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端传媒早前刊出两篇关于2020-21年抗争退潮后，白罗斯媒体人在红线下挣扎的深度报道（请按此阅读上﹑下集）。记者在2020及2021年两度造访明斯克，除走访文字和摄影记者，也访问了在明斯克的前苏联工厦墙上画大型政治壁画的艺术家。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却不觉得做艺术必然缚手缚脚－－在白罗斯的街头，仍然有暗喻的空间。
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一书中提过，理论上极权政府愈强力镇压，从属的人就会愈自我压抑，而人在压力下会与自己的创造品分离。
但他强调，分离不等于信念改变。
当一班“异见者”越知道这些规限是甚么，就越懂得在规限下玩自己的一套游戏。斯科特提出“隐藏文本”的概念，指“异见者”在面对上层权力设限时，他们会巧妙避开、装作附和，从而寻得在底层下继续创造的空间，形成正统以外的“次文化”。
在白罗斯，这样的“次文化”体现在由公民社会累积的人脉里，一班有意欲改革街道面貌的艺术文化人。
街头既然主宰了城市的一种话语权，那么壁画（Mural）和街头涂鸦（Graffiti）的呈现，就在本质上有抗争意味。
住在首都的白罗斯青年喜欢夜蒲一条叫“十月街”的酒吧街，由苏联时代的旧工厂翻新成为一个囊括艺术廊、特色餐厅、美食车林立的小社区，前文化记者米娜（Mila）于 2016 年联同巴西和本地艺术家，为整条街上的工厦外墙画上壁画。
统筹、策划整个项目的米娜解释，为何于 2015 年向政府申请“巴西街节”这艺术项目会获通过审查，“要读懂的人自会读懂，无知的人就算再靠近细看，始终看不懂”。
现为自由身艺术策展人的米娜曾任文化记者十年，其后转行任职驻白罗斯巴西领事馆，从此引领她接触远在南美洲的巴西文化艺术，她自己亦开始绘画创作。这样的背景令米娜觉得“要传达信息不一定要用语言”，尤其她深明国家对媒体内容审查之紧。
靠以前记者工作累积的人脉，她将十月街的 15 间店铺连系起来，提议用壁画改革整条十月街，并邀请巴西艺术家前来创作。由写计划书到壁画成真，前后约花了一年时间。
米娜指，十月街的工厂大多属国有，街道两边尽是残缺不堪的苏式建筑。当她主动提出翻新计划，政府只要拨资金即可，项目又算是与巴西政府的“软外交”，由是项目十分顺利过关。
壁画图案暗藏可作政治诠释的符号。米娜没有为街上的壁画主题统一定调，她交由创作者先行创作他们心中觉得城市需要表达的。
有白罗斯同志朋友说过，尽管白罗斯肯定不是一个性别进步的国家，在街上不可能挂上代表同志友善的彩虹旗，但她在十月街上看见彩色壁画，周边聚脚的又是新一代自由开放的年轻人，令她觉得这里是全城唯一的同志友善空间。
Mila 的项目仍在进行中，十月街的壁画逐年增多，今行有幸访问最近完成一幅壁画的艺术家迪玛（Dima）。
官方艺术审查自迪玛开始创作的 2000 年初就存在，今年对每项大大小小街头项目的审查特别严格，他却说由起草图、与管理该工厦的负责单位商讨、通过审批、开工至完工整个过程都相当容易。负责单任邀请他创作回应白罗斯当前社会状况的作品。
“骤眼看，这只猴子的样貌相当搞笑”，迪玛说，“普通人”不会解读得出个所以然。他的想法是，“红白旗、红白色、那个民族图腾这些固然是一眼就看出代表白罗斯的元素”，却已被政府一搥定为带有政治意味，用这些元素的话，“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我自己也会置身险境”。红白旗是白罗斯人心中，曾经于沙俄瓦解后，于 1918 至 19 年短暂存在过的白罗斯人民共和国国旗，持盾挥剑的骑士代表“追求”，象征白罗斯人对自由的向往。
但这远远不是妥协，迪玛也不觉得官方设限妨碍了他自由创作。“这里的环境虽然是很不舒服、不利创作，但自由创作本身，与是否生活在极权体制下，我认为是不相关的。”
与极权国家“伪对立”的所谓自由西方，在没有国家设限下创造的艺术，普遍被认为最“忠于自我”，是完全出发自创作者云云，但迪玛一针见血地质疑，“这好像国王的新衣，无论你怎样说，事实就是人只看到国王身体”，怎能强求说有新衣──一件没有内涵的创作，不会因自由之名，就等于有艺术价值。就等于苏联以前也出产了伟大的文学艺术。
迪玛眼中最贴近艺术的价值，“取决在人去理解符号的能力”，他说。而作为一个忠于艺术的创作者，“自由创作对我来说，就是为你的艺术负责”，狠狠想清楚为甚么作画，有甚么信息想表达。
“艺术要求人必先思考才能理解，那种速食、易理解的表现 (presentation) 不是艺术。”所以他不认同不能画红白旗，就等于没有创作自由。“我不喜欢依赖表象意义，创作倾向象征派，喜欢创造符号”，他说。
问题在于观看的人有没有相当高的理解能力，去理解图像背后的隐喻。而他看白罗斯人民，他不认为“很多人准备好去理解符号”，因为“一种很根深的民族性在我们之中：为了自身安全，就宁愿无为”；换言之，迪玛不认为很多人会愿意“主动”去理解他人，更何况是艺术创作。
原创符号的终极意义，对他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向他人对话、提问”。当有人跟他说“欸，你这幅画有点意思，会不会危险”，他反而觉得遇到知音人，“我会觉得十分自在（comfortable）”。
迪玛形容自己是生活在白罗斯的“本地移民”，身在此但心不属。如果有天他移居别处，留下这幅壁画在人来人往的十月街，迪玛是觉得，“作品我完成了，它就不再是我的作品，它属于这里的人，‘我’的部分完了。”
「怪的人自然會懂。」
現代藝術大多與社會問題有關，不論是美學，尺寸，大小皆需要符合邏輯和群眾觀感。在此已有一個不自由的創作局限。如果要比喻的話，我認為現代藝術的作品就如短篇詩句，失去了如長篇小說般富有連續性的節奏。這是基於政治壓抑和公共社會價值觀的影響下，使創作者只能呈現出最完美的作品，也正正是這種完美的視覺享受掩蓋了色塊形象本質上自然抽象的含義。所以那三隻顏色不危險，危險的是自以為懂的人。
需要一定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才能理解的艺术被很多人批评为“不自由”。因为如果艺术不是普罗大众的话，就有了一定的门槛，那么就会失去其社会价值。一定要绕弯子才能搞懂的艺术，便不具社会意义了。早在19世纪的symbolism（象征主义）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Redon odilon画的恶之花就是象征主义其一）当时象征主义的艺术家就是一群知识分子，有很高的教育水平。所以他们的艺术有很多隐喻，需要一定门槛才能理解。我想白俄罗斯明斯克的街头涂鸦也是如此。其实不止白俄罗斯，在一个艺术被限制和禁止的国家，艺术家总是需要很多哲学概念和创造迷宫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而观众也需要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才能走出艺术家制造的迷宫，找到作品真正的意义。中国也越来越是如此，艺术的语言一年比一年隐晦艰深，其实和政府的审核有关。
對無能使用或了解符號、隱喻等技巧的人，還是可以說是沒有創作自由吧？如果說藝術性必須達到一定門檻才能算創作，總覺得對沒有資源做到這件事的人太苛刻。例如媒體的報導自由不是以「只能報導正確資訊」為標準，而是是否盡查證義務、具真實惡意等。
同意有自由不能賦予藝術作品價值，但戴著腳鐐跳舞應該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