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逆行者》舆论翻车：当性别平等成为爱国网民的叛逆起点

中国抗疫电视剧《最美逆行者》9月17日开播，据官方说法，剧中七个故事均改编自真实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不过，这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慎海雄担任总出品人的电视剧一上线，就因“歧视女性、贬低女性在抗疫中的付出”而遭遇中国网民的全面恶评，豆瓣、知乎的评分一度低至2.1和0.6（满分10分），两家网站随后均关闭此剧评分。社交媒体上要求央视道歉、电视剧停播的声浪持续了整整一周。

以性别刻板印象歪曲抗疫事实是网民的最大不满。引发最多谴责的一段剧情是：武汉公交公司动员司机参与抗疫运输队，主动报名的均是男性司机，领导说“咱们这个报名的都是男同志，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呀？”，一名女性司机以要回家过年推托，最后才有另一名女性司机不太情愿地报名。对此，有网民找出3月份青岛402路公交车均为女性司机的新闻予以回击。

剧中不少片段（详见端圆桌）都明示或暗示抗疫前线主要为男性，女性医护人员或因家庭原因退居二线，或抗疫不够专业、热衷八卦。而现实是，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援助湖北的医务人员，女性占2/3。另有一些情节被指有意调转性别抹黑女性。比如一名要求护士打扫厕所的蛮横男性患者，在剧中也被换成中年女性。

随著央视对谴责声音的消极回应，以及《纽约时报》等外媒对事件的报导，舆论的重心也随之转移。曾经用于批判作家方方的“递刀论”被重新祭出，一个阴谋论也逐渐成型——央视和官方文化宣传部门是与西方里应外合的“内鬼”。风波中，一贯维护官方立场的意见领袖试图以“女拳”标签污名化批评声音，这一努力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到民意反扑，令这些意见领袖不得不倒戈批评《最美逆行者》。一种最低限度的女权主义，暂时成为政治光谱上各方的共识。

“递刀论”对准央视，主流网民的不规则政治脸谱

9月21日，《纽约时报》一篇关于这场舆论风波的报导被网民翻译为中文，在微博上被转发了3.2万次。这条微博写道：“人家不止说你淡化女性的贡献，说你性别歧视⋯⋯甚至把私货加入第五段，说你尽管控制住了疫情，但是仍然让更多人健康恶化，经济下行，影响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转发微博的网民意见非常一致——为央视出品的电视剧给境外反华势力递出刀子而痛心，甚至有人直言央视“举著红旗反红旗”。

“递刀子”的说法流行于今年5月前后。在中国宣传系统成功将疫情叙事扭转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有效抗击疫情”和“中国模式是世界救星”后，书写武汉前期瞒报疫情、要求问责湖北官员，并在海外出书的作家方方，遭到年轻网民的围攻，“递刀子”（向境外提供攻击中国的“素材”、“弹药”）正是她的罪名。尽管当时《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国家级媒体并没有就方方事件发表评论，但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等体制内人士均公开批评了方方。

更早一些，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年轻网民和官方媒体甚至结成了紧密的“战时”同盟关系，他们出征境外互联网，起底“港独”，发起“守护最好的阿中哥哥”舆论战，并获得央视等党媒的大力背书。

可以看出，在主权问题上（香港问题在中国舆论场被归类为主权问题），主流网民与官方保持了立场的绝对一致，在对当下国际关系的理解中，他们甚至比官方媒体的表述更加直接——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不佳，主要是因为境外势力、西方舆论不遗余力地诋毁中国。传统上，这一人群在政治光谱上被归类为“国家主义者”，有时也被称为“爱国者”或“五毛”；与他们相对的，则是“自由主义者”，常被称为“恨国党”或“公知”，二者有明确的立场分野。

但是，《最美逆行者》引发的民意反扑，让主流网民的政治脸谱超越了多年不变的二元对立，如今这一不规则形状的的面孔可以被更加具体地描绘。比如，大量曾经为国“出征”的网民愤怒不已：“想起我留学那些年在海外百般努力维护祖国形象，再看到这帮蠢货递出去的刀，心酸鼻酸，气得我发抖。”这种对官方媒体的愤怒，并非一种流行论调所指的“被铁拳砸醒”(指爱国者遭遇国家权力不公对待后醒悟），而是在表达异见的同时避免滑向“公知”。

除了政治上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之外，他们对言论自由也抱著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比如，在观察者网旗下风闻社区拥有个人专栏的微博博主@柠檬木聚糖，称央视向境外反动势力“递火箭筒”，这条微博被审查删除后，他愤而表示：“堵不住洋人的嘴，但可以堵我的啊。”

同时，也有不少网民表示，不理解这样一部电视剧是怎么被“强大”的审查制度审核通过的。他们对审查制度的期望（选出优质的文宣作品，传播中国的正面形象），某种程度上与实际运行的审查制度（筛选掉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是有冲突的。换言之，言论自由对于新一代主流网民来说，不再是“应然”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地过滤掉不“好”的，留下“好”的言论的问题。

这也引申出下一个现象，即主流网民和当局对“好”的认知差异。对愤怒的网民来说，一部抹杀女性抗疫功劳的主旋律电视剧，是不够“好”的，足以让境外势力嘲讽中国。而对官方媒体来说，这种思路太过陌生，“境外”大多数时候在他们的语境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可以任意挪用的。比如，在被舆论批评了几天后，《中国日报》仍然发布消息，称《最美逆行者》在海外多个平台同步播出，世界观众纷纷点赞。这种向上交差的通稿，并不需要如实反映“世界观众”的看法。

正如在央视微博的评论区（博主可以筛选），根据知微数据的统计，高频词为“真实、平凡、英雄、感动、普通人”，转发区（博主不可筛选）则是“费解、停播、疑问、瞎话、说谎”。这种显而易见的不一致，并不成为央视的困扰。

央视的旧方法，在年轻网民眼中，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央视递的刀子，要全中国吞下苦果”之类的说法随处可见。剧中的一个情节——一名公交车司机称呼解放军军官为“大军官”更是成为央视“有问题”的铁证，一条针对这一称呼的微博被转发了1.3万次，大部分网民认为，这是对民国军阀和日本皇军才有的称呼，央视“包藏祸心”、“敌在宣传部”的阴谋论广为流传。

可见，这场舆论风波所描绘出的主流网民政治脸谱，是忠于国家主权，认可“战狼”国际关系，对中国政治制度充满自信，对政治纯洁有倾向，对性别平等有要求，希望国家权力对言论和文化作品生产可以强干预、在文化宣传上积极作为的一群人。他们有别于传统的“公知”和“五毛”，是当下中国互联网的主力人群，认可的是由精英官僚实现的威权统治。

所以才能理解，为什么新疆第二波疫情封城，以及近期的高校封闭式管理，都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年轻网民的抗议和声援。那不再是关于“人权”而是关于“效用”的抗议，一旦有人朝“人权”的方向迈出步伐，立即被抗议者划清界线。

最低限度的女权主义共识

在一项关于是否应该取消该剧播出的民意调查中，超过10万人投了“有必要”（近11万人投票）。许多曾参与抗疫的女性工作者和家属，在微博上表达对该剧的愤怒。#最美逆行者诋毁抗疫女性#等微博话题迅速累积上百万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网民对此剧的最大的责难是“歪曲事实”，而央视的辩护方向也是强调此剧的“现实主义”。央视发布的剧评写道，这部剧不是“那些肆意拔高英雄的简单的标语口号式作品”，而是“对英雄事迹的如实反映”，“把常常飘浮在空中不接地气的英雄们又拉回到了坚实的地面”，换言之，那些性别刻板印象的片段，才是接地气的“事实”。

许多女性网民敏锐地指出，对事实的不同诠释，是关于话语权的争夺。“看看男性是怎么把握影视话语权，给女性泼污水。把抗疫的功劳都归到男性身上的。”“这件事再次证明，贡献不会自动带来权利。男权掌握话语权，抹煞女性的贡献，颠倒黑白是惯常操作。”

《最美逆行者》的导演郭靖宇，曾经编导过另一部电视剧《娘道》，剧中女主角拼命为丈夫生儿子的情节曾遭大批网民诟病，被质疑充斥男权思想和封建女性观念。对于日益回归保守家庭价值的中国当局来说，选择这样一个顺应主流价值观的导演拍抗疫剧顺理成章。官方主导的宣传系统，甚少将性别平等纳入考量，他们也没有察觉到，性别平等正在成为中国舆论场的基本共识。

因举报“精日”（精神日本人）分子而成名的民族主义博主@上帝之鹰-5zn 曾在9月18日于微博发布网民批评《最美逆行者》的截图，称该剧“惨遭拳击”。

“拳击”一词源于中国网民对女权主义者的蔑称——“女拳”。女权博主被称为“拳（权）师”，而被批评的男性，则是“惨遭拳击”。“蝻（男）人”和“女拳”之间的战争，是当下中国舆论场最大的撕裂之一。

不过，有官方撑腰的@上帝之鹰-5zn （2018年举报“精日”分子后遭网民人肉，其户籍信息被曝光，公安部刑侦局、共青团中央、环球网等官微事发后都为其发声）这次打了败仗。他被网民围攻后，不久便将微博删除，并发布道歉声明，称自己在审核读者投稿时出现失误，误以为截图中对《最美逆行者》提出批评的网民是无理取闹、别有用心的“拳师”，并转口批评该剧：“不仅是对一线抗疫志愿者的抹黑，也是对党组织的抹黑”。

9月19日至9月21日期间，@上帝之鹰-5zn共发布了七条批评《最美逆行者》的微博，内容包括：“纽时下场批《最美逆行者》了，宣传部门又给外媒递了一把刀。”“我们的宣传一直是渣。”

遭遇滑铁卢的还有胡锡进，在发展核弹和武统台湾议题上越来越激进，也越来越受主流网民认可的他，于9月21日参与了《最美逆行者》舆论的评论，称情节“的确有不妥和可商榷之处”，可能是主创人员不了解目前女权议题拥有的巨大舆论动员能力所致，但网民要避免“上纲上线”、用“政治正确”打压文艺创作，呼吁大众给予媒体更大的容错空间。

胡锡进的发言同样不被网民所容忍：“胡锡进给《最美逆行者》洗白的话套用在方方身上，方方都能给他洗白了。”随后，他也删除了微博原文。

最早发声谴责《最美逆行者》的，除了传统的“公知”博主，多是动漫、电影、科技等领域的博主，直到此刻，民族主义博主、军事博主等男性受众为主的博主，也意识到风向的不可逆转，开始谴责电视剧制作方。一种超越“女拳”和“蝻人”撕裂的、最低限度的女权主义（其内容是不抹灭女性成绩），成为政治光谱上不同立场持有者的共识。

事实上，这一共识的形成有清晰的演进脉络。今年2月份，一段甘肃女医护在出发援助湖北前集体剃头的视频同样引发舆论海啸，网民对挪用女性身体进行抗疫宣传所折射出的保守父权价值观表示出强烈反感，这种反感情绪在随后共青团中央推出“江山娇”虚拟偶像时达到顶峰，网民接力发问“江山娇你来月经吗？”“江山娇，你三十岁之前一定要嫁人吗？”“江山娇，当老师性骚扰你，你会被迫退学吗？”，以示对疫情期间卫生巾不被列为抗疫必需品，乃至更常态的性别不平等的抗议。

8月，“散装卫生巾”突然引发的关于月经贫困、卫生巾不纳入医保、卫生巾征收增值税的讨论，可以视为对前述议题的回响。性别平等议题逐渐往中国舆论场的中心靠拢，不再是“女权五姐妹”时期的小众议题。对离婚冷静期、职场性别歧视、家务分配等公共和私人事务的讨论，常常成为舆论热点。乃至于在大众文化中，对“直男自信”的公开嘲讽也已经收获大量支持者。

另一面，由2018年开始的中国#Metoo运动，也将长期作为潜规则的性别暴力放上台面，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撕裂，尽管关于#Metoo本身的意见仍在撕裂，但舆论对性暴力的整体容忍程度在下降。

须要注意，这一关于性别平等的共识，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亦即它的大部分支持者并不认为实现性别平等须要依附于更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实现。比如前述批评央视“递火箭筒”的一位微博网民，他曾表示“对于新中国相关历史，在党的观点和民间言论相冲突的情况下，主要参考党的观点”，认为只有打压香港经济地位、取消香港司法独立以及给香港教育“正本清源”，才能“让香港完全融入祖国怀抱”。自称“小粉红+女性平权主义者”的他把“爱国”和“女权”都纳为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原则。