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作为“国家意志”的两种厌女观：“极端女权”大战共青团中央揭示了什么问题？

中国社交媒体发生的一起随机舆论事件，意外地成为国家意志对女性的一次摊牌，事件引发的声浪快速消退，却埋下了不可忽视的伏笔——在国家表现出明确的厌女态度后，普遍具备性别意识，却也普遍认同体制的一代年轻女性，将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事件起于4月2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帐号发了一条文案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的宣传微博，四张配图分别为中国军人跨过鸭绿江、98年抗洪士兵、汶川地震救灾军人、穿着防护服的医护工作者。这条微博当即引起不同角度的不满，有网民指出漏洞百出的“防疫”不配和长征相提并论，也有女性视角的批评者指出“共和国建设妇女从未缺席，宏大叙事却完美避开妇女”。这类有关女性贡献被抹煞的不满已经是中国舆论场的常见声音，尽管主流社会并未对此有所反思，官方通常也不会高调压制。共青团中央当天的回应是默默加上两张有女性形象的配图，以示理亏。

十天之后，4月12日，北京市党委宣传部下属的《北京晚报》突然发力，就此事发表评论：“岂任‘女拳’兴风作浪肆意播毒！挥舞大棒的假女权是时候该管管了。”《北京晚报》特地截图展示了兴风作浪的“女拳”言论：“图里居然一个女人都没有”，“女性呢”。实际上，这段时间舆论场的焦点是上海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共青团的微博下也有更显著的“反贼”评论，但《北京晚报》特地把回马枪指向“女权”，此事才令人错愕地进入公众视野。

在评论文章中，《北京晚报》为“极端女权”下了无所不包的定义：批评官方宏大叙事选用的历史图片中“女性占比太少”的人，因消防学院招收女性少了而喷“男女不平等”的人；骂“孩子随父姓”的人；宣扬“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的人；以“性别箴言”带货、卖课的人。换言之，《北京晚报》认为，不仅在政治代表权（仅仅是宣传层面）、就业机会、冠姓制度上要求性别平等是极端女权，甚至接纳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从属者”性别角色分配也是极端女权。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方微博也转发了《北京晚报》的文章，称男女平等不是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第二天，共青团中央也在微博重提此事，并作出定性：“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共青团截图的最“极端”言论，是一位网民说的“男的给我死”，而讨论串中的“发一下丰县”（指“丰县铁链女”事件），则被共青团中央打上马赛克。

“半边天”女权的幻灭

如果此前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女权主义共识”，这种女权主义在1980、1990年代生人中是更偏向自由主义的，而在2000年代生人中则更偏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北京晚报》和共青团中央发起的舆论攻击，可以看成2020年后中国舆论场短暂存在的，以不抹除女性奉献为主要内容、无关争取政治权利的“最低限度的女权主义共识”的破灭。

共识破灭的一端，是为体制猎巫的民粹意见领袖，终于达成沙文主义的自洽，把“爱国”和反女权合二为一。2020年中国官方制作的抗疫电视剧《最美逆行者》，因为“贬低女性在抗疫中的付出”而遭遇抵制，当时的民粹领袖上帝之鹰，试图将舆论的抵制蔑称为“惨遭拳击”，之后却被骂到道歉，转而将矛头转向这部电视剧的制作方和宣传部门。时隔两年，上帝之鹰对共青团中央对女权的出击欣喜若狂：“既然我团如此勇猛，那我也就再陪着入地狱一次，转起！”

另一端，则是大量爱国网民——一些评论者会称之为“粉红女权”对共青团的失望和愤怒。一位网民在共青团中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的微博下留言：“本来看到这篇的时候被感动到热泪盈眶，如今回头再看，竟然成了所谓的抨击女权入口，有点后悔我的眼泪了。”4月12日当天晚上，有90万名用户（女性网民居多）、相对和国家意志步伐一致的豆瓣生活组讨论的话题，也多是表达一种被抛弃感。有人表示不会再抵制辱华品牌如耐克，也不会再在苹果手机和华为手机中选择后者。也有人质问：“这早就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你们之后还是这么真情实感？”

与此同时，由共青团中央主持的微博话题“青年大学习”被愤怒的声音占领，该话题在深夜冲上微博热搜第一。青年大学习是共青团的思想教育宣传工程，要求学生定时观看视频和答题打卡，其宣传口号是“学习新思想 争做新青年”。在话题广场中，有网民批评共青团不够有“新思想”：“先把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学好吧。”也有人说：“我不理解，能说出这种话的是官媒是党发言人，我怕创始人们看到你这话都要气醒来打你，背叛誓言就算了，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的。”

类似的痛斥共青团中央背离人民、背离新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微博数不胜数。熟悉中国官方对女权行动者打压历史的人，可能会对这部分网民姗姗来迟的“失望”感到异常惊讶，但对于认同体制的“粉红女权”来说，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有性别平等的内容，这也反过来是她们认同体制的部分原因。于是，共青团事件才成为官方在性别问题上真正的站队时刻——毕竟在20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共青团中央的贺词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也没有用被广泛批评的“女神节”和“女生节”的说法，在糟糕的性别环境中反而还显得比较“进步”。

如果此前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女权主义共识”，这种女权主义在1980、1990年代生人中是更偏向自由主义的，而在2000年代生人中则更偏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年轻的女性网民，完全可以自洽地认为此前种种恶劣的性别事件，是学校领导、宣传系统、男人、被资本操纵的社交媒体平台的问题，即便是天怒人怨的“丰县事件”，也可能是江苏徐州被本地宗族势力渗透的官僚集团的问题，而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始终可以是不堪现状的解药。

换言之，从“妇女能顶半边天”、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甚至周恩来对待女同志的作风等共和国遗产中吸收进步能量的年轻女权主义者，是可以同时支持女权和体制的。但作为中共青年组织的共青团中央在性别问题上的图穷匕见，则算是“国家的态度”的一次摊牌，导致前述幻觉加速破灭。

国家的incel化和incel的国家化

可以粗暴地概括中国舆论场上的两股力量，一边是女性越来越强的性别意识，另一边是男性愈演愈烈的厌女情绪，二者构成中国舆论场上最激烈的冲突。

一个虎扑（主要为中国男性聚集的社交网站）网民发帖，称自己和女朋友在共青团事件上产生分歧，分手了。他的女朋友引用了一张对比图来表达自己对共青团中央的愤怒：“极端男权：家暴强奸杀人囚禁；极端女权：网络言论。”而这个男性网民当然支持共青团中央，他认为极端女权不应该骂“男的给我死”，他还批评网络上的极端女权“恨不得不认她爸”，至于他女朋友提到的性暴力，他则表示“别代表我，我没有家暴”。

这位女性强调的，是几乎所有女性都共享的一种经验，即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性暴力：强奸、家暴、偷拍、语言羞辱、男性凝视、新闻报道中对女性的忽视和污名、职场上的不公和压榨，甚至在食堂打饭也可能因为是女性而被给更少量的饭菜。对这种经验的讲述和反抗，是近几年中国女性在某种意义上的情感联盟，而按照《北京晚报》的定义（同时也是众多男性的想法），这是百分之百的极端女权。

可以粗暴地概括中国舆论场上的两股力量，一边是女性越来越强的性别意识，另一边是男性愈演愈烈的厌女情绪，二者构成中国舆论场上最激烈的冲突。《北京晚报》和共青团中央对“极端女权”的定义，则清楚地表示他们站在厌女情绪的一边，站在她们每天在微博“对线”的男性网民的一边。微博网民吕舒雁一语道破：“标题反对极端女拳，实则暗箱操作忽视女性正常诉求，否定全体女性。”

国家意志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激怒了女性网民，她们持续在微博上提醒共青团中央看看“极端男权”的各种仇恨言论——包括把女人杀光，把女人做成生育机器，以及层出不穷的杀妻、家暴的新闻。有网民对标共青团中央，建立了一个“极端男权已成网络毒瘤”的话题，该话题迅速被微博审查删除，而“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的话题则至今存在。审查制度的拉偏架，行为艺术般地说明了国家意志在女权和厌女之间的倾向。于是，在“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的微博话题广场中，几乎可以时刻看到普通女性网民的性别和政治出柜——拥抱“毒瘤”定位、不愿结婚、不愿生育，以此作为对“国家”的反抗。

整件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年轻的incel男性，毫无预兆地发泄自己的厌女情绪，并扣上“极端女权”的帽子。

事件演变至今，令旁观者吃惊的始终是《北京晚报》和共青团中央对极端女权的定义。他们攻击的极端女权，不是把父权制度和极权制度等同视之、在政治上被当局认为有颠覆性危险的女权主义，也不是强调不与男人结婚、不发生异性恋性行为的“6b4t”激进女权主义，而只是要求不抹煞女性对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女权主义，后者甚至不如脱口秀演员杨笠引发无数中国男性狂怒的“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来得激进。

整件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年轻的incel男性（非自愿单身者，通常极端厌恶女性，将自身的性生活缺失和两性关系的失败归咎于女性），毫无预兆地发泄自己的厌女情绪，并扣上“极端女权”的帽子。incel不在乎宏大叙事有没有放女人的照片，他们憎恨的是女人否定男人，以及女人“要价太高”。所以才能解释，为什么共青团微博的批评者提出了政治代表权的平等，《北京日报》炮轰的“极端女权”却有一部分是“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的父权观念。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女性网民把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微博的“皮下”（饭圈用语，指官方帐号的运营者），她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incel新媒体编辑的自作主张和借题发挥。

这一推测不无道理。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记录，2015年，18岁的山东爱国青年侯聚森在网上跟人吵架，后发展为线下约架，被殴打致头部和背部重伤，此案被当地警方定性为“约架”，并行政拘留了打架双方。侯聚森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组织网络宣传引导工作专题培训班的学员，事发后，山东共青团官方微博发文称“爱国青年被网络暴民群殴”，共青团中央微博也发文为爱国青年斗殴撑腰。

根据报道，当时和侯聚森一起的还有18岁的梁盛皓，他后来成为共青团中央QQ空间平台主编、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传播处新媒体编辑。显然，宣传阵地有意识地吸纳了这批在线上和线下都有暴力倾向的年轻男性，来参与舆论场话语权的争夺。

认为厌女情绪来自作为“皮下”的个人、不能代表组织的意志，当然是痴心错付。但也不能简单认为“皮下”只是在执行组织的指令，从而忽略了组织事实上也从这批年轻、好斗的incel身上吸收了养分。以共青团为例，它在2015年开始在舆论场发力，从高校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和饭圈一起出征，进驻b站，参与猎巫，在青年学生中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实际上也是共青团向网络喷子学习的过程。甚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都点名批评过政务新媒体“主观泄愤回怼网友”的情况，可见为了在舆论场上能勇于斗争，各个党政机构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进行了网络喷子化的自我改造。

饭圈女孩一度也是舆论斗争选中的中坚力量，但一则国家只是希望饭圈女孩崇拜作为“阿中哥哥”的自己而并不想成为饭圈女孩，二则“清朗行动”对饭圈的剿杀显然优先于“民气可用”的逻辑（实在也是一种厌女的不自觉），所以国家的网络喷子化，实质上就等同于国家的incel化。

于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北京日报》和共青团中央毫无必要地站稳了厌女立场，不仅把对国家高度认同、只是要求一点性别上的基本尊重的女性扫进极端女权的行列，还把向男人撒娇卖乖的女性也划为极端女权。国家意志一直是男性本位的，而行之有效的年轻化的宣传策略，正让它更靠近这个国家年轻男性的观念水位——一个“爹”正在不可避免地变为仇恨女性的incel。

“爱说教的爹”失去理论能力

不同于incel基于“得不到”的厌女心态，“子午侠士”代表了另一种厌女观念——父权制度对女人的蔑视。

既有国家意志对女权主义的多重错位理解在前，则愤怒的女性随后占领“青年大学习”、“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话题广场，持续批评共青团中央，也只会被理解为有组织的攻击。在肖美丽事件中扮演猎巫者角色，擅长把女权主义构陷为境外反华势力的民粹领袖“子午侠士”（也极擅长网暴，也被批评者称为“蛆”），评价占领“青年大学习”话题广场为“大肆攻击团中央和北京晚报，并剑指国家互联网管理部门”，并认为这是“自取灭亡”。他应和的是《北京晚报》评论文章的另一部分：“挥舞大棒的假女权是时候该管管了。”

不同于incel基于“得不到”的厌女心态，“子午侠士”代表了另一种厌女观念——父权制度对女人的蔑视。“子午侠士”曾被网民起底，是一名因“权色交易”而被开除的前警察，2017年开始和陕西网信办频繁互动，2020年被陕西网信办评为“正能量大V”。他对共青团事件的评论重点，在于女权分子竟然敢冲击国家机关，其中对权力的体认和渴望一目了然。

2021年12月，“子午侠士”人肉了一位职业身份是公务员的女性网友，将她在微博的女权言论（“远离娇妻”、“建议姐妹们都去打拳”、“厌女又渴女”）举报给她供职的政府机构。最终该机构发布通告，处罚了这位网友，要求她辞职。此事给“子午侠士”和他的拥趸带来极大的鼓舞，并形成了他们猎巫的方法论。

在共青团事件发生后，4月13日，“子午侠士”又盯上一位“公开发帖支持对北晚评论员胡某某进行人肉和网暴”的公务员，他表示已经通过三个渠道反映了，如果没有处理结果，将通过线上曝光和公开举报。

事实上，从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逮捕开始，中国官方就已经将女权主义看作境外反华势力的渗透，针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行动也从未停止。但剥除“女权主义”的名字之后，性别平等作为一种朴实的价值观，仍然难以在理论上被驳倒，过去几年间官方和民间不断尝试区分“真女权”和“假女权”、“真女权”和“田园女权”，到最后还是不得不面对日渐汹涌的女性意识。

到了今天，国家意志已经对“真假女权”的区分游戏失去兴趣，它也仍然能看见性别问题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

到了今天，国家意志已经对“真假女权”的区分游戏失去兴趣，它也仍然能看见性别问题引发的剧烈社会冲突。但它就像一个爹一样，你问他性别平等应不应该支持，他不耐烦地大手一挥：不要吵了，不要煽动性别对立。新浪微博CEO王高飞去年在微博透露，对女权内容和女权帐号的整治已经开始了，这也佐证了对待女权的治理思路变化。

2021年9月，《解放军报》报社旗下的新媒体帐号“钧正平”发表评论，称境外势力热衷于煽动性别对立、激化矛盾，攻击抹黑中国、撕裂中国社会。今年4月18日，《人民政协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报道中，湖北省荆州市人大代表李华成说，要“破解适龄人群不婚不育难题”，需要“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如‘独立女性’、‘丁克’等减少报道或不予报道”。

这两个例子的逻辑非常清楚，即女权主义、“独立女性”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境外势力借此撕裂中国社会，或这类思想无益于提高生育率。这是国家意志非常坚韧的“爱说教的爹”的一面，它表现出对女性诉求的彻底忽视，和完全缺乏理解的意愿，它根深蒂固地认为女性在想什么并不重要。所以愤怒的女性网民基于性别平等的观念而不满共青团中央拉偏架，但对“境外势力”的渗透深信不疑的体制则既看不清抛过来的问题，也给不出答案。

在国家安全几乎被官方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一切矛盾，词义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无论是《北京日报》这样的党的喉舌，还是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其理论能力都在大幅下降。他们热衷于使用“舆论战”、“认知作战”、“话语权”、“颜色革命”等舶来词语，并在民族主义议题上有效地建立起一套解释框架（虽然根基不稳，解释力过于依赖美国扮演“坏蛋”的角色），但在性别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则趋近于零，反而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口号——“妇女解放”、“男女都一样”、“铁姑娘”、“妇女能顶半边天”重新被年轻女性发掘出来，以同时支撑自己的爱国意识和女性意识。

换言之，国家意志对女权主义所蕴含的能量、对女性的不满有多大都缺乏认知。在女权运动者和#Metoo运动被打压殆尽后，用民族主义的解释框架来回应性别问题，是争取不到女性听众的。相比之下，女性正在从“妇女能顶半边天”、上野千鹤子、房思琪等思想资源中学习如何理解父权社会，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

日渐进步的女性群体，如何面对一个厌女的国家，正是共青团事件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