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本是高山》与争夺张桂梅：“党性”、“人性”与女权主义的较量

一部以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为主角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在中国大陆上映，并引起多重争议。舆论一波三折，从女权主义对影片性别意识的发难开始，宣传机器随之以电影艺术呈现的“人性”回击，最终在本轮风波站稳的，是对电影缺乏“党性”的批判。

张桂梅的形象是复杂的。她创办免费的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以一己之力对抗中国农村的“重男轻女”现象，同时要求她的学生独立自主，不能受婚姻和男人的欺骗，这一面十分符合女权主义叙事。

另一方面，她的事迹也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逻辑。她是中共党员，身患重病，却无私奉献，培养了1600名女大学生。她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获得共产党荣誉制度的最高奖励七一勋章。最近，她还被选为妇联副主席。

张桂梅的行事风格，很难让人说她不女权，但女权主义在今天已经不被中国官方欢迎。这使得她的形象充满张力。在舆论场上，这几年，民间的女权主义者用张桂梅来为自己背书，厌女的民粹主义者也用张桂梅来攻击女权主义（话术是张桂梅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真女权，西方的那套是“女拳”）。

《我本是高山》恰巧把张桂梅放在居中位置，试图给她的形象注入“人性”，却同时引发双方（女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不满，一边认为张桂梅女权主义的一面被淡化，一边认为张桂梅共产党员的一面被抹去。

使场面看起来错综复杂的是，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民粹，都在利用张桂梅的“党性”作为批判的武器。但真正作为党的喉舌的宣传部门，又在尝试用“人性”来涂抹早已不知所踪的“党性”。

拨云见日，这不过是一场虚张声势的讨论。正在发生的舆论风波，仍然是再直接不过的性别政治冲突，只是“党”的力量正在成为一击制胜的法宝，论战的多方，都戴上了“党”的面具。

失去“主义”之后，女权的攻防战

《我本是高山》的第一波差评来自看了点映的网民和影评人，她们主要批评电影创作者的性别意识太差。

比如在片子中设置酗酒的母亲作为反面角色，而现实原型恰恰相反，是酗酒的父亲。比如刻画一群贫困女孩进入县城高中后，开始逃学去网吧。批评者认为在现实中，酗酒、家暴的父亲远比母亲多，逃学、贪玩的也大多数是男孩。创作者把两者调换性别，既脱离底层生活经验，也是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无视。

再比如，把张桂梅创办女校的精神动力设置为去世的丈夫，也引发很多人的不满——公众号“萝严肃”就指出，这是一种对张桂梅的矮化，体现了创作者“女人啊还得有个男人依靠”的潜意识。

总之，来自女权主义视角的批评，认为这部由男性导演拍摄的电影犯了“男锅女背”、“女冠男戴”的错。

随后，电影编辑和中国的宣传机器下场发声，为本片辩护。自称“六公主”的CCTV电影频道发文，称批评声音“要么来自遥远的海外，要么是追逐流量蹭女性话题热度的营销号”，是“丧失良心的杂音”。换言之，“六公主”认为批评者是“境外势力”和“极端女权”。

CCTV电影频道因擅长利用排片发表观点而出名。比如2019年中美贸易战发生时，电影频道暂停播放美国电影，且连续几天播出“抗美”题材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等）。而当中美开始对话，它则临时插播美国飞行员和中国八路军的爱情故事《黄河绝恋》。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时，它播放日本袭击美国的电影《珍珠港》，此类“阴阳怪气”让它在民间颇有号召力，也获得“六公主”的称号。

“六公主”把对电影的批评笼统归结为“挑动性别对立”的杂音，这种自信来自这两年宣传机器对性别议题的全面压制。

这里的压制已经不只是对女权主义行动者的抓捕和污名化，而仅仅是指这两年发生的事情。比如2022年共青团扩大了“极端女权”的定义，明确了国家意志对女性的态度，以及2023年四川一个女生抓“地铁偷拍”反而被官媒带头全民网暴，这两个事件之后，在中国舆论场谈论性别意识本身已经是犯了“性别对立”的罪。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名正言顺的“女权主义”已经被中国官方定性为受境外势力支持后，没有政治诉求而仅仅是伸张女性权利的视角本身也变得危险。所以“六公主”熟练地给电影的批评者冠以“挑动性别对立”的帽子，的确是转守为攻的好办法，逼迫批评者自证：我不是挑动性别对立。

2020年，以疫情为主题的电视剧《最美逆行者》，因为渲染女性八卦、不讲理、不愿付出等刻板印象，同时把大量正面角色都设置为男性（与防疫一线多是女性的事实相悖）而在舆论场饱受批评，最终连民粹主义者都附和一起声讨片方。但这样的故事在2023年的现在不会再发生。

张桂梅，女权象征还是优秀党员？

尽管处境艰难，但女性视角既然打开，就难以被关上。这些年，舆论场对中国的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新闻报道性别意识缺失的批评仍然是越来越多。不谈主义，但可以谈问题。相关的争论也越发聚焦在具体事件上，借道民生问题，比如“高铁应不应该卖卫生巾”的举国争论。

而中国女性也发现，男性在反对高铁卖卫生巾这件事情上，竟然如此齐心协力和强词夺理。比如一个男性网民说：“要求在高铁上卖卫生巾，本质上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要求高铁在盈利项目里为部分群体提供亏本的公共服务的问题，它形似要求一种特权。”言论的错漏百出不值一驳，但这样的声音很代表舆论场上的男性意见。

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张桂梅的存在对普通女性发声是重要的。

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如果大部分的男性连高铁卖卫生巾这样不伤害男性权益的事情都要反对，他们怎么可能不对一所女子高中的存在感到愤怒？怎么可能不攻击张桂梅？

事实上，哪怕在张桂梅已经获得中共的七一勋章（这意味着任何对她的批评都是危险的）的今天，仍然有男性网民忍不住表达对她的不满。今年6月份，在百度“孙笑川吧”（一个厌女民粹主义者的聚集地），就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她的学校占用大量公共资源，但是只招女学生，男学生再困难再辍学也上不了。她的学校规模越大，男孩们就越受伤害”。

《我本是高山》舆论风波出现后，在有起底女权主义者历史的厌女民粹领袖“上帝之鹰”的微博下，他的粉丝评论：“没觉得她好到哪去，本身就是女拳”。还有人评论：“张桂梅和高山溪流那些话，已经成为女权仇男和性别优越理论的狗哨，其实她本人怎么样已经无关紧要”。

这样的言论和看法才是中国的男性观念水位。

但由于张桂梅是被党国以最高规格嘉奖的，所以她成为少有的不可被男性冒犯的女权象征。这使得通过张桂梅来伸张女性权利的视角，是在恶劣的舆论环境中少有的可以对抗厌女力量的方式。

张桂梅的存在是特殊的，是习近平在妇女大会要求广大妇女“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背景下，鼓励女性靠自己读书出人头地的她被选为妇联副主席。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传统上塑造的妇女模范。

所以，女性可以借张桂梅的事迹来说明“重男轻女”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存在，来说明受教育权和事业对女性的重要性，来说明婚姻和男人对女性的束缚。尤其当2020年张桂梅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的故事成为热点事件后，她成为普通中国女性反抗家庭的重要精神力量。

但这也意味着，女性视角的一方只能全盘接受张桂梅，而不能提出批评。

张桂梅给华坪女高定的校训是“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这样充满“当人上人”意味的校训，和她对“全职太太”的断然否定，实际上并不为所有的女权主义思想接受。

当有网民对词提出质疑时，就会被“上帝之鹰”这样的民粹领袖攻击为“张桂梅被打拳了”。

尽管厌女力量无法直接攻击张桂梅，但他们会争夺对张桂梅的诠释权。常见的策略是称张桂梅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这种说法散见于社交媒体。但分辨真女权和假女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女权”即“境外势力”的语境下，回应策略在这几天迅速统一为：张桂梅是共产党员，她做的事情，也不是“女权运动”，而是“妇女解放运动”。

“党性”在前，厌女在后

重新整理本次舆论风波的时间线。

女性视角对《我本是高山》提出批评之后。CCTV电影频道在一个节目中为电影辩护，它用“人物弧光”来解释“张桂梅以亡夫为精神支柱”的剧情：“任何一个人具有伟大的人性和大爱之前，都一定经历过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电影频道尝试用“人性”来回应“女权主义”的批评。对此，公众号“萝严肃”从技术层面的反驳十分到位：“这本身就说明创作者不知道怎么进展，不知道怎么给人物心理捋顺，就用内心戏煽情来填补”。

时评人宋志标也指出，这种以煽情来弥补人物塑造上的乏力的做法是主旋律电影的常见做法。“当电影制作方依据主旋律电影的模版，继续在张桂梅身上安插男女感情戏以增添其女性色彩，越是用力，越是南辕北辙。”

以上是一种还算正常的辩论。而现实是，当观众不买账电影频道的找补，持续批评后，微博官方以“煽动性别对立”的罪名封了一批账号。

接下来，舆论场对《我本是高山》的批评，最多的已经不是“男锅女背”，而是指责电影淡化了张桂梅的党员身份（比如没有戴党徽），指责电影把张桂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矮化成了小情小爱。

一个微博网民同时兼顾了性别议题、信仰议题和爱国议题，他说：“刻意突出丈夫，淡化信仰，不会是为了方便外国得奖吧？”所以宋志标用“粉红女权”指代电影的批评者，虽然失之简单，但对当下的舆论场光谱的概括有一定的准确性。

但值得重点分析的是，民粹主义力量趁机占据“政治高地”，从“女权”手中夺回对张桂梅的定义。

比如民粹领袖“子午侠士”就说：“他们只是想打造一个只有人性没有党性的张桂梅。张桂梅之所以能做出优异成绩，除了个人的不懈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她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党。”

他的逻辑继续延展，《我本是高山》的出品方海清是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为了在国际上拿奖，尽量淡化党的作用，尽量迎合西方视角和价值观，这是我们一些导演和编剧的通病”。

所以他虽然批判电影缺乏“党性”，但落点仍然是亲西方的女权分子，为了迎合西方，淡化党的作用。也就是说，论证的逻辑仍然是：女权在淡化党的存在。这使得虽然对《我本是高山》的批判已经成为舆论主流，但女性议题在其中的空间是少之又少，而张桂梅的形象也从某种女权象征，变成绝对的共产党员。

值得多提一笔的是，张桂梅身上的确有着“圣徒”一般的品质，她坚韧而执着。这使得如果一部电影能突出她身上的“神性”或“党性”（假设仍然存在这种东西），的确比用套路化的男女感情戏要更有力量。这也使得民粹主义者的立论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离奇。

但张桂梅的“神性”是独特的，对应的正是基本上完全缺乏这种品质的中国共产党员们。回看这些年主旋律电影的角色，或中国官方媒体上追捧的“外交部发言人”，会发现主旋律理解的优秀品质，是阴阳怪气、好勇斗狠、油腻自恋，而不是伟大的圣徒。所以CCTV电影频道才会在为《我本是高山》辩护时大谈“人物弧光”。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者们虽然在张桂梅事件中呼吁“党性”和伟光正的叙事，引用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阶级斗争”文艺观来批判电影片方，但这是一种哪怕在高度政治化的当下，也无法呼唤的意识形态遗产。一个龌龊的时代，不会因为保守而变得“高尚”。所以爱国作者李子旸借机重提毛泽东批判《武训传》，呼吁政治运动，也只是抄作业一般的攀附旧时代，并无回响。

这番舆论风波之后，留下的是一种新的反女权方法论，也是对以爱国为护身符的“粉红女权”的进一步打压：从共产党的历史和思想中寻找女权的思想资源，得到的是共产党，丢弃掉的是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