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Cyberpunk大都会，“High-tech Low-life，但原来High-tech是他们，Low-life是我们，我们可能是这星球里营营役役的奴隶。”
十年前谈起陈可乐，想到的是他活跃于香港土地保育运动与性别运动，现在谈起陈可乐，想到的大概是奇服异色与非二元性别身份，他的Instagram上除了少数女装打扮，大部分都是打扮成外星人的形象－－
一身银色反光衣，头壳光滑圆浑，深蓝色上扬斜睥的眼眶，裸露的皮肤全部涂上银蓝色幻光颜料，黑色的随身斜挎包，一脸妖气。“外星人”是此刻可乐的身份认同，可乐说只要他能量高的时候就会作外星人打扮，“我跟大厦的垃圾婆聊天时也是这样穿，楼下保安都习惯了我这形象，也会打扮成外星人去永发茶餐厅吃饭。”
也是这身外星人打扮，出现在今年3月香港的Art Basel Hong Kong上，他在华美人流的艺术展现场构筑了一座银白色的“通往平行宇宙的太空站”，作为他的个展“Where are my people?”可乐在会展现场寻找匿藏在普通人中的“珍珠星人”，“进入太空站的人要做出外星人独有的打招呼手势。”。进入太空站则是一出参与式即兴剧场〈唯天之命〉：参与者通过抽取情境卡、提名、投票、抽签等环节，思考“当流落宇宙的珍珠星人重逢后，我们如何可以一同生活，怎样去面对我们彼此的差异？”多元宇宙里，可乐的外星族群珍珠人、普米人，职位如珠农、舵手、技工等一一上演。
“我们每日会分配各人不同工作，讨论太空站的去留，例如进入黑洞、去和珍珠星的敌人打仗，还是建立人工星体等让大家可以永续住下去。投票结果很多时候都不是可预料到的，所以我们面上惊吓的表情都是真的。” 可乐说，很多人入到Art Basel会场消费不起那些奢侈艺术品，但这个开放的即兴剧场可容不同的人享受和进入，观众看完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是在Art Basel里建立我的社群，有些活动参加者是旁边名店的店姐、协助游客出入闸的工作人员、其他参展人等等，我希望能在私密的空间与观众对谈，交流情感，达到一种隔世相逢的效果，从而响应Where are my people的概念。”
而所有这些，可乐称之为“虚无庞克”（Voidpunk）美学。
“当流落宇宙的珍珠星人重逢后，我们如何可以一同生活，怎样去面对我们彼此的差异？”
流离失所：人性深处的异星共鸣？
这一切的起源在哪里？
2014年雨伞革命后，有整整两年，可乐陷于抑郁状态，直到2017年在电影院看了法国科幻动作片《星际特工：千星之城》（Valérian et la Cité des mille planètes），电影讲述原本与世无争的珍珠星人，被人类战火摧毁家园，自此成为星际难民，要透过科技重建他们破碎的星球。
可乐深深被故事打动，如同在大银幕看到自己失散已久的族人。同年，可乐在香港逸东酒店的EATON HOUSE 驻场行动者计划中（Activist Residence），决定要建立一个围绕科技人而组织起来的外星人社群，透过学习科技去重建自己的家园，“我开始通过恒常化外星人妆，来具体展开这个外星人故事，并定义这个社群的起源故事。”
于是可乐开始用难民的心态去生活，是星际难民，也是实际意义上的难民。截至2024年中，在香港合法认证的难民超过一万五千人，而日常时候，不少难民都会随身携带紧急逃生包，把所有重要的钱财与身份证明紧紧揣在怀内。于是可乐身上的斜肩包也象征著逃生包，“睡在重庆大厦走廊的，一觉睡醒，会发现连鞋子也被人除下来偷走。”
人有人阿妈、妖有妖阿妈
“很记得当我以前看著维港两面的烟花时，我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这些烟花不是为我而放的。”
2024年5月Eaton House同志骄傲月的开幕电影，正是可乐创作的多媒体演出《汞母纪》。所谓人有人阿妈，妖有妖阿妈，这几年可乐屡屡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和母亲的关系，著力思考让彼此可以进入彼此生命，从而寻找一种真正的连结或理解。那一次《汞母纪》的演出也正是回溯自己如何成为当下的自己的过程。
“我的成长轨迹就是由原子化的异化变得开始在地的故事。我是中大哲学系毕业，大学时因社会运动而感觉跟社会植根、结连。这之前我就好像一个退底（照片去除背景）的人。我很记得以前看著维港两面烟花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这些烟花不是为我而放的。一是源于我家族的移民经验，二是我成长在一个很疏离的社区——横洲工业村，里面除了丁屋村屋，没有任何社会基建、社会服务，没有家庭服务，没有精神健康服务，我想我完全是一个生于社运的人。”
母亲的故事之于可乐是一片片的碎片，他或听过一些关于母亲的故事，但母亲从不会正面跟他述说，“我要好像侦探抽丝剥茧，了解自己的历史。”
少年时代，可乐妈妈曾在工厂做印务工作，随香港工厂北移内地，母亲也成为时代结构性失业的受害者之一。她去了商场做清洁工，这是可乐第一次觉得自己和母亲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我记得中一、二时，去千禧广场探望妈妈，去到商场后楼梯看到她在整理纸皮和杂物。我第一次有种异样感，发现我不认识她。从前作为家中的𡥧仔（小儿子），无论怎样也觉得无忧无虑的，但那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家庭背景，明白了自己的无忧无虑是因为母亲在负重前行。”后来母亲患上思觉失调，时常幻想丈夫外遇，幻想亲戚要陷害她，“我爸爸很困扰，但他不知怎么处理，选择了逃避去同乡会打麻将、酗酒、麻醉自己，说到底就是不想处理、不懂而已。”
可乐也逃避。中学时的情绪低谷，他推诿是城市问题，“我住在天水围（被视为香港较偏远区域），被称为‘悲情城市’，整天都有学生自杀。”大学时他从家庭逃避到社会运动，逃避到爱欲的世界。
精神病家族的去污名化
“去到一个尽头，发现身体可以告知我的东西差不多了，我就要通过更多的东西去面对自己，追索我的生命源头。”
那是2010年，香港社会运动最纷繁多彩的时刻，那阵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最后的灿烂，反高铁运动如火如荼，可乐时常在前线行动，母亲只能从电视上看到他，却又不理解儿子的行动。“我不想多费唇舌跟她解释，母子间变得很疏离，加上当时我很享受自己海阔天空，急于想打出自己的一片天，有种自我放逐的状态。”
到了二十多岁，运动的退潮处，他便不断与人做爱，说是为了去理解自己的爱欲，理解自己的身体可以被使用到什么程度，“然后去到一个尽头，发现身体可以告知我的东西差不多了，我就要通过更多的东西去面对自己，追索我的生命源头，例如一些我不想承认的文化传统 。”
草蛇灰线，生命的轨迹从来都有迹可寻，只是人往往要到走投无路才开始去思考家庭与自我的关系。直到可乐患上抑郁症，开始不视母亲为他者，而是体会到母与子的生命，其实分享著同样的经历，“人有时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直至我在自己的伤残里见到母亲的伤残，才真正想知道自己是谁。”
病发时医院问可乐想要在小榄医院还是青山医院看精神科，他说：“当然是青山吧，青山这么驰名。人们时常用‘青山走犯’去侮辱其他人，我想克服这些污名。如果我可以拥抱到这个污名，或者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机会。”妈妈思觉失调时也是在青山就医，到可乐看病时，是母亲教他如何前往青山，反过来用自己的经历安慰他，“我觉得我选择去青山医院就医是勇敢的表现，证明我终于愿意去处理自身的困境，”他回过头来思考当年那个患病的母亲，“她会不会很愧疚自己因病不能够去养家，觉得自己很没用？”
好好感受抑郁
“现世正值政治挫败的时候，不如先治疗自己吧，治疗自己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治疗其他事的最好方法。”
不同年代的朋友似乎都有著这样的故事，与原生家庭的冲突、反叛的成长，回过头来又与自己和解。可乐是八十后青年，而八十后之前，香港有过火红年代的热血青年，往下更有 2019年黄蓝家庭两代对立，可乐常言他对近年港产片《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身同感受，这种家庭与自我的关系是老生常谈，“《汞母纪》的主题是酷儿家庭（queer family）和伤残（disability）， 用一个超级老土的说法就是人有人阿妈，妖有妖阿妈，我描述的就是一个‘妖阿妈’是怎样的。”
社运青年时常会说个人即政治，却时常避谈个人，只谈公共的他者，在运动中寻找苦主、对象、观众，然后把自己隐埋在某个位置。可乐曾通过《泵母纪》“第一次将镜头180度转向自己的内心”。而背后是他一路走来，从公共到自我的转变：
“从前我经常觉得我的生命是一个剧场，要承载很多人的故事。作为一个行动者经常要从公共和普遍性出发，很少想自己，因为‘自己’这件事好像很自私自大，但现在我会觉得，某种程度上之前的十年我可能是用社运去做逃避，是我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才将我的问题变成所有人的问题。现世正值政治挫败的时候，不如先治疗自己吧，治疗自己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治疗其他事的最好方法。”
有些人会把珍珠星球毁灭的故事当成是2019年的喻隐，但可乐截钉铁地说他所构建的故事在更早之前就开始，“我常觉得自己是姗姗来迟的，不能去代表一个经历过二战，或六七暴动，或大逃港的人，但我深信他们在我的故事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香港经历过2019年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共鸣，这是因为艺术的开放性使然。”关于星球的毁灭而引来的深刻的失落与无能为力，是可乐在他长年忧郁里所蒸馏，并且将之与人分享的，但归根究底跟许多不同的艺术作品一样，是由个人的经验中提取了集体的共呜。可乐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八十后社运青年的思考与挣扎，也是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现世社会里，对于人生的爬梳和重新的理解。
“我不能去代表一个经历过二战、六七暴动或大逃港的人，但我深信他们在我的故事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香港经历过2019年的人会有更强烈的共鸣，这是因为艺术的开放性使然。”
2017年开始，可乐决定以变装示人，对自己的实践画出一张概念图－－“我就是一个星球被毁的外星人，我要组织一个外星民族，透过学习科技重建星球，学习科技、coding等等，重建星球其实就是一个想像过程，我们想像理想中的社会会是怎样呢？”香港与许多其他大都会一样，散发著Cyberpunk的感觉，中环那些琳瑯满目的甲级写字大楼上的反光玻璃，假日深夜时空无一人的电车路与巨型天桥，“简直就是High-tech Low-life，我后来才意觉到，High-tech是他们，Low-life是我们，我们可能是这个星球里营营役役的奴隶。”
久别重逢：我们就在灾难的中间
“我刻意拿走‘希望’，‘希望’太励志也太危险了，我们根本未准备好走出来。”
到了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说我们曾经想像过的理想社会在此刻无法成真，可乐提出一个尖锐的发问，“若此心安处是吾家，但What if想像中理想的家从来都不存在呢？”若然我们从未到达过自由，从未到达过民主，从何而谈捍卫？“我会这样说，反过另一面来，就是与其想像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的东西，那不如就承认我们是没有，但在我们可以想像一个理想的心灵故乡，这本身也就是一种对未来的投射。”
人总是迷恋这样的一种故事的套路：绝处逢生、沙漠开花，可乐现在承认的是－－我们就在灾难的中间。
“如果理想社会现在是不能够成真的，我们觉得有很强大的失落感，那我们该用什么心态去自处呢？我想通过我自己体现一种抑郁与失落的状态，我作为一个长年躁郁症的患者，知道抑郁是最难被察觉，大家只能在漫长的失能里自怨自艾，或是走不出一个某一个历史的时空。我的观察就是现在很普遍的香港人都有这种状态，无论是去还是留的香港人，我也不相信吃、买、玩、睡是可以麻痺到的，可能很多人的创伤是深深埋藏著的，如果情感可以被麻痺世上就不需要抑郁药了。”
“甚至我是刻意不太乐观，我本身有拍过一些影片是关于重建星球成功，万物生长，但近这一年我思考这个题目时，我刻意拿走‘希望’，‘希望’太励志也太危险了，我们根本未准备好走出来。因为抑郁是一种内在的失能与障碍，要从抑郁里走出来，首先要与抑郁的群体或个人共震、同行，所以我认为把抑郁外化是重要的，这是我的策略。”
“当大家都经历完自己的创伤与流徙，都仿如隔世。一些朋友本来做记录片、影像等工作，但已不能再做了。从阴霾、创伤、失语中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作为外星人出现，大家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说到策略就有分成功与否，可以修正，他在个人行动实践中不断评估成效。可乐一身外星人打扮在街上派传单、坐地铁，出席朋友的聚会，去听讲座看放映会，“开始时我会想其他人会不会觉得我中二病，但我发现原来这种虚构性的故事，其实能与他人产生共呜的。”
“当大家都经历完自己的创伤与自己的流徙，绕了一大圈后都仿如隔世。一些本身志趣是记录片、影像工作等等的朋友，但已经不能再做了，从阴霾创伤这种失语的状态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作为外星人出现时，大家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咦陈可乐你已经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这时我们就可以谈更深入的内心的事情了。”
我的星球毁灭了：重建科技人社群
“我想把公民与科技透过外星人故事，作为寓言，帮我组织这个社群，令它有自己的使命感和身份。故事精髓在于既假亦真：我的星球因他人战争坏灭了，但我一直都没放弃过它，现在我尝试透过科技维系这个星球。”
成为外星人的这几年，可乐发现反而加深了他与现有同伴、朋友的关系，在整座城市经历劫后余生后，星际难民的意象让彼此间多了一重亲密感，“以前要很花唇舌去解释究竟这个行为艺术想表达什么，想达到什么目标，别人有很多误解，例如以为我是街头艺人或者cosplayer，但近年却是很容易与人产生一种直接的契合。”
从前可乐在社会运动的前线冲锋陷阵，出采访通告、接受访问，但却心虚并没有其他改变社会的技巧，他急于想破局，于是不停尝试新事物，他搞过天台农场，搞过“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城市凶案导赏团，而科技是他不擅长的领域。
几年前有关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风暴，让他警觉到原来网络舆论是可以通过数据公司在后面操纵而变得两极化，更直接影响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我不想被人操纵，虽然我不够改变演算法，但我希望我能大概了解科技是么一回事，不要将婴儿连脏水一起倒掉。”他把目光放在香港的开源工程师上， “既然我所选择的星球故事就是我要学习科技 ，不如就真的尝试一下。我读哲学、文化出身，希望我的存在能填补科技在人文方面的缺失，我和工程师一起办科技哲学读书会，想让科技人能看到如不带著人文主义的观点，科技进步可能同时复制了一些现有偏见以及社会不平等。这过程也需要磨合，但我感觉是比起以前纯粹跟社运群聚有了多一重的多元性。”
这次可乐想要建立的社群不似从前那样有现成隐性的群体，或者应该这样说，这次可乐要从头打入新的社群，他采用了“守株待兔”的方式，他先摸清有哪间咖啡店有IT人出没，就经常到那些咖啡室里喝咖啡，当听隔壁在说Coding时他坐过去搭讪，再邀请这些工程师一起开办课程，他甚至试过自荐去一个Web服务的公司做实习，学习如何越洋跟工程师开会沟通。虽然此刻他并没有成为一个科技人，但至少成为了一个可以与科技人沟通的人，几年间尝试过执行创科基金的项目、和科技人员一同设计过法律服务搜寻应用程式“One Lawyer”。
“无论去还是留，香港人现在普遍有难被觉察的抑郁状态，我不相信吃、买、玩、睡可以麻痺到，很多人的创伤可能深深埋藏著。若情感能被麻痺，世上就不需抑郁药了。”
“我认为开放源码（open source）这个理念很好，我很想在公民协作上有所贡献，而香港本身也有开放源码的社群，我想做的是把公民与科技，透过外星人这个故事作为寓言故事，帮助我组织这个社群，令这社群有一种自己的使命感和身份。”社群中的人不一定都会一同变妆成外星人，但社团里的成员多多少少都对这个叙事有认同，“故事的精髓在于它既假亦真：我的星球因为其他人的战争坏灭了，这件事是叙事，但它同时是真的。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我的星球，现在我尝试透过建立科技维系这个星球。”
虚空庞克：神话与记忆
“屈原有Void Punk的特质，屈原的作品有强调表演唱说色彩，由巫师演绎。就像林夕一般，即使林夕变佚名，人们仍然会唱他的K歌。”
想像下一个深夜，一群科技人与外星人可乐，围在营火旁边，还有剧场朋友的外星人形体律动，画面既拟古又科幻。这两年可乐推动“虚空庞克”的概念，他在科技哲学读书组经常借用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技术与时间》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并非圣人，他是为了补救其弟艾比米修斯在分派潜力（Dunamneis）予没有成为不朽的生物时，因心不在焉而遗漏了人类的过错。
“艾比米修斯代表后见之明与忘记，而普罗米修斯代表先见之明与记忆，代表对未来的创造性和预见，他盗取智慧之火，让人类可以创造工具，从而在技术层面令集体记忆可以跨世代传承。”大毁灭后，人人都争夺记忆的话语权，但记忆有时会以艺术形式流传。正如人类因使用火而进化。相信自己是火神后裔的族群，创造出先秦的楚地文明。其中出现屈原自沉殉国，可乐却问：“彼时士大夫周游列国，屈原选择留守楚国并殉国而死，为何？”屈原〈橘颂〉中写自己“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就算不为楚顷襄王所用，亦绝不投靠他国，“楚国抵抗的是秦大一统野心，屈原是楚国抗秦的重要人物，他对本土的爱很大，有一种本土主义在其中。”
屈原死后，故事历经亡楚、焚书坑儒，火烧阿房宫等那么多次文化浩劫仍然流传，“屈原有Void Punk的特质，”Void Punk有著强烈的反乌托邦特色，通过艺术与叙事重塑边缘化群体的非人化经历，强调孤独、绝望与社会批判。屈原作品充满鬼神，时而自比香草蕙兰，《离骚》更描述他既不容于世亦不愿与恶花秽草同流，驾御神龙魂游穿梭于天地，“我是在这层面与屈原连结，其作品本质是vocal performance，《九歌》带有强调表演唱说色彩，由巫师演绎。就像林夕一般，即使林夕变成佚名，但人们仍然会唱他的K歌，所以他可以流传这么久。”
性别流动与多元：是给所有人的礼物
“我要做的是在一个看似严密无缝的地方，划出一个异域，让自己栖身其中，我认为这是所有LGBT群体都需要面对的。”
可乐和那些与时相违者站在同一旗帜下，因为他也同样挣扎于这世界的二元分立，“ I must be ready for a world that is not ready for me”他在《汞母纪》开篇这样说，“这个世界以性别二元分割，以性别直男为主导，”可乐曾挣扎于自已的性别身份，“我很抗拒做生理性男性（Biological Man），店舖里的人叫我先生我会觉得很不自在。”
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他没有止息过思考，从努力尝试成为一个男人到拥抱同志身份，再与跨性别同行，可乐形容他选择做女性主义者，“当你理解父权主义这么顽强不息、难以拆解，看似大家过得很好，是因城市底下混了许多被压迫者。而当你知道真相后，有些人会安于现状，也有人选择出走，不再参与这个压迫的体制。我也离开了这个牢笼，找到一片大草原，自由自在探索自己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是因女性主义的先驱踏平了一条性别平等的路，令到我可以更快理解自己经历的是甚么，去走很多女人已经走过的路，令到我这一开始以为自己是男人的人，都有一个更多元的选择。”
虽然可乐时会以女装示人，但他很清晰表达并非想成为社会定义下的“女人”或“跨性别女性”，穿著女装也是一种性别策略，“我以前从不觉得自己会站在跨性别旗帜下，以前我是用自由主义角度觉得要扶持弱势、包容跨性别，”直到他在自己的社群里遇到恐跨言论，“有些朋友抱怨因政治正确，跨性别人士要求他人用‘they’‘them’为代名词，他们就说：‘为什么不是跨性别用死物“它”，应该用“it”’，我听了很生气，之后做了很多事去尝试多元化自己的社群，包括挂彩虹旗在这里。”自此他在自己社群多以女装出现，希望令让隐藏在深柜的同志能多一些安全感。
“我们之间当然有差异，但我也会为他们、为我们，大家一起去挡箭，去争取。甚至做直男门槛那么高，社会有那么多加诸的期望，其实我们LGBTQ 作为边缘群体的经验很值得你们参考。性别的流动与多元是给所有人的礼物。”
可乐问：“你有没有留意TERF或者是J.K. Rowling很少讲transpeople，他们会用什么字眼呢？就是transactivist，永远都是transactivist，对他们而言是跨性别行动家要推动他们的主张（agenda）。对于我们这些仅仅存在就会引起争议的人，每时每刻都要预备为自己辩护，因此我们被迫成为一个行动者。而我要做的是在一个看似严密无缝的地方，划出一个异域让自己栖身其中，我认为这是所有LGBT群体都需要面对的 。”
就像酷儿(Queer）沿于污名，对于死物“它”这个代名词，可乐亦尝试去颠覆其污名化，“ 既然我是外星人也可以，那为什么我不可以是任何性别呢？有时代名词是小事化大了，名从人愿，人家希望你怎样去解释它是一种邀请，邀请你来尊重我的意愿，有时候搞错了就是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因著性别流动而带来的非二元可能，让可乐有种性别愉悦感（ gender euphoria），“我就好像色盲的人突然间看到世上的各种颜色，社会仍然未完全进步，但是我在社群里看到改收的可能，这一切不单是通过读书得到顿悟，而是在社群里慢慢理解和互相扶持。我现在很享受站在跨性别旗帜下的团结（solidarity），我们之间当然会有差异，但是我也会为他们、为我们，大家一起去挡箭，去争取。甚至我会觉得，Dear straight people，请来告诉我你们的经历，让我们彼此认识，做直男的门槛那么高，社会有那么多加诸你们身上的期望，其实我们LGBTQ 作为边缘群体的经验很值得你们参考，性别的流动与多元是给所有人的礼物。”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