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9日，英国媒体BBC发布报道和新闻调查片，揭露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团伙绕过中国监管，网上售卖尾随、猥亵、性侵等偷拍视频，受害者大多为中国女性，拍摄地点也多为中国大陆。这一新闻在中国大陆各社交媒体得到大量转发，但仅在两天不到的时间里，#bbc卧底记者扒出经营偷拍视频团伙#的话题已经不能访问。
凑巧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则偷拍相关热点话题——#大叔被疑偷拍自证清白后仍遭女子曝光#——则在微博持续发酵，始终在微博热搜榜单中占有一席之地。截止到6月18日，该话题仍有30.1万阅读量，190家媒体参与。
一直以来，微博热搜一定程度上是舆论风向标之一。某一事件是否上热搜、在热搜榜单中的排名都被认为代表了公众注意力的分配和走向。同时，由于热搜榜单在很多时候又是可以人为干预的——来自当局的政治审查、来自平台的自我审查和引流偏好，或者热搜排位本身作为一种资源可以购买，这些人为干预的痕迹也不可避免被解读为社会中各种权力掌控者的意志信号。
两个热点话题的在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待遇，既有巧合成分，但也同样展现出长久以来中国大陆性别议题的结构性的特点——因性别而定的双重标准，对男性的错误大而化小，对女性的错误则抓住不放。地铁偷拍风波中，BBC近日曝光的偷拍产业链、过往出现过的偷拍案件、学校等机构对偷拍者的包庇都被作为背景事件提及，因为在女性和女性主义者那里，地铁女乘客的行为无法脱离这些背景去理解。更严重、更泛滥的问题是男性对女性的偷拍，还是女性对男性的诬告？这是她们想要质问，但不断被社会和男性回避的问题。
将争议的核心归纳为双重标准既不准确，也过于浅表。与以往大部分引发争议的性别热点问题不同，地铁偷拍风波中，男性群体是主要的控诉者，并以受害者视角加入争议，也会使用性别话语作为武器。这种角色和策略不易察觉的互换，既进一步加强了女性群体的愤怒，也同时表明，女性愤怒在一个高度厌女的性别权力结构中的力量有其限度，也不可避免为自己带来新的受限。
作为诬告犯的女性：从零开始的议程设置
地铁偷拍疑云的微博话题本身就已经将一场“争议”悄悄置换为一场“审判”，而这次置换进行得相当隐蔽和成功。
地铁偷拍疑云的微博话题本身就已经将一场“争议”悄悄置换为一场“审判”，而这次置换进行得相当隐蔽和成功。地铁上男性乘客手机中并未发现女乘客本人的照片，成为证明其无辜清白的最主要证据，但是其被质疑时的动作姿态、手机角度、手机中其他在地铁中拍摄的照片，也仍然不能完全让人相信偷拍绝不存在。男性乘客的儿子事后解释地铁照片是由于父亲平时不常搭乘地铁，所以拍摄来记录地铁场景的，这一单方面的回应也没有交叉验证的可能。总而言之，在网络围观者仅能依靠现场一些视频资料、非常有限的双方当事人和地铁工作人员的各自表述中，既不能百分百肯定男性乘客完全被误解，也不能百分百认定其存在偷拍行为。
但是显然，该话题在舆论传播中的爆点，却是女性乘客存在百分百的诬陷行为。央视网在6月12日发布公众号文章《“地铁偷拍”事件引争议，一切都应回归法治框架》中提出的规则框架内解决，也并非指解决偷拍与否的争议，而是指以包括法律和校规在内的规则，合理惩罚女性乘客。言下之意，已经认定女乘客通过网络宣泄私愤、“喊打喊杀”。学术期刊《探索与争鸣》杂志在6月17日的推送文章中提出，地铁偷拍风波的核心议题之一，是“网络时代侮辱、诽谤罪司法适用之争”。文中将地铁偷拍风波、武汉丧子母亲坠楼事件、江歌母女遭刘鑫侮辱诋毁系列案件并列为网络暴力典型案例。
在议程设置的过程中，网络围观者先入为主地认为这起事件中男性乘客已经自证清白，但是女性乘客仍不依不饶，将对方曝光在网络。因此，事件后续的发酵并不是“网络断案”，而是“网络审判”。回看女性当事人事发当日的微博，可以发现后续的话题走向已经忽略了很多细节。在女性乘客微博原文中，她表达的不满是“一个猥琐老头开始盯着我看，并且尝试拿出手机对着我，这时候我已经感觉他在偷拍我了”，她同时也在微博中确认“我意识到他应该没有拍什么”。最可能被解读为诬陷的表述是她微博最后的推测：“感觉这个猥琐老头不是第一次作案，如此娴熟的动作和大言不惭的表现”，构成最严重问题的则是她在附上的视频中没有遮挡男性乘客脸部，并在视频中直接标注了“偷拍者”。可以看到，舆论传播中完全以未给脸部打码的视频和女乘客最后一句推测为重点，而忽略了女性乘客愤怒在整个场景中的逐步累积。在当场视频和图片二次传播的过程中，男性乘客手机屏幕上地铁中其他女性的照片也被有意无意地弱化、掩盖。
男性的愤怒则更像是一种累积多年的爆发，在性别议题在公共讨论中越发占据重要位置，女性性别意识日益觉醒的大背景下，为一位无辜大叔的辩护则是一次对肆无忌惮的女权运动的反击和夺权。
在舆论空间将议题设置为“审判诬陷者”，女性乘客所在大学迅速表示“依规依纪”处理之后，女乘客事实上已经被失去了继续为自己解释和辩护的可能。但地铁偷拍疑云并未因当事人不再发声而彻底丧失热度。相反，在事件的关注者中，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都在尝试引申议题，而两个群体中的动员都不约而同地在依靠愤怒的力量。
女性的愤怒集中在偶然出现的受冤男性和普遍生活在偷拍镜头下的女性，在舆论中所获得的截然不同的同情和关切，这不仅仅包括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段的BBC曝光偷拍产业链话题被屏蔽，也包括在地铁事件后紧接着发生的两起大学生男扮女装浴室偷拍事件。两起校园偷拍案无论是事件本身，还是它们引发的舆论反应（尤其是男性群体中的反应），都和地铁事件形成一种微妙的讽刺。
另一方面，男性的愤怒则更像是一种累积多年的爆发，在性别议题在公共讨论中越发占据重要位置，女性性别意识日益觉醒的大背景下，为一位无辜大叔的辩护则是一次对肆无忌惮的女权运动的反击和夺权。虽然在之前历次反性骚扰、反家暴、反性别暴力的性别热点事件中，男性的评论多强调个体问题不应上升到男性群体，性别视角的分析是挑起男女对立，而个体的暴力和侵害行为要从个人品质，甚至阶级角度来解释，但在地铁偷拍风波中，因为议程已经成功把男性置入受害者的角色，男性对地铁女乘客的抨击是带有明显的性别视角的：女权，或者说“女拳”是诬陷的始作俑者，诬陷不仅仅是女乘客的个体行为，而是接受与实践女权理论的女性的普遍行为，她们共同将男性置于蒙冤的恐惧之中。
换言之，当公共舆论场域已经渐渐熟悉、开始理解女性在近几年中不断强调的结构性的概念，男性也同样开始尝试使用一套类似的话语体系，将诬陷塑造为一种结构性的性别问题。
并无新事：女性愤怒的回火
正视结构、建立机制的呼吁都预设了存在一个被共同目标或多或少凝聚在一起的、致力于解决某种问题的集体行动者，能够以“我们”的名义推动一些改变的发生。
当有限的个案细节难以给出地铁事件到底是偷拍未遂还是有意构陷时，评论者似乎只有转向结构性这一概念，才能让争论从一场无意义的网络骂战中脱离出来。
作者维舟在自己公众号发布文章，把问题的死结总结为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缺乏为女性安全提供有效保障机制的大环境中，女性不可避免出现的应激反应。而一味重复简单的“不得诬告”的道德原则，则没有正视这种应激反应，女性的不安全感只会在一次次压制中不断强化，但偷拍问题反而无法制止，只是指控偷拍的难度变得更大。“要跳出这个循环，我们必须着眼于那个隐蔽的结构，正视女性的安全需求和权利诉求，并建立一个解决纠纷的正式机制” 。
可是，谁是这里的“我们”？何为“正视”？这样的“正式机制”又应当是怎样的？这些疑问或许会被理解为对某种政策建议可行性的质疑，从而显得对作者过于刻薄和苛求。但实际上，即使暂且不奢求一个具有可行性的行动方案来最大可能避免地铁等公共空间的偷拍误会，正视结构、建立机制的呼吁都预设了存在一个被共同目标或多或少凝聚在一起的、致力于解决某种问题的集体行动者，能够以“我们”的名义推动一些改变的发生。问题的死结不是正式机制的缺乏，而是这样的集体行动者在当下的社会与舆论环境中并不存在。
以女性的愤怒和男性的愤怒作为线索去理解地铁偷拍疑云，更会发现这样的集体行动者难以形成。两种愤怒基于不同的“事实”、不同的叙事、不同的生活经验，也指向不同的诉求。
对女性而言，地铁中的凝视、男性乘客手机角度和手机照片中出现的其他女性影像已经足够令人愤怒，但对男性而言，没有控诉者本人的照片就意味着清白。甚至偷拍这个概念本身也在不同性别那里有不同的定义：对女性而言，未经允许的拍摄就存在嫌疑。对准自身的手机摄像头和令人不适的凝视，就已经构成冒犯。
这近乎是对性骚扰受害者有罪论的一种荒诞逆练：遭遇性骚扰是因为女性着装不够得体保守；在地铁风波中，被拍摄的女性衣着不性感不暴露，则恰恰证明了被指控者的无辜。
而对男性来说，甚至在地铁风波相关评论下，某网友抖机灵地声称：“有个方法，男性拿假手机就上街假装偷拍女生。等女的上来问，就重拳出击。反正拿的是假手机，总不能偷拍吧”，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和物化。在男性那里，不涉及私密身体部位的影像可以单纯视为一种日常情景拍摄（至少他们声称他们真诚地相信确实如此），甚至于被拍摄的女性穿着的是裤装和不暴露的长裙，也可以成为偷拍不成立的证据。这近乎是对性骚扰受害者有罪论的一种荒诞逆练：遭遇性骚扰是因为女性着装不够得体保守；在地铁风波中，被拍摄的女性衣着不性感不暴露，则恰恰证明了被指控者的无辜。
男性无法理解女性的生活经验已经是老生常谈，从对陌生人的防备、在密闭空间中的紧张、到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下的谨慎和不适，这都是男性生活中鲜少存在的元素。更不必说大多数男性也缺失理解女性生活经验的动机，甚至本不觉得二者的生活经验有何重要的不同。在付出诸多努力试图说服男性之后，女性也渐渐放弃说服策略，不再对男性共情和推动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抱有奢望。
女性的愤怒情绪被以男性为主的舆论要求在女权运动中克制收敛，或转化为更具有建设性的心理能量，如此才能对抗大众心中女性不够理性、歇斯底里的刻板印象。
愤怒长久以来被视为一种缺乏实际意义的情绪，虽然它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但是这种能量也常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女性的愤怒和女性非理性、情绪化、不讲道理、过度敏感等刻板印象重合，男性愤怒也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底层群体，如非自愿单身者的情绪专利。在这种对愤怒情绪的负面看法作用下，女性的愤怒情绪被以男性为主的舆论要求在女权运动中克制收敛，或转化为更具有建设性的心理能量，如此才能对抗大众心中女性不够理性、歇斯底里的刻板印象，有效和公众沟通说理，并树立女权理论启蒙下智慧、理智的新女性形象。
与此同时，男性的愤怒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带有阶级性的问题，其背后的假定是，大部分的“正常”的非底层男性仍然是不愤怒的，他们至多以一种平和的方式享受父权制带给男性的福利、对性别议题漠不关心。而这一假定，也恰好是对女性情绪化、不理性的刻板印象的镜像。
美国记者、作家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她的《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一书中，就试图破解这种对愤怒情绪的传统看法。特雷斯特既指出女性愤怒所蕴含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正面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她也提醒读者们关注女性的愤怒情绪如何在当代遭遇收编与回火。以她成长生活的美国为例，各类岗位、机会、资源向女性的开放正在编织一个精美的陷阱，塑造女性也可以成为“圈内人”并掌握权力的假象，让人们觉得性别歧视已经不再，平等时代只需要小修小补。女性已经不需要像那些疯狂、暴怒的女权前辈那样撞开为她们闭锁的门；当门开了，应当以更温和的方式表现诉求。这样的假象一边在限制当代女性表达愤怒，消解愤怒的合理性，一边又让男性群体产生巨大的被剥夺感，以至于从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团队收获了大量白人男性选民的支持，赢得胜利。
地铁男性乘客申诉喊冤的男性群体能够调用结构性的概念，恰恰证明了他们对女性长久以来的发声和行动并非无知无觉，只是由于男性的特权被不断挑战，巨大的被剥夺感促使他们转而学习女性使用的话语和概念，把地铁风波塑造成男性成为结构性诬陷的受害者。
尽管中美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异，但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特雷斯特提出的忠告同样适用此次地铁偷拍风波中。为地铁男性乘客申诉喊冤的男性群体能够调用结构性的概念，恰恰证明了他们对女性长久以来的发声和行动并非无知无觉，只是由于男性的特权被不断挑战，巨大的被剥夺感促使他们转而学习女性使用的话语和概念，把地铁风波塑造成男性成为结构性诬陷的受害者，实践一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报复。
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声浪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初期，也许确实经历过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女权主义将越来越多的女性唤醒并帮助她们联结起来，但由于对性别特权的挑战还不足够，女权运动被视为女性自己的“小打小闹”，也没有引起太多男性作为一个整体的“反扑”；然而在当下，女权社群内部，女性之间的彼此支持、互助的声浪更大，父权制度中的习俗、规则受到更广泛和有力的挑战，女性和女权行动者都不能忽略愤怒情绪在男性群体中的蔓延，这种情绪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非自愿单身群体、“孙吧人”等特殊群体的独有问题。
这当然不是说女性有义务回应和安抚男性的被剥夺感，但女性需要感知女权运动的处境和面临挑战的细微变化。在男性被剥夺感不断累积的当下，地铁偷拍风波不会是最后一场风波，仍有愤怒的女性会在舆论风暴中遭受不成比例的惩罚。男性与女性各自的愤怒又与严格的言论审查、不完备的法律机制、对网络暴力的纵容、平台的流量需求交织在一起，未来可供说理的空间只会越发狭小。“男女对立”曾经是网络空间中一种令人不悦的罪名，但在当下，它更像是一场双方坦然承认其存在，并想在其中获得胜利的一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