只能来自俄罗斯和伊朗。因此，与伊朗的良好关系就成为了中国必须准备的“后手”。
在六四事件后，伊朗政府对中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支持。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国也开始与伊朗频繁接触。1991年7月，李鹏访问伊朗，并相当直接地提出，中伊应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携手合作。然而，中国仍然在维持着平衡，不希望直接触怒美国（以及沙特等与伊朗敌对的中东国家）。当哈梅内伊提出建立中伊之间的军事联盟，共同将美国逐出海湾地区时，中方拒绝了这一请求。不到半年后，1992年1月，中国与伊朗的头号敌人以色列建交。
对于伊朗而言，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随着其他国家的关系日趋正常化，中国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减少了与伊朗的各项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97年，作为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一部分，中国低调地终止了对伊朗核项目的援助。中伊之间的高层往来在此后几年内中断，在2000年代才逐步恢复。
在九十年代的国际挑战之下，中国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在当时，即使在党内保守派的头脑中，也不是一条可行的路线。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段，国内的民族主义逐渐增长。民族主义情绪将会在未来成为左右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而在九十年代，中国的务实外交虽然并不以民族主义为转移，却实际上反哺了当时流行的“国耻”叙事。这种矛盾，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体现无疑。
中美矛盾与崛起的民族主义浪潮
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后，中国开始逐渐采取对抗的姿态。刘华清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必须向美国释放一个“清晰而有力的信号”，即中国不会允许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指中台关系）。
对中国而言十分幸运的是，六四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是对中国抱有好感且高度希望中美关系发展的老布什。尽管六四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制裁，然而随着中国破冰外交的逐步成功，美国很快也开始放宽制裁。事实上，早在1989年6月21日，老布什就给邓小平送去了一封亲笔信，重申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国随后邀请了多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包括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并向美国传递消息。1990年5月，老布什表示将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某种程度上，对华友好政策让老布什在1992年的大选中落于道德低地，成为影响大选的一个次要因素。
但对于任何与中国打交道的美国领导人而言，台湾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老布什亦然。1992年，在大选过程中，老布什为了拉拢希望对华强硬的共和党选民，宣布对台湾出售100架F-16战斗机。在公开宣布此决定之前，老布什派人向邓小平秘密告知了此事。此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看上去对中国更不友好，因为他强调人权问题，承诺会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其人权状况挂钩。邓小平命令中国军方和外交部做出了克制的回应，仅对此次军售表达了“强烈抗议”。但这在军方内部引起了不满，中央军委的一些鹰派人物希望进行更有威慑性的举动——这种想法将很快实现。
克林顿最终赢得了1992年的大选，并于1993年宣誓就职。本文开头提到的银河号事件正发生在克林顿刚刚上任、中国尚不清楚其底细和方向的时间点上。面对不确定性，中国仍然选择了低调处理。但1994年陈云去世后，邓小平逐步让出权力，而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后，中国开始逐渐采取对抗的姿态。刘华清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必须向美国释放一个“清晰而有力的信号”，即中国不会允许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指中台关系）。李登辉访美后，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大规模军演和导弹试射，而克林顿则试图向北京表明美国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向钱其琛递交了克林顿的信件，称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反对台湾独立。这让中国相信其恐吓战术已经奏效，并加大了演习力度。
1995年底，美国也认定中国的军事行动必须予以反制，以防止中方进一步行动造成与台湾的军事冲突。12月，美国航母尼米兹号在前往波斯湾途中经停台湾海峡，这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第一艘经过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但尼米兹号的行动相当低调，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公开其行程。显然，美国此时并不想将事态公开化。中国则于1996年3月在台海开始了新一轮的军演和导弹试射，这一次试射的位置更接近台湾本土3月，美国派遣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艘航母部署于台湾附近。
在对峙的气氛中，台湾总统大选于3月23日举行。无论美国如何，台湾民众显然对中国的威慑并不买账，李登辉顺利连任。而在此之后，中国很快开始与美国修复关系。4月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与美国对抗的做法，将对美外交的主导权从军方交还给外交部，钱其琛则开始筹划举行两国最高领导人峰会。停止对伊朗的核援助正是此时中国向美国示好的举措之一。
但在1996年，另一种趋势已经在中国悄然形成，台海危机实际上可以视为一个信号，预示着中国的务实理性的外交不会再持续太长时间。1989年后，中国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国际制裁，更来自国内的意识形态争论。自由主义者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与西方国家一样实现民主，而崛起的新左派则斥责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无法应对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名存实亡，虽然政府仍然打着马列旗号，但空洞的政治口号无法动员任何民众支持。作为对策，江泽民政府发起了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试图利用民族主义将人们再次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渲染中国自1839年鸦片战争以来所经受的帝国主义凌虐，又称“国耻”。这一历史叙事不仅关乎过去，也试图让受教育者相信，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中国遭受着来自外部的巨大敌意，而党和政府所受到的各种外部指责，都是由于外国势力的敌对情绪，而非因为中国的政策本身。而面对这种来自外界的敌意，党和政府是中国唯一可靠的保护者。只有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中国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攻击。
民族主义教育的第一个高潮，是1990-93年的北京申奥。北京的申奥项目开始于1990年，而在1993年国际奥委会将要宣布结果时，六四事件已经够过去四年，不再在普通市民心中萦绕不去，人们对主办奥运会的前景充满向往。但想必此时的北京市委和中央政府都知道，对国际社会而言，六四事件并不遥远，仅仅过去四年并不能够让奥委会毫无压力地将主办奥运的资格交给北京。在结果宣布前几个月，中国媒体开始大肆渲染美国等国家阻挠中国申奥的各类举动，试图让人们相信，北京为奥运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如果申奥失败，完全是因为西方国家的阴谋。（当然，对于北京市委而言，这种宣传既是给群众看的，也是给中央领导看的，为的是如果失败领导不会怪罪。）美国国会于这年7月通过了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将奥运主办权交给北京的提案，恰为这种宣传提供了极佳的养料。9月，悉尼获得主办权的结果宣布后，北京市民和学生立即计划前往美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游行，但被警察阻止。
九十年代的发展虽然进展卓著，却也暗潮涌动。它为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越发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姿态埋下了伏笔。
在骤然增多的民族主义和排外话语下，类似银河号的事件自然而然地被指责为软弱无能。既然共产党将其宣传为中国唯一的救星，抵抗帝国主义敌对势力唯一的希望，它也就必须满足人们的期待，展示出强硬的姿态。一旦不能，它本身也就成了民族主义的攻击对象。1996年，民族主义读物《中国可以说不》火遍大江南北，而书中多处体现出对中国政府务实外交的指责。台海危机中逐步升级的军演，既是军队鹰派人物在摆脱邓小平束缚后的肌肉展示，也是对国内民族主义浪潮的回应。
在九十年代后半段，中国领导层其实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危险。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中国领导人们首先想到的并非国际影响，而是国内稳定。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轰炸是美国试图在中国制造混乱的阴谋；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则更直接地表示，美国希望让中国的年轻人将他们对美国的怒火发泄到中国政府头上。
但或许是因为骑虎难下，或许是因为觉得民族主义的利用价值大于风险，中国没有压制民族主义的势头。克林顿政府第一时间就轰炸事件道歉，随后又以口头和书面形式重复了两次道歉，但江泽民拒绝接受他的道歉，也没有将克林顿道歉的消息告知媒体。随后的民间抗议活动中，中国政府积极配合，派出大巴接送示威学生，而非如1993年一样进入校园阻止示威。直到中国政府认为已经给美国释放了足够严厉的信号之后，才公布了克林顿的道歉信息，并叫停了抗议活动。
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对美（以及对日）外交展现出了剧烈的摇摆。一方面，中国持续从与美国的经济往来中获益，而其所刺激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合法性的另一来源来自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反对，这让中国必须经常做出与美国对抗的姿态。中国领导层内部也存在着大量分歧。鸽派认为只有与美国加深合作交流才能让中国进一步发展，而鹰派则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深信不疑。
九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就在这样的矛盾与摇摆中走过，但务实理性的外交是当时必要的妥协。而在美国一边，无论是老布什还是克林顿，终究还是秉持着接触外交（engagement）的原则与中国交往，试图和平地渡过冷战结束后的动荡。双方的审慎克制保证了区域和平，也让中国得以快速发展。
自尼克松访华后直到小布什上台，除里根外的所有美国总统都曾在某一时刻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1998年访华的克林顿是最后一个获此称号的美国总统。进入新世纪后，中美两方都会发生不可逆的转变。在美国，小布什和切尼代表的新保守主义上台，单边外交取代接触外交，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主旋律。而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势头再也无法逆转，并逐渐裹挟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在追求“大国外交”的路上，中国逐渐放弃之前谨慎低调、“韬光养晦”的原则，更加情绪化的“战狼外交”逐步浮现。
回头审视，九十年代的发展虽然进展卓著，却也暗潮涌动。它为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越发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姿态埋下了伏笔。如今，中国又一次面临关键的十字路口。Covid封国后的经济发展态势并不乐观，“大国”前景也受到挑战，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渡过难关，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不知如今的中国领导层，是否还有从历史中获取少许经验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